作家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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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联正式创办机关刊物《牧笛》杂志，成为创作和宣传裕固族文学的重要窗口。这些成绩足以证明裕固族作家文学的空前进步。裕固族作家的质朴、热诚、执著和淡定集中了民族精神的优秀品性。在他们身上，很少看到都市的先锋“写作”卖弄技巧的花哨和个人化写作渲染欲望体验的俗气，他们是担得起人们的赞许和期盼的。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无愧于生活的时代，无愧于自己的民族。与裕固族作家文学创作的蓬勃局面和突出成绩相比，相关的理论批评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多是有关作家、作品的个案评论，质量参差不齐，数量较为有限。研究对象也多是获得普遍认可的作家。评论者则集中在少量关注民族文学研究的本族或异族学者、作家中。其中，钟进文的《祁连山的启迪———记裕固族青年诗人贺继新和他的诗歌创作》(《民族文学》1991年第6期)和张维国的《跋涉———记裕固族诗人乞根拉吾尔》(《民族团结》1991年第5期)是对裕固族作家文学的最早评论;杜秀英的《裕固族当代文学创作概述》(《甘肃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就建国后裕固族近40年的书面文学创作作了概述，第一次把当代裕固族作家以集中评论的方式推向外界;阿坚的《不甘心的怀念———谈贺中长诗》(《西藏文学》1994年第5期)则就贺中的长诗《世纪末纪事》作了富有感性和理性的赏读;钟进文的《寻根的人———裕固族诗人妥清德诗歌中的民族情结》(《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对妥清德的诗歌给予充分肯定;巴战龙的《铁穆尔的写作旨趣及其意义》(《阳关》2002年第4期)、柯英的《民族心灵史的激情抒写———浅谈裕固族青年作家铁穆尔的创作》(《飞天》2002年第2期)和王锐的《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诗性写作》(《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均对铁穆尔创作作了高度评价;著名作家叶梅的《玛尔简的天鹅琴声》(《文艺报》2008年4月17日)给予玛尔简创作热情洋溢的鼓励和厚望;白晓霞的《新世纪以来的裕固族小说———以达隆东智的小说创作为中心》(《甘肃文艺》2011年第1期)重点分析了达隆东智小说中所重视的文化问题，并对裕固族小说创作提出个人建议;王锐、宋云的《近三十年的裕固族作家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1期)就裕固族作家文学分诗歌、散文、小说创作三类作了整体概论。

近几年，裕固族作家文学研究已由过去的淡漠逐步升温为裕固族研究的热点。除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张掖市文联的持续关注与积极扶持外，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河西学院文学院及甘肃省内外其它高校的部分教师共同组成了一支充满生气的研究队伍，共同的学术兴趣和文化爱好使大家不约而同参与到裕固族文化建设和宣传的时代洪流中，力所能及推进裕固族文学的不断发展。2010年7月16－18日，“魅力肃南•裕固文学———中国裕固族文学创作与研究论坛”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召开。与会学者对近年来裕固族文学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今后裕固族文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此次论坛为裕固族作家和民族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并期望增进裕固族文学创作、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营建浓郁的学术氛围，进一步推动裕固族乃至中国各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必将对裕固族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意义。［1］在民族文学快速发展的今天，裕固族作家同样面临新的挑战和必需的突围。无论是作品数量、质量还是表现技巧均有待提升。作家艺术素养和创作水平也显得参差不齐。著名评论家李建军曾对第三代西部小说家写作中存在的局限和问题发表见解，“从整体上看，他们的作品虽然不乏新意和诗意，不乏朴实的情感和健康的道德内容，但是，缺乏境界扩大、思想成熟、技术圆练的优秀作品。更为严重的情况是，他们写到一定程度，一旦被社会认可，就不自觉地在已经形成的模式里进行复制性的写作，写出来的作品给人一种彼此雷同、似曾相识的印象。”［2］笔者认为裕固族作家的创作中有着的同样的不足。地域和民族特色是一柄双刃剑，虽体现了其创作中的优势，却同样限制了作家“向外看”的视界，容易形成一味“向内看”的写作惯性和适应性写作的自足，以及题材相对单一、表现手法不够丰富的缺憾，很难产生内外兼容、历史与现实并重的有气度和有力度的文学巨著。真正具备铁穆尔那样的民间体验、历史承担、精神追求、民族人格与艺术胸襟的作家、作品还极少。而到目前为止，长篇小说仍是裕固族作家文学的空白。如何写好，写得更深刻，更有内容，愈显“丰富”和“变化”，是对裕固族作家的一大考验。尤其是如何把本民族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有机渗透到他们的创作中去，“在变异中的民俗里创造新生活的人”［3］，更是今后着力的地方。作家一方面“要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不仅与自己的过去比较，还应该与自己的周围现实比较，即与先进民族或先进国家的优秀作品比较，在横的交叉点上寻找自己的优势，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完美的文学作品”［4］;另一方面“民族作家需要在民族本位、中国气派和世界胸怀的三位一体的空间架构中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有意识的建构。”“只有明白了这种有意识的文化身份建构，我们才能从狭隘的民族意识中走出来，吸纳全人类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走出一条民族文学创作真正的康庄大道。”［5］裕固族作家同样需要这种宏观的战略眼光和不断开拓的坚毅勇气，稳定队伍，潜心创作，唯如此，才不会被时代激流所淘汰，也才会使本族文学走得更远、更高。

裕固族文学研究更要积极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和加快人口较少民族全面发展的迫切需求，热切关注民族作家文学的创作。繁荣和发展裕固族作家文学，可以为本民族的文学消费群体提供更加丰盛的精神食粮。无论从作品本身、还是从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消费来看，裕固族作家文学已经具有了保护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建设文化生态环境的功能，“是裕固族文化复兴最重要的载体”［6］。经过几十年的辛勤耕耘，裕固族作家文学已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缺少全面的历史总结和深入的规律探寻，而对于作家在民族文化宣传与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未引起充分重视，裕固族与各民族之间的文学(化)交流仍相当被动。裕固族文学研究一方面要在单个作家作品的研究上仍需再下功夫。比如曾经在文学上取得显著成绩并为本族早期文学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却很少有定性评价而后日渐淡出文坛视阈的作家杜曼•纳姆加、白文林，以及在民族地区颇有影响而评论界尚缺少足够发掘的作家贺中。考虑把铁穆尔作为裕固族文学的品牌，通过多种宣传途径扩大其创作在国内的影响，继续深化其作品的研究，从而提升裕固族文学的创作意义与影响力。对一些尚未进入研究视野而创作潜力与个性突出的作家，如杜曼•扎斯达尔，应给予热心的关注。另一方面可进行整体研究，探讨其发展过程中的演进规律、思想意义、艺术特征和地位影响等基本问题，为裕固族作家文学的后继发展与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归纳总结应建立在对重点作家作品的细化分析上，既能发现单个作家的艺术个性，又要提炼出多个作家创作中的艺术共性，以点带面探讨裕固族作家文学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把文学的本质性和民族性，文化的独特性和互融性，艺术的守成和开放姿态相互吸纳贯通，史论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建构理论思考的空间。另外，应该考虑申办一本能在全国发行的以文艺作品和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兼具宣传功能的裕固族文化杂志，扩建一个内外对话、互相交流的文化平台。

虽然裕固族作家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但作家的写作思维和表达方式，作品中的民间习俗、文化细节、民族信仰等均体现出其独特性，因此，异族研究者阅读作品时产生的文化隔膜是不争的事实。为了尽量避免理解文本时的偏差，使论述更趋严谨合理，研究者一方面要认真阅读相关的作家作品，真正把作家、作品装到心里;一方面要多渠道了解裕固族的历史文化与宗教风俗，了解作家的创作姿态、创作理念和创作背景，深入到作家生活和作品中去，并尽可能多创造条件与作家互通心得，才可能做出适宜的判断。论述过程中，既能从文学本身出发寻找理论的根据，又要注重挖掘研究对象的多元文化价值和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突出影响;既能认识到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的演进与中华民族当代文学发展的同步性，又要体察其同步中的变化和特殊性;既能看到作家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借鉴，又要发现作家对现写作作技巧的探索与内化。同时，还应着眼于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艺术自觉和身份构建，坚持立论的高度和深度。西部大开发对民族文化生态构建的影响，也是论述中还需发掘的新空间。考虑把裕固族和其他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文学当作一个群体现象进行研究，提升研究的广度和层次，如钟进文的《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初探》(《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就是这方面开启理论先河的文章，还如李长中的《“重述历史”现象论———以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书写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等。另需加强与各高等院校和裕固族研究学者、作家的联系，不断拓宽信息渠道，畅通交流空间，扩大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在当代文学(化)界的影响，推动中华文学(化)多元一体化进程的实现。

作者：王锐单位：河西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