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思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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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娅•沃尔夫(1882—1941)首先肯定了女性文学有不同于男性文学的独特题材、语言、风格等,并努力寻求妇女自己的文学传统。她明确提出“双性同体”的思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1](120)。这种双性和谐合作是文学创作成功的重要保证。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同男性中心的单一批评标准相对抗,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一种最初尝试。再次,她对妇女创作的考察常常注意从她们的经济地位、社会阅历、文化教养等方面入手,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不仅广泛的生活经验之门对妇女关闭,而且法律和习俗也严格地限制了她们的感情生活,这是妇女创作难以发展的根本原因。她这一社会学批评,既抨击了男权中心社会对妇女创作的压制,又在方法论上直接启发了当代女权主义批评。

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的是西蒙•德•波娃(1908—1986)在1949年创作的《第二性》。该书主要讨论妇女的生存状况,她认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的‘女性’”[2](23)。这一论点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对后来全世界的女权运动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该书中,她从存在主义立场出发,严肃梳理了以往著名作家的作品文本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批评了男性作者的文学作品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表现。她的分析和批评对后起的女权批评提供了极好的范例。60年代后,出现了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这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大背景是法国和西欧的学生运动,以及美国的抗议越战的和平运动、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和公民权运动。这次女权运动已经超越了第一次女权运动争取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的范围和目标,逐步深入到就业、教育、福利和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并努力上升到对妇女的本质和文化构成的探讨。女权主义者们发现了被认为是主流文学的男性文学作品中存在有大量的性别歧视,因此,对之加以批判和清算,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一、理论的探索和发展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改造和吸收了在当代西方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和方法,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同时,也增强了它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性。譬如,一些女权文学批评家冲破了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方法,注意吸收被新批评所抛弃的作家生平资料,并重视进行社会学、文化学的分析,还注意了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这对她们洞察妇女自身的地位及女性文学与阶级、种族斗争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帮助。解构主义则为她们消解文学创作和作品中的男女二元对立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因此,肖瓦尔特说:“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它的另一个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3](8)。

20世纪英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其代表人物为凯特•米勒特;第二阶段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有卡普兰、莫尔斯、吉尔伯特、格巴和肖瓦尔特等人;第三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60年代末凯特•米勒特(1934-)的《性政治》的问世,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批评方式出现在文学批评的舞台上。它重点揭露在两性关系中,男性拼命维护父权制,控制和支配女性的政治策略和行为,主要集中剖析在D•H•劳伦斯、享利•米勒、诺曼•梅勒、让•热内四位作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性别权力关系,即大男子主义的性暴力和女性的受压迫、遭损害,并对四位男性作家的“阳物崇拜”态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凯特•米勒特首次引入了一种女性阅读的视角,即“我们第一次被要求作为女主人去阅读文学作品,而从前,我们,男人们,女人们和博士们,都总是作为男性去阅读文学作品”[4](50)的。

1975年,卡普兰发表了《现代英国小说中的女性意识》,该书以20世纪前半叶英国小说,主要是多罗茜•里查森、弗吉尼娅•沃尔夫等女性小说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并揭示了女性小说发展同20世纪第一个10年第一次女权运动高涨的内在联系。她认为,如果打破传统研究视角,从女性作家角度来审视,也许能对某些文学史现象做出全新的解释。艾伦•莫尔斯1976年出版的《文学妇女》,首次描述了女性文学写作的历史,分析指出18至20世纪的英、美、法女作家们形成了一种女性写作自己的传统。在她看来,进入20世纪后,女性写作的传统正日益壮大,影响也逐渐扩大。该书在批评方法上,突破了新批评把文本看作封闭系统的形式主义的框架,对女作家的生平、传记和个人情况十分重视。吉尔伯特与苏珊•格巴于1979年推出了她们的女权主义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该书深入地研究了西方19世纪以前的男性文学中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着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在她们看来,历来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天使还是恶魔,实际上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她不但批判了男权文化下被歪曲和压抑的女性形象,而且以一种新的女权视角重新阅读和阐释了19世纪一些著名女性作家的作品,这些观点对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起了重要作用。

肖瓦尔特于1977年出版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是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第二阶段的代表作之一,她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描述从勃朗特时代起到当今的英国小说中的女性传统”[5](11)。该书发掘了过去许多长期被湮没的英国女性创作资料,有力地展示了女性文学的持续不断的传统,被称为女权主义“划时代的著作”。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把女性文学传统看成一种“文学的亚文化群”[6](52),并根据亚文化的共性,将女性作家的创作分为女人气(1840—1880,模仿主流传统)、女权主义(1880—1920,反抗主流传统的价值、标准,争取自己独立价值与权利)和女性(1920年以来,摆脱依赖对立面而转向内心、自我发现)三个阶段,而对女性阶段的创作最为肯定。

肖瓦尔特于1991年出版的《姐妹们的选择:美国妇女写作的传统和变化》是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第三阶段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意识到以往女权主义批评所忽视的种族因素,从亚文化视角研究了美国女性创作中的各种主题、形象、文体、文化实践和历史选择,并广泛涉及女性哥特小说、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凯特•肖班的《觉醒》、爱丽斯•沃克的《紫色》等美国女性文学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高度赞扬美国女性创作产生了自己的文学。在《走向女性主义诗学》一书中,肖瓦尔特提出了建立新的、独立的女权主义批评的基本思路:“妇女批评的宗旨是为妇女的文学建构一个女性框架,发展基于女性体验研究的新模式,而不是改写男性的模式和理论”,要“摆脱男性文学”的束缚,不再“使妇女适应男性传统方法”,而要创建“女性文化的新的、蓬勃发展的世界”[7](139)。她还提出在方法论上把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与历史、人类学、心理学及社会学等领域的女权主义研究”结合起来,通过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来发展“女性亚文化”的研究,把女权主义批评上升到文化研究的新高度。综上所述,虽然在不同阶段的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代表人物的观点和见解各有差异,但她们都注重女性文学史的重建,都主张女性加强团结共同反抗父权中心文化的压抑。

二、文本的实践

随着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和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日益发展,英美女权主义文学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她们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渴望表达自己的心声,她们以自身特有的生活经历,反映妇女隶属于男性的屈辱境遇和被压抑的心理状态,以独特的视野和创造,表现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独立存在的价值。概括地说,当代英美女权主义文学创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当代英美女性文学的主题更加深化,体现了女性从消极到积极、从怨恨到反抗、从自我禁锢走向自我解放的历程。一些美国著名女作家,在她们的小说中,不仅揭露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给妇女带来的痛苦和悲剧,而且展示了造成妇女生活不幸的主观因素(即她们灵魂深处受到传统观念的侵蚀)。普拉斯在她的小说《成功之日》中深刻地描述了三位女子不同的人生遭遇:爱伦婚后,充当贤妻良母,丈夫在她的支持下发表了一部作品,但这时的爱伦不仅在事业上落伍了,而且还有失去丈夫的危险,最后,当她得知这次的疑虑是多余的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充当原有的角色。爱伦的好友南希才貌双全,当她全力支持丈夫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之后,便遭遗弃,离婚后,南希除了得到那份离婚赡养费外,便一无所有。与爱伦、南希性格不同的丹尼丝是位职业妇女,却处处受人嘲弄和误解,在女人眼里,她有抢走她们丈夫的危险,在男人看来,她没有女性的娇柔气质,是“一架地道的柴油发动机”。她们三人不同的处境表明:现代妇女虽然在政治上、法律上获得了一些表面平等的权利,但仍然受到各种不成文法的传统习俗的束缚,她们没有个性的自由,没有自我发展的空间,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

在欧茨的《如愿以偿》中,我们看到了两位女人的悲剧:阿拉伯教授并无多大才华,却穿梭于集会和演讲之中;他的妻子芭巴拉才华横溢,曾获普利策文学奖,在写诗的同时还得料理家务。但阿拉伯毫无内疚地在外寻欢作乐,引诱一位迷上他的女学生多丽,把她带回家住。多丽怀孕后,芭巴拉不忍心见她堕胎,竟以自杀来成全她们。芭巴拉死后,多丽嫁给了自己崇拜的教授,但婚后不久,就觉得“自己受了骗”,只不过作了丈夫和家庭的奴隶。为何很有才华的芭巴拉为了不忠于她的丈夫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何年轻的多丽不等大学毕业便情愿充当情妇、家庭妇女的角色?她们本应发挥自己的才智,却陷入自我禁锢的困境。这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不幸的内在原因,在于深受父权制文化毒害的女性,会自觉地将男性对她们的要求变成她们对自己的要求,这种要求让她们安心于自己的奴隶地位。因此,面对男女不平等的现实,她们采取的只是默认和屈从的态度,面对不公,她们只有被动的接受而无奋起反抗,因而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那么,妇女怎样才能获得个性的解放、获得真正的自我,这是当代美国女作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当代女性小说在对否定女性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和抗议之后,力图表现新的女性观念和新的女性价值,塑造了一系列摆脱传统观念、挣脱精神枷锁、追求自我发展的新女性形象。《解放》中的女主人公波莉•贝依是一位有头脑的知识妇女,但她守旧的叔叔、姑姑始终左右她的生活,为摆脱家庭偏狭气息的束缚,她奔向文化中心的波斯顿,去寻求一种自由的新生活。爱丽斯•沃克《紫色》中的茜莉是位深受双重压迫———性别压迫与种族压迫的黑人妇女,她由麻木到觉醒、由反抗到获得经济和人格上的独立自主的生活历程,为黑人妇女开辟了一条通往自我解放的道路。西丽亚在十四岁时被继父奸污,稍长后又被迫嫁给一个同样暴虐的四个孩子的鳏夫。丈夫对她百般虐待,但她从不反抗,只知给上帝写信来倾诉心中的痛苦。直到莎格,她丈夫过去的情人闯入她的生活,她才从麻木状态中觉醒过来。莎格的思想开阔了西丽亚的眼界,她的友情给西丽亚带来了抗争的勇气,终于西丽亚离家出走,创办了自己的裤业公司,充分显示了她的才能和智慧。西丽亚的成长过程让我们意识到:妇女只有通过寻找自我、认识自身价值、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独立与平等。对于女性,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尤其关键,这一观点,弗吉尼娅•沃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西蒙•德•波娃在《第二性》中,都有论述。更为可贵的是,在《紫色》这部小说中,女作家表明,当女人维护自身的权力、赢得自身的解放、不再甘心扮演父权文化要求她扮演的角色时,固有的男女关系模式被打破,男性就能用更为客观的眼光看待自己和另一个性别的思想,一种新型的、超越矛盾的、中性的、和谐的男女关系就能够建立起来。

其次,当代英美女权主义文学创作注重心理描写。为表现妇女复杂矛盾的内心生活及痛苦的精神状态,女作家从客观再现转向心理描绘,女作家们长于心理描写的手法,真实地展示了女性复杂的内心世界和丰富的情感天地。普拉斯的《钟罩》中的女主人公埃斯特是一所大学的文科高材生,在纽约作新闻采访的实习中,她开始接触社会、接触男性,但不久就发觉在社会上毫无她的立足之地,她的生活道路象无花树上的果子,干枯了,纷纷落在地上。在纽约的世界里,她以一个职业妇女的姿态出现,但得应付繁华社会中的种种虚伪和不道德行为,这使她很反感。在埃斯特原来的环境中,她的出路是当贤妻良母,但当地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及男友的俗气、自私又使她厌恶。在混乱的现实面前,她不知所措,神经失常,犹如被扣在一个钟形的瓶内,以致后来精神分裂,企图自杀。玛丽•霍德的《无望的历程》,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叙述了女主人公对生活的郁闷、厌倦乃至绝望自杀的心理历程。对她来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枯燥无味的生活,使她感到自我的丧失,繁重的家务劳动就象永无止尽的磨难,辛苦操劳,但无人理解,无人珍重。在这种耗人元气的生活中,她只能借酒消愁,以致精神崩溃。在欧茨的《随你拿我怎么办》中,梅雷德被捕、挨打,被宣布发疯,最后真给逼疯。在这个男性可以拥有整个世界作为舞台而女性连一间自己的屋子都难以得到的社会里,要想维持欢乐、自由和理想的生活,妇女就只能选择疯狂,来逃避现实的丑恶、批判正统观念的价值。妇女的孤独、怨恨、疯狂,实质上是想要求发展自我、实现自我,是一种对男性强权社会的反叛。弗吉尼娅•沃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和狄迪恩的《随波逐流》,更是心理描写的典型作品,两部作品通篇都是由“一个女人的独白、回忆、幻想”构成的。

第三,使用独特的象征手法。鸟是女性文学作品中一种特有的象征意象,如:飞翔的鸟象征女性对自由的向往;笼中的鸟象征女性被束缚、被压抑的处境;鸟的弱小用来象征女性的无助;“一间自己的屋子”象征着反抗传统观念、追求人格独立的女主人公要求有女人的写作空间、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它既是物理空间,也是心理空间;不同的颜色用来象征不同的心情和境遇。除此之外,不少女作家还利用神话、寓言和梦境的象征来表达对妇女生活状况的强烈感受。第四,塑造理想的女性形象。女性作家们往往通过理想的女性形象来表达主题思想。她们笔下的女性大多自尊自强,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如波伏娃在她的《一代名流》中塑造的海伦;布恩•路丝的《1970年的玩偶之家》中的美国娜拉;斯塔福特的《解放》中的波莉•贝依,她们的形象生动感人,已经成为妇女生活中的典范。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这种美学价值取向,对当代世界女权主义及其整个文学发展和理论的丰富,提供了异常丰厚的土壤与基础,打开了一片新的创作领域,并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重视。

20世纪的英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及其文学创作实践,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发展史留下了光彩的一页,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家及作家们在努力发掘、寻找女性文学自己的传统,并给予重新评价,以建立独立的女性文学史;同时,揭示出女性作者之间存在着的亲密关系,鼓励当代妇女加强联系和团结,共同反抗父权制。从总体上看,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目前还在发展,它顺应了西方社会妇女解放运动逐渐深化的趋势,对父权制社会给予了全面、深刻的批判,而且其批评、研究的成果也有许多新的创造和拓展,为西方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发掘出许多新资料,在理论的概括和阐述的方法上也多有创意,无论在文学理论、批评史还是在思想史上,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其进行最新的跟踪研究,将极大地有助于我们能够更为全面、更为深刻地了解、认识和把握西方文学史,特别是女权主义文学史的发展轨迹和未来趋向。

作者：王冬梅高桂莲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