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论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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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东北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宏观意识
20世纪的东北文学也被人为地“断裂”为“东北现代文学”和“东北当代文学”。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识之士就提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观问题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并力图贯通曾被政治意识形态“阻隔”的现代与当代文学的历史，试图以现代宏观意识重新构筑这段历史，让文学回归本体。尽管关于“贯通”的具体效果的争议之声不绝于耳，但我们认为，不管怎样，“它的宏观视野和整体的审视角度，促进和深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因此，“贯通”是非常必要的，这个观点对于东北文学的研究同样适用。东北文学也不能只是满足于分阶段研究，因为“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必然要求寻求东北现代文学的历史孕育过程，探源东北现代文学的延续性，打通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格局”，把20世纪东北文学视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深度一体化，“系统研究20世纪文学的规律性特征，揭示历史的连接与影响，必将会导致东北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研究者要着眼于全局，以东北现代文学为起点和基点，从文学现象、文学观念、主题演变、创作方法、文体消长和文化意识等方面，对20世纪东北文学做总体性流动性开放性的考察与书写，有效地勾勒出东北文学在那样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流变。还要沟通融合近代与现代，搞清东北社会系统转型过程中文学子系统所呈现出的状态与特征，探寻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地域特色形成的深层原因，新旧文学的转换境况以及转换变迁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激荡变动过程。这些都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开掘。以上属于纵向的考察。横向来看，有必要考察东北新文学与“他域”文学的相关性。首先与关内“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之间所存在的内在深刻联系。
众所周知，从总体上看东北新文学是在“五四”文学的召引下诞生并迅速成长起来的，对关内新文学，有吸收，有融汇，也必然会有自觉和不自觉的“拿来”与创造。这方面的研究不乏丰盈厚重令人耳目一新之作，如高翔的《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既有文学发展历史的纵向书写，又有文学发展特征的横向剖析，使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东北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个别与整体二者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的发展关系。然而，该项课题在史料挖掘和学理探讨方面的工作仍需继续，在已有学术资源和学术积淀的基础上做更高层次的理论审视和进一步的历史还原。其次，东北新文学尤其沦陷时期文学所受“外来”影响的途径是多向的，除“五四”新文学，还有日本文学、俄苏文学、欧美文学等，这些互动关系有必要一一梳理，从宏观上做冷静细致的研讨与剖析。尤其要以沦陷时期“滞守”作家甚至所谓的“附逆”作家为中心来梳理文学关系，以批判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对东北新文学做出更为客观和动态的判断与评价，在科学辨析中揭示出历史真相。另外，与东北新文学并存的旧文学的发展状况，东北新文学与民俗文化的关系，东北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现代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等等，都需要在宏观意识的引领下做整体的鸟瞰、建构与掘进。
宏观意识主要表现为开放的姿态，以新文学为基点，既在一个时间段上做整体考察，又要在时间性上向两端延伸，在视线上做内外变换与流动，“把研究对象放在文学史的长流中，对文学的整体进行历史的、能动的分析。”走出封闭型的研究道路，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视野，在中国文学和东北文学整体格局中勾勒东北现代文学的历史演变，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寻找多元对话，发现现代东北社会和东北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特殊性和独特意义之所在。
二、关于东北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微观意识
东北现代文学研究是从微观开始的，在对作家作品的评述和史料的整理中使得东北现代文学的整体脉络得到日益清晰的梳理。然而在走向宏观之后，微观意识似乎淡弱了许多。由于与关内相比东北现代文学总体水平并不太高，所以导致了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做文学元素和作家作品的整体研究与考察，微观的观照力度不够，很多作家总是作为集体的一员而出现，许多作品则只闻其名不见其貌，缺乏鞭辟入里细致独到的分析阐释文章，一些研究空疏浮浅，缺少客观性与科学性，有些甚至属于历史的误读，或真相的遮蔽，研究中有整体美而无个体形状。人们往往习惯于关注那些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知名作家及其作品，如东北流亡作家群，尤其萧红等人，对在本地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作品或置之不理，或浅尝辄止，或似乎认为找不到可以切入深层的文本。笔者认为，既然是地域文学，那么大多数作家作品也只能是具有地方影响的，对他们的关注恰恰是地域文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和重中之重，对有特色者不能忽略遗忘或者置若罔闻，应该以微观意识烛照之，作出客观的剖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那么，东北现代文学是否存在可以切入深层的文本？答案是肯定的。比如沦陷时期作家爵青的作品。抛开敏感的政治身份不谈，作为“艺文志派”中艺术思维最为复杂的一个，爵青习惯于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思考生命的议题和展示精神的困惑，他的小说“追求问题意识和思辨色彩，由观念或问题意识来营造小说，小说中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同时，“爵青的作品还具有极强的文体意识，……他推崇文体创新，进行各种文体实验”，企图展现文学的高度的艺术性，并努力在文学的场域中执守着“生活之本义”。爵青是一个不能仅仅远观也不是一个让人轻松近视的“天才”作家。爵青的创作是真诚的，爵青本人及其作品却是孤独的。
目前学界对爵青作品的解读是不透彻的，甚至是简单而无力的，“作为伪满洲国时期的重要作家，爵青及其作品不该被忽视。”作为个体，在宏观视野下，经过微观考察，在不断的解读与审视中，爵青的作品一定会获得具有超越自身时空局限的永恒性质。当然，对爵青的研究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充分认识其人其文的复杂性，辨伪存真，对其发表的不当言论必须要有清醒的认知。微观意识不仅仅关注单一的文学元素或某一个作家及其某一部作品，还包含着一种对于作家作品的解读的姿态和态度，要建构微观的“小语境”话语模式，做好微观的文本细读，并且要把社会时代的宏大背景与文本的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文学史基点下的文学研究最根本的在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回到文本自身，文本细读引发的必然是多种解读视角，多维认知取向。因为一个文学文本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自足的系统和独立的存在，包含各种不同阐释的可能性。作为文学批评语境下的文本细读，一方面要重视语境对语义分析的影响，一方面要将解读重点聚焦到文本内部的组织结构上，对一些重要文本切切实实地实现研究方法上的“内部”和“外部”的相互结合，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大而化之草草而谈的文学研究不能探寻到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深邃性，这种局面必须改观了。
目前，有学者提出，东北现代文学须向细部开掘，笔者认为这种开掘既包含着对一些“不被入流”的作家的关注，也应该体现为文学研究的微观意识，因为做细才能做足，见微方能知广。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对“许多课题来说，倘若微观研究还不充分，宏观研究所得的成果就含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总的来看，“从事宏观研究必须尊重微观研究的成果,并不断据以修正自己的看法。”总而言之，东北现代文学的研究不能趋于两端。既不能一味注重史料发掘或微观呈现，更不能一味注重理论探讨或宏观论述，两方面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宏伟而扎实的论著和健康的学术风气应是两者的并存共荣和有机结合。各执一偏，必然去之甚远。
作者：周青民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二篇：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象
一、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中产生“空洞化“的表现形式
就当前来讲，研究对象的个性与特点是进行文学研究的主要落脚点，具体而言，相关研究者不仅注重对象本身的个别性质，与此同时，对于艺术创造而产生的差异性也是非常注重的。就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而言，二者也存在显著差异，一般来讲，文学研究侧重于作品本身所融入的创造性，而文化研究则对艺术创造的一般性与共性较为重视。这点于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则外化为对文字个性化的追求之上，而片面的个性化追求往往导致研究出现空洞化。
二、导致文学研究空洞化因由以及
改善这一现象的措施分析如前所述，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中存在着某些因素导致了文学研究空洞化现象的产生，而究竟是何因由导致的这一现象？又如何对这一问题加以解决？笔者认为，其大致可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审美情感的忽视，导致的空洞化现象。我们知道，随着当代文学热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广大文学研究者他们注重将研究目标置于作品自身的相关理论之上，而对情感体验有所忽视。在研究方法层出不穷之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局限性所在，比如对文学的理解与感悟等，特别是许多文学研究者在对作品进行研究之时，并未从审美角度出发，因而文学作品的效用被大打折扣。一般来讲，文学作品本身即为一种有效的情感体验，其情感不仅包含作者自身对于事物与人生的看法，同时，对于广大读者而言，其也是他们情感寄托的一种有效工具。因此，对于现代当文学研究而言，必须从情感审美出发，只有如此，才能切实体会作品当中所传达的各类情感体验，以拓宽文学研究横向及纵向两个层面，避免文学研究产生空洞化现象。其次，对理论操作的过度重视，加深了文学研究的空洞化。随着当前对于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就文学界来讲，对于理论操作的过度重视已然产生了词穷现象。
当前许多传统的理论资源与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文学研究相比，早已无法对其中的文学现象加以解释了。我们知道，在进行当代文学研究之时，适当的理论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作品本身而且也有助于掌握现代文学普遍，但如若对其过度重视，反而对文学自身的文学形式与表达方式有所忽视，那么势必出现唯理论是从的现象，最终反作用于文学研究本身。基于此点出发，笔者认为，广大文学研究者必须对理论研究的这个度进行有效掌握，除了对个别热点现象加以研究之外，个体之外的普遍性与共同性也要加以重视。从理论出发，进行发散式思维，不唯理论是从，尊重个性化、多样性结果，唯其如此，才能尽可能降低文学研究的“空洞化”，提高内容的深度与广度。最后，笔者认为，避免文学研究“空洞化”现象的产生，还是要从源头抓起，特别是对文学出版要强化限制管理，从根源处阻断不良作品流通到市场当中来，不能让广大读者来进行作品优劣的区分。相关部门以及出版商必须强化管理，在不影响文学自由的情况下严把质量关，给文学作品搭建一个兼具开放、包容与严格的出版平台，从根本上提高受众及作者本身的文学素养，以最终服务于当代文学研究。
作者：周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三篇：现代冲绳音乐文学研究
一、何为“冲绳文学”
中国关于冲绳的研究起步其实并不晚，国内知识界自1960年代起，便开始了有关中琉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随着中日邦交关系的正常化和运动的终结，论及冲绳的国际关系、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研究都日渐增多。但是，关于冲绳文学方面的研究却直到80年代后期才开始少量出现，且仅限于“民族音乐”、“乡土歌谣”这一范畴。1995年以后，关于琉球汉诗的研究才零星出现，此后逐渐形成国内以琉球古典文学研究为主的冲绳文学研究倾向。其中，涉及到冲绳近现代文学(例如小说等)的相关研究，即将琉球变为冲绳县后，由本土“普通话”创作而成的文学作品作为考察对象的相关研究，直到进入21世纪，才渐有屈指可数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冲绳文学定义难，却绝不代表其研究不可行。若以日本的研究状况为参照来进行观察，日本的冲绳文学研究其实起步很早，并且一直贯穿于日本自明治维新到冲绳经历“本土化”的整个进程中。回溯历史，1879年首里城被交付日本政府管辖，琉球王国衰败;1880年，日本本土普通话课本《冲绳对话》出版，曾经以琉球方言作为日常用语的琉球王国，从此开始了用“普通话”叙述的新的历史。正如冲绳文学研究者仲程昌德所言，“冲绳”的出发，正是与“普通话”的习得这一课题同步开始的。这种通过需要后天习得普通话才能写就的冲绳人的文学作品，第一次在日本文学界内获得好评的，是1911年山城正忠发表于《杜鹃》上的小说———《九年母》。然而，自柳田国男于1921年正月第一次踏上冲绳土地，并且折口信夫也在同年7月渡岛冲绳之后，冲绳土地和冲绳文学更多地是被广泛视作为一块支持日本民俗学研究、日本民族文学研究的特色乡土土壤。直至今日，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冲绳知识分子、日本本土的知识分子，乃至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一些持批判态度的知识人，都在致力于积极地倾听冲绳，不断揭示出冲绳文学的言说话语和冲绳人的社会实践中内含的诸如“加害与被害”、“暧昧的独立性与特殊性”等问题，试图“通过冲绳体会日本本土所没有经历过的自由精神和顽强的生活意志，学习不局限于国民国家这一单位的感觉”。然而，单就目前的冲绳文学研究现状而言，冲绳文学之于日本文学的研究意义，还依然更多地停留在将其视为充实日本民族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这一层次上。
二、中国的冲绳音乐文学研究
(一)研究类别中潜在的阶级性
中国最早给予冲绳音乐文学以关注，并以“三弦歌(琉歌)”为切入口进行文学研究的，是福建师范大学的王耀华教授。1984年，他在《人民音乐》上发表了《琉舞和三味线———冲绳之行散记二则》;1985年在《乐府新声》上发表了《日本琉球“工工四”谱溯源》;1987年，在日本东洋音乐学会研究会上，以《琉球三线“一扬调子”考》为题演讲，并由日本那霸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琉球、中国音乐比较论———琉球音乐源流探究》;1991年，出版了著作《三弦艺术论》(海峡文艺出版社)，该著作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被誉为“中国琉球音乐研究的集大成”;2000年以后，以《琉球御座乐〈福寿歌〉》(2001)和《琉球音乐对中国音乐受容的两种样式及其规律》(2004)等为题发表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当然，对“三弦”和“琉歌”的研究并非仅限于王氏，还有诸如载于《音乐研究》1992年第4期的孙星群的《三弦的地位———读王耀华著〈三弦艺术论〉》和载于《福建艺术》2003年第9期的王州的《中琉音乐文化交流之花———日本琉球的三线》等研究成果。只是从研究范围和视角来说，该部分研究都受到了来自王氏研究的较大影响，而其他的从不同视角来研究琉球音乐的论述则十分罕见，大多局限在与“琉歌”具有相同阶级意义的“组踊”方面，即停留在“宫廷音乐艺术”这一意义中。具体研究可见《福建外语》2002年第3期上余秋萍的《琉球“组踊”名剧〈執心鍾入〉的创作特色》，以及《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0年第12期上的刘富琳的《从〈使琉球录〉看琉球宫廷舞蹈的发展变化》等。从以上的状况不难看出，中国目前对于冲绳音乐文学的研究，并非致力于琉球、冲绳音乐艺术的全貌把握，而是侧重于“为了款待中国册封使”的“宫廷音乐”和“国剧”等，即倾向于被视为“王宫侍从和贵族子弟”、“士族阶层”等此类“身份较高”的“传统型”音乐艺术形式的研究。某种意义上也可认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只属于当时被“阶级化”的政治表演类的音乐文学形式，若将此类文学类别重新置于琉球音乐文学的发展背景中去考察的话，必须认识到这实际上是在王权确立后才得以形成的比较新的音乐文学，在很大程度上疏离于更丰富的冲绳民间音乐文学，研究焦点存在着局限性和片面性。
(二)研究中隐含的历史认识断绝问题
这也可以说是潜藏在目前中国其他类别的冲绳文学研究中所共通的问题。在此，以冲绳音乐文学的代表论者王耀华教授的论述为例，展开具体分析。围绕“三弦歌(琉歌)”的成立与发展，王氏阐述如下:“冲绳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转变，即曾经作为主流的神事祭祀音乐(祝女音乐)，被宫廷礼仪音乐(士族男子音乐)所取代。”在这个转换期即“尚真王(1477－1526)的时代”，“音乐方面的特征体现为，在神歌的变革过程中，伴随着三弦的传播，三弦歌也应运产生这一点”。此后，“三弦歌(琉歌)”作为宫廷音乐，其“形式”、“构造”、“流派”、“记谱法”、“三弦制作技术”等各方面都有所“发展”，迎来“兴盛期”。另外，以“废藩置县”为契机，“三弦歌也迎来一次转换期”。“这个时期里冲绳的三弦音乐，由原来占据主流的宫廷三弦音乐，转变为大众百姓的三弦音乐”。此后，在大正时期时，“日本的民族学者柳田国男、折口信夫等”“相继访问冲绳，对其开展学术考察，其研究成果揭示提高了冲绳文化、艺能、三弦音乐的重要性”;并且，战后冲绳人“得以从曾经轻视方言和乡土文化的错误思想中解放出来”，“变得能够深入思考固有的传统文化”，“当时虽说冲绳还处于美军支配下，但是介于当时由美军方面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机构的存在，对民族文化、三弦音乐的维持、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72年，冲绳复归日本以后，日本的《文化财产保护法》得以适用”，“冲绳的乡土艺能、三弦音乐”迎来了“最繁盛期”。
在这些论述中，首先不容忽视的是，冲绳在变迁过程中所经历的多次“琉球处分”已被巧妙地搁置这一事实。虽说“废藩置县”后“宫廷音乐”向“大众民间普及开去”，然而在整个普及过程中，宫廷和民间有过怎样的对立和连结，作为叙述和记录方式的音乐文学背后有过怎样的内容变迁，此外，在经历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当冲绳开始大规模地实施日本普通话政策时，那些置身于日本的异化与同化冲击中的冲绳人，究竟是如何采用自己的艺能演剧和文学形式，来表达和声张自我的独立意识的，诸如此类的追问和讨论，都尚未能在研究中得到展开。相反，当研究者把沉淀了无数历史感觉的音乐文学形式简单地归结和回收为一种得到了美国法律保护的“民族文化”，或是一种在复归日本后适用于本土法律的“文化财产”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对于冲绳至今尚未受到保护的那些部分的关注，有没有被就此搁置和故意忘却呢?正因如此，笔者认为，在中国的大部分研究者都将精力侧重于对“宫廷音乐”和“国剧”等进行讨论时，若不同时留意到这样的研究有可能同时忽略和隐蔽掉冲绳民众在他们更多形式的“歌”中所传达的历史叙述的话;若不深入情境去分析在冲绳的音乐文学演变过程中、在冲绳的各种“琉球处分”和冲绳人自己的斗争过程中，“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古典艺能”和“大众艺能”之间到底有过怎样的对立和对抗关系的话;并且当研究者试图用“民族文化”和“传统艺术”去褒扬和回收琉歌等音乐文学时，若不主动警觉到这样的叙述方式实际上是以试图表象作为“特有的乡土文学”］的冲绳文学这一目的而作为前提的话，就会直接导致我们对冲绳理解的简单化，造成对于冲绳认识的政治性的消逝以及历史感的断绝。
(三)于美学价值中被表象和消费的冲绳艺能文学
阅读各位研究者针对冲绳音乐文学的论述，还发现:有的研究者擅长把话题自然关联到当下冲绳的旅游观光表演中，把冲绳的各种音乐、舞蹈、演剧等艺术形态用作实例，以此来佐证冲绳民众的“能歌善舞”;或是采用一种以冲绳的蓝天和音乐为表征，旨在将其塑造为“具有较高艺术性的”“治愈之岛”的论述视角。在这样的论述方式中，研究者往往侧重于对冲绳美学价值的强调，用审美消费的方式来接近冲绳的文学艺术，而对于“治愈”和“观光之岛”这些概念背后有着怎样的权力关系构图等问题却不作深入追问和考察。诚然，正如诸位研究者所述，冲绳岛自古以来形成了多彩的文学艺术形式，这与岛民们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品位息息相关。但是，冲绳今日形成的以旅游观光客为对象的艺术“舞台”，是否还能等同于昔日属于岛民自己的艺术“现场”?当冲绳被理所应当地消费为“治愈之岛”时，如果研究者们不致力于走进历史，去分析岛民在岛屿发展的过程中有过怎样的自我主张，岛屿本身承担了哪些复数性质的区域意义的话，表面上已渐渐开启的冲绳文学研究入口，实际上只是借助艺术性这一美学价值来消解了冲绳历史社会的政治意义，最终重复地生产出去历史化的冲绳认识。
三、从何探寻冲绳理解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关于中国冲绳音乐文学研究尚未得以展开的原因，一方面，的确可以关联到冲绳文学概念本身的定义困难去思考。当我们遵循着当下某些有规可循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去面对冲绳文学时，既往的讨论框架如果不能真正适用于和反映出该地域历史经验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的话，我们首先应该反思如何克服既往的定义和研究框架。另一方面，除了归因于现代学科机制本身的局限问题，当我们面对来自冲绳的叙述和冲绳人自近代以来的诸多历史经验时，很多认识上的失之交臂和理解上的绝缘不通，更大程度上不如说是受制于中国社会自身这几十年发展变革中所遭遇的自身经验束缚。因此，应该把目前冲绳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局限，看做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综合作用之下而最终导致的结果。例如，不仅要考虑到由于日本(本土)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占据的中心性叙述位置而导致的冲绳文学研究的周边化的问题，同时也必须考虑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内部形成的某种对于冲绳和冲绳文学认识的去历史化、去政治化倾向等问题。在我们已经习惯了基于国民国家叙述的认识框架，和日本本土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心性叙述方式之后，当我们终结了“革命”的年代并试图用新的经济和政治逻辑来处理地区乃至全球关系时，最直接的结果，必然是失去倾听冲绳叙述时的某种切肤之感，也很难得到契机去反思自身的认识框架中存在何种瓶颈，进而导致在面对冲绳历史，以及在思考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地区关系时，无法通过有效的思考论证，去深入走进那些被权力话语所隐蔽和排除的历史场域，因此也存在着失去与冲绳历史进行真正对话的可能性的危险，并失去了解和反思自我过往经验的可能。
对于今后的冲绳音乐文学研究者而言，到底该如何重拾起那些迄今为止遗漏疏忽的言语断片，去尽量细腻地呈现出冲绳文学的更多容颜，笔者也无法提供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但相信，只有我们在真正意识到以上种种研究局限和约束因素的前提下，在努力克服既往研究中固有的那种把冲绳文学视作日本乡土文学一部分的传统叙述方式的基础上，更多地发挥出自身的文学想象力并不断坚持进行主体性思考，才有可能打开新的研究局面和收获多样的研究成果。另外，除了冲绳音乐文学的研究，目前中国的冲绳汉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等其他方面的研究，还呈现着什么状况和存在着哪些问题，笔者将在日后的研究中继续考察，以希能够在呈现冲绳文学研究全貌的过程中，提供给今后的研究者们一些通向冲绳理解的有效视角和途径，更好地倾听来自冲绳的声音。
作者：朱奇莹单位：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