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文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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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舍在世界20世纪文学上的位置

老舍是鲁迅之外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现代中国作家，老舍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人道主义思想、民族国家关怀情结、人性假恶丑现象批判等，都很容易获得国内外读者的认可，这意味着老舍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作家。为此，一些学者在研讨会上就老舍的国际影响和文学地位进行了梳理与分析。王卫平(辽宁师范大学)在题为《老舍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位置》的发言中高度评价了老舍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老舍是20世纪中国仅次于鲁迅的文学大师;从老舍在中国、在世界的传播、接受、影响和高度评价来看，他可以被视为20世纪世界“百强”作家之一;老舍的创作成就具有世界性元素和世界意义，具有“伟大文学”的一些共性，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因素，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魏韶华(青岛大学)在题为《老舍在法国的译介与影响》的发言中认为，老舍是除鲁迅之外在国外译介作品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国外产生过三次老舍作品的翻译高潮，老舍作品也随着这三次翻译高潮传入法国，法国读者和文化研究者对老舍的理解和研究随着老舍作品的不断传播逐渐加深，而老舍在法国的传播和接受正是法国人民对老舍研究、探索的过程，这也证明老舍是一个随时可以与世界文学和文化“对话”的作家。骆明(新加坡文艺协会)在题为《老舍〈小坡的生日〉中新加坡多元种族的图景及其对海外华人问题的关切》的发言中认为:老舍作为新加坡196位南来作家之一，其小说《小坡的生日》体现了他对多元种族思想的认同和各种族和睦相处理想的渴望;小说中与热带有关的描写是以新加坡社会为背景的;从文字的角度上看该小说是作者文字风格固定下来的一个转折点;从对海外华人的观点的角度来看，作者高扬了华人对南洋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老舍的多元种族思想对新加坡思想文艺界乃至政界都有明显的借鉴意义。陈军、蔡丹丹(扬州大学)在题为《论〈茶馆〉在国外演出的接受》的发言中梳理了《茶馆》在西欧、日本、加拿大、美国演出时的盛况情景，他强调说:《茶馆》广受外国观众欢迎的表层原因是因为《茶馆》本身具有超阶级、超时代、超地域的人类性特征及丰富的“人学”价值，是因为外国观众把《茶馆》当作认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一面镜子乃至一部教育型的喜剧和社会学的文献，而深层原因是源于《茶馆》的现代品格增加了外国观众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尤其是《茶馆》展现出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东方神韵深深吸引了外国观众;此外，《茶馆》的接受及其产生的再接受给中外戏剧界的交流带来了不少有益启示，“《茶馆》接受现象”值得学界深入研究。

二、老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老舍是一个著名的中国现代作家，新时期以来他的文学地位在不断上升，在某种意义上，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于这一点与会学者有比较清晰的认知和论述。关纪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题为《老舍民族观探赜》的发言中指出:老舍民族观的发轫与形成跟满洲民族的既往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经历与视野关系很大，他的作品映衬出这一烙印;老舍民族观的核心理念是主张和宣扬不同民族的平等和友好，他反对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他把民族关系的恶化看得相当严重，他认为通向民族平等友爱的必经之路是各民族都去争取情感的共鸣与文化的互敬，他对各民族皆葆有各自文化形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发现不同民族的许多矛盾均与宗教信仰有关，正视、心系、展现、引导多元是其民族观的宝贵质地，其民族观建立在严肃剖析自我民族的基准之上，超前的民族观念彰显了其爱国主义精神与国家至上理念，也投射出了现代人文精神的澄澈与光明。范亦豪(南开大学)在题为《品老舍味儿》的发言中析出了九种独特的“老舍味儿”，即:地道的老北京味儿，与生俱来的穷人味儿，或隐或显的旗人味儿，浓郁的传统文化味儿，化入了西方文化味儿，起起伏伏的幽默味儿，耐人思量的哲理味儿，深藏着的忧郁味儿，灵魂里的自由主义文人味儿;“老舍味儿”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里都是特别的，独有的，没法儿复制的，是一个作家最棒的最有价值甚至永恒价值的地方，也是其他中国作家无法比拟的地方。史承钧(上海师范大学)在题为《老舍创作的时代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发言中认为，通过分析老舍不同时期的主要作品可以发现，他始终关怀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为力求推动社会进步和提高国民素质而痛苦彷徨，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也体现了他对下层劳动者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关怀，而这些都彰显了他的社会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曾广灿(南开大学)在题为《老舍与抗战文艺》的发言中强调，正是族灭国破家亡的历史危急和救亡图存的人文环境塑造了老舍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理念性格;抗战———中华民族伟大而惨烈的卫国战争成就了老舍作为抗战文艺最激进鼓吹者和杰出实践家的角色;老舍的理论阐释和扶持呵护，为抗战文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重大力量源泉;他在创作上涉笔表现和描写日本军阀对中国野蛮侵略践踏时限之长、数量之多，在中国作家中很难再找到第二人，他是一位卓越的国际主义文化战士。夏宇继(日本神奈川大学)在题为《杰出的平民作家老舍》的发言中认为，老舍的民间亲和力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这源于他是一个天然的、本色的、杰出的“平民派”作家，他的文笔坚持着通俗却不媚俗的原则，他是中国现代作家中仅次于鲁迅的一面启蒙主义的精神旗帜。莫骄、王珑、邹琰(重庆北碚区博物馆)在题为《城与人———北碚文化圈与老舍北碚时期创作及文化思想》的发言中认为，老舍旅居北碚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既受到40年代北碚文化圈的影响，又具有自身的文化反省及文学探索的特点，北碚文化圈所提供的无可替代的社会资源、人际网络及较为安宁的战时生活成全老舍在此地完成了思想和创作的一次伟大飞跃，这才有了旷世名作《四世同堂》的诞生。王庆泉(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北京市老舍研究会)在题为《秉承老舍先生的人文精神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繁荣北京文艺事业而努力》的发言中，梳理了老舍基金会26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介绍了老舍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和举办四届以来评选作品的情况，并希望文艺界加强老舍作品的改编力度，扩大老舍的当代影响力，以便令读者、观众传承老舍精神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逄增玉(中国传媒大学)在《老舍短篇小说的叙述视角与功能》一文中指出:老舍的五部短篇小说集共收有47篇作品，其中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者(也称为有限叙事者、直接叙述者和限制视角)的作品占了20篇，将近二分之一，其余都是以第三人称或全知视角为叙事模式;选择不同的叙事视角会产生不同的艺术功能和效果，为了表达不同的思想立场，老舍的短篇小说采用了不同的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这些视角和方式在小说结构与功能上与老舍的目的和期待视野吻合融洽，体现了老舍的独特艺术个性。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在《老舍文学与主流的逆反》一文中认为，很长一段时间内老舍常被左翼主流文学界视为一个“另类”，而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与左翼主流文学确实存在明显不同，比如他坚信“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认定“巡警未必是坏人，学生运动未必是好事”，坚持“带笑的文化批判”的写法，但这些过去被认为是错误的说法，在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席扬(福建师范大学)在《“转折时代”的“持守”与“弃斥”———“十七年”时期老舍与赵树理文学行为共同性及其意义的考察》一文中用比较文学视野考察了“十七年”时期老舍与赵树理文学行为的共同性及其意义:老舍与赵树理身上的诸多审美共通性作为在某种视野中的“整体”，却蕴含了“十七年”时期“历史”与“现实”被割裂的多种复杂性;他们的众多相似性可以被视为一种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他们的主体性并没有在“左”倾思潮泛滥的语境中自我消弭，这使得权力主体与文学主体之间的博弈不但始终存在，而且微妙又复杂，这也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现象的“典型性”所在。邵薇(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在《浅谈老舍和蔡万植的市民小说———以〈骆驼祥子〉和〈浊流〉为中心》一文中认为，老舍和蔡万植是20世纪30年代中韩两国文坛上备受瞩目的作家，他们都擅于将视点放在都市里小人物的身上，给读者展现一个特定时代背景下小市民的生存境遇和命运，《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与《浊流》中的初凤就是这些小市民的代表，这两部小说的叙事结构相似，命运悲剧发生的原因也都源于人物的性格缺陷。刘东方(聊城大学)在《老舍的现代白话语言观摭论》一文中认为，老舍的现代白话语言观包括语言的本体论、语言的目的论和语言的建设论三部分，他感悟到语言与思想之间是浑然一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他强调文学语言的俗白特性，他主张现代白话语言的建构与发展应从世界各国的文学和语言中吸取营养。老舍的现代白话语言观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老舍作品的研究和读解

老舍的文学创作蕴藏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他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各种文体的创作都呈现出较为独特的风貌，因此研讨会在老舍作品研究尤其是文本细读方面的成果是最多的。吴小美(兰州大学)在题为《我看老舍〈新时代的旧悲剧〉》的发言中强调:“新时代的旧悲剧”几乎可以囊括老舍全部创作的总主题，它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前进与道德式微的二律背反的持续探索;《新时代的旧悲剧》通过审丑来实现审美目的，其中的讽刺与幽默既具有老舍一贯的艺术风格又另有特色，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为了典型人物，通过这部小说可以看到老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正义感，这部小说在今天仍具有可贵的现实意义。徐德明(扬州大学)在题为《〈吃莲花的〉•〈食莲人〉•〈奥德赛〉———跨文化的今典与古典的精神空间的错位》的发言中，通过文本细读对老舍散文《吃莲花的》进行了跨文化研究，认为这篇散文表面上是在展示中国市井文化与士大夫文化、饮食文化与审美文化的差异，深层揭示的乃是在现代中国生活的不同人群的精神空间中的一系列文化错位的问题，而这源于老舍当年广泛的跨文化交流和观照视域。汤哲声(苏州大学)在《论老舍早期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一文中认为:老舍的长篇小说是从写一个恶人———《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开始的，老张之所以恶在于其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处世哲学;在《赵子曰》中老舍探究了解救社会之困的最有价值的路径———救民和杀军阀，也写了所谓新学生混迹于世以及胡闹的行径;在《二马》中老舍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这才是造成中国国家羸弱和国人在域外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孟庆澍(河南大学)在题为《“反”成长与罪的观念———略谈〈骆驼祥子〉的两个问题》的发言中认为，《骆驼祥子》是一部“反成长”教育小说，在主题层面上它是一部思考善恶问题并涉及“罪”的观念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小说，从情节结构来看它是一个“恶”逐渐战胜善的故事，而在社会批判、文化反思的外衣下，它以“反”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讲述了一个“恶”战胜“善”的宗教故事，进而讨论了更加复杂和深邃的“罪”的观念。

马晖、王万鹏在题为《〈断魂枪〉:一则关于中国文化转型的“寓言”———兼论老舍的文化性格》的发言中，通过对老舍文化性格及文化立场的分析，把老舍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立场与《断魂枪》的深层文化意蕴形成比照，对小说《断魂枪》的文化主题和人物形象进行了新的阐释。王玉琦(江西财经大学)在题为《文艺传播学视野中的老舍抗战时期通俗文艺创作述要》的发言中，从文艺传播学的视角分析了老舍抗战时期通俗文艺创作的观念及其特征:老舍作为一个传播主体，其角色定位为“我就是一个抗战派”;从传播内容的角度来看，其创作的价值取向为“国家至上”;从传播对象的角度来看，其创作的受众定位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来看，其创作时的文体选择为“旧瓶装新酒”;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其追求的效果是“使读者入迷”。就老舍的传播意图及其社会效果等角度来看，其通俗文艺创作是非常成功的。陈建华(上海交通大学)在《老舍“火”了———读短篇小说〈“火”车〉》一文中认为，老舍在其短篇小说《“火”车》中通过书写一次人为的火车之灾，揭露了国人心中的“铁屋子”，认为老舍通过一则“火”车的悲剧建构了一个“中国寓言“———人心与制度腐败至无形之中，且了无形迹到得过且过、无人负责的境地，进而彰显了其批判之维以及当时国家所面临的残酷现实。陈红旗(嘉应学院)在题为《老舍的“新武化主义”批判与“唯物辩证法”的幽灵———再论老舍与左翼文学(1926～1937)》的发言中认为，探究老舍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须讨论他对学生运动负面情状的描写以及其中“虚”与“实”的辩证关系。在厌恶社会动乱和抵制革命暴力的市民文化视域下，老舍并不喜欢学生运动和左翼文学，甚至将它们视为“新武化主义”的表现形态;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老舍对一些左翼文艺观念的态度由原来的明确“反对”转为积极“认可”，而促使老舍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元素，除了学界广泛提及的“国家至上主义”，还有一个则是被忽视了的“唯物辩证法”这一“革命现代性”幽灵。李来根(武警政治学院)在《经济视角下的〈骆驼祥子〉》一文中认为:《骆驼祥子》通过表现经济制度来剖析社会制度的路径加大了其透视人生、剖析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力度，作者还深度剖析了祥子内心深处的经济观念对获得经济权独立和个人生存发展的影响，更从经济视角进行伦理剖析以揭显经济关系摧毁传统伦理道德的社会现实。于昊燕(大理大学)在《老舍的婚恋:现代社会的古典弥合》一文中通过文本分析探究了老舍的婚恋选择，认为其婚恋观念中古典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弥合，既有合理的融合也有无奈的顺从，可以作为文化融合的一个标本。舒济(老舍故居)在题为《老舍晚年语言风格的习练历程》的发言中认为，老舍的文学作品文风简练，文字以少胜多，这种语言风格在其晚年时已相当成熟，《茶馆》《正红旗下》以及三部内容迥异的歌剧———改编自川剧的历史喜剧《拉郎配》、改编自藏族神话故事的儿童剧《青蛙旗手》和现代题材的《第二个青春》———都是例证。

王本朝(西南大学)在题为《老舍与1950～1960年代文学的语言问题》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并不完全是文学语言本身的问题，它牵涉到作家与时代、文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而老舍真切感受到文学语言出了问题，他强调语言的口语化和简洁化，这回应了当时中国对文学民族化的价值诉求，同时，他以语言的口语化和简练救正当代文学语言之弊，既彰显了老舍个人的艺术风格，也被烙上了鲜明的时代话语特征，或者说，他把自己的创作经验放进了社会时代规定的装置里，相得益彰，表演了一场个人与时代的合奏曲。杨瑞松(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在题为《从〈正红旗下〉到红旗下:老舍的“祖国”之爱》的发言中认为，老舍在1949年后放弃对“祖国”符号的负面态度，重新拥抱“祖国”的做法，或许可以视为他努力企图“重新学习”、实践“文艺作品是要拿到人民中间去的，不再是给自己与几位知音去欣赏的文字把戏”的新觉悟的一项重要转变，不过《茶馆》中的对白:“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以及老舍悲剧性之生命终结方式，始终成为一个盘旋在他重新拥抱“祖国”之生命抉择上的幽灵，进而使得老舍的“祖国之爱”充满了暧昧性。杨迎平(南京晓庄学院)在题为《论老舍〈茶馆〉人物的类型化创造》的发言中认为，老舍在《茶馆》里人物的类型化创造是其美学追求，追求的正是人物的“类型化”“脸谱化”“象征化”，这些类型化人物形象具有整一性、定向性的特征，可称之为“类型人物典型化”，同时，这些类型人物具有象征性、隐喻性，可以充分传达出作者的思想理念和时代精神。张鸿声(中国传媒大学)在《城市现代性表达的悖论———老舍当代创作中的“北京”叙述》一文中发现:老舍是新中国的追随者，其对北京的表现当然要符合时代的要求，但表现上的困难以及他本人的文化性格，使他只能以北京传统形态为表现基础，进而产生了其北京叙述的两个模式———从传统形式渐渐过渡到现代性的城市表述和对以传统城市形态进行符合“左翼”主题的“史诗性”叙述，但他建立在个人生活基础上的旧北京经验，与其对于北京的现代性叙述存在着背离，而表现上的困难造成了其文学创作的诸多特点。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在题为《政治表征的中山装与西装:建国后老舍的服饰变换与文化冲突》的发言中认为，从具体的文化表征———老舍衣着的变化可以探寻出其精神世界中的多元文化构成以及这些多元文化是如何交错融汇、审美显现在其文学创作之中的，这些不同质素的文化在老舍的精神世界中并未完全融合，这就使得老舍的内心承受着丰富的文化冲突与心灵的苦难。此外，一些俄国学者还就老舍的幽默特质、儿童观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四、老舍史料研究及其他

史料梳理和文献建设是老舍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会学者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领域的重要性，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介绍了中外老舍研究的史料整理工作，也有一些学者在微观问题考证方面得出了重要结论。布施直子(日本神奈川大学)在题为《浅析老舍在日本被接纳之状况》中详细介绍和归纳了在日本已经出版的老舍创作(小说•戏剧)译本和老舍创作的翻译状况，概述了日本“老舍研究会”及“老舍研究会会报”的运行情况，这有利于中国学界深入了解日本老舍研究的总体状况。石兴泽(聊城大学)在题为《中国与苏俄老舍研究比较》的发言中通过史料梳理和比较研究后发现，苏俄老舍研究成就显赫，学术特点突出，且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与中国老舍研究某些相近的特点:中国与苏俄老舍研究都曾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中国与苏俄老舍研究大都表现出宏阔的研究视野和重综合性分析的特点;中国与苏俄老舍研究者眼光开阔且学风相似。张桂兴(闽南师范大学)在题为《〈骆驼祥子〉最初发表时间辨正》的发言中重新辨正了《骆驼祥子》的最初发表时间为1937年10月1日，而刊载《骆驼祥子》最后部分的《宇宙风》第48期是由于日帝野蛮入侵中国导致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才不得不拖期的，而造成某些学术成果出现资料错误的原因是相关学者并未查阅原始资料。张松颐(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正红旗下〉注释摭谈》一文中介绍了自己增订《正红旗下》18条新注释的情况，这些新增注释主要集中在风俗、名物、语言三类上，它们有利于读者了解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李春雨(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老舍〈猫城记〉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俄罗斯汉学界对《猫城记》这部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翻译和研究情况。另外，也有英国学者在大会上介绍了英国学界对老舍作品的译介和研究情况。

五、结语

综上，本次学术研讨会探究了老舍的创作和影响等各方面问题，很多研究成果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与会学者还提出了一些老舍研究方面的新问题和新视域。这次大会彰显了老舍及其创作的时代意义和世界地位，实现了中国老舍研究界与海外老舍研究界乃至汉学界的一次充分交流，也总结了过去两年来老舍研究方面的经验、成绩和不足，这对于老舍研究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作者：陈红旗单位：嘉应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