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中的中西文论采用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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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研究必须以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否则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文学研究是否可以套用任意理论为框架，所应用理论是否必须为西方文论，却值得深思。对于国内当代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而言，西方经典文论向来被奉为圭臬。然而，中国古典文论历经数千年沉淀，学术价值厚重深邃，却缘何未受到国内外文学研究者的正视。文章以我国文学学界亟需反思的这一问题，以文学的创新性研究如何以中国文论为指导，如何重构中国文论的话语并重塑自信作论析。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深挖中国古典文论资源，借鉴西方文论的优秀思想和科学方法，构建学术话语体系，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理论指导；西方文论；中国古典文论

引言

在文学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以降，西方文论充斥整个学界。中国经典文论尽管曾经远播海外，如今却患失语重症。在倡导文化多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时代，中国文论不应当仅限于中国文学研究，也应当引入对外国文学的探讨中，这是笔者一直思考的问题。这样既可以充实本国的外国文学分析探赜，也能够给世界贡献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和成果，进而建构起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新范式和文论话语权，催生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汇通中外，发出属于中国自身的声音，从而获得在世界文学及外国文学研究学界的更高层次的文化交流平台和话语权地位。随着国内外文学研究迅速发展，论文和专著量增，笔者阅读了近百篇论文和部分专著后深深感到，中国文论虽博大精深，研究者主动言及并积极引入世界或外国文学的研究却鲜有生动实例。笔者认为，中国文学积淀深厚、历史源远流长，曾对世界产生过深刻影响，西方文学中也不乏中国元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将中国文论的精髓引入外国文学研究当中，为世界文学研究贡献睿智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尤其在当今，全球规模的文化交流与传播高效简便，沟通频仍，中国的文学成果流传域外，呈几何级数上升态势。在全球性疫情中，中国铿锵地展现强国自信，疫控成效，震撼世界，就中所表现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基础上，“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思想文化精神，给世界文化带来能动性的正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提出中国经典文论，于文艺批评，人文伦理实践以及人文精神构建，乃至人类文化进步，亦能提供多元分析方法论和睿智的思想资源。推进这个课题研究，学界需要应对和处理的问题，也许体系会比较庞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焦虑症和失语症之种种弊端必然日益显现。抑或从简单到复杂，至有层次，有方法论，有分析思路，构成中外文艺汇通的文理脉路。课题提出本身是一个创新的挑战性课题，辩证地看，焦虑与疑惑一方面是一种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受到推动，求发展的动力，亦是文学研究可持续发展和健康成长所不得不应对和处理的问题。文章以揭示国内文学研究对西方文论的崇拜所致后遗症和问题为意旨，挖掘中国古典文论的思想及其可贵之处，古为今用，中西结合，充分交流，互相补充，互相阐发，以发展中国文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一国内文学研究的现状之我见

方今国内文学研究的关键理论均来源于西方，其俨然已被国内文学研究者奉为圭臬。然则，身为全人类共通的沟通语言，文学理当兼容并蓄吸取中外古今之文明精粹，故恰当的文论皆可作为文学研究的指导工具。遗憾的是，中国文论在同西方文论碰撞之初就已对西方文论顶礼膜拜，因前期未注重彼此平等，遂其后逐渐在文学研究中遗失了自我。诚然，中西文论交流之初，彼时国家社会科学进展较为缓慢，故文学理论发展颇为迟滞。当文学界遍地充斥着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及后现代主义文学等西方文论话语时，中国文论便已然丧失了话语权。除受到西方冲击外，亦因其未重视优秀传统经典，没能建构一套自身特有的话语体例，从而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诚如学者所言，“如果我们照搬西方文化研究理论，鹦鹉学舌，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大众文化为批判对象，那么首先这个对象就错位了，理论也必然就错位了。”[5]8中西“诗学”委实孕育于差别化的文明根基之上。（“所谓‘诗学’，并非仅指称狭义的关涉“诗”的学问，更是广义的关乎文学全部内在理论的通称。”[11]73）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西方“诗学”一直以来位居核心焦点位置，中国“诗学”并未找准自我定位，因而逐渐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带。孙绍振先生振臂一呼:“二十多年过去了（按：从1995年“失语症”一说至今），重建中国文论新话语的口头响应者尚属寥寥，实际践行者则更是不多。一味‘以西律中’，对西方文论过度迷信，有越来越猖獗之势……老朽已老！年轻人，请站出来，跟西方文论家对话、争鸣！”[6]学界理当摒弃盲目崇拜，理智对待文论，明晰理论指导并非只有西方文论不可，抛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心理。身处今日之信息爆炸、异域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应当审慎思考。全盘接受、盲目排斥均非上策，理智的、稳健的而非轻率的、情绪化的对待才是良方。然而，当前研究论文多数存在理论与文本“两张皮”的现象，或因研究者理论造诣不够，或因理论与文本缺乏有机结合。而造成问题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论植根的土壤迥异于中国传统，故在指导文学作品研究时不能对悉数繁杂语境统统适用；另一方面在于方今国内文学研究的培养对批判思维之锻炼有所欠缺。问题存在于当今研究生培养模式，即：教授们经由课堂讲授，把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教材抽象概括出来，而抽象性理论通常是分隔时空条件的一般性结论和客观性规律。的确，学生掌握这些抽象出来的理论，把握住了一些文学研究领域的新观点，建立了一些理论基础，却不会活学活用，未能将理论有机嵌入到文本分析中去，即便勉强努力，也难以做到鞭辟入里，故而经常出现理论阐释与文本分析是两层皮的问题。此欠缺或将使研究者产生理论焦虑症的后果。虽说不同的文学研究者居于各异的研究阶段，但是其研究都需要理论指导，亦有研究价值性的寻觅与需要。因而，打消价值疑惑难题须因研究个体、研究对象而异。若是处在文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那么就得看研究者是否把握住了有意义的研究对象，继而在庞大繁杂的文学理论中，寻找贴切理论指导而迸发思维火花。文学理论指导下的文学研究成果若不仅能启发本学科研究，且于跨学科研究有交叉性指导力，那么该文学理论于文学研究便充满价值，无需纠结是否必须采用西方文论。但观照笔者周遭的文学研究环境，不少研究者已然产生了理论是否有用的疑惑。自后现代主义强调“解构主体”以来，这种理论的价值焦虑症已比比皆是。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宁认为：“进入本世纪以来，对理论的未来前景不看好者依然大有人在，而且其态度越来越悲观。这尤其体现在毕生从事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英国文学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著作中。”[9]6文学理论仅仅只能引导本学科吗？是否可以给其他学科一些启示与借鉴？若是文学研究不能提供给其他学科启迪与指点，研究是否有意义？以上种种疑惑都反映了文学理论的价值受到了怀疑和质询。学界出现“理论焦虑”和“价值焦虑”的背后是中国文论欠缺本体意义的理论归纳及同西方文论的平等交流，对西方理论崇拜的错舛造成了对自身文论优势的掩蔽与忽视。学者指出“中西诗学中许多丰富而又复杂的本体意义”[15]20。在当下诗学研究中尚处于遮蔽状态，不难看出，理论焦虑与文学研究者的现实关切和身份认同联系紧密。客观说来，深入到哲学层面或涉及到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的文学理论因面临和解决的困难大大高出文学自身，故理论因其深刻性便对当今文学研究产生长足影响。日新月异的21世纪亦为社会文化“大转型”时期，理论自身亦需蜕变而处于“大转型”中。“模仿马克思的说法，可以说文学理论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6]129，在如同走马灯般变更的文学理论中，关键点并非流派或称谓，而是理论的内在价值。在这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大变革时期，正是中国文论重塑话语权的机遇期。贺学峰教授说：“我国社会科学应着眼于大循环阶段，以建立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3]10中国文论主体性的建构需历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国古典文论首先整理出属于自己的诗学话语，古为今用；另一方面是将西方文论中国化，中西结合，此即文论研究探寻出路的两大策略。

二中国古典文论在文学研究中的优势分析

目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为推进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理当将中国经典文论古为今用，重振旗鼓，重新树立中国文论话语权；推陈出新，革故鼎新，重塑中国文论的主体地位。首先，学界需要明晰中国文论的主要学术原则与条例，坚持“为我所用”“以我为主”地去阐发西方文论，构建中西文论的平等对话机制。意欲达成“以我为主”，那么中国文论的异质性研究则是关键策略，其能尤为客观精准地驾驭中国文论的内在。在西方文学理论范式独占文论界的而今，异质性的探究本质上是对不同文论的尊重与认可，坚持不息地从事变异学研究，达成异质性的正确认识，特别是认同中国文论异质性的正当性，是建构中国文论主体性地位的基石与根本。然则，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多年来一直未被学界真正重视，而这一点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之一。[2]26方今不管文论如何比较，都或多或少需要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构造性调整，但应当竭力防止“异质性”造成的用西方视角来看待中国文论的欠缺。正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重视中国文论的独特性、珍惜传统文论的经典性，找准中国文论自我的定位。推陈出新，逐步树立和建构中国文论的学术主体地位。事实上，无论哪种异质文论之间彼此交流与互相了解，皆应是在有区别的前提下寻找自我的“身份认同”。在中西方文论对话时，学界当重视自身文论异质性，经西方文论启发，斟酌自身文论特色，挖掘文论经典，正视经典文论传统，取得长足进展。“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处理中西文论的异质性，则很可能会促使异质性的相互遮蔽，并最终导致其中一种异质性的失落。”[2]27除了上述因素外，缺乏对中国文论的实际运用亦是造成失落的另一主因。实质上，将中国古典文论古为今用一直是萦绕在文学研究者心头的践诺，学界前辈郭绍虞、吴调公、南帆等，都曾对此提出了见解。但是，作为外国语言文学的研究者，反观周遭，绝大部分研究者皆绝无二致地采用西方文论。吴调公先生曾说，“古代文论的古为今用，它的核心在于一个用字”[12]。倡导古为今用是从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生命力出发的，古为今用是为继承中国古代经典文论精髓，发展适用于当今的现代文论。但需明确，古为今用并非走回头路，故不能够固步自封、古板守旧、原样照搬。理论务必联系现实才会有生命力，中国的古代文论若是没有落实到“用”之上，那么就是纸上谈兵，即为空谈无法成为现实。未曾经历“用”的实践，就无法真正了解转换过程中的障碍。没有通过“用”的探求，就基本不能够实现古今文论转换的融会贯通。中国古代经典文论深奥精微，极具理论价值，经历几千年演化，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今人尤其需要下大力气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但现实问题是，中国文论非但没能加入现当代文学与文论的对话，更为甚者，中国经典文论没能言说自我。此中三点非常关键：其一是对中西方文论区别的认知和领会；其二是对西方文论参考的实质，意即如何防止在学习其的进程中出现“失语”；再有就是如何对将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化，即：古为今用。此三点研究与讨论分别从属于异质性、普适性、现代性的范畴。其中，异质性意指从根蒂和本源上不同的物质。曹顺庆教授在2005年正式提出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理论”（variationtheory），强调“变异是在不同的文学和文化之间交流的过程中常见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它也是文化和文明交流、整合和发展的基本法则”[1]。方今时代文学研究走向融合，中西方理论研究交流与协商度越来越高，明晰中国文论自身的建设之路，挖掘中国古代文论的精髓，探索其发展定位分外紧要。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粹，是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伟大著作。黄维樑先生曾把《文心雕龙》与《诗学》《镜与灯》《文学理论》纵横对比，挖掘《文心雕龙》的深层内涵，其视野广阔度、思维缜密性、周详全面性皆可圈可点。尽管与西方文论相比，《文心雕龙》在某些方面并未涉及，但其探究的深度、广度，其他三部著作也未企及。它与西方文论在原型理论、解构主义、读者反映论及小说叙事层面都能发现心理攸同的通约之处。这也是为什么黄维樑呼吁中国学界要“更好地利用它”“把它发扬光大”[4]53。实则，《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扛鼎之作，是世界文论话语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理当揭开其深邃神秘的面纱，将其硕果呈现于世人面前。中西结合，重视中国古典文论，传承经典，弘扬文化，守“根”铸“魂”。中国传统文论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唯有将经典传承好，才能做到将“根”守好。但目前来看，仍任重而道远。20世纪初以来，王国维在中西交汇之初就寻求中国现代文论模式的转型路径，从“以外化内”到“以内化外”再到“中西融合”，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仍不尽如人意。岁不我与，“用”字为先。“用”是试验，亦是转机。正如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暨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讲话时说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国文化精髓，反映中国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作品。”除了将中国优秀文论付诸文学实践，以践行“实践出真知”。回归中国文论实践，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总结经验教训。付诸实践、见诸行动、取得实效，利用机遇，突破西方的话语垄断，充分利用中西共同视域下文论的相互阐释达成中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灵活融合本土之玉与他山之石。

三中国的文学研究的方法与策略

中国文学研究应将本土之玉与他山之石融会贯通、中西结合。重新树立中国文论话语的有效策略之一就是“化西”，即：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方今西方文论悉数占据话语权，亟需摸索中西文论互为融通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彼此完善、互相阐发。“化西”恰是秉持此准则，构建和开展契合中国学术话语原则的理论话语模式。惟有将西方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相联结，把西方文论话语与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相融会，批判地学习西方文论，汲取其养分和精华，运用于当下文学研究和文论批判的实践中，才可促进中国文论的提升、发扬和进步，方可走出当今中国文论失语的文化窘境。中国文论的话语建构缘何须由西方文论转化，源自于当下中国文论话语权的生存表达需要。文学研究者理当着手于中国文论核心价值，重塑中国文论现代价值，有取舍、有抉择、有意识地吸取和转化西方文论，打破被动僵局，主动进击突破话语垄断。一如学界老先生所说：“西方当代批评中国化，就是将西方当代批评置于中国的文化语境来加以检验，其与中国的文学经验有共同性者则肯定之、吸收之；与我们的经验相悖而明显片面、谬误者则质疑之、扬弃之；对我国的文艺现象不能解释、陷于盲视者则补充之、发展之。”[8]是以，文学研究者需选择西方文论中可以阐明和疏解中国文论践行中遇到的疑难与困惑的部分，实施转化和变革，使其内化为中国文论的理论内涵，拓展和填补文论新质。从中国文论进展所需的客观现实出发，从异质性的根基上彼此打通，以汲取其精髓，吸收其经验，用于中国文论的实践。更为重要的是，此举需持续在中国文论践行中不断加以完善，在困惑的消除过程中完备中国文论观点，赋予其民族特质，从而使西方文论为我所用，变成中国文论话语的组成成分。尽管中国传统文论在上世纪屡次受到西方文论的侵蚀和冲击，但并不是单纯由于外来文论的入侵而导致中国文论的“失语”。事实上，文学研究者需明确西方理论的参与同中国文论的哑然失语是两回事。首先西方文论参与的是现当代领域的文论，而无法发声的主体是中国传统文论。其实，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从历史延续的角度一贯以来都是在复杂多元的环境中曲折前行。但是，对西方文论的通盘采纳，在极大意义上是源自于当时中国文论界本身现代转化的探索和研究。实际上，中国传统文论自身便有着朝向现代性转换的需求，从而西方文论中国化“应当被准确地理解为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向，即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中国文论如何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中参酌西方文论而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变。现代性转向是中国文论的一次前所未有而又意义深远的破裂式转向，意味着向来习惯于近缘杂交的中国文论此时不得不同以往的连续式传统实行断裂或决裂，开始了与西方文论的远缘的和多元的杂交进程。”[10]7学者理当倡导以豁达开阔的学术视野，兼容并蓄的学术心态，客观务实的学术理念来看待西方文论渊博充沛的学术资源，将其与中国文论的现实协作起来再进行转换。将中西文论结合运用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钱锺书先生，其代表作《谈艺录》《管锥编》都援引了大量西方批评话语。但钱锺书先生并非“机械地以现代西方术语去‘切割’中国古代思想，而是独辟蹊径，借照邻壁，以现代西方文化的映发，而使中国传统典籍中那些往往不为人注意的思想智慧，焕发出一种‘当代性’，在当代思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推动这一发展。”[13]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即：他将西方的心理学专业名词“通感”援用至中国文论，“通感”本意是指听觉、视觉、味觉、触觉、嗅觉彼此互相连通。像古诗文中的“寺多红叶烧人眼”就是把人们看见“红叶”的视觉画面打通了触觉让人感觉红得“烧”起来了。事实上，国人日常交往中也往往采用通感的手法，如：人们常用“甜美”形容歌声，“甜”本属于味觉印象，“美”属于视觉印象，“歌声”则属于听觉感受。同样地，朱自清先生在《荷塘月色》中也引入了通感的技巧，如：“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清香”的嗅觉和“歌声”的听觉构成了通感。由比喻构成的通感，要有相似点，那就是“隐隐约约”“断断续续”，因为是“缕缕”和“渺茫”。作者在描写时打破了常规，把“声”“香”联系起来，使嗅觉与听觉沟通。这样，就会调动起读者的生活经验，使之充分发挥想象和联想能力。作者用“远处高楼上”飘来的“渺茫的歌声”的时断时续，隐隐约约的体验，来品味微风送来的时有时无、如丝如缕的荷花散发的“清香”，唤起人内心微妙地情感，使两种作用不同的感官知觉，在心理反应上得到了自然地沟通。由此看出，“通感”这一概念尽管源于西方，但是可以将其有机地与中国的古典诗词、日常交往实践结合起来，从思考角度和言说技巧上都是可以“化西”而实现本土化、民族化，可以成为有中国文论特色的文论话语。再譬如朱光潜先生的《诗论》，亦参照了西方文论和美学。具体探究中国经典的诗词歌赋，参考叔本华、尼采的“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说”、立普斯的“移情说”构筑起首本中国诗学理论专著。尽管借鉴西方文论仍属于以西释中的起步过程，但是朱光潜先生能中西贯通地将西方理论与中国诗词经典的赏析有机地联结起来，朱光潜先生援用克罗齐《美学纲要》：“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是意象离情趣都不能独立。”[17]54深感于此，朱光潜先生独创性地倡导“意象与情趣的契合”，构成“诗的境界”的簇新诗歌理论。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朱光潜先生直接为西方文艺理论所陶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古诗词经典能够与西方文论结合起来探究。实质上，不存在完美无暇的文论，精华和糟粕辩证共存。因此对涌入的异域文化及文论，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文化多样性本就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对于中国文论的英华，学界需大力宣扬、加以采用、予以践行。同时，对于不足之处，虚心向西方文论求教。欧洲是诸多文艺思潮、文学流派的诞生地，但华夏是古文典籍的集大成者，理当中西结合，以他山之石来攻己之玉。

四结语

一言以蔽之，经学界数载钻研与探讨，重塑中国文论的话语势在必行，但具体的转化手段还有待商酌与讨论。西方文学理论的观念体系伴随资本与文化的扩张渗透入中国文坛，但其始终是舶来品，隔阂、冲突、距离难免产生。从基础架构、学问体例、文论逻辑层面上来看，两者从根蒂上是迥异的。更重要的是，西方文论话语中不可避免潜藏着西方焦点视角。方今面临西方文论话语具备明显优势的国内环境，学界务必以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基为出发点，在平等交流中汲取西方理论之精髓。惟有回归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方可真切领略中国文论的传统之体；惟有鉴戒西方理论长处，方能激发中国传统文论为现代所用。学术的精神在于坚持不懈的自我革新与在百折不挠中探索发展，其魅力与引人入胜之处亦存在于此。新的百年方才发轫，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研究学者詹姆逊所言:“理论仍在途中。”[14]40要而言之，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必然也必须中国文论的参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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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美玲  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