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学生幸福感研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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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吴孜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留守儿童作为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个特殊群体，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以往很多研究者往往带着“有色眼镜”，仅仅聚焦于留守儿童的消极心理特征和不良情绪方面，从而导致了一些片面的理解。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人们开始尝试从主观幸福感的角度探究留守儿童的积极心理特征。为了系统地了解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现状，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整理和归纳，以便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概况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简称SWB）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它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估[1]。一般认为它包括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两个基本成分。前者即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后者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方面，二者相互独立。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了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2]。

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而以留守儿童为对象的研究则刚刚起步。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到相关论文共22篇，其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2005年，但大部分研究产生于近两年。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现状调查，比较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2)相关研究，探讨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3)干预研究，考察干预后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其中前两类研究占主体地位，干预性研究比较少。

二、测量工具

目前用于测量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量表，大多源于对国外量表的翻译或修订，也有一部分是国内研究者自行编制的。常用的量表可归为以下两种：一种是总体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其中应用较多的是张兴贵编制的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段建华修订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张兴贵编制的是一个专门测量青少年幸福感的本土化量表[3]。另一种分为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两个单独的部分。前者使用最广泛的是Huebner（1991）编制的学生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SLSS），也有部分研究采用如学生多维生活满意度量表（MSLSS）、Diener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等。而后者用得较多的是陈文锋和张建新修订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中文版、Kammann和Flett编制的情感量表。总之，目前的量表版本众多，缺乏统一的结构和标准，从而导致不同研究间难以进行比较，而且没有专门针对中国留守儿童的幸福感量表。

三、研究内容

（一）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现状

在已有的现状调查中，有学者直接施测的结果表明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4]。而更多研究者是通过比较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主观幸福感各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来进一步探讨留守儿童幸福感的实际水平。对于二者的差异目前存在三种看法：一种认为留守儿童的幸福感与非留守儿童无显著差异，如胡心怡等（2008）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是否留守的主效应不显著[5]。另一种观点则正好相反，喻永婷和张富昌（2010）的研究得出结论：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均与非留守儿童有极其显著的差异[6]。还有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观点，胡芳等（2011）认为留守学生的友谊、环境、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维度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学生，而在其他维度上差异不显著[7]。这种结论不一的局面可能源于采样的差别，但更主要的是测量工具不同所致。

（二）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1．个人因素

客观方面：影响留守儿童幸福感的客观因素主要指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级、是否独生、生源地等。然而，以往研究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它只能解释个体幸福感差异的一部分[8]。范丽恒和赵文德（2010）结合父母外出类型，考察了留守儿童幸福感的性别、年级差异，结果发现单亲外出儿童仅在环境满意度上存在显著的年级主效应，双亲外出儿童在家庭、学校满意度上的性别主效应显著，自我满意度的年级主效应显著[9]。由此可见，性别、年级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不能单独对幸福感起作用，必须结合其他因素来共同考察主观幸福感。

主观方面：众多影响幸福感的主观因素中，人格是预测幸福感最可靠的因子之—[10]。许多学者就自尊、自我效能感和自我价值感等具体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张海芹[11]、喻永婷[12]的研究均表明，自我效能感与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张海芹还指出留守学生的幸福感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说明自尊、自信的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更高。杨小青和许燕（2011）对有留守经历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现，自我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可见，高自我价值感、高自尊和高自信的留守儿童体验到的幸福感也更高。

应对方式作为一种重要的个体因素，决定着人们面对内外环境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或策略[13]。胡心怡等（2008）、王玉花[14]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水平呈显著相关，其中积极应对方式能显著预测其主观幸福感。这是因为留守生活增加了他们的独立性，促使留守儿童偏向于用解决问题等积极的应对方式，而积极应对方式又增强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2．家庭因素

家庭背景：家庭背景包括留守儿童的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感情状况、家庭教养方式等。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对留守儿童的积极情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15]。刘宾等[16]、喻永婷等（2010）认为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和父母的感情状况有关，父母关系能很好地预测其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张丽芳等（2006）得出结论：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与教养方式存在一定相关[17]。由此可见，虽然与一般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和父母相处的时间较少，但家庭背景仍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留守状况：留守类型、留守时间、与父母联系和团聚频率等是留守儿童幸福感特有的影响因素，它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留守类型是留守儿童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许多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宋淑娟等[18]、喻永婷（2010）的结果均发现，母亲监护和上代监护的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较高，而没有固定带养人的留守儿童则相对较低。胡芳等（2011）的研究表明双亲外出学生的消极情感得分高于单亲外出学生。

与之相反，胡心怡等（2008）考察了单亲和双亲在外打工两种情况下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发现二者没有显著性差异。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留守时间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着较大争议，这种争论首先源于对留守时间划分的不同。学者们按照各自的划分标准进行了研究，有的认为留守时间对儿童的生活满意度、消极情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15]；有的与之相反，表明留守儿童的幸福感在留守时间上无显著差异[4]，有人则发现留守时间是影响儿童公正感特点及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重要因素[19]。总之，划分标准的不同导致了差别各异的结论。

在与父母联系和团聚的频率上，已有的结论基本一致，即与父母联系和团聚频率较高的儿童主观幸福感水平更高。如陆建兰等（2010）的研究发现，与外出父母交流频次越高，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越能体验到积极情感。宋淑娟等（2008）的结果表明不同的联系频率、团聚频率留守儿童之间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此外，留守儿童对亲子关系亲密程度的认知、对亲子分离状况的态度和感受等亲子关系的主观层面，以及与看护人相关的因素，都会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影响。

3．学校因素

学校是留守儿童最重要的活动场所之一，学业成绩、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及其所获得的帮助支持等，都会影响留守儿童在学校的主观幸福感体验。喻永婷等（2010）的研究发现，学业成绩能很好地预测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方面，同伴关系对其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影响显著，师生关系、所获得的帮助支持对其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有较好的预测力，后续研究也验证了该结论。由此可见，教师、同学的关心和帮助对提高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研究展望

目前，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研究还处于起步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是某些基本问题尚未解决，如留守儿童概念和分类的混乱导致得出差异悬殊的结论，而在具体研究层面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在今后加以重视。

（一）研究范围的拓宽化

已有研究大部分是以高年级小学生和初中生作为被试，低年级小学生和高中生则很少涉及，有关学龄前留守儿童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而对于面临高考压力的高中生、处于依恋关键期的学龄前儿童来说，留守对于他们幸福感的体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今后应拓宽留守儿童的研究范围，加强这些被忽视的留守儿童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的完善化

首先，测评工具的科学化。现有的测量工具种类繁多，以引进国外的成人量表为主，缺乏一个权威、针对性强的测评量表。由于文化差异的影响，这些被翻译或修订的量表是否符合中国人的特点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把适用于成年人的量表直接用以对留守儿童施测也缺乏科学性。因此，将来的研究应致力于编订一套高效度、高信度的适用于中国留守儿童的本土化测量工具。其次，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一方面，目前国内研究普遍采用的是单一的自陈式问卷调查，使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无法得到全面科学的测量。因此，今后可综合采用访谈法、观察法、实验法等，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以往研究通常是单独考察一个或几个年级的主观幸福感，导致各研究出现断裂和分离。因此，后续研究应从发展的、连续的视角来探索不同时期相同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状况，把横断研究与纵向研究结合起来。

（三）研究内容的系统化

首先，现有关于留守儿童幸福感的研究比较零散，缺乏体系，所以出现了许多相互矛盾的结论。同时，这些研究均为实证研究，很少涉及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和作用机制，今后亟需构建一套关于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完整理论，为未来系统化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其次，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但目前针对提高留守儿童幸福感的干预研究还比较少，大多数人都是在调查后顺便提些建议，这些空泛的措施缺乏系统性、标准性和可操作性。因此，今后应加强科学的干预研究，从而设计出具体可行的综合干预方案。

总之，立足于留守儿童的积极情感，打破了以往把留守儿童等同于问题儿童的取向，是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关注留守儿童幸福感的研究，有助于丰富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内容。同时，对于更好地开展心理健康的积极教育，改善留守儿童生活质量，从而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