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翻译和第三符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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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弗拉雷在其“翻译理论的序言”一文中，继承和发扬了前人对符号学的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符码”的概念。本文拟就对弗拉雷翻译理论的介绍和分析，评介其翻译思想，以期对我们拓展翻译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翻译；符号学；信息对等；第三符码

TranslationandtheThirdcode

(SchoolofForeignLanguage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Liaoning)

Abstract:Inhiswork“ProlegomenontoaTheoryofTranslation”,onsucceedinganddevelopingpredecessors’studytosemiotics,Frawleyputforwardtheconceptionof“thethirdcode”creatively.ThispapermainlyintroducesandanalyzesFrawley’stranslationtheoryandcommentsonhisviewsintranslationinordertoinspireusintranslationstudy.

Keywords:recodification;semiotics;informationidentity;thethirdcode

一引言

威廉.弗拉雷(William.Frawley)现任美国特拉华大学语言学、认知学及英语教授。热衷于认知科学、语义学、辞典编纂、心理语言学及篇章与语篇理论的研究。同时他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以来西方翻译理论界很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84年他的《翻译：文学，语言学和哲学思想》一书的出版，尤其是第三符码概念的提出，促进了西方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翻译理论的序言”（ProlegomenontoaTheoryofTranslation）节选自此书。

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翻译“对等”研究的热情有所降低。弗拉雷在“翻译理论的序言”中开篇写到那时的翻译理论仍然是一团迷，让人琢磨不定。由此他提出重新认识翻译的重要性，并从符号学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翻译，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符码”的概念。本文拟就对弗拉雷翻译理论的介绍和分析，来评介其翻译思想，以期对我们拓展翻译研究有所启示。

二弗拉雷翻译观理论基础

过去人们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理论，所以从传统意义上讲，翻译的核心是语言活动。但是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1]翻译活动的操作对象是社会文化信息，而社会文化信息是由各种各样的符号符号体系所承载的。在人类社会中，语言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所以在翻译活动中不能只考虑语言符号词面上，甚至句子上的对等，最重要的是符号所携带的信息对等：例如“Heisafox.”可以译成“他是一只狐狸”，因为英语国家和汉民族都把狐狸跟“狡猾”联系起来。但是“Sheisacat.”却不能译成“她是一只猫”,因为汉文化中从来不把猫跟“包藏祸心的女人”联系在一起。而“符号学概括了语言交际中可能具有的最多种类的意义，强调了与信息有关的一切都有意义。‘Translationmeanstranslationmeaning.’”[2]人们逐渐认识到符号学和翻译研究具有相通性，两者都可与信息或文本，即符号的用法、解释和操作有关。符号学的思想和观念与翻译理论实践相结合起来研究，弥补了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之不足，为译学提供更加充分的理论依据。[3]

翻译与符号学关系的研究对后来的翻译理论研究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弗拉雷就是其中之一。1959年雅各布逊发表了《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他站在符号学的立场上把翻译理解为对“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重新编码的过程。[4]弗拉雷继承了雅各布逊的符号翻译观，在他的翻译理论中也提出“翻译是一种重新编码过程，而非简单的符码化。”[5]。关于这一点，在Eco的《符号学理论》“ATheoryofSemiotics”中所提出的三种符码转化形式--复制(coping)、改编(transcribing)和翻译(translating)给予了明确的解释：复制是对输入信息(input)的逐字再现；改编是把输入信息归纳为另一种符码；翻译则是把已经符码化的输入信息再次归纳为另一种符码，所以转录只是认知(cognizing),而翻译则是重新认识(re-cognizing)或重新编码(recoding)[6]。”

符码本身及其规约意义是静态的，而一旦使用便是动态的。而弗拉雷的翻译理论，把翻译看作一个重新编码的过程，从根本上抓住了翻译的本质，即翻译活动是动态的，不是规约性的。相对以前静态的翻译理论，这的确是一个质的飞跃。

把翻译理解为“重编码”揭示了翻译理论中的两个相当关键的问题：首先，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问题，语言仅仅是构成人类活动的符号之一。其次，翻译也不仅仅是同义的问题，事实上，重编码的有效性是完全独立的，它并不依赖于一种符码中的元素是否与另一符码中相关元素同义，翻译活动是两个具有共性的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因为在语际翻译中，符码与符码之间没有完全的对应关系，只有信息才可用来充分解释外来的符号和信息，这样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体现了对翻译研究深层的理论思考。综上所述，要做到准确翻译，就必须采用对等信息，即追求符码所携带的信息对等。例如：

英语信息一致的汉译符号所指意义的改变

asstupidasagoose蠢得像猪鹅→猪

blacksheep害群之马羊→马

tofishintheair水中捞月空中→水中

钓鱼→捞月

nosmokewithoutfire无风不起浪火→风

烟→浪

[7]

三弗拉雷翻译理论的核心概念—第三符码

既然翻译是重编码，那么翻译活动就至少涉及到两个符码：源符码和目标码。前者是重编码活动的起源，提供原始信息；后者是重编码活动要达到的目标。然而，在语际翻译中，符码与符码之间没有完全的对应关系，如果仅仅把一种符码简单的转换成另一种符码，那么这种转换只是复制，没有实在意义。比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说的：“你吃了吗？”若翻译成“Haveyoueatenyet?”这时的“翻译”仅仅是参照符号而进行的同义复制，并没有传达符号所携带的信息：“Hello!”翻译过程也是一种交际过程，译者实际上是书面上进行交际的双语交际者[8]。而符码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交际者可以能动的选择符码。交际是动态的，因此翻译也是动态的。此结论进一步证明了翻译是一种动态活动，进而反映了翻译研究从规定性到描写性的转变。

弗拉雷认为翻译不仅仅是在识别源符码的基础上简单地把它转换成目标码。源符码只是提供原始“信息”，目标码提供译者可以选择的“参数”。要做到准确翻译，就必须采用对等信息，即翻译活动中源符码所提供的“信息”应该适应目的符码所提供的“参数”，反之亦然。但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对等”是一个相对概念，绝对的对等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对等”只是冥冥之中的“第三元素”。[9]弗拉雷在其翻译理论中质疑了“对等”是否能被识解成经验的（参照符号的绝对同义）、生理的（相同的感知和认知器官）及语言的（语言的普遍性）基础上，把冥冥之中的“第三元素”明确化，大胆提出了“第三符码”的概念：源符码和目的符码的双边动态调解而提取的新信息（Newcode）。如图：

Matrixcode——————————————————→Targetcode

↓recodification

Newcode(thetranslation)（Frawley.W.）[10]

弗拉雷认为翻译如果没有新信息的生成，翻译则变成简单的复制。新信息，实际上就是过滤了不必要的琐碎信息的译文。源符码提供的信息越明确，目的码所提供的参数就越少，进而译者从目的码参数中提取第三符码时所付出的努力就越小；反之，译者提取第三符码时所付出的努力就越大。第三符码（译文）准确性与源符码提供的信息成正比，与目的码提供的参数成反比：第三符码＝信息／参数。

如：若要翻译的源码是：“我死了，你嫁人。”这句话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就给译者提供的信息很多，即译者可以有多种理解：

（1）（如果）我死了，你（就）嫁人。

（2）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嫁人。

（3）我（一）死了，你（就）嫁人。

（4）（只有）我死了，你（才能）嫁人。

（5）（等）我死了，你（好）嫁人。[11]

这样在目标码中相应会产生多个参数。这时译者要想准确地从参数中提取译文（第三符码），就必须努力寻找这句话的准确语境信息。

综上所述，弗拉雷得出：翻译是把一种符号所携带的信息用另一符号重新表达，其中经历了符号的转换过程，第三符码起了解码、提取信息与重组信息的重要作用。所以翻译是产生新符码的行为，是动态的，而不是衍生物。

五对翻译理论的反思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不再局限在以往单纯的语言文字的转换上，研究者从各个领域切入到翻译研究中来，除了语言学、还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以及各种各样的当代文化理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可谓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但是翻译活动大多数情况下仍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活动。语言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能蕴含所有的文化，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信息，语言是信息的载体。翻译活动是译者在首先接触语言符号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已有的认知图式在源符码中寻求最完整的信息，然后在目标码提供的相关参数中，提取最佳的对等信息—第三符码。

翻译界关于“对等”的争论最难平息，它的确是翻译界的焦点，也是翻译理论最难攻破的壁垒。现实世界中的一对一的对等并不存在。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皮特.纽马克(PeterNewmark)指出：当你在翻译一个文本时，一定要学会退一步，看看在真实世界中什么正在发生，而不仅仅是告诉你自己你所翻译的句子语言上有意义[12]。“对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弗拉雷把它看作是高于源符码和目的码的新信息（第三符码）是不无道理的。

弗拉雷的翻译理论也可以解决传统翻译理论从来没有解决的直译、意译之争执：其实，所谓的直译、意译始终处于语言静态、动态的张力之中，根据语境而适当调变，或直译，或意译；同时直译、意译又彼此包含，而引力就是产生“第三符码”的对等信息。

要想达到弗拉雷所提出的“信息对等”需要译者有相当强大的知识及理解归纳能力做后盾，才能从源符码中准确地归纳关键信息，从目的码中选择恰如其分的参数，从而得出“第三符码”。

六结语

弗拉雷在前人所提出的符号学基础上，结合符号学与翻译首次使用“第三符码”这一概念，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中具有创新意义，发展了翻译理论。他提出的：翻译，即重新编码；翻译理论，即第三符码如何产生的理论，从根本上抓住了翻译的本质，反映了翻译研究从规定性到描写性的转变。相对以前静态的翻译理论，这是一个质的飞跃。给后人研究翻译理论提供了启示，以及新的视野、新的认识和新的兴趣；对指导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也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9]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3][7]方梦之，《翻译新论与实践》[M]。山东：青岛出版社。1999，

[4]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山东：青岛出版社。2003，14页

[5][10]Frawley,W.(ed.)(1984)Translation:Literary,Linguistic,andPhilosophicalPerspectives.Newark:UniversityofDelawarePress.

[6]Eco,U.(1976).ATheoryofSemiotics,IndianaUniversityPress.

[8]Bell,Roger.T.(1991).TranslationandTranslating:TheoryandPractice.LondonandNewYork:Longman.

[11]张今，《思想模块假说――我的语言生成观》[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12]Newmark.Peter.1988，ATextbookofTranslation[M].London:PrenticeHall,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