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是否真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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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为什么无处不在？

全世界有3.8亿人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大约2.5亿人将其作为第二语言；另外还有10亿人正在学习它；全球大约1/3的人口每天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它；并且据估计到2050年，世界上一半的人都能比较流利地使用这种语言。它是全球化的语言，广泛应用在国际商务、政治和外交领域中；它也是电脑和互联网的通用语言。你会在罗马街头的广告上发现它；从东京的流行歌曲里听到它；在柬埔寨官方文件中读到它；德国的电视和广播中有它的专门节目；法国的商务学校教授它；波利维亚内阁开会时，它是主要的表达工具。诚然，这种在14世纪的英格兰只有“下等人”才讲的口语，已经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演变为全球通用的语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并不是因为英语很简单。不错，它的代词比较简单，不用区分那么多的阴性阳性；但它的动词变化不太规则，语法也有些奇怪，而发音和拼写之间的配合经常简直像噩梦一般难以想象。如今，英语的使用太广泛，衍生出了太多的版本，以至于英语母语国家的人都经常会碰到他们不理解的英文。就同一版本而言，问题也很复杂，因为随社会的发展英语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新的词不断出现，旧有的词被赋予新的内涵，让人迷惑的情况经常出现。

英语的根源很复杂，包括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挪威语等等，这样一种语言难免不会出现混乱。但它同时也变得更富有弹性，也更强大。在需要新词时，英语本身设置的障碍很少。出版商每年都要推出记录大量新创词的字典，而英语随时准备接纳它们。相比之下，法语纯洁性的捍卫者们经年累月地为是否允许个别外来词的使用而烦恼。

英语并非英国人的英语

不过，英语并非长期以来就是这么开放和漫不经心的。在18世纪，约瑟夫·安迪生（《观察家》杂志的创始人）、迪福（《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和斯威弗特（《格列夫游记》的作者）这3位著名的英语作家呼吁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规范英语的使用，他们的语调有点像贸易保护论者。安迪生写道：

我经常希望……能够专门找一些人来管理我们的语言，就像防止外币在我们中间使用一样；特别要禁止法语的任何表达在这个王国流行起来，因为我们自己的语言是最有价值的。

幸运的是，自由贸易的原则获得了胜利。第一本大英词典的编撰者塞缪·乔生在序言里宣告：“让那些以为字典可以让他们的语言变得不朽的词典编撰者们受到嘲笑吧。学究们希望控制语言发展的方向，但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想捆住音节，无异于要鞭打空中的风。”

当人们讨论语言的问题时，经常会受到民族自豪感优越感的影响。牛津大学语言学教授艾其森指出，一种语言的成功或失败与其固有性质关系不大，“而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关系”。对英语来说，尤其如此。

这一规律也并非没有特例。东罗马帝国时期，希腊语在希腊的政治霸权早已终结后仍长期保持着通用语言的地位；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很久，拉丁语仍然为基督教会和几乎所有的西欧学校所使用。不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都是墨守成规的语言，语法十分古板，最终没有在自然选择中生存下来，正如”世纪的大诗人艾德芒德所写道：

坚硬花岗石上，

寻求永恒的诗篇，

希腊和拉丁，终被遗忘；

沙中书写，

我们的语言，

潮起或潮落，人人传唱。

全球化的语言带来全球文化隐忧

而英语却随着时间的前进不断发展。到19世纪，它已经被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士兵和商人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从此开始向全球通用语言的目标进军。不过，无论英语的适应能力有多强，也不管英国势力曾覆盖的面积有多广，当代英语地位其实来自于说英语的美国的地位。

全球化的语言带来全球文化隐忧

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的好处在于这使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们能够顺利进行交谈和交易。但语言并不仅仅是传播的媒介，它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身份的标志。在许多国家，英语的扩张威胁着甚至正在摧毁本土文化。即使对英语本身来说也是如此，因为现今席卷全球的虽然被称作“英语”，但它携带的是美国文化。

对于这一切，英国人并没有太多的抱怨，虽然不少人也对“住在某条街里”逐渐被“住在某条街上”所替代感到不太舒服。其他人就显得紧张多了，尤其足法国人。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人一直渴望他们的语言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到19世纪末，法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法语也成为普遍接受的外交语言，法国人觉得离他们的梦想只有一步之遥了。谁知道一进入20世纪，形势急转直下，英语开始不断蚕食法语的地盘，使法语不得不退回到被动防守的位置。法国人的反应之一是团结法国之外的法语人群。现在，法国每年在各种各样的援助和交流项目中花上1亿美元以推广法浯文化，但法语在世界语言中的排名仍然只达到第9位。法语的衰落到处可见。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统一市场（现在是欧盟）前，法浯是这个欧洲俱乐部的惟一官方语言。现在，既然欧盟成员包括了丹麦人、芬兰人和瑞典人，而他们的英语经常讲得比英国人还好，英语也就越来越明显地统治了欧盟。实际上，全世界85%的国际组织都把英语作为他们的工作语言。

即使是在法国本国，英语的进军步伐也是无情的。曾是法国国有公司的电信巨人阿尔卡特把英语作为其工作语言；法国科学家们清楚他们的处境是“要么用英语发表文章，要么说着法语默默无闻地死去”。虽然法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文化部长透邦竭尽全力防止法语中出现外来表达，但接下来的教育部长克劳德却在1998年宣布：“英语不应该再被视为一种外语……将来用英语阅读、写作和做算术应该足每个法国人的基本能力。”

不过，如果法语的处境值得怜悯，魁北克人就更可怜了。作为身处于北美3亿英语族群中的一个600万人的小群体，他们保卫法语的努力似乎值得嘲笑：遍街的语言警察，所有合同都必须用法语撰写，店铺的英文招牌不能超出规定的大小……但他们的忧虑也很容易理解，连加拿大本身也为了保护其文化产业免受美国的冲击而公然违反世贸协定，魁北克的法语族群觉得受到无处不在的英语的威胁也就不足为奇了。

法语并非一个单独的例子。波兰规定，任何在本国出售或做宣传的外国产品必须在广告、标签和说明书中使用波兰语；东欧地区一直坚持在商务活动中推广使用俄语、斯拉夫语和拉脱维亚语。甚至德国这个欧洲经济和政坛上的杰出分子也开始觉得有必要遏制“英语化德语”的发展势头。法国人依靠法令来抵制英语，德国人则试图进行语言改革。几年前德国政府集合了一批语言学家，把一些德语词的拼写修改得更简单，并减少语法中一些过于繁复的规则，然后开始在学校和报纸上推广。但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改造的语言也挡不住英语的进攻。不久，德国就自动放弃了这一试验。

在香港，不少人提倡在本地商务活动中尽量使用广东话而非英语。一些印度人认为英语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殖民主义的遗物，必须被终结。早在1908年，圣雄甘地就提出“让成千上万的人学习英语等于是奴役他们”。但很多人也认为，正是英语使这个有800种语言和方言的国家成为一个能与世界交流的整体。对另一些国家而言，他们的问题不在于很多人讲英语，而在于英浯讲得不好。比如新加坡就很害怕他们有名难懂的“新式英语”会使其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竞争力受到影响。

英语的胜利是令人怀疑的胜利

规则本身不能遏止英语席卷的浪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使濒危的语言继续存在。比如魁北克地区一些土著人使用的印第安莫霍克族语，它在20世纪70年代几乎消失，但后来按加拿大法律规定在一些初级学校中教授给儿童后生存了下来。政府介入后，威尔土语和毛利语也在电视的帮助下得到恢复。还有夏威夷语和博茨瓦纳境内的许多语言都在人为努力下得到振兴。

冰岛人通过创新而非吸收外来语成功地保持了本国语言的活力，虽然该国萨加语的使用者只有27.5万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冰岛人对其语言和文学的强烈自豪感。也许保持一种语言活力的最有效方法，是赋予它政治上的意义。爱尔兰语和爱尔兰民族主义的结合，使这种早在19世纪就已弃用的语言重新流行，正如以色列国家的建立使希伯来语这种几乎只剩下书面文字的死语言成为国家官方语言。

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来说，本国浯言文字和文化在被英语侵蚀的同时也影响和重塑着入侵者，这或许能带来—丝安慰；但对其他许多民族和国家而言，英语的胜利就是自己语言的惨败。全球的6000到7000种语言中，每周都有一两种面临消亡。最近的一些牺牲品包括美国东海岸的卡托巴语，阿拉斯加的艾雅克语和拉脱维亚的莱文尼安语。不过更多的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热带丛林，那里现存的语言种类仍超过任何一个国家；还有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喀麦隆、墨西哥和巴西。

学者们对于语言种类减少的速度有一些分歧，有人说到本世纪中有一半的语言会消失，有人说是90％。但人们普遍认同的是，只要一种语言死亡，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历史、文化和多样性也就随之而去。2001年被欧盟宣布为“欧洲语言年”，但发人深省的是，这一活动倡导者和反语言同化的先锋－－法国，也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自己的宗旨：该国的7大方言，阿尔萨斯语、巴斯克语、布里多尼语、加泰罗尼亚浯、科西嘉语、佛兰德语和普路文诺语在宪法中消失于“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这句冷冰冰的条文之后。

遗憾的足，大多数语言的灭绝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不少语言消亡了，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数种语言。在非洲，受教育很少的人却能使用多种语言的现象很普遍；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几乎每个人都会3到4种语言。然而有趣的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使用其他语言的能力最差：去年全美所有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人中，只有9人毕业：而英国是欧盟中使用语言最单一的国家。这样看来，英语的胜利不仅破坏了其他人的语言，同时也使以英浯为母语的人隔绝于其他人的历史、文学和思想。简单地说，英语的胜利完全是令人怀疑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