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英语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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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就国内学术界对中国英语的研究进行综述和评价。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中国英语的界定及其与中国式英语的区别；中国英语本土化问题；中国英语产生的原因。并就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关键词：中国英语中国式英语中介语迁移理论语际语用学

纵观国内探讨中国英语的文章，一般涉及到如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区别和定义；

二，中国英语是否要本土化；

三，分析中国英语产生的原因。对于前两个问题，研究者之间还存在着很大争议。

本文试图对以往关于中国英语的研究进行回顾和评价，并就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研究方向提出作者的看法。

一、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界定

关于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区别及其定义，国内很多学者撰文作过探讨，但是关于以上问题以及中国英语本土化问题，还存在着很大争议。人们在使用这两个术语(包括对应的英文形式)时所指有差异，如张宏武的“中国式英语”在引言部分实际指中国英语，但后来举例却又是中国式英语。林琼举例阐述中国式英语时却包含了其他研究者用作中国英语的例子，如谈到句式层面的中国式英语时所举例子“Let’sgoandeatourmeals”，谢之君文中则指“客观存在的”中国英语。可见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和区别还存在混乱的现象。中国英语最先由葛传规先生提出，后来榕培、李文中、谢之君都对此进行了定义。笔者认同谢之君的观点，认为中国英语是一种干扰性英语变体，且这种干扰表现在语言各个层面上，即语言、思维和文化的层面。因此笔者文中所指的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等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得到英语母语者认同的英语变体。而中国式英语是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因英语能力的欠缺和汉语母语的干扰(中国英语也有汉语母语的干扰)和影响而造成的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错误英语，

是错误分析(erroranalysis)的对象。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虽然同在一个连续体上，但是后者向前者的转化非常有限。二、中国英语本土化问题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已是共识。但是否应该把中国英语当作一种与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等相提并论的英语变体，则仍存很大争议。笔者以为，中国英语的存在是因英、汉文化交流中前者缺乏对汉语文化中特有现象的表达结构而作的一种文化空缺的填补，是出于顺应交际目的的需要。这种文化空缺的填补不仅表现在词汇层面上，还表现在句式、语篇层面上，但这并不一定就说明中国英语因此就必须成为一种独立的英语国别变体，甚至还须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描述，成为后人学习的标准。首先从目前英语在中国的使用情况看，并没有普及到英语成为日常生活所必须的语言的程度。基本上只是少数人作为外语在学习或使用，而且英语使用者都在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和加深对目标语文化的理解，以便更有效地与英语国家的人们交流。其次，不利于规范英语的学习和不同文化的有效交流。再说任何语言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能否成为国别变体还需看以后英语在中国的使用和自然发展情况而定，何况中国英语是否成为国别变体英语都不影响我们目前对英语的使用。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英语使用者总是能找到填补英语文化空缺的途径。关于英语是否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不仅国内研究者有争议，国际研究界也同样有争议。如Greenbaum指出，由于受母语干扰以及各自文化与环境的影响，本土化英语很可能难以为外人理解。Kandiah认为在新加坡语境下，任何“新英语”的出现都是源于“不完善的学习”，第二语言使用者必须遵守本族语规范，决不能另立标准。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英语本土化是英语国际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应该采取排斥的态度。如Kachru指出：“本土化是语言充满活力的表现，是语言创新的结果。它体现了外来语言的地方性功能、新语境下的‘会话文化’和交际策略，以及来自地方语言的‘迁移’”。Warschauer甚至相信未来国际化英语的标准会更多地以非本族语者使用的英语为参照标准。笔者以为，对待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问题，我们不应采取极端的方式，而应该是提倡既有统一的英语核心标准，而又允许标准化层面下为了交际的需要有地方特色英语的存在。Vamey指出，有时中国英语比地道的英语更有力、更有影响。如英语母语者不会把“litter”当动词用，因而在公园等地方的告示牌上，他们会用“Thedroppingoflitterisprohibi．ted”，而中国有些地方则用“Donotlitter”。他认为后者显得更直接、有力。一些国外媒体在报道有关中国的事物时，也常用一些中国特色的英语词汇。如美国最有影响的两份杂志《时代》和《新闻周刊》，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1．Butfornow，mostChineseseethedealasashuangy-ing，orwin-winforbothBeijingandWashington．(Newsweek，Nov．29，1999)例2．Thegoodintentionsbackfiredwhen“bloodheads”。assomeoftheunofficialbloodcollectorscametobeknown．found8waytoextractmoreplasmafromfewerdonors．(Time，Dec．15，2003)可见，交际中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说法通常都能被英语母语者理解并接受，取得较好的交际效果。它们不仅在中国本土上使用，国外媒体在涉及中国事物的报道时也不可避免地要用到。有些则已经被词典收录，如“yin”、“yang”、“fengshui”等等。

三、相关理论对中国英语的解释1．中介语理论中介语(intedanguage)，也叫语际语，是界于两种语言之间的一种“过渡语”，是二语学习者所形成的有关目的语的非固定的、暂存性知识，包括第二语言的部分特征，也包括学习者的第一语言或其它语言的一些特征，以及在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中都找不到的独立特征。Selinker等人提出的“过渡语言假设”(IntedanguageHypothesis)，认为学习者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总是要使用一种过渡语言，是界于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的、非任意的、遵循一定规则的语言。可见中介语具备以下特征：一是系统性；二是可变性(即变异性)；三是过渡性。中介语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石化(或僵化)(fossilization)，即“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语输入不断，二语学习者在达到目标语标准前中介语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将停止。石化现象同二语学习者的年龄有关，同时也与交际需要和社会身份等因素有关。”根据中介语的定义和特性，中国式英语和某些层面上的中国英语都属于中介语研究的对象。但是中介语这个概念本身还存在争议，如中介语的具体性质到底是什么?中介语的发展是否应该按母语者的标准来衡量?对于那些目的语口语表达流畅但带有外来口音的二语学习者，他们是否应看作是二语发展过程中的“僵化”现象呢?因而某些层次上的中国英语是否应该划归为中介语似乎很难定论。如Varney举的一个例子：在中国北戴河附近一公园里看到这样的牌子“Nosmokingintheparkoryouwillbepunished”，英语国家不用punished而用prosecuted，不过他觉得前者比后者显得有力，并对此持赞赏的态度。除了最后一个单词使用的恰当性有待商榷以外，这个句子在语法、结构上都符合标准英语的条件，这样的英语表达是属于中国英语呢还是中国式英语?根据Vamey的观点，应该属于前者，“punish”一词的使用表现出深刻的汉语文化心理。“惩罚”一词在中国的公共场所随处可见，这种警示语往往透出警告发出人的那种居高临下、不容商量的绝对权势和冷漠的态度。被警告的对象也因为司空见惯而不觉得有任何不妥之处。中介语中还常见因受母语影响而产生的与目标语母语者不同的语用策略模式和语言形式。如在表达感谢时，英语母语者会根据对对方的感激程度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但非母语者则很少有这种变化。[1][2][][]2．迁移理论针对中介语，有人从母语迁移(mothertonguetransfer)的角度对它进行解释。Corder指出，语言迁移是中介语中的一种“行为现象”(PerformancePhenomena)，是一种交际策略。母语迁移是语言学家用于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二语习得过程中英语学习者出现的不规范英语现象的术语。Talor指出语言迁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语言迁移大多发生在没有语言习得环境的情况下；二是第二语言学习的初学者更易调用母语。就语言迁移的效果讲，它可以分为正向迁移(positivetransfer)和负向迁移(negativetransfer)。当母语对外语学习有促进作用时，便是正迁移；反之，则是负迁移，也称干扰(interference)。如中国人可能会使用以下直陈语句表示赞赏：例3．Yourbaekyardisverylarge．例4．Youworkeffecfivdy．例5．Yourchildrenareveryclever．这些句式是套用汉语句式、带有汉语文化心理的英语句子，并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根据Wolfson，英语只有下面的直陈句式才有赞赏功能：NPis／looks(really)ADJI(really)like／loveNPPROis(really)(a)ADJNP因此例3一例5是属于汉语负迁移的结果。英语母语者听着可能觉得别扭，但是如果了解中国文化或许能理解。迁移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式英语和中国英语产生的原因，这种分析的角度属于静态的描述，关于迁移是如何产生的，除了心理上的因素外，其认知因素是什么，汉语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其中有何干扰等则无法解释。

四、存在问题和今后研究方向

第一，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界限有时之所以不是十分清楚，其问题的根本是涉及到语言交际的语用问题。如上文所举例子“punish”一句的使用，在语法上是完全正确的。只是该词的语用恰当性问题受到质疑。有些英语母语者能接受并认为很好地达到了交际目的，它就是中国英语，但是如有其他英语母语者认为不恰当，需改为“prosecute”时，它就是中国式英语。而且因为我们是在非英语环境中学习英语，对于英语中的很多词汇和表达的语用含义并不清楚，因此使用时便会犯语用方面的错误，造成表达的不恰当性。如以前我们用“propaganda”一词表示汉语中“宣传”的意思，包括词典上也是这样翻译，到近年人们才意识到该词在英语文化中含有贬义，指政客们有目的的愚弄、欺骗大众的手段，而一般的宣传则用“publicity”等中性词。语言习得中的语用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和重视。现在出现了语际语用学(interlanguagepragmatics)这一新的语用学研究领域。“语际语用学可称为语用学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跨面或共同的研究内容”。因此，对中国英语的研究应该从语用的角度人手，因为中国英语在语法上是正确的，只是语用上存在是否恰当的问题。第二，对中国英语的研究关键不是它是否需要本土化或者需要从语音、词汇、语篇的层面上进行描绘和规定，使之成为国际英语中的一个国别变体的问题。如前文所述，这样的设想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关键是需研究中国英语在交际中的效果，是否能准确传递交际者的意图，如不能，在英语中又没有对等的表达，又该如何改进使其能更准确地传递交际者的意图?因而中国英语的使用其实又是恰当地翻译的问题。如中国阅兵口号“同志们好!”、“首长好!”在新闻报道时如何翻译的问题。因为西方国家阅兵时不喊口号，因而找不到对等的表达。而我们的报纸对外新闻报道时用的“Hello，comrades!”和“Hello，comradechairman!”又遭到英国朋友的批评，听起来好象说“伙计们，干得不错!”、“头儿，您受累了!”，显得很不严肃。如何正确翻译，则需大家共同探讨。可见，即使从翻译的角度探讨中国英语，归根结底也回到语用上是否恰当的问题。

第三，对中国英语的形成原因仅从迁移或中介语的角度探索并不足以揭示其动态的本质。须从文化、社会、认知等整体的角度去探讨中国英语的成因。交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国英语的使用也是一样。如英语母语者在中国环境里对中国人说“Haveyoueaten?”是可以接受的，是说话人为了达到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交际目的而对中国文化作出顺应的结果。而中国人对英语母语者说同样的话是否恰当则需依情况而定，如对方是否了解中国，在哪里、什么情况下说的等。总之，中国英语是英语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为了达到交际目的而填补某些英语语言形式、社交文化信息等空缺所做的语言选择，是一种交际策略。对它的研究我们也须结合语境才能揭示其深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