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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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西文化大背景的差异，必然形成艺术思维方式、内容、概念、称谓、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不同，甚至艺术范畴之界定也是不同的。我们中国乐的美学独特性，有这样三大特点：一是自然抽象之再造；二是自我情绪之控理；三是自我自宥之中心。

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百多万年，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横观人事变化，到了伏羲时代总结出了第一部大书《易》，即宇宙变易的大学问。“圣人知天地识之别，故从有以至未有，以得细若气，微若声，然圣人因神而存之。”（《史记》）这就是因气设声律。“六律为百事根本焉。”故“太史公曰：在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右，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中国人用乐所再造的自然世界，是相当复杂而又独特的。先祖把捕捉不到的气和流动变化的思维、情绪、无形的神韵等，都用数规定他们的律，再用测定的律铸成有形的器（也就是艺术符号），然后运用这些符号编织成艺术乐章。

先人用乐舞进入的抽象自然世界，不仅仅是用来做娱乐的，主要是：“以律和五声，施之八音，合之成乐。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顺以歌咏五常之方，听之则顺乎天地，序乎四时，应人伦，本阴阳，原情性，风之以德，感之以乐，莫不同乎一。”即通过乐舞的作用，以求达到“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并用它组成人性、情绪、伦理道德、社会行为的有机调控系统。运用这种调控机制达到社会的安治和谐。这种让人在快乐中自我完善的艺术构架，确是具有独异思维特点的东方美学。不管乐舞的作用是否可以达到：“律吕唱和以育生成化”（《前汉书》。或：“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乐记》）但毕竟得承认祖先在数千年前寻觅出：以道中轴、以歌舞为载体的艺术调控机制，确实是值得自豪的一大创造，留给我们的艺术创作启示、法则，以及艺术道德，仍然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

从制律作乐，循章抃舞，诗歌以故事来看：中国人的创作主体意识是相当突出的，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艺术的科学思维，绝非“下意识的潜流”所能流成的滔滔黄河文化流，也非“非理性”所能理得清天、地、人这个艺术大世界的。这种用抽象符号编织成的艺术世界，唤起人们对大自然和社会的感知和深入认识，显示了中国人高超的艺术才能和独特的创作意识，其主体意识就是：有与无二字及其辩证关系。不仅在乐舞的虚拟表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主体意识的表现，即使书法、诗画的创作也无不明显地留记着中国人创作的主体意识，以无表现有，以有存其无。以达形、神兼备、兼美，表现出作者的人格、情绪和追求来。中国人的主体是有理性的物质体，中国人的艺术是在高度理性支配下创造的艺术。至于“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植柳柳成荫”的现象，可能正是律吕偶合，以致阴差阳错造成的偶然现象。要靠“守株待兔”去寻觅创作的成功，只有在“梦”里找到这种“潜意识”的满足了。至于“梦笔生华”的好梦，那正是理性辛苦寻觅，劳而获之的艺术财富。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理性的主体，怎样去制造生存的社会和人的艺术！我们的祖先正是由十分清醒的理性支配，才造出合乎天、地、人的艺术来，并成为自我完善和调理社会善恶的乐（戏）艺术思维的主体。

自宥于自我中心。这一特点在中华民族生存的全部历史过程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是和我们民族的天圆地方的自然观不可分的，也是与其“人”居天地之中、“人”顶天立地的生存意识和自信心分不开的。我们民族具有这种自尊、自爱、自信的积极意识，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远古有西王母族馈我白玉琯，西周有专门研究管理四夷之乐的鞮鞣氏，改夷补中。汉魏晋以后“胡马度阴山”带来了“吞刀吐火”杂技百戏。隋唐两代西域音乐，胡旋舞蹈，已是风靡朝野，更为宋元杂剧积累了雄厚基础。文化发展是个渐进和积累的长河，封闭意识是需要启开的，吸收营养也可以加快速度，但我们必须明白文化中的民族独异性是不可能湮灭的。像古代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多么残酷持久，谁又能把一种文明强加于对方？罗马，土尔其都曾占领过地中海沿岸几多世纪，奥林匹斯山上的文明印迹、文化价值消失了吗？大不列巅占领印度多么长久，“阿弥陀佛”在次大陆失去了他的灵光了吗？只要一个民族的人民还存在，它的“乡音”、民俗文化，也包括它的美学独异性就会滔滔流淌不息。这样的洪流是永远不会干涸的。我们要求的不是改变黄土地的颜色，只是把“君临天中”举向云头的鼻脸俯向“四极八荒”，采风配律，奏出我中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新乐章。笔者绝不赞成“断割”“再造”等虚无者的高论。若按某些先生之论，将中国乐（戏）文化来次“割头换血”，“全方位地再造”，岂不都造成了单一的“海派”色了吗？

民族乐（戏）的特性，真如人面各异一样，那么希腊乐（戏）的特异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正像英国美学家鲍桑葵在《美学史》序言里，对东方美学说过的那句话：“我没资格从事这件任务。”我们站在遥远的东方，向云蒸霞罩的奥林匹斯山与碧波荡漾、深邃莫测的爱琴海望去，除了对人类文明“儿童”的赞叹外，更深刻地剖析，只有靠他们的欧洲老乡鲍桑葵先生来说说明白了。他说：“希腊人却总是以那种冷酷的利己主义，抓住自己的利益不放，把每一个妨碍他的人都当作敌人，拒之千里之外，他们仅仅对两三个有兴趣中的一个兴趣保有专一的忠心。”(转第85页）(接第69页）英国绅士的话未免刻薄了。这个早熟的“文明儿童”在他的乐文化中确实是有些古板的，专注地发展了悲剧事业。而对同时期的阿里斯托芬的世俗喜剧，则给予了冷淡和轻视，直至罗马帝国建立之后，这种艺术才得以发展，形成了欧洲又一个戏剧高潮——拉丁喜剧。但人们认识希腊，也使希腊人引以为荣的还是他的悲剧成就！希腊人通过模仿创造出自己的戏剧，用以传授、教训、和悦、快感。不可否认，他们的乐文化也是他们民族心态的“面孔”。相信欧罗巴也一样绝不会丢掉他们的希腊美学根，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希腊文化根的“蕤宾”，莎士比亚的悲剧就是来自希腊神授。尽管在元、明、清我们的戏剧已发展得相当完善了，但西方从来没有人主张把中国戏剧全套搬将过去。其实没有必要合二而一，还是各有各的特色，各自保持自己的根，组成一个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世界。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不同的地方，千秋万代后，这种不同，还会照样存在。这，与我们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不会变成蓝眼睛、黄头发、白皮肤一样。当然，你可以染成其他颜色，但本色你是改不掉的。正如“贾湖古笛”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理。现在谈什么都是接轨，我们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哲学，造就一种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实践方式。如《梁祝》《黄河》《茉莉花》等，不但是中国人喜欢的曲子，同样外国人也能接受。特别是《梁祝》《黄河》，看上去是西洋乐器演奏的，但其作曲方式，百分之百是中国传统的。与贝多芬《命运》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中西文化大背景各异，必然形成艺术思维方式、内容、概念、表现手法等方面的差异，甚至艺术范畴之界定也是不同的。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这样说：“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印度文化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而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像中国的十二律与十二个月；五声与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肾、喜怒哀乐惧之关系等，都超越艺术范畴的界定了。然而中国艺术是十分强调这种关系的，其力求使自己与道（即易）能和谐，形成自己的生存次序，这种艺术哲学虽然复杂，但他仍以自身特殊的生命力长存于艺术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