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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西文化大背景的差异,必然形成艺术思维方式、内容、概念、称谓、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不同,甚至艺术范畴之界定也是不同的。我们中国乐的美学独特性,有这样三大特点:一是自然抽象之再造;二是自我情绪之控理;三是自我自宥之中心。
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百多万年,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横观人事变化,到了伏羲时代总结出了第一部大书《易》,即宇宙变易的大学问。“圣人知天地识之别,故从有以至未有,以得细若气,微若声,然圣人因神而存之。”(《史记》)这就是因气设声律。“六律为百事根本焉。”故“太史公曰:在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右,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中国人用乐所再造的自然世界,是相当复杂而又独特的。先祖把捕捉不到的气和流动变化的思维、情绪、无形的神韵等,都用数规定他们的律,再用测定的律铸成有形的器(也就是艺术符号),然后运用这些符号编织成艺术乐章。
先人用乐舞进入的抽象自然世界,不仅仅是用来做娱乐的,主要是:“以律和五声,施之八音,合之成乐。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顺以歌咏五常之方,听之则顺乎天地,序乎四时,应人伦,本阴阳,原情性,风之以德,感之以乐,莫不同乎一。”即通过乐舞的作用,以求达到“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并用它组成人性、情绪、伦理道德、社会行为的有机调控系统。运用这种调控机制达到社会的安治和谐。这种让人在快乐中自我完善的艺术构架,确是具有独异思维特点的东方美学。不管乐舞的作用是否可以达到:“律吕唱和以育生成化”(《前汉书》。或:“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乐记》)但毕竟得承认祖先在数千年前寻觅出:以道中轴、以歌舞为载体的艺术调控机制,确实是值得自豪的一大创造,留给我们的艺术创作启示、法则,以及艺术道德,仍然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
从制律作乐,循章捨瑁枰怨适吕纯矗褐泄说拇醋髦魈逡馐妒窍嗟蓖怀龅模锏降囊帐醺叨取⒁帐醯目蒲嘉恰跋乱馐兜那绷鳌彼芰鞒傻奶咸匣坪游幕鳎卜恰胺抢硇浴彼芾淼们逄臁⒌亍⑷苏飧鲆帐醮笫澜绲摹U庵钟贸橄蠓疟嘀傻囊帐跏澜纾狡鹑嗣嵌源笞匀缓蜕缁岬母兄蜕钊肴鲜叮允玖酥泄烁叱囊帐醪拍芎投捞氐拇醋饕馐叮渲魈逡馐毒褪牵河杏胛薅旨捌浔缰す叵怠2唤鲈诶治璧男槟獗硌葜锌梢郧宄乜吹狡渲魈逡馐兜谋硐郑词故榉ā⑹拇醋饕参薏幻飨缘亓艏亲胖泄舜醋鞯闹魈逡馐叮晕薇硐钟校杂写嫫湮蕖R源镄巍⑸窦姹浮⒓婷溃硐殖鲎髡叩娜烁瘛⑶樾骱妥非罄础V泄说闹魈迨怯欣硇缘奈镏侍澹泄说囊帐跏窃诟叨壤硇灾湎麓丛斓囊帐酢V劣凇坝行脑曰ɑú豢扌闹擦梢瘛钡南窒螅赡苷锹陕琅己希灾乱醪钛舸碓斐傻呐既幌窒蟆R俊笆刂甏谩比パ懊俅醋鞯某晒Γ挥性凇懊巍崩镎业秸庵帧扒币馐丁钡穆懔恕V劣凇懊伪噬钡暮妹危钦抢硇孕量嘌懊伲投裰囊帐醪聘弧:苣严胂笠桓雒挥欣硇缘闹魈澹跹ブ圃焐娴纳缁岷腿说囊帐酰∥颐堑淖嫦日怯墒智逍训睦硇灾洌旁斐龊虾跆臁⒌亍⑷说囊帐趵矗⒊晌晕彝晟坪偷骼砩缁嵘贫竦睦郑ㄏ罚┮帐跛嘉闹魈濉?
自宥于自我中心。这一特点在中华民族生存的全部历史过程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是和我们民族的天圆地方的自然观不可分的,也是与其“人”居天地之中、“人”顶天立地的生存意识和自信心分不开的。我们民族具有这种自尊、自爱、自信的积极意识,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远古有西王母族馈我白玉琯,西周有专门研究管理四夷之乐的鞮鞣氏,改夷补中。汉魏晋以后“胡马度阴山”带来了“吞刀吐火”杂技百戏。隋唐两代西域音乐,胡旋舞蹈,已是风靡朝野,更为宋元杂剧积累了雄厚基础。文化发展是个渐进和积累的长河,封闭意识是需要启开的,吸收营养也可以加快速度,但我们必须明白文化中的民族独异性是不可能湮灭的。像古代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多么残酷持久,谁又能把一种文明强加于对方?罗马,土尔其都曾占领过地中海沿岸几多世纪,奥林匹斯山上的文明印迹、文化价值消失了吗?大不列巅占领印度多么长久,“阿弥陀佛”在次大陆失去了他的灵光了吗?只要一个民族的人民还存在,它的“乡音”、民俗文化,也包括它的美学独异性就会滔滔流淌不息。这样的洪流是永远不会干涸的。我们要求的不是改变黄土地的颜色,只是把“君临天中”举向云头的鼻脸俯向“四极八荒”,采风配律,奏出我中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新乐章。笔者绝不赞成“断割”“再造”等虚无者的高论。若按某些先生之论,将中国乐(戏)文化来次“割头换血”,“全方位地再造”,岂不都造成了单一的“海派”色了吗?
民族乐(戏)的特性,真如人面各异一样,那么希腊乐(戏)的特异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正像英国美学家鲍桑葵在《美学史》序言里,对东方美学说过的那句话:“我没资格从事这件任务。”我们站在遥远的东方,向云蒸霞罩的奥林匹斯山与碧波荡漾、深邃莫测的爱琴海望去,除了对人类文明“儿童”的赞叹外,更深刻地剖析,只有靠他们的欧洲老乡鲍桑葵先生来说说明白了。他说:“希腊人却总是以那种冷酷的利己主义,抓住自己的利益不放,把每一个妨碍他的人都当作敌人,拒之千里之外,他们仅仅对两三个有兴趣中的一个兴趣保有专一的忠心。”(转第85页)(接第69页)英国绅士的话未免刻薄了。这个早熟的“文明儿童”在他的乐文化中确实是有些古板的,专注地发展了悲剧事业。而对同时期的阿里斯托芬的世俗喜剧,则给予了冷淡和轻视,直至罗马帝国建立之后,这种艺术才得以发展,形成了欧洲又一个戏剧高潮——拉丁喜剧。但人们认识希腊,也使希腊人引以为荣的还是他的悲剧成就!希腊人通过模仿创造出自己的戏剧,用以传授、教训、和悦、快感。不可否认,他们的乐文化也是他们民族心态的“面孔”。相信欧罗巴也一样绝不会丢掉他们的希腊美学根,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希腊文化根的“蕤宾”,莎士比亚的悲剧就是来自希腊神授。尽管在元、明、清我们的戏剧已发展得相当完善了,但西方从来没有人主张把中国戏剧全套搬将过去。其实没有必要合二而一,还是各有各的特色,各自保持自己的根,组成一个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世界。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不同的地方,千秋万代后,这种不同,还会照样存在。这,与我们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不会变成蓝眼睛、黄头发、白皮肤一样。当然,你可以染成其他颜色,但本色你是改不掉的。正如“贾湖古笛”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理。现在谈什么都是接轨,我们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哲学,造就一种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实践方式。如《梁祝》《黄河》《茉莉花》等,不但是中国人喜欢的曲子,同样外国人也能接受。特别是《梁祝》《黄河》,看上去是西洋乐器演奏的,但其作曲方式,百分之百是中国传统的。与贝多芬《命运》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中西文化大背景各异,必然形成艺术思维方式、内容、概念、表现手法等方面的差异,甚至艺术范畴之界定也是不同的。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这样说:“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印度文化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而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像中国的十二律与十二个月;五声与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肾、喜怒哀乐惧之关系等,都超越艺术范畴的界定了。然而中国艺术是十分强调这种关系的,其力求使自己与道(即易)能和谐,形成自己的生存次序,这种艺术哲学虽然复杂,但他仍以自身特殊的生命力长存于艺术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