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调钢琴音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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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是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主调钢琴音乐作品进行回顾与梳理，并力图系统地分析其艺术特色及创作上的成功经验。
关键词：中国主调钢琴音乐多声部音乐民族音乐民族性时代性
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带动了相关的理论研究逐步走向全面化、系统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创作、教学、演奏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和丰硕的成果，对于我们今后对中国钢琴音乐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例证。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对中国钢琴艺术发展进行综合性艺术研究的论述：《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①《浅谈中国钢琴音乐的历史演进》②《中国钢琴艺术究竟始于何时?》③等；关于中国钢琴曲创作特点研究的文章：《论我国钢琴音乐创作》④《我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发展》⑤《从中国钢琴曲看传统音乐与当代音乐创作的关系》⑥《四首钢琴曲〈猜调〉创编手法上的分析与比较》⑦《谈江定仙的三首钢琴作品》⑧《古曲艺术洋为中用添新彩——谈黎英海先生改编的钢琴曲〈阳关三叠〉〈夕阳箫鼓〉》⑨等；关于中国钢琴作品演奏及教学方面的研究：《钢琴教学与演奏艺术》（下）⑩《中国钢琴作品教学的几个要点》(11)《关于中国钢琴艺术的概念及其理论研究概述》等。中国的钢琴音乐创作伊始是继承和发展了西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前期的主调音乐创作手法，主调音乐形式的创作是中国钢琴音乐发展的主流,无论在接受程度上还是影响上，主调钢琴作品都占有绝对的主体地位。本文从中国主调钢琴音乐作品这个角度出发,对其发展进行梳理。
从20世纪开始，我国的作曲家就开始探索性地创作钢琴音乐作品，时至今日已经创作、改编了大量优秀的、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特点的主调钢琴作品。悠久的民族音乐文化背景为我国的钢琴音乐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钢琴音乐在中国的发展真正应和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
一、早期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萌芽
（1919年—1949年）
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国的音乐文化由前期的“西学东渐”，逐渐向着结合本国国情而发展。1942年，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与新的时代和群众相结合，树立先进的世界观，把提高和普及结合起来，努力表现新人物和新世界。该文艺指导思想的出台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
1914年，赵元任创作的钢琴曲《和平进行曲》被普遍认为是第一首中国钢琴曲。萧友梅1916年创作的钢琴曲《哀悼引》，1923年的大型钢琴曲《新霓裳羽衣舞》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民族题材的钢琴曲。在这一时期，中国钢琴音乐在创作上主要借鉴、运用18世纪、19世纪的主调作曲技法，表现现实生活和民族斗争。此时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刚刚开始探索、实验，欧洲的多声部音乐的创作手法与中国传统单声部音乐思维的结合还不够成熟，缺少鲜明的中国民族音乐风格。
20世纪30、40年代
1934年，美籍俄裔著名钢琴家齐尔品在上海国立音专举办的“征求中国风格钢琴曲”的创作评奖活动(12)。在这次比赛中，共收到11人的20件作品。其中主调的钢琴音乐作品有《摇篮曲》《思往日》（贺绿汀作）、《摇篮曲》（江定仙作）、《牧童之乐》（贺志诚作）、《C小调变奏曲》（俞便民作）等。除此之外，还有贺绿汀创作的《晚会》；刘雪庵的《中国组曲》；邓尔敬的《儿童钢琴曲四首》；瞿维的《花鼓》；丁善德的《春之旅组曲》《中国民歌主题变奏》；陆华柏的《浔阳古调》《农作舞变奏曲》等作品。
这个时期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成立后培养出的专业音乐作曲家，为以后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在齐尔品的感召下，中国作曲家们开始创作带有中国风味、民族特点的钢琴作品。同时，专业钢琴音乐创作更加全面、系统地借鉴了西方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曲技巧及风格，但是主调作品仍占有主要地位。这充分证明了西方作曲技巧中的某些原理、因素能够与中国地方性、民间性的民族风格的成功结合，为中国主调钢琴音乐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钢琴音乐创作
（1949年—1966年）
新中国成立后，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等文艺方针。这些文艺指导思想的提出推动了专业钢琴音乐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作曲家们以民族性和时代性为主要命题，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丁善德创作的《第一号新疆舞曲》《快乐的节日》《第二号新疆舞曲》；陈培勋创作和改编的《卖杂货》《“双飞蝴蝶”主题变奏曲》《平湖秋月》；桑桐创作的《内蒙民歌主题小曲七首》；汪立三创作的《兰花花》；廖胜京创作的《火把节之夜》；蒋祖馨创作的《庙会》（包括：艺人的小调、二人舞、老人的故事、笙舞、社戏)；刘庄创作的《变奏曲》《运动会组曲》；罗宗熔创作的《第二小奏鸣曲》；黄虎威创作的组曲《巴蜀之画》（包括：陈哥、空谷回声、抒情小曲、弦子舞、蓉城春郊、阿坝夜会）；刘富安创作的《采茶扑蝶》；孙以强创作的《鼓粒飞舞》；储望华改编的《解放区的天》《翻身的日子》；周广仁改编的《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等作品。
这期间的创作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作品直接将民歌和歌曲音调运用在创作之中，如《兰花花》《解放区的天》《卖杂货》《翻身的日子》等；二是间接运用民间音乐为创作素材，仍然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音乐风格，如《巴蜀之画》《鼓粒飞舞》《庙会》等。这些作品在调性、和声、曲式结构等作曲技法方面作了钢琴音乐“民族化”的成功探索，造就了中国主调钢琴音乐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三、“”前后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
（1966年—1976年）
十年动乱直接冲击了我国钢琴音乐创作，“双百方针”不复存在，这时期的钢琴作品也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阻碍了正常的发展。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我国主调钢琴音乐由创作转变为改编，因此这段时期又称为“改编曲时期”。这段时期中国主调钢琴曲创作特点是将既有的歌曲或器乐曲在保持原曲相对完整的情形下改编为钢琴曲。代表性作品有殷承宗等人编曲的《黄河》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第二乐章黄河颂、第三乐章黄河愤、第四乐章保卫黄河；汪立三的《兄妹开荒》《彩云追月》；储望华的《二泉映月》；王建中的《浏阳河》《梅花三弄》《百鸟朝凤》；黎英海的《夕阳箫鼓》；杜鸣心改编的《舞剧“红色娘子军”组曲》等作品。
以上提到的作品的产生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但是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如《二泉映月》《梅花三弄》《夕阳箫鼓》等传统乐曲改编的作品，用钢琴这件西方的乐器成功诠释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诗意和情趣。
四、改革开放后的创作
（1976年—20世纪末期）
“”后，我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二为”文艺政策，鼓励文艺工作者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改革开放也为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土壤和契机，钢琴音乐的创作也朝着多元、多轨、多向发展。这段时期的创作主要趋势是反主调音乐创作，作曲家尝试运用各种现代作曲技法，创作了不少富于想象力的优秀作品。如陆华柏的《东兰铜鼓舞》；饶余燕的《献给青少年》；黎英海的《阳关三叠》；陈钢的《梁祝系列钢琴协奏曲》；储望华的《春江舟影》《情歌》《正月新春》《在那遥远的地方》《茉莉花》等作品。
结语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主调钢琴音乐创作的发展遵循着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轨迹。这个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中尤为明显，主调钢琴曲的创作一直遵循着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以民族性、标题性和抒情性的结合，赢得了中国听众的普遍接受和喜爱。但是非主调钢琴音乐作品也是作曲家们对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探索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在相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主调钢琴音乐与非主调钢琴音乐相比，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听众的接受方面：从我们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而言更容易接受主调音乐，因为我国民族音乐是以单音旋律为主。而主调钢琴音乐的主旋律声部占有绝对优势，虽然使用西方的乐器和音乐手段，但音乐仍然是以中国的方式为主，所以更容易在听众中产生共鸣。二是在理解方面：主调钢琴曲无论在音乐题材、创作手法上都根植于民族音乐的沃土，运用老百姓耳熟能详的音乐语言，做到“中西融汇，雅俗共赏”，是推动中国主调音乐发展的动力之一。大部分作品重视民族、民间音调的运用，作曲家按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运用我国的民间歌曲、舞曲的音乐语言。特别是主调钢琴改编曲，一方面来说，原作的旋律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另一方面改编后的乐曲更富有时代气息，在保持和忠实于原作风格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其他乐器无法比拟的优势使改编后的曲调在原有的表现力基础上又充分发挥了钢琴的多声部优势，运用丰富多彩的节奏织体，将原作雕琢得更加丰盈。
中国主调钢琴曲是在“学堂乐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复苏和振兴中发展起来的，最主要的还是在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导下，人民群众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为此，广大的作曲家、文艺工作者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中国主调钢琴作品从总体上来看：题材、体裁丰富；旋律甜美、动人心弦，在人们的脑海里留下了一段段令人难忘的美好的旋律，伴随着许多人走过了那段光辉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