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经验和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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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童年时期的经验是伴随着艺术家一生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把童年经验中的不愉快转换成“动力源”，艺术家才能够创作出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艺术品出来。童年的痛苦体验对艺术家的影响是深刻的、内在的，它造就了艺术家的心理结构和意志结构，艺术家一生的体验都要经过这个结构的过滤和折光，因此即使不是直接表现，也常常会作为一种基调渗透在作品中。

关键词：童年经验；缺失经验；痛苦经验

在心理学领域中，各派心理学家之间尽管有许多分歧，但都十分重视童年经验对个人成长的意义，认为童年时期的经验，特别是那些印象深刻的经验往往给艺术家的一生涂上一种特殊的基调和底色，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艺术家对于创作题材的选择和作品情感或情绪的基调。

“童年经验”即“童年体验”。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意志等。

童年经验对艺术家的体验生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童年经验与一个人日后体验生成的关系，精神分析学说曾有许多富于启发性的见解。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每个早期阶段仍同由它发展而来的后期阶段并驾齐驱，同时存在。早期的精神状态可能在后来多少年内不显露出来，但是，其力量却丝毫不会减弱，随时都可能成为头脑中各种势力的表现形式。”[1]也就是说，虽然早期的（即童年时期的）经验对后期的心理意向、人格结构等的形成有到关重要的影响，但反过来，个体以后的各种经验也会反作用于早期经验，重塑并改造它们。所以它已不完全是原来的样子。弗洛伊德说：“童年以后的诸种强烈力量往往改塑了我们婴儿期经验的忘忆容量，可能也就是这一种力量的作用，才使得我们的童年朦胧似梦。”[2]所以回忆并不完全是“准确的”，它由于时间的作用与以后的生活体验的影响，而进行重塑，发生变形。

霍妮承认，“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确认早期经验的重要性是弗洛伊德众多的功绩之一。问题不在于早期经验对一个人的发展是否有影响，而在于如何影响。霍妮认为，早期经验的影响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是早期经验留下了可被直接追溯的痕迹。自发地喜欢一个人，或不喜欢一个人，可能与早期记忆中父亲、母亲、女佣、兄弟姐妹的类似品质有直接关系。例如一个教师受到校长的批评，可能会造成创伤性经验。因为这时校长代表了她父亲的形象。校长的批评意味着往昔父亲拒绝的重复，还可能激起因曾幻想得到父亲（伊赖克辍情结）而负的内疚感。早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经历与后期感到受虐待的倾向有某种直接联系。

第二种更为重要的方式是童年的整个经历带来了某种性格结构，或更确切地说，开始了它的发展。这种发展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停止时间。因此，事实上我们很难划分所谓早期与后期的反映的联系，更不能一一对应的去解释早期行为与后期行为的联系，重要的是应从整个性格结构上来理解后期行为。因为性格结构不仅受早期行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还受到以后各因素的重要影响。脱离这一点，理论假设就会变得不完全，而弗洛伊德的理论恰恰在这一点上暴露了其不完全的弱点。霍妮从自己的临床实践中发现，仅仅是给病人指出他当前的行为是早期某一行为的重构，并不能给病人带来中止某种冲动的效果。“重构激起的记忆是病人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成长。但是，重构或者说用童年记忆来解释当前行为，越没有证据就越无价值，或者证据多时与只是一种可能性。”更何况，由于记忆模糊，有时甚至很难断定所谓的早期经验到底是真实的经历还是幻想。加上，与现在怪僻相关的幼儿经历往往是散乱无章的，不能解释任何事情。因此，“当童年的真实图画给蒙上了一层迷雾时，人们便强做努力穿破迷雾，这实际使用知之依旧甚少的东西（童年）来解释尚且不知的东西（现在的怪僻）。”霍妮认为，重要的是“理解现在人格的复杂性以及构成他心里均衡的条件。然后，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特定的事件一定会扰乱这种均衡。”事实上，平静的、心态平衡的人不会成为心理失衡的受害者，受害者只能是那些为内在冲突所撕裂的人。一个人的性格结构越不稳定就越容易受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扰乱，使心理失去平衡，呈现出焦虑、消沉或其它病症。因此，霍妮坚持认为，“我相信不必从记忆中寻找最终答案，而应当努力根据具体的实际性格结构来理解那些直接事件……意味着什么。

同样的，艺术家童年时父母亡故或离异、家道中落等的痛苦经验对其性格和气质的影响尤其巨大，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他的创作的题材选择、人物原型、情感基调、艺术风格等。海明威在回答什么是作家最好的训练这一问题时，很干脆地说：“不愉快的童年。”[3]

童庆炳先生在论及童年经验对创作的影响时，将童年经验分为丰富性经验和缺失性经验两类:“所谓丰富性经验，即他的童年生活很幸福，物质、精神两方面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生活充实而绚丽多彩。所谓缺失性经验，即他的童年生活很不幸，或是物质匮乏，或是精神遭受摧残、压抑，生活极端抑郁、沉重”[4]童先生认为这两种童年经验虽然都可以成为创作的“动力源”，但缺失经验比之丰富性经验，在激发创作动机的内在心理趋动力上更为强烈，这一点是颇有见地的。事实正是如此，童年的缺失经验之所以在艺术家心灵世界占有重要的位置，其原因在于童年以其弱小的身体和纯真无知的心灵承受生活施与他的痛苦，这种毫无反抗和改变命运的自身处境，甚至无法知道造成某种缺失痛苦的原因，使童年的缺失经验更具的悲剧的意味和色彩。作家莫言12岁那年，在一个桥梁工地当小工，由于饥饿难握，到生产队的萝卜地拨了一个红萝卜，被发现后，工地领导让他跪在像前请罪。这段经历对作家一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一个孩子正常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为了满足这种生理需求，却要承担社会对他的惩罚，这无疑是对孩子心灵的一次厚大的栽害。所以，莫言把充满黑暗、恐怖和饥饿的童年看成他成为作家的重要原因。足见童年缺失经验在创作中所振发的趋动力作用。

在童年缺失经验中，对艺术家后来的创作最具影响力便是体验的因素，以及由某种缺失体验导致的渴望填补缺失的强烈欲望。一般来说，痛苦的童年经历对人身心发展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生活使他过早地体验到了生存的艰难与困苦。现实的生存环境与恶劣的条件，以一种无情的挤压方式改变着儿童的命运，甚至造成终生的心理和精神的变形。生活中的磨折与苦难，泯灭了儿童快乐的天性，却造就了敏感、抑郁、坚忍的性格。这是生活以具独特的方式赋予人的另一种品格和悲剧精神。童年时期造成的缺失体验，有时在后来的生活能够得到满足和补偿，如物质的丰富使童年的饥饿感成为一种记忆，人也由于物质的逐渐满足为向更高的物质需要层次迈进，虽然也会产生需要的匾乏意识，但这是更高层次的需要，它不同于童年的缺失状况。在缺失中寻求补偿，这是人的正常心理，但有些精神上造成的缺失在现实中却永远无法补偿。譬如亲人的离去便可造成爱的永远缺失。这会在人的一生中造成永久的痛苦。日本著名学者长谷川泉在谈到川端康成的孤儿体验与创作的关系时说:“《十六岁的日记》所予示的孤儿的恐怖，及其后来的孤儿的感觉，反映川端的饥渴和对它的弥补的作品是很多的。怯弱的被扭曲的心，在文学上非常容易沉浸于爱之中。正是如此产生了反映这种纯真感应的作品。《伊豆舞女》如此，《少年》中如果去掉那种颠倒了的同性恋的话，也可以说是对爱的饥饿的一种满足，是被爱所浸染的记录。对爱的渴望，是川端永远的主题。·····一般情况下，在得到慈爱的至亲的爱护下成长的孩子，不会直接体味世间的酸辛。但是，作为一个孤儿。只有依仗自己，这种心情是从幼小时代就形成的东西。对待人生的这种羞怯的心理姿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实际上，精神的内核却是相当强韧的。……这种心理反映在文学上表现出一种无比强韧的特征，象川端这样对自己的秉性持续不断地歌唱的作家是罕见的。”[5]这说明，现实给川端童年造成的爱的缺失体验，导致了对爱的渴求的补偿心理动力，经过青年时代的“同性恋”的畸变，最终在艺术创作中完成了对女性美理想化追求。童年的苦难经历，造成了他沉默寡言、孤独强韧的秉性和精神品格，“体质孱弱，反映缠绕着死影的为亲人送殡的内心空虚、孤儿环境中的渴望爱情、轮回转世的听天由命等等，形成了川端康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6]这种人生观和世界观必然影响着川端文学的思想风格，使他的作品映现出个人的精神品格和审美理想的光环，成为独特多彩的艺术世界。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那些杰出人物的传记，都能发现这些人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萌芽。孔子很小的时候不喜嬉闹而愿意玩祭祖的游戏；拿破仑儿时不愿听大人的话，但却总是一个深孚众望的孩子王；爱迪生无法在学校接受教育，可其好奇心却日甚一日……伟人的成长都可以追溯到童年，追溯到童年的经验，而这童年的经验对日后的“支援意识”优势区域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人总是在这种影响下寻找自己最擅长的方法、领域表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儿时的经验决非是不重要的，相反，是非常重要的！

童年的痛苦体验对艺术家的影响是深刻的、内在的，它造就了艺术家的心理结构和意志结构，艺术家一生的体验都要经过这个结构的过滤和折光，因此即使不是直接表现，也常常会作为一种基调渗透在作品中。童年经验是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我们在以后创作中也多多少少加进了自己童年的记忆。

参考文献：

[1][奥地得]弗洛伊德.目前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A]，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C].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217

[2][奥地得]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M]，上海文学杂志社，39~40

[3]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95

[4]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04

[5]长谷川泉.长谷川泉日本文学论著选?川端康成论[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36-37.

[6]叶渭渠,[日本]长谷川泉《(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一川端康成评传)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