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音乐民族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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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较为优越的物质基础上,对意识领域中的各类艺术形式也尤为关注。那么，在众多的艺术领域中音乐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更为大家所接受和喜爱；而通俗音乐由自己本身朴素简洁的的音乐语言、流畅易记的旋律、活泼而富有特点的节奏以及更加贴近生活的情景和感受，为大家所喜闻乐见。

不同地域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华民族的音乐艺术也是一样有着自己的独特魅力，那么探讨为大家所喜爱的通俗音乐的民族化发展更是尤为重要。说到音乐的民族化,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特别是民歌。俄国著名作曲家格林卡说过“创造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不过把它变成曲子而已”。这句话充分说明了民族民间音乐在音乐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确如此，世界上许多民族的音乐作品如波兰音乐家肖邦的52首玛祖卡舞曲是肖邦创作中最富有民族性格的作品，这些舞曲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俄国十九世纪下半叶民族乐派鲍罗丁、里姆斯机-柯萨柯夫等人的“强力集团”，他们在音乐创作中力求运用民间歌曲和民间音乐语言，旋律中渗透着民间的素质，对俄罗斯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再如我国著名作曲家何占壕、陈刚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依据民间戏曲——豫剧的音调和旋律因素创作成一部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交响音乐作品。这不胜枚举的一系列音乐作品都与其民族的民间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植根于民族民间音乐的沃土之中，并都表现出各国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越是能冲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为全国人民接受的音乐作品，越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中国的民间音乐，历史悠久、蕴藏丰富、浩如烟海。不同地域、不同环境和不同的风土人情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音乐艺术风格，在中华民族艺术百花园中争妍夺丽、相应生辉，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的音乐更象一朵朵奇葩，绽放异彩，把中华民族的百花园装点得更加瑰丽多姿。她们不但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时代印痕，更具独特的民族风格特色，他们是中华民族音乐艺术成长的摇篮和发展的沃土。那么，中国的通俗音乐应该如何汲取民族民间音乐的营养发展自己？我们又是如何看待中国通俗音乐民族化的必然性和意义？

纵观中国通俗音乐的发展历程，的确走过了不太长但很坎坷的路。如果说对通俗音乐的认识和理解，各个时期、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是通俗音乐或者是叫流行音乐，在我国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应该是被称作的“鼻祖”三十年代音乐家黎锦辉先生，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曾创作了一些让人颓丧萎靡的音乐作品，诸如《毛毛雨》、《桃花江里美人多》等一类的歌曲，但就他的旋律也的确产生了很多曲调优美、流畅，富有民族化的歌曲，时代和历史使之没有得到进一步向正确、进步的方向发展，相反在台湾、香港倒是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黎锦辉先生的音乐民族化创作方向，以至于后来当中国大陆刚刚打开一点儿对外的窗口，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一些新的文化、理念和思潮一涌而进。音乐领域人们在疲倦了“强、硬、响、快”的风格后，很容易或者说一古脑儿就接受了港台音乐的“清新、温和、优美、流畅”和“软绵、颓废、情爱、小资”等音调和思想。无论如何，中国大陆乐坛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使大陆音乐在一段在时间里音乐创作和演唱方面都一味地模仿或照搬港台音乐。

中国通俗歌曲继港台一段“软唱”之后，终于陷入了一阵沉默，音乐家们开始反思：我们自己的音乐何去何从？…………

“我曾经问个不休？？？！！！……”，一声惊天动地、反叛性的呐喊，终于从中国摇滚乐先锋崔健那嘶哑、爆破而又富有磁性的喉咙里蹦出！是啊，人们是应该问一问，什么是我们自己的音乐、我们的音乐怎么了？“脚下的路在走，身边的水在流”，难道我们还仅仅是“总在笑，一无所有”吗？崔健那富于反叛、困惑和号召性的呐喊，终于唤醒了中国通俗乐坛，音乐家们开始踏上了继西扬中、通俗音乐民族化、艰难而有意义的漫漫长路。

“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伴随着这一优美独特的风格性旋律，通俗乐坛的创作者们终于唱出了自己的酸楚和欣喜。中华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的音乐不都是我们自己的歌吗？此时以独特个性、风靡一时的“西北风”席卷而来，其代表作品有《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等，这些作品采取了陕北民间音调，也包含了一批以北方民间音乐为蓝本的其他歌曲，明显地引入欧美摇滚思维，挖掘和汲取了我国北方音乐的巨大能量，它以黄土高坡信天游的苍凉、挺劲的阳刚之气在中国乃至世界流行乐坛一展风采，在中国通俗音乐发展进程中是个很大的突破。更有意味的是反身以它温厚的旋律底蕴，给予本民族一个启迪：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感在历史的风情地貌中熔铸着，它的意义阐释还远远没有穷尽。从此中国立足于自己民族音乐文化的沃土，创造了自己的各类体裁题材和不同风格的民族化的通俗音乐。

从地域上来分就由东北、西北、岭南、江南等风格。继八十年代末电视剧《渴望》之后，流行乐坛又掀起了“新西北风”，作曲家蕾蕾和丈夫易茗夫妇、徐沛东和张藜搭档的作品风靡一时，《好人一生平安》、《篱笆墙的影子》、《苦乐年华》等。高枫演唱的《大中国》是东北秧歌和江苏《茉莉花》音乐的有机结合，陈小奇《九九女儿红》源自东北民歌《摇篮曲》；岭南风格的《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风含情水含笑》、《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从音乐体裁方面，器乐、舞曲、戏曲等民间音乐源流，也是流行音乐创作的素材源泉。如曾经广为流传的姚明、阎肃创作的《前门情思—大碗茶》、《你走进咱这胡同》，就是以民间说唱“京韵大鼓”的基本音调为基础谱写的歌曲；“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则把京剧中的韵白融入摇滚乐之中；《中国功夫》、《男儿党自强》选择了京剧曲拍《将军令》的旋律，田震演唱的《未了情》也有京剧的韵味。台湾流行歌曲《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的音乐主体吸取了我国著名琵琶曲《彝族舞曲》中的音调；《大中国》A段时间东北秧歌调写成，陈红演唱的《常回家看看》则是将东北二人转和评剧的曲调相融渗。冯晓泉创作的《中华民谣》是将说唱音乐融入歌曲中，腾格尔早期创作的一些摇滚歌曲更是把蒙古族曲艺“好来宝”的数板和特色曲调运用其中。

从民歌民谣素材的运用方面，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有为流行歌曲的创作提供了另一广阔的天地，少数民族音乐象一朵朵艳丽的奇葩为个风格的流行音乐创作增添了新的色彩。蒙古族风格的有腾格尔的《蒙古人》、《天堂》等、零点乐队的《赞丹呼仍》、斯琴格热勒、藏天朔的《新长征》专辑中的系列歌曲、包括那英演唱的《为你朝思暮想》也是源自内蒙民歌《城墙上跑马》的曲调。新疆少数民族风格的有王傅林创作的《楼兰姑娘》、陈明演唱的《为你》、《快乐老家》、刀郎的音乐专辑中《情人》、《艾里莆与赛乃姆》，新疆特色乐器和现代配器手法的运用都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朝鲜族阿里郎组合将流行元素拚贴于HIPHOP,曲风中融合了朝鲜族音乐和现代感激强的R&B及RAP等元素。西藏风格的歌曲以郑筠的《回到拉萨》揭开了藏风流行音乐神秘的面纱，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有为流行音乐的创作融入了血液。韩红、李娜、张千一、容中尔甲、亚东等一批音乐人的作品如《青藏高原》、《珠穆朗玛》、《高原红》、《神奇的九寨》、《向往神鹰》等，另外何训田和朱哲琴的《阿姐鼓》更是让世界对中国的流行音乐刮目相看。他们用古朴的音乐语言和现代音乐技法诉说着雪山的圣洁、高原的胸襟和藏人的虔诚。西南少数民族“山鹰组合”、“彝人制造”的专辑《走出大凉山》、倪睿思的演唱的《你是天真》，力图以新的音乐范例来解构旧音乐，“走出民间、走出山地、走向世界，已成为当代彝族原创音乐的发展态势。”郑筠演唱的《灰姑娘》、王焱的《眼儿媚》又具傣族民歌风，李杰的《笑容》有云南白族音调。

同样，各地汉民族的民歌也是流行歌曲创作的又一源泉。一首河北民歌《小白菜》曾为程林演唱的台湾歌曲《酒干淌卖无》、刘青创作、那英演唱的《山不转水转》提供了创作基础，其旋律走向和乐句落音都与《小白菜》极为相似，陈汝佳的《故园之恋》取自四川民歌《摘葡萄》，谷建芬的《妈妈的吻》同江苏民歌《孟姜女》不但旋法相似，A段四句落音也一致；张惠妹的《姐妹》又有台湾高山族民歌的影子，赵季平创作，刘欢演唱的《好汉歌》从河南民歌《王大娘钉缸》演化而来，由于恰当地使用民歌元素，使这首歌曲更具流行因素，更具民间、民俗性。

综上所述，通俗音乐的内涵和外延就非常清楚了。通俗歌曲中无处不在的民族风格借助于“流行这一快速通道广泛迅速地传播开来，并感染着整个民族，加固着民族情节，将极大地促进国家、民族的文明和发达。”流行歌曲本身的生命力也将在民族化的道路上更加旺盛。它之所以成为大家音乐文化生活中较受欢迎的一种音乐形式，除题材、内容方面，就其旋律方面来说它具有大众所能接受、且倍感亲切优美的民族民间音乐语言，通俗易懂、近语言化声情并茂的演唱，宣泄性的音调和活泼动感的节奏，贴近大众的世俗音乐的审美意识。因此，中国现代通俗音乐必须植根于民族音乐土壤，研究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音乐艺术发展方向，创作属于自己的民族化音乐作品，使中国民族化的音乐作品在世界乐坛独树一帜。

参考文献：

金兆钧《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概况》

何晓兵《大陆音乐电视歌曲成因》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