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音乐治疗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艺术音乐治疗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摘要：音乐治疗集音乐、医学、心理学为一体，是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音乐治疗思想及临床应用古已有之，但作为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仅20多年，却显示出独具的特色和光明的前景。

关键词：音乐治疗发展特色问题

音乐治疗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与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有着“亲缘”的关系。美国音乐治疗协会（AMTA）在创建时曾对音乐治疗做出了这样的定义：音乐治疗的目标就是将音乐运用于恢复和改善人的身心健康。我国学者对音乐治疗提出了这样的定义：音乐治疗是运用音乐特有的生理和心理效应，通过各种专门设计的音乐行为和音乐体验，达到消除心理障碍、恢复和增进身心健康的目的。上述定义的理念焦点都集中体现在运用音乐使人类身心的失调损害状态得以恢复，帮助患者回归社会。下面笔者拟从音乐治疗的起源、音乐治疗在我国的发展、我国中医音乐治疗的特色、制约我国音乐治疗发展的因素等几方面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音乐治疗溯源

1.我国是音乐治疗最古老的发源地之一。我国早期音乐多用于祭祀、娱神灵、省风、宣气，而“宣气”是指在阴阳阻滞、不能通畅运行的时候，音乐具有宣导、疏通的作用。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能找到大量关于音乐治疗的论述及临床实例。我国古代的医学著作《内经》中说“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间，可以意识”。指出五音和五脏有特定的联系，各脏有病其发声常出现与之相应的音阶，各音阶又会侧重影响与之相应的脏腑，即宫通脾、商通肺、角通肝、徵通心、羽通肾，并指出五音对人的身心健康有很重要的作用。欧阳修曾记述自己“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既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宫声数引，久则乐乐愉然，不知疾之在体矣。”这是宋代孙道滋以“宫声数引”使欧阳修的“幽忧之疾”得到治疗的典型实例记载。另外，在《乐记》《律历志》《太平经》《养生论》《论衡》等文献中也蕴含着丰富的音乐治疗思想。

2.音乐治疗在国外也有悠久的历史。古埃及人通过巫医治病，除了给病人服用一些确有疗效的天然药物之外，还经常采用一定的仪式，对病人手舞足蹈一番，口中念念有词，哼唱着怪异小调，这样的怪异小调不仅起着暗示作用，也使病人内心得到很大的安慰，心情变得舒畅，病情便趋于好转。古希腊人很早就将健康和音乐联系起来，他们所崇拜的太阳神阿波罗就是主宰健康和音乐的神，他们将情绪的净化看作是精神治疗的重要过程，而完成净化过程是通过戏剧表演和音乐演奏来实现的。文艺复兴时期，许多爱好音乐的医生把音乐视为一种娱乐和焕发精神的手段，认为音乐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安慰人，使人摆脱烦恼恐惧与胡思乱想。18至19世纪，出现了大量关于音乐的心理效应的研究材料，并有许多医生采用音乐作为辅助治疗手段。

二、音乐治疗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音乐治疗思想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我国的音乐治疗起步较晚。1980年，美国阿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美籍华裔音乐治疗专家刘邦瑞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进行了讲学活动，首次把音乐治疗介绍到中国。此次讲座开启了我国进入音乐治疗领域的大门。1981年，沈阳军区医院开展了以音乐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音乐电疗，随后又与传统针灸相结合，使我国的音乐治疗从一开始，便具有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198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疗养院开展心理音乐疗法，为适应国内患者特定的文化背景，大量采用了中国乐曲。后来又与长沙医疗器械厂共同研制了心理音乐治疗机，并在全国推广。1985年，中华医学会音像出版社成立，开始出版、发行音乐治疗的音像制品。1986年，北京安定医院和回龙观医院与音乐专业人员合作，先后开展了老年忧郁症的主动治疗和慢性精神分裂症的操作性音乐治疗。1988年，中国音乐学院建立音乐治疗专业，1989年正式招收专科生。1989年，中国音乐治疗学会成立，参加者有25个省市100多个会员单位。成立同时，举办了首届学术交流会，音乐界著名人士赵沨、张非等出席了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1991年和1993年又分别举办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学术交流会。该学会的建立，大大促进了我国音乐治疗事业的发展步伐。1992年，中国音乐治疗学会北京设备研制中心成立。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200多家医疗单位开展了音乐治疗，初步形成了由音乐家、心理学家、医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员组成的音乐治疗队伍，有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专门的教育机构、专业的音像出版社和设备研制中心。可以说，一个覆盖全国的音乐治疗网络已初步形成。

三、我国音乐治疗的发展特色

我国的很多专家学者在开拓音乐治疗的过程中，合理地结合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创造了不少新的音乐治疗内容，补充了现代音乐治疗学的学术体系，扩大了音乐治疗研究的视野。

1.在理论上，注重音乐的物理治疗作用，强调音乐声波的生理效应，补充了现代音乐治疗学以心理学为主的理论体系。在中医音乐治疗思想中，注重“身、心双修”。在音乐对生理调节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相应”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是“同构异质”的，无论世界上的什么实物，都是由各种相同的元素构成的，只是结构不同，所以才表现出不同的形状和特征。音乐也是一样具有世间万物所共有的属性，“五音”也有着和“五脏”相应的各种属性，因此，以五音调式编配的各种乐曲，可以通过这种共同的属性而直接作用于人体的五脏系统。在音乐对心理调节方面，中国的七情理论认为：情志的失调可以通过“相生、相克”来获得平衡，例如，过度压抑的病态，可以用“怒”来平衡，通常采用激昂、悲愤的旋律，强大而带震撼性的音量，帮助患者宣泄郁闷的心志，然后再用轻松、流畅的音乐放松患者精神。2.在作品上，中国古典音乐、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下的作曲理论，为西方的音乐治疗提供了大量曲目。与西方作曲家强调个性大相径庭，我国自古以来的多数音乐作品都是为环境、为氛围、为景观而创作的，这非常符合音乐治疗对作品的要求。因此，诸如《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之类的音乐，以及近年来中国的一批医学家、音乐家主动地“为治疗而创作音乐”。诸如《阴阳五行疗效音乐系列》《现代心身疾病疗效音乐》《心理健康保健系列》《美容系列》《睡眠音乐系列》《现代催眠疗法系列》等制品，受到国内外音乐治疗师和广大患者的欢迎。

3.在方法上，中国音乐治疗结合了诸多中医方法，使音乐治疗的手段更加丰富。我国在音乐治疗的方法上，比较突出的是创造了音乐穴位电疗法、音乐气功疗法等。其中电针疗法是采用亳针刺入穴位，通过音乐电流，同时兼听音乐，其作用机理是音乐、音乐电流、经络穴位等作用机制的综合，其疗效更为显著。

四、制约我国音乐治疗发展的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们对健康长寿的要求日趋迫切，音乐治疗作为一种“享受型”“自然型”的医学方法，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喜爱，这是它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民众基础。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音乐治疗在我国发展的历史毕竟还短，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医学研究水平等，和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所以，在音乐治疗方面还存在着发展中的瓶颈，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

1.理论基础薄弱。音乐治疗是由临床实践开始起步的，实践中有了疗效，自然不胫而走，广为效法。但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只有实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理论基础薄弱，临床实践就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盲目性，这正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现有的几次学术会议科研报告，大部分是以对照比较的方式说明音乐疗法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对治疗机制，也就是音乐作用于人心身的原理所涉不多。这里一方面是因为进行这样的测试和研究，都离不开新型的、价格昂贵的仪器设备，使得有些研究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是从事该项工作的大部分是医护人员，他们忙于日常的临床治疗工作，又没有受过系统的有关基础学科及技能的训练，所以进行基础研究也比较困难。

2.学科人才紧缺。目前从事我国音乐治疗的队伍分两大阵营：音乐界和医学界。这两大阵营的学术相容性极差，音乐界从事音乐治疗研究的学者不懂医学，医学界从事音乐治疗研究的学者对音乐知之甚少。这种现象严重削弱了我国音乐治疗的学术发展，难以达到应有的学术水平。把音乐治疗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高等院校普及开设这门专业课程势在必行。

3.政策法规的束缚。欧美的音乐治疗学会大多具有资质审查权力，通过学会认可的资格证书后，可以在医疗单位工作，也可以独立开业，它作为一门独立的职业受到法律的保护。而我国医疗职业序列中没有音乐治疗师的职位，更没有音乐治疗师的资格认定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音乐治疗从业人员的就业发展，也限制了音乐治疗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使得我国音乐治疗的发展前景受到一定影响。

在音乐治疗的发展道路上，我们丰收过、喜悦过，但我们还需不断努力、不断探索，才能打破制约音乐治疗发展的瓶颈。展望未来，这里将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1]张鸿懿.音乐疗法（一）[J].中国自然医学杂志，1999（1）.51.

[2]张鸿懿.音乐治疗学基础[M].中国电子音乐出版社.2002，第1版.

[3]张鸿懿.中国音乐治疗实践与教育二十年[J].艺术教育，2003.

[4]高天.第一届音乐治疗训练班讲义[R].2000，8-10，1-4.

[5]王志远.高等医学院开展音乐治疗学初探[J].音乐治疗学科信息，2002（6）：38.

[6]侯建鹏.音乐有镇静作用——京城流行音乐止痛[N].北京青年报，2003-1-28.

[7]郑璇，徐建红，龚孝淑.音乐疗法的进展和应用现状[J].解放军护理杂志，2003（7）42-43.

[8]普凯元.音乐治疗原理[J].音乐艺术，1996（3）：71-73.

[9]沈靖.音乐治疗及其相关心理学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2003（1）：176-177.

[10]洪文学，李昕，高海波.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领域——音乐疗法[J].北京生物医学工程，2004（3）：22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