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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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现经济全球化，即“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同时，还发现“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正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趋势，他们才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说，将有一个世界性的人权，他们相信人类将有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所以他们大胆地说出：工人阶级无国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至于他们自己，马克思说，他是世界公民，他是为世界被压迫人民而战斗。仅从这一点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与美国鼓吹的全球化，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土崩，东欧瓦解，随之而来的是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西方世界为此高兴了好一阵子。一个叫福山的人写了一本《历史的终结》，他说人类的历史已经发展完了，资本主义已经统治了全世界，世界已经形成文化大一统的格局，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已经取得全球性的胜利。于是就借此楔机鼓吹全球化。那么，美国鼓吹的“全球化”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呢？亨利·基辛格的话说得再明白无误了。亨利·基辛格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他不可能不维护在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连他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它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如果我们还对今天的美国式全球化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认识，不是自我陶醉，就是别有它图。当我们惊叹世界经济神奇般发展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世界上最富有的三个家族的财富总和，比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六亿人口的年收入还要多；当我们赞美高科技给人类带来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不要忘记，20世纪末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给人类留下的难以治愈的后遗症；当我们欢呼互联网便捷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在美国买一台电脑只需花一个月的薪水，而在孟加拉国就要花掉八年的积蓄……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和少数人无限膨胀的占有欲，不可能使人类都成为华尔街老板。

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全球化的价值体系。美国一位叫威廉·普法夫的作者，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说：“全球化的价值观完全是实利主义的。它的倡导者完全以积累财富为衡量进步的依据。经济行为和人类工作的最终目的，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定义，都被归结为回报投资者。也就是说，由此才能谈到其它方面的利益。这种自私的思想已经上升为经济原则。”与此同时，曾经担任过数位美国总统顾问的杰里米·里夫金也对记者说：“每时每刻，我们的生活都可能成为金钱和商业的来源。这是一种挑战，是注定的。能这样生活下去吗？这是我们的美好梦想吗？”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格拉斯说：“随着21世纪的来临，资本主义世界感兴趣的，只是以最快速度赚取大量金钱。”这就是美国鼓吹的全球化的今天和明天。

邵大箴先生在谈到全球化与民族化的问题时，也有着一种清醒的分析，他说：人类在二十一世纪有很多问题，有许多共同面临的困境。全球化实际上是个普遍化原则。一方面，除了科技界外，文艺领域也将面对这个大趋势。另一方面，各个民族又要寻根，又要去挖掘自己的文化传统。他又说：现在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好像全球化了全世界就要走一样的路，都要作一样的选择。实际上，这种选择是西方的选择，归根到底是美国的选择。美国除了强调经济的全球化之外，还强调文化艺术的全球化，其实质就是推销美国的文化艺术，推销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欧洲已对此进行了抵制。要承认普遍化原则，更要承认差异性原则。文学艺术假如没有了民族的差异性，就谈不上全球化，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个别性是各个民族的特色，而全球化就是要强调对各个民族差异性、个别性的涵盖与包容。从人类文艺发展的阶段来看，20世纪是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对立融合的时代，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主流的时代。

诚然，全球化的经济，是由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普及带来的，是由“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带来的，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其实也用不着回避，资产阶级在全世界构筑的资本主义联盟，同时也在促成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谁还能说它过时了呢？！经济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的资本主义化。如果是那样的话，当年由中国人创造的、具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鞍钢宪法》，就不会成为日本许多著名大企业的学习典范，资本主义也就不会向社会主义学习什么工人参与管理、员工持股、社会福利制度等等方法了。经济的全球化，也不意味着全世界的美国化。如果是那样的话，欧洲社会就不会对美国人的全球化加以抵制，也就没有世界各地的民族求解放、国家要独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点，全球化不是一种某一个阶级、某一个政治集团、某一个国家的人为的强制，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既然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单边主义的、一元性的，而应该是多色调的、多边主义的、多元性的。在这种意义下的全球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它是统分结合的。以文化艺术为例，那些被人类绝大多数所接受的文化艺术，即代表了整个世界文明前进方向的东西，自然就可以变成一体化。这就是“统”的概念；而那些仍然成为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地域文化艺术特征的，而且被当地种族与民族所接受和继承的东西，自然是会保留下去。这就是“分”的概念。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人类的这种个性和共性的关系，总是会存在下去的。这一点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以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为例，中国是一个有几十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不断的融合、演化，最终形成了中国各民族认同的中华民族文化。但是，并没有因为大家都认同中华民族文化，从而排斥或否定各个民族自己的文化艺术。相反，这个自古就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不但各个民族的文化艺术相互学习、借鉴、融合，而且长期共存。著名藏族画家尼玛泽仁，是十世班禅命名的班禅画师，在新藏画的创新和研究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曾经获得过许多殊荣，被认为是对世界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英国剑桥和美国国际人物传记中心把他选入《世界最著名五百名人录》和《二十世纪最杰出贡献人物传》，并授予金质奖章；1994年，英国利物浦市政府授予他“国际杰出艺术家”奖牌；1999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巴特鲁治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长”证书，并请他亲自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起在市政府门前。我们在尼玛泽仁的作品里，看到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神韵，也有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子，他的代表作《元番瑞和图》、《雪域》、《牧马图》等，就体现了藏、汉民族文化和西方现代艺术相融合的整体风格，充满了玄思妙想，涌动着庄严肃穆的宗教情怀，深刻地描绘出藏民族对世界的神秘感知。但是，一看他的画，你就会立即感知到，这是藏民族艺术。在藏民族艺术的个性中，寓含了中华民族的共性。关于这个哲学命题，同志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与中国各民族的文化艺术，正是这种客观规律的反映。

我们可以作某种假设，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美国人，只有美国文化与艺术，那么，美国人还能存在吗？美国的文化与艺术，还能称其为美国文化艺术吗？事实上，美国人所鼓吹的全球化，即美国化，其实质就是在宣扬一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在内的一元化，这是违背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所以我们说，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应该是全球一体化包含于世界多元化之中。有了这个多元化，才能有你那个一体化，舍此，便不会有你那个一体化。

综上所述，全球化的定义，应该是多元化中的全球一体化，它是世界上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文化与艺术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不断文明的过程。我们对全球化的再认识，特别要认清这一点。

*全球化应该使民族文化与艺术得到极至发展

与全球化相对应，国内许多专家学者提出民族化、地域化，以此与全球化抗衡，或者并存。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在变幻无穷的信息社会，在科学与技术、文化与艺术急剧发展的时代，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民族化、地域化，也要重新定义。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是符合同志实事求是原则的。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同志说过，中国人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当代艺术家和设计师应该有这种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华民族，国内各民族，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发展和丰富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做着应有的贡献。许多少数民族艺术家，在艰辛探索，努力发展本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同时，也丰富和促进着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发展。上面提到的十世班禅画师尼玛泽仁，就是这千百万少数民族艺术家中一位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尼玛泽仁认为，他的绘画是从本民族文化的载体上生长出来，其中每一个形象，每一个符号都浸染着历史感。他说：在藏民族看来，自然是神圣的，人只是自然界的一分子。无论多么伟大的创造，大自然瞬息间就能将之毁灭，人类只有依靠精神的力量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表现出顽强生命力，就是藏民族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贯穿了藏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全过程。有人将尼玛泽仁新时期的画称为“新”唐卡。尼玛泽仁却认为唐卡是作为宗教附庸存在的，并不是独立的艺术品，作为宗教供奉品的唐卡在今天被注入了更多商品化的内容。尼玛泽仁认为，唐卡大都以佛为内容，无法传达新时代鲜活的文化信息。所以，他在自己的绘画中保留了藏画设色鲜明、造型夸张和超时空的特征，融汇了中国画的线条和西方艺术的立体造型手段，拉开了与传统唐卡画之间的距离。十世班禅大师曾经给他以鼓励，对他说：“你既懂佛教文化，又懂汉文化和西方文化，应该将三者结合起来，发扬光大藏族文化。”并准许他用“十世班禅画师”的称号。

尼玛泽仁1993年分别在美国波士顿、洛杉矾、华盛顿三大城市举办个人画展；1994年在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康沃、乌斯特五大城市举办个人画展；1995年在印度新德里现代美术馆、奥地利维也纳霍恩弗尔森宫、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和瑞士苏黎世、西班牙马德里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等地举办个人画展；1996年分别在香港中华文化城展览厅、美国亚特兰大洛斯维尔市市政府、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1997年在法国巴黎皮尔卡丹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1999年分别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还在日本、新加坡、台湾、阿尔及利亚参加美术作品联展。尼玛泽仁的成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形式西藏题材绘画艺术的成功，也可以说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与艺术民族化、地域性探索的伟大胜利。瑞士藏学家、美术史论家霍伊斯对尼玛泽仁的艺术探索，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尼玛泽仁的作品“赋予不可见的精神世界以生命形体和自然风格”。

尼玛泽仁的探索，应该给我们今天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以深刻的启示，即在全球化的阴影下，艺术家应该怎样根据新形势来探索民族化和地域性；怎样使民族文化与艺术成为融汇世界文化与艺术的重要力量。许多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中华民族在漫漫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从来没有鼓吹过“化”世界，“化”别人，但是在疆域强盛的秦汉；在文化发达的唐宋；在经济发展的明清，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仍然远播欧亚，甚至影响美洲大陆。这是为什么？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的魅力。这魅力来源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创造。在发展和创造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的过程中，中国各民族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不仅是汉民族，藏民族，其它民族也都是一样。南北朝时的北魏，是由鲜卑族的拓拔氏建立的政权，前后148年，在中国中世纪的统一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北魏学汉学，祭孔子，提倡胡汉联姻。北魏中期，冯太后和孝文帝积极推行一系列的民族融合改革政策，孝文帝又把首都由大同迁到洛阳，改拓拔氏为元姓，讲汉语，习汉俗，着汉装。这些改革使鲜卑族的优秀文化与艺术被中原汉民族文化与艺术所吸收，特别是鲜卑族畜牧生产的经验和技术，在北方汉民族中获得传播，对北方的经济生活起着一定的影响。孝文帝时的《李波小妹》描写李波小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这无论从服饰上或从风度上，都显示了汉民族生活中所受鲜卑文化的影响。南北朝时在南朝和北朝都作过官的颜之推，比较南北方语，认为“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也说明北方汉语吸收了鲜卑语的若干成分。北魏改革取得的文化与艺术成果，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的石窟艺术中看得到，它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全球化某种积极的启示。

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说是长期兼收并蓄的结果。这种兼收并蓄，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国内各民族文化与艺术的一体化过程，他不仅表现在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与艺术的融合上，也表现在对外来文化与艺术的吸收和融合上。沟通中国与欧亚的古代丝绸之路，使中华民族文化千百年来一直与西域各国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这种交往不仅是经济上，也是包含有文化与艺术的内容。郑和七次下西洋，也不仅仅是向太平洋、印度洋和亚非远播中华民族文化，同时也是把世界的文化与艺术吸收到中国的过程。

著名艺术家兼设计师韩美林的艺术作品在国内外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认为，艺术要想真正取得成功，必须有“根”。这个根就是中华民族之根，有根的艺术才能够枝繁叶茂，日益强大，没有根的艺术最终不过是浮萍一叶，昙花一朵，经不起时间的雕琢。而艺术的根，是扎根在多姿多彩的生活当中的，扎根在我们本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民族文化当中的。因而，生活和民族性，是艺术创作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韩美林还讲过一段令人为之动容的肺腑之言：“我酷爱民族和民间艺术，我一生也不能离开这个‘根’，它是抚育每一个中华大地艺术家的母亲。等我们长大成人了就得自己站、自己走、自己养自己。在困难面前或是在胜利面前，不要忘记回一回头，看一看这个赋予你的母亲。不要一辈子不断奶，但也不要跟着别人去姓人家的姓。”靳埭强是香港很有成就的设计师，他认为一个好的设计师不仅应该掌握现代的设计语言，还应具备市场分析能力，对市场有敏锐的触觉，为产品进行市场定位，这样才能创造出出类拔萃的品牌形象。同时他还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西方现代设计的理念中去。他强调这种融入并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中国文化深刻理解上的融合。*

所以举上面一些例子，就是说明一个问题，在全球化步伐越来越加快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速度也越来越快，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应该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从古人那里取得一些有可借鉴的东西，以应对全球化阴影下复杂多变的局面。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明确和肯定的，那就是，如果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不能得到继承和发展，那就是我们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仅仅是我们一代人的问题，而是这一代人可能成为“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败类。作为个体的中国人，你可以移民到美国，你可以美国化，甚至你可以成为华裔美国人，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审视自己的祖国。但是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它不可能移民到美国，它也不可能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世界，它必须，也只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和创造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艺术，用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艺术，为世界和人类的文明贡献着自己应该贡献的力量。

*中国现代设计要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

讨论中国的现代设计，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一个是中国的文化背景，一个是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国的文化背景是积淀了五千年底蕴的传统文化；中国的社会环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脱离了这两点，中国的现代设计将一事无成。

吃过洋面包的中国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可以拿着西方种种“主义”，种种“流派”，去把玩，去神侃，但是一旦要用于实践，就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可。我们的一些大师，如韩美林，如靳埭强，都是近些年很有成就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他们也把玩西方的“主义”，也神侃西方的“流派”，但是一经深入到创造之中，却都扎扎实实地研究起如何把现代科学与技术，传统文化与艺术，更好地结合起来。韩美林强调“根”，靳埭强强化民族文化意识，总括起来就是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在全球化中的最佳切入点。正是因为他们孜孜不倦地追寻，才使得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国内外赢得极大的声望，在社会上深受不同阶层的喜欢。

一些有民族自强感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对全球化给中国艺术与设计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现了深深的忧虑，他们对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中的盲目西方化，很是担心。这种忧虑不是空穴来风，在中国学习和生活多年的外国人，也有很多人持有这种观点。在中国学习京剧表演的美国留学生罗红梅（中文名字）就曾经在电视上直言不讳地说：我很后悔没有更早一点来中国，那时会见到更多真正的中国东西，现在越来越少了，恐怕再过几年就很难见到了。在这些外国朋友的眼中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城市在被“曼哈顿”化，是我们的广告在被“可口可乐”化，是我们的时装在被“巴黎”化，是我们的快餐在被“麦当劳”化，是我们的视觉在被“花花公子”化，是我们的艺术在被“纽约”化……等等，不一而足。这只是表象，但是就在这些无数的表象中，也的确使人看到了在全球化阴影下，我们的一些艺术家和设计师的浮躁、肤浅和盲目。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案例看一看所谓很“前卫”艺术的浮躁、肤浅和盲目。*

记得媒体上曾经有这样一则报道：《三裸女做画笔，艺术何为？》说的是2002年4月10日，在南方某城市的一次博览会上，一位行为艺术家与三名袒胸露乳、着T型三角内裤的模特，激情现场表演了一场“裸体做画笔”的行为艺术。记者写道：三模特相视着缓缓脱下花袍，仅着白色三角小内裤，露出性感健美的胴体。她们每人拿起一个红色木鱼，依次登上了T型台。这时，坐在台子前端，披着满头长发、穿一身深色中山装的艺术家，左手拿汉堡包，右手抓大瓶可口可乐，狼吞虎咽吃喝起来。钢琴叮叮铛铛演奏着不知名的曲子，三模特扭动腰肢，敲着清脆的木鱼，梆、梆、梆……围着台子转。突然，艺术家抛掉汉堡包、可乐瓶，站起身，抓起旁边一只装满红颜料的可乐瓶，仰头灌进一大口，猛力喷在模特雪白的胸脯上，霎时，血红的颜料以她的乳房为圆心，放射状布满小腹、手臂、脖颈，象一簇熠熠绽放的鲜花，随后又变成散落的雨滴，交汇成弯弯曲曲的细流散布在下体。继而，三模特以不同姿势躺倒台上。艺术家拖起她们在白布上四处滚动，白布印上了斑驳缤纷的人体图案。观众愤愤，反映十分强烈。但艺术家说：“我在尝试新载体绘画，你看到的汉堡包、可口可乐、钢琴、裸体，还有人体彩绘，都代表西方文化；脸谱、木鱼、这些汉字笔画，等一会我还要喷洒茶水，它们都象征东方文化。这次行为艺术的主题，就是表达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意念。”观众大惑。艺术家抹着嘴巴上的颜料继续道：“这幅白布布满了许多艺术符号，就是一件艺术品了。经过简单的修饰开版，它将被制成床上用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许多行为艺术只注重过程而非结果，表演完了也就完了。”许多人发出质疑。艺术家回答：“西方女子把裸体模特看作很自豪很荣耀的职业，女性人体的美感能让更多的人接受。比如维纳斯、蒙娜丽莎就被广泛喜爱，大卫有多少人喜欢？”

这就是所谓新生代艺术的“前卫行为”。事实上，这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东施效颦”的舶来品。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把注意力从画布上转移到人体行为本身，这一运动被称作“行动绘画”（ActionPainting）。艺术家通过绘画过程而使自己在作品中“出现”，导致艺术家的躯体成为运用颜料的工具，类似画笔。身体的痕迹直接留存在作品中。把身体直接当成“画布”，供绘画之需。行为艺术家的鼻祖杜尚在1946年搞了一个名曰《任性的风景》，赠给自己的情人、巴西艺术家MariaMartins。Martins的身体曾为杜尚的作品《Given》(1946-1966)和《PleaseTouch》（1947）用作模特。《任性的风景》是一幅材料不明的神秘抽象绘画。1989年，化学分析显示，它是由精液做成的。杜尚将另一作品——由取自头部、腋窝和阴部的毛发压成的树脂玻璃，献给了艺术家RobertMatta。1956年10月第2届日本东京具体艺术展上，ShozoShimamoto通过投掷颜料瓶作画。他将颜料罐猛掷到放在地板上的画布，画布并未固定起来。画布上形成了玻璃状的表面，鲜艳的红色、橙色和黑色，使人联想到火和毁灭。据说这是强调绘画的随机性和自然性。1960年YvesKlein（伊夫·克莱因）和巴黎国际当代艺术画廊的老板MauricedArquian一起，在100多位艺术界人士面前策划了一次壮观的表演，演示了人体绘画的过程。身穿燕尾服，打着雪白的领结，克莱因指挥两个裸体模特在画布上移动。模特身上涂有蓝色颜料，从而在画布上用身体留下蓝色的痕迹。被称为“蓝色时期的人体绘画”。于是，就有中国“精英”艺术家把“展死尸”、“吃死婴”、“割人肉”、“杀生灵”等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罩上“艺术”、“文化”的光环，请上了审“美”的殿堂。

上面只是纯粹艺术的个案，反映到现代设计上也是大同小异。虽然因为产品设计（包括建筑设计）所具有的科技与艺术的双重性，使这种追随西方艺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在平面设计、包装设计、装潢设计等等方面也不甘示弱。中国现今的所谓“前卫”、“先锋”很大程度上，在自觉不自觉之间把自己纳入西方的颓废派一族，或者干脆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鼓吹手。《文艺报》曾经发表了一篇署名汉伟的评论，题目是《美术，意识形态较量与争夺的热点》，举证了现代国内外案例，对标榜为远离政治的“前卫”艺术，表示了批评。

当然，要想使中国的现代设计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也并不容易。有些问题不仅仅存在于艺术家和设计师层面上，也存在于决策的层面上。譬如，《美术，意识形态较量与争夺的热点》文章的作者，对突破残缺的红墙和象征马克思（头像）坠落的《我的梦》和血淋淋地撕剥生灵为快事的《欣慰中的年轻人》，分别被授予全国油画展优秀奖、银奖；号称“大胆地以黑色的背景来衬托”，“突破了红底金星的“禁区”的“破碎残缺”的《五角星》，荣获九届全国美展金奖；“揭示了中国历史严峻的一面”的《综合景观》（原名《红墙叙事》），也要问鼎金奖，在遭坚决抵制后，有人粗暴地取消了当年所有金银铜奖的设置等等的批评，就说明有些问题的更加严重性。*

但是，我们是唯物论者，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设计，应该有清醒认识。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现代设计必然要出现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这种局面可能呈三种态势：一部分将在物欲横流的商品化大潮中完全被西方化。这部分有两种前途，一是成为西方艺术的附庸；二是成为西方艺术“化”中国的马前卒。但是，这部分最终将成为极少数。另外一部分仍然沉醉于传统文化艺术中，不知糟粕，无论精华，凡是祖宗的就是好的。这部分也是极少数，他们的前途也有两种，一是抱残守缺，从一而终；二是从围城里走出来，追上时代步伐，求得新生。最后，也是中国艺术与设计的绝大多数，遵循同志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坚持中国文化与艺术的正确前进方向，积极探索民族文化与艺术的继承、发展和走向世界。这也许是一个十分艰辛和痛苦的过程，但是能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脊梁的力量，只有走上这条正确的道路，从炼狱中飞出凤凰，才能使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求得大存在，求得大发展。这就是中国现代设计应该，也是必然要走的道路，要前进的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设计的前进方向，必然是立于世界文化与艺术之林的，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与艺术和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精华的、中国特色的现代设计。代表这种中国特色现代设计的力量，不是自诩为“精英”的少数“前卫”艺术家和设计师，而是为数众多的，生长在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殷实土地上的艺术家和设计师。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在旧中国，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东北推行了十四年的奴化教育，在台湾推行了近五十年的奴化统治，虽然曾经产生过少数殖民主义文化现象，但它从来就不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主流；上海等一些曾经被殖民主义占领过的城市，也没有被彻底殖民化，相反，许多殖民者被他的对立面——被殖民者“中国化”的现象却是屡见不鲜。诚然，历史的事实，并不能说明我们今天中国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可以放任自流，我们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为探索中国现代设计之路，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