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与义人格理想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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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变染乎性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作品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诚然，靖康之乱这种天翻地覆的大变动震惊了诗人，使陈与义的诗歌风格发生了变化，诗人人格理想追求的主导方向发生了变化，进而使其诗歌前后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貌。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著名的诗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一，其诗歌以靖康剧变为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前期多简淡平远之作，后期多呈现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对于陈与义前后期诗歌风格转变的原因，论者多归于靖康之乱。而由于他人格理想的变化导致其诗风的变化则论之很少，笔者试论之。
北宋初期“重文抑武”的政策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促使宋代士人独具特色的精神人格的形成。“宋代士人，准确地说是仁宗朝以后的士人，不仅从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承继了基本的人格精神，而且广采博取，于老庄佛释中大量汲取了精神营养，从而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人格结构”。②这种人格结构是“融进与退、仕与隐、以天下为己任与个体心灵的自由超越于一体，……即使在仕途遭遇较大挫折，亦不轻言退隐；即使仕途极为顺遂通达，也不得意忘形，任意而为，在穷困潦倒之时能关心社稷苍生并保持心气平和，在官运亨通之时又能存留一颗平常之心——这就是宋代士人所追求与向往的人格理想。”③也即在宋代士人的人格理想中，既有积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性的主体精神，又有追求心灵自由，向往和平愉悦的个体性精神。这二维人格结构不是对立的，而是同时存在，只不过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一个方面占主导而另一方面退居次要位置罢了。
陈与义是宋代士人的一分子，也具有此种人格理想，而此种二维人格理想在陈与义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以靖康为界，其人格理想的追求的侧重点、主导方向不同。靖康之乱前期，陈与义生活相对较为优越，曾“少年争名翰墨场”（《感怀》④），有过对功名仕途的追求。曾有“昔我同年友，壮志各南溟”（《杂书示陈国佐胡元茂四首》）的少年壮志，有过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性人格理想的追求。但是他初涉仕途，官卑位低，仕途不畅，因此诗歌中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但是宋代士人进中能退，仕中能隐，此时诗人人格理想的另一维度——追求心灵自由、和平愉悦的个体性精神的人格理想占了上峰。他耽于诗中，以诗为乐：“诗中有味甜如蜜，佳处一哦三鼓腹”（《三虀》），“书生得句胜得官”（《送王周士赴发运私属官》）。其诗歌题材多题画、写景、咏物、酬唱赠答之作，抒发自己的闲情逸致、寄情山水之乐。其诗歌主要呈现出清新明丽、简淡平远的风貌。这方面的作品很多，如《襄邑道中》、《清明二绝》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靖康之难骤起，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再次高涨，面对金人铁蹄践踏神州大地，二帝蒙尘，生灵涂炭的局面，“志士投袂，起而勒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⑤曾言“许身稷契间”的陈与义目睹了宋朝国运危机，国室偏安，“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的人格理想又占了上峰，他渴望中兴，大声疾呼“中兴天子要人才，当使生擒颉利来。正待吾曹红抹额，不须辛苦学颜回。”（《题继祖蟠室三首》其三），立志上马杀敌，以图中兴大计。他在诗中抨击腐朽的宋王朝，把犀利的诗笔直接指向统治者，同时以热情的赞歌歌颂抗金御侮的爱国志士，如《伤春》、《雨中再赴海山楼》等；有时在诗中怀念沦陷的国土，如《居夷行》；也有对掳北去的徽、钦二宗的怀念，如《有感再赋》；时时为国家的命运而忧虑，如《同范直愚单履游浯溪》等，这些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人格理想的体现，这些诗往往“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托摇深，乃往往突过古人”⑥，表现出雄浑慷慨、苍凉悲壮的艺术风格，在其诗歌中独具特色，后人也多称赞此时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