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范文精选
前言：在撰写医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秀作品，小编整理了5篇优秀范文，希望能够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医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医学,中国传统;语言学;翻译;英语
中医药学理论深奥，医学术语内涵丰富，翻译难度比较大。在此，笔者谈几点对中医英译的看法。
1换位思考，力求易于接受
中医英译的读者对象是外国人，所以我们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应该不时地换位思考，站在外国人的角度上，思考所翻译的译文是否能看得明白，并能理解和加以运用。18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A.F泰特勒（AlexanderFrasterTytle）指出：“好的翻译是把原作的长处完全移注到另一种语言里，使得译文语言所属国家的人们能清晰地领悟、强烈地感受，正像使用原作语言的人们所领悟、所感受的一样。”怎样换位思考呢？首先，应考虑译文语法上是否符合英语表达习惯。汉语和英语各自的表达方法、习惯是不一样的，在翻译过程中，要运用英语的思维翻译中医，而不是站在汉语的角度上进行翻译。其次，考虑译文用词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是否又能符合医学英语的表达方法。普通英语词汇在医学英语中的意义有些会转变，如“tender”本意为柔嫩的，在医学英语中常译为“压痛”；“plastic”本意为可塑的、塑料的，在医学英语中常译为“整形的”；而“labour”由原来的劳动变意为“分娩”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医翻译过程中所要注意的细节［1］。
2突显文化，力求原汁原味
中医药学蕴涵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其特点是从哲学的角度探索生命，将天道、地道和人道完美地结合成一体［2］。在进行中医英译时，应尽量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及其内涵，将中医学中最能体现文化底蕴的部分忠实地译出，而不是盲目地迁就西医的概念和文化。如五行学说、阴阳学说这些在西方读者看来玄而又玄的学说恰好又是最具文化特色的部分。如果将这些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理论生硬地英译，势必会中不中、洋不洋，读者就无法领略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也无法领略中医的真正内涵。因此，中医英译者首先应了解并掌握中国文化知识，其重要性与掌握英汉语言、了解英美文化知识一样［3］。如有的中医翻译者将中医学辨证论治中的“证”，翻译成“symptomcomplex”，这主要是由于翻译者缺乏对中医学本质的理解，比较恰当的译法是翻译成“syndrome”［4］。其次，还应讲究翻译技巧，如明确语境，灵活意译，适当增补，保留原味等［2］。此外，中医药学用语往往言简意赅，不少以文言文形式表达，但在翻译时却不能简单化。如“健脾开胃”仅为4个汉字，我们得把它译成“invigoratingthespleenandincreasingtheappetite”，共7个英语单词。
3直接英译，力求清晰明了
有很大一部分中医术语和西医术语是相通的，英译时可直接将这部分术语翻译成西医相对应的术语，这样易于为掌握西医的专业人员接受。而具有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语，如头、脚、胸、腹、心、肝、血等，可直接分别翻译成head、foot、chest、abdomen、heart、liver、blood等。在中医英译过程中，应该判断所译术语是否是中医独有。如果不是中医独有的术语，就在英语中寻找能与之对应的确切的术语，而后直接翻译；如果是中医独有的，比如“天癸”、“命门”、“刮疹”等词，就考虑采用音译为好还是意译为好。笔者认为，如果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术语，以音译为好。比如阴阳可以直接译成YinYang，但要用斜体表示并用英语给予具体的解释，读者一看就知道是外来语，而且用拼音译法简单易记易写，有利于中医的传播。类似的术语还有“五行”、“气”、“标本”、“虚实”、“三焦”、“五脏”、“六腑”等，这些都是中医独特思维方式的体现。对于涉及古代朴素哲学思想的中医词汇，能直译者，最好直译。
4意译传达，力求形象逼真
某些中医学专业名词在英语中没有直接对等的词汇，可以通过意译进行传达，并与直译、音译等融合运用。中医学中很多词汇来源于生活感受，构词的原则大多是取类比象，表层结构较简练，但溢于字面之外的内涵却较为丰富。因此，要做到准确翻译，应摆脱字面句式的束缚，透过表层，探究深层的实质含意。阐析性转换模式是翻译中医理论术语的有效手段。如“辨证施治”这一术语蕴含着深刻的语义信息，意思是：将四诊所搜集的临床资料，运用脏腑、经络、病因等基础理论，加以分析、归纳，从而做出诊断和定出治疗措施。只有运用意译方法才能较全面地传达出术语的实质内容，可译成：diagnosisandtreatmentbasedonanoverallanalysisofsymptomsandsigns,thecause,natureandlocationoftheillnessandpatient’sphysicalconditionaccordingtothebasictheories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急下存阴”，这一术语指的是治疗实热证的一种疗法，其实质内容是：使用具有清热作用的峻猛的泻药，迅速通便泻热，清除燥结，以保存津液。可译成：usingdrasticpurgativestoeliminateheatforthepreservationofbodyfluids［5］。此外，中医术语语义丰富，一词多义的现象很常见，因此我们还必须明确语境。在语境中把握词义，方能做到“信”。而对一些艰深的中医术语就不必一味“忠”于原文而死译硬译。可以采用意译，根据语境对原文做适当的调整，舍弃某些与原文形式的对等而求得一种功能对等［2］。
5提高素质，力求科学合理
中医翻译的好坏取决于译者的素质。笔者认为，译者首先应有严谨和科学的工作态度。有许多中医专业术语的词语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相同的词语的意思完全不同。如在中医学中，“更衣”一词是大便的古称；“风水”一词指的是由于风邪侵袭而导致的以水肿为主症的病证［6］。诸如此类的词语在中医学里很多，因此，译者唯有以严谨和科学的工作态度认真对待中医翻译，才能将中医理论知识准确传达给外国朋友。其次，译者不仅要具备丰富的中医理论知识，还应具备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化知识，只有这样，才能领会并深刻理解中医论著原文。同时，译者还得对西医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有所了解，并较好地掌握医学英语。最后，译者还应有较高的英语专业素质。能否将原作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完全、忠实地转达，与译者翻译时所用的语言专业水平是直接相关的。英译的中医论著是供使用英语语言的人们阅读的。如果译者的英语水平较高，英语基本功扎实，对英语遣词、造句、语法结构、修辞等有广泛的知识和熟练的翻译技巧，所译出的中医译文的语言就会流畅、顺达，阅读者就会清楚、明了地获得中医原文所提供的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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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悦.提升中医翻译规范性的思考［J］.浙江中医杂志,2004,39(1):46.
医学范文第2篇
在过去，医院药师往往被看作是“幕后英雄”，因为药师很少与病人直接接触。他们默默地工作,为医院准备各类药品或者为医生调配某些临时使用的药剂，一句话,药师的任务就是调剂和供药。
随着医院药学的发展，特别是临床药学的兴起，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根本的转变。医院药学的发展在历史上经历了3个时期。①以调配为主的传统时期;②以药学服务为主的临床药学时期；③以改善病人生活质量为目标的药学监护时期。临床药学的3个主要内容是：药师参与临床、治疗药物监测和药物信息咨询。作为药师，其中心任务是保证病人用药的合理、安全和有效。药师参与临床，将使药师直接与病人建立联系，直接参与制定药物治疗方案，这是药师职能的一个根本性转变，意味着药师要承担起对病人治疗全过程用药的监护责任。药师的药学监护与医生的治疗监护、护士的护理监护共同组成了全方位的“病人监护”过程(即药物从采购到使用的全过程管理)。
药物治疗给许多病人解除病痛，带来幸福，但同样也会给许多人造成药害，引起后遗症，甚至死亡(药学美学)。事实上多数问题不在于药物本身，而是开处方、配药或给药过程中的不当引起的。因此药师从道德上讲有责任保护病人免于药害之忧(药学伦理学的要求,着重强调药师的真正价值在于为广大患者的健康和生命负责,而不是纯粹的商品关系。药学伦理教育内容,义务教育、责任心教育、保密教育、法制教育)。另外，随着人们要求健康的水平提高，已不再满足有药可用，要求提高治疗质量甚至生存质量，提供优质、高效、低消耗的药学服务。PC应运而生则是一种必然趋势了［1］。
1PC的定义
药学监护(PharmaceuticalCare简称PC)，也有称为药学保健或药疗保健。1987年由美国的Hepler和Strand提出PC，很快得到世界许多国家学者一致认可，在1988年新德里世界药学大会加以明确并特别作了推荐。
1987年，Hepler在“药学正经历着第三次浪潮”报告中提出，在未来20a中，药师应该在整个卫生保健体系中表明自己在药物使用控制方面的能力，特别应该表明由于药师的参与可以减少整个服务费用，如缩短住院期和减少其他昂贵的服务等。1990年Hpler等提出了PC定义：“PC是提供负责的药物治疗，目的在于实现改善病人生活质量的既定结果。这些结果包括①治愈疾病；②消除或减轻症状；③阻止或延缓疾病进程；④防止疾病或症状发生。PC是一种过程，药师通过与病人和其他专业人员合作，设计治疗计划，其执行和监测将会对病人产生特殊的治疗效果。它包括3种功能，①发现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用药问题；②解决实际发生的用药问题；③防止潜在的用药问题发生。PC是卫生保健的必要部分，应当与其他部分结合起来。但是，提供PC的目的是药师的工作要直接面向病人，药师直接对病人负责，以保证PC的质量。PC药师与病人的基本关系是：病人把自己托付给药师，药师接受委托并承担责任。PC的基本目标、过程和相互关系存在于所有的医疗机构中”。
对PC的统一定义是：“药师的使命是提供PC。PC是提供直接的、负责的与药物有关的监护，目的是改善病人生活质量”［3］。这一定义把医院药学的全部活动建立在以病人监护为中心的基础上，以最大限度地改善病人身心健康为目标，药师要承担起监督、执行、保护病人用药安全、有效的社会责任(社会药学的要求,社会药学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药学问题，研究社会因素与药学系统诸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交叉学科。社会药学的内容1药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2药学系统内部的社会关系3药学工作者在药学系统中的作用4社会用药的特点、规律及其所带来社会问题)。
2药学监护的主要内容
2.1把医疗、药学、护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医生、药师、护士齐心协力，共同承担医疗责任。
2.2既为病人个人服务，又为整个社会国民健康教育服务。
2.3积极参与疾病的预防、检测、治疗和保健。
2.4指导、帮助病人和医护人员安全、有效、合理地使用药物。
2.5定期对药物的使用和管理进行科学评估。
根据药学监护的上述内容，医院药师的工作方式将发生改变，他们不仅仅是调制药品，而是要与医生、护士一起直接面向病人，参与治疗，指导用药,工作在临床第一线。
3药学监护中药师的职责
根据病人病情的轻重，药学监护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监护。概括起来，药师在药学监护实践中的主要职责是：
3.1与医生一起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进行药物治疗，明确治疗目标，为这一目标设计药物治疗方案(即个体化用药)，监测病人用药全过程，对药物治疗做出综合评价，发现和报告药物过敏反应及副作用，最大限度地降低药物不良反应及有害的药物相互作用的发生。
PC不仅涉及药物治疗(实际提供药品)，而且涉及每个病人的药物治疗决策。不光决定是否用药，而且判断药物的选择、剂量、给药途径、给药方法、药物治疗监测和向病人提供与用药有关的情报和咨询服务。药师必须综合、分析信息，根据与其他服务人员交谈所获得的信息、病人情况、疾病类型和医生提出的治疗观点拿出用药方案。
3.2综合管理所有的PC所必需的资源(包括人和药品)。药物使用管理包括采购、储存、供应及药物使用评价。对医生、护士进行药学指导，提供有关药物的信息咨询服务。对病人采取直接服务，包括用药教育、临床治疗会诊等。
3.3保证合理用药，即安全、有效、经济的用药，根据病人的疾病种类、性质、发病时间、以往用药史、有无药物过敏等情况，选择安全有效的药物、适当的剂型、给药途径和给药方法。
药师提供PC的具体任务是发现、防止和解决与用药有关的问题。如①药物正确无误；②用药指征适宜；③疗效安全，使用价格适宜；④剂量、用法、疗程妥当（依据药动学和药效学知识决定剂量及疗程）；⑤用药对象适宜(无禁忌证、不良反应小)；⑥调配无误；⑦病人遵从性良好［4］。
3.4建立病人用药档案，对病人生活质量的评价。
根据WHO对健康的定义，采用通用量表和特殊量表，健康问卷和健康效用测量方法，健康效用指数等，对病人生活质量作出客观和主观的评价［5］。
4医院药师在PC中的地位
4.1药师的委托人是病人。
作为病人的委托人，药师必须与病人建立“一对一”的业务关系。
4.2建立“处方者、药师、病人”新型伙伴关系。
PC要求打破药学内部的分工，如“普通药师”、“临床药师”、“供应药师”、“药房药师”和“制剂药师”。要求所有药师承担为病人保健的职责，认为药学部全体工作人员都是病人保健的提供者。其他医务人员及病人可与药师进行直接对话，起到医师延伸者功能，成为治疗队伍的一员［6］。(与国际接轨监管药师将从卫生系统分离,专门从事药品的检验和有关药品法规的检查与执法)
5开展药学监护的重要性
药学监护在发达国家受到高度重视，从实践情况看，效果是很明显的。
首先，它促进了药物的合理使用，提高了药物的治疗效果；
其次，减少了药物的不良反应，能够预防某些药源性疾病的发生；
第三，病人的疾病得以治愈，病症得到消除或减轻，从而达到改善病人生活质量和延长寿命的根本目的；
第四，由于大幅度减少或杜绝了不合理用药,节约了药物资源，因而降低了医疗费用；第五，提高了药师在医院乃至全社会的地位和形象，同时也增加了药师的收入。
我国临床药学工作起步较晚，有些医院虽然也开展了临床药学工作，但仍停留在实验室或信息资料收集阶段，至于药学监护工作则处于宣传时期。但是，我国不合理用药现象比较普遍，某些基层医院不合格处方高达60%以上，问题十分严重。药学监护是21世纪医院药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我国医药、卫生事业改革的深入发展，人民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对药学监护的社会需求将日益增加，可以预见，药学监护必将在我国逐步开展并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6我国实施PC的障碍［4～6］
6.1观念上的障碍
6.1.1超越药师的传统工作实现由“对保障药品质量和供应负责”向“对病人用药结果负责的转变”这一重大转变药师难以适应，特别是目前药物治疗决策是由医生制定的，药师不必承担责任。实施PC，药师授权参与用药决策，负责监控给药过程，观测病人用药反应并实行必要调整，追踪药物使用的最后结果，进行必要的评价。药师传统工作是面对药物，一下改为面对有感情的病人，本身也得到施展专业才能，树立崭新职业形象的机会，在实践中锻炼提高。
6.1.2超越以治愈疾病为目标的观念PC提供的服务不光是要把病人现有的疾病治愈，而且要恢复病人的健康，使病人保持良好的身体机能和精神状态，生活得健康幸福。
6.1.3超越生物学指标评价治疗结果的观念现在评价药物治疗结果的指标只是一些观测到的数据，例如，对癌症病人使用抗癌药物时，以病人生命延长多少年为评价治疗好坏的指标。但是，在抗癌药物发生药理作用的背后，病人因药物严重的毒副作用遭受多少痛苦(生存质量恶化)并未考虑在内。开展PC工作，就要综合评价药物对病人整体功能、生存质量的影响等指标。
6.1.4超越具体医疗机构狭小的地域观念实施PC，药师应关心照顾各种医疗机构中病人的药物治疗，不光是对本单位住院病人，进行药学服务，而是在整个疾病治疗过程中持续不断，甚至对已出院的病人也应负有关心的责任。
6.1.5超越现行的药学业务分工医院所有药学人员，虽分工不同，总体目标都是通过药品和药学手段向病人提供改善生存质量的服务。
6.2药学资源方面障碍
6.2.1时间不足目前我国药师要花大量时间在常规的药物供应上，即使是与临床接触最多的药房药师，也难把主要精力放在查房、参加会议、查阅病历、提供药物咨询、开展药物监测、建议调整和监察药物不良反应等工作上，另外，药师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保证在给药后24h内看完所有病人的病历及时发现用药方面的问题。
6.2.2人员编制限制我国医院的药剂人员编制大多低于国家规定的8%，这样原本人手就少，更无力进行费时费力的PC工作了。另外在有限的人员中，缺少提供PC必备的临床知识、交际能力、工作热情、自信心和业务素质。目前主要是药剂科主任和骨干必须首先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培养人才，积极组织力量，克服困难，稳步开展PC工作。
6.2.3工作场所有限PC工作，登记病人病历，向医护人员和病人提供用药咨询服务，收集用药信息等活动都需要在治疗病人现场，这就必须在各病区都要设有PC药师的工作场所。
6.2.4技术条件有限虽然许多自动化的医疗档案管理系统已经启用，但严格地讲，还没有完全适合开展PC计算机软件系统可供使用，此外,目前，医院的经济状况普遍无条件引进昂贵的新技术设备。
6.2.5劳动报酬得不到补偿和回报药师向病人提供PC付出了比常规工作更多精力和时间，但这种付出往往得不到经济上的补偿和回报，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药师工作积极性和医院的投资无法收回，难保此项工作的长久坚持下去。
6.3医疗体系方面的障碍
现有的医疗体系高度分工，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的医疗分属不同部门，药剂科也将药师分为制剂、调剂、临床，各司其责，互不相干，而PC的连贯性要求医疗系统是个完整的体系，必须改变这种分工。
6.4信息资源方面的障碍
6.4.1医疗信息不足向病人提供PC的药师不仅要能及时获得药物的知识和最新信息，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取得病人的医疗文件(既往病史、病程记录、治疗单等)，但药师往往不易得到这方面的信息，因此，开展PC工作要解决医疗信息的共享问题(简述电脑无纸化管理及局域网加以实现)。
6.4.2药师缺乏编写医疗文件的经验药师应当为每位病人建立正规的药历，详细记录病人的药物治疗情况(用药时间等)和用药前后化验的结果(疗效与反应等)，但药师一般缺乏编写常规医疗文件的训练和经验。
6.5法规方面障碍
医院药师的传统任务主要是，采购供应药品和收方发药，药师只能在法规许可条件下，开展职权范围内的业务活动(如药品管理法、医院药剂科管理条例)。推行PC业务必须制定《药师法》和在有关法规中增加相应条文(简单介绍国外有关法规如医院药师拿出用药方案错误使病人残废要负法律责任,把药师的职责、任务，地位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PC工作在我国还处于宣传阶段，没有制度，尤其缺少一套客观的、科学的、能为医生、病人接受的评价标准，用来衡量药物应当产生的结果,以及对病人生存质量的影响，即考察开展PC的真正价值，药师应当参与制订临床药物治疗标准，明确规定合理用药适应证、剂量和应该达到的治疗效果。
6.6行政领导方面障碍
开展业务活动必然会增加基础设施，人员、场所、仪器设备、活动经费的投入，PC的开展增大医院财力投入，且无法收回。当然随着法规、制度等的出台，相信这些问题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开展PC绝不是药师或药剂科人员单枪匹马能完成的，必须是：药师与医生、护士以及其他健康保健提供者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整体配合，首要的关键是药师下临床要取得医护人员的理解和认同。医生的传统观念认为，他们才是治疗结果的主要责任者，药师经常提出给药医嘱或处方中的不合理用药问题，可能会引起医生的反感和抵触，这样医生可能是反对药师直接干预病人治疗的最大阻力。另外，护士也会对药师出现在治疗现场不适应。一个单位临床药学开展成功的，这方面障碍会大为减少。但如果一个医院的领导能充分肯定药师在药物治疗方面的责任，重视PC活动，对医院其它医务人员改变观念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药师开展PC并不是重复医生、护士的临床业务，而是对其工作的补充，不了解这一点就免不了会与医护人员发生职权范围的争执。
7PC势在必行［1，4］
PC在我国虽还处于宣传介绍阶段，实施的难度很大，虽然目前尚无实施的条件，但PC已得到药学界和医院药学人员的普遍关注。理由(1)开展PC的客观条件逐渐形成,随着人民生活的日益提高，对健康保健特别是对用药的要求上升到提高治疗质量，甚至生存质量的高度,因此开展PC的客观条件逐渐形成；(2)医院传统供药模式改变；我国制药工业的大规模高质量的发展，医院制剂将会逐渐减少、萎缩；加之医院药剂科现代化管理,根本改变医院传统供药模式；（3）电脑的使用，药剂人员剩余。因此,如果我们不思改革进取，固步自封，“下岗”的命运将会落到传统的药师头上，人们需要PC，PC也是医院药学人员的下一步出路。我们应当从更新自己的观念做起，正确宣传PC，理解PC，自觉主动加强自身学习，适应PC，为在我国施行PC扫清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努力营造让PC逐渐深入人心、健康发展的大环境。
8未来医院药学的展望
21世纪药师的基本任务就是实施PC。许多药学领域的领导者已经接受了PC的概念，并且正在计划和实施使药房从单纯的调配功能向临床专业的转化［7］。未来的医院药师应该既懂药又了解临床，其基本工作内容有：血药浓度监测与解释、临床治疗咨询与会诊、单剂量作业、病人出院后药物使用教育、门诊病员药物咨询、药物不良反应监察与鉴定、新型科研制剂开发、参与新药临床评价方案的制定等。通过发挥药师的专业特长，保证理想的用药结果，降低因药物有关的医疗费用。尽可能使每一位病人在接受药物治疗后能够保持正常的机体功能和精神状态，生活得健康幸福［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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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樟卫，张均.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评价和药物经济学.药学实践杂志,1998,16(1)：5～9
医学范文第3篇
1运动医学研究现状
运动医学研究是随着体育运动对人体运动能力需求的不断增加而发展进步的。同时，也与生物医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各学科间的相互渗透，新理论、新技术的不断应用息息相关。随着生物医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运动医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有关基础性研究已从整体、器官与系统水平拓展到组织与细胞水平，尤其电子显微镜、荧光显微镜、流式细胞仪的问世，使运动医学研究深化至亚细胞与分子水平，诸学者在各器官系统对于运动训练的适应性方面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为运动员身体器官系统适应性改变的形态结构与功能代谢基础、运动肌肉纤维类型分类及运动性伤病的组织病理学特征方面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依据[1)[2][3][4][5]。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细胞学研究方法的进展，计算机显微图像分析仪、显微分光光度仪、流式细胞仪的开发与应用，运动性组织细胞形态学研究从传统的定性研究跨入了定量研究阶段，尤其在运动性心肌与骨骼肌肥大及有氧运动的组织细胞学基础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揭示了运动性心肌与骨骼肌肥大和有氧运动的定量组织细胞形态学基础[6][7][8][9][10][11]。20世纪90年代初，自动化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即“细胞工作站”的问世，使运动医学研究进一步深化，实现了运动性组织细胞形态学研究从死细胞到活细胞研究的飞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活细胞内亚结构、DNA、RNA、酶类、受体分子及离子研究的定量定位定时及动态变化。为运动性心肌与骨骼肌收缩功能增强的重要耦联因子及肌纤维收缩速率及输出功率的关键环节的揭示以及运动性心肌与骨胳肌肥大发生机制的探讨提供了可贵的实验依据[12][13][14][15]。
近年，随着基因重组与克隆等分子生物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运动医学研究又从细胞、亚细胞研究扩展到分子与基因水平的研究，使运动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对于运动性心脏与肌肉肥大的发生、发展与转归有了新的认识，为揭示运动器官系统适应性的形态结构与功能代谢基础、运动器官系统适应性的发生机制、运动性伤病的组织病理与分子病理学特征以及运动员身体结构的机械运动规律及其体育运动技术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运动医学学科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16]。最近，在运动性微损伤的病因与病变的研究方面又提出了新的概念，认为运动性微损伤、运动性疲劳及过度疲劳的发生可能与细胞凋亡有关[17][18][19][20][21][22][23][24]，为运动性微损伤、运动性疲劳及过度疲劳的进一步研究开拓了1条新思路，展示了广泛的研究前景。
运动员科学选材作为运动医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已成为体育科学研究的热点。由于制约运动员成材的因素很多，因而选材研究的内容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众多领域。目前，运动员选材已从单一方面研究深入到全面展示不同项目运动员身体形态、生理机能、生物力学及心理学方面的综合特征，尤其深入到运动员不同运动能力的遗传特征和家族聚集性等方面的研究，并已着手探讨体质与运动能力相关基因的分布特征、基因表达、变异状况等问题[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
相信不久的将来，经过科学选材及运动员身体形态结构与机能代谢诸方面的综合研究，必将把竞技体育运动向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推进。同时，随着社会体育的发展，运动医学研究亦将为大众健康的实现及全民身体素质的提高发挥重要作用。
2新技术对运动医学学科发展的推动
1个世纪以来，运动医学研究颈域之所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无不得益于现代细胞与分子生物学技术与方法的建立与发展。
2.1从定性到定量研究的飞跃
自17世纪显微镜用于医学诊断与研究以来，传统的显微形态学研究多采用定性观察与描述，少数显微形态计量分析也仅限于二维结构水平，很难客观反映细胞本来的三维结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的进展，数学家与形态学家共同合作把显微镜直接观察的平面（二维）形态图像，通过数学方法推导衍化为三维空间结构，并建立了生物体视学(bio-sterology)，用以进行细胞显微形态计量分析[41][42]。这是3个世纪以来细胞生物学研究技术的1项重大革命。就形态特征而言，人体基本结构——细胞的有形成分主要分为3类：1)膜结构，包括质膜、核膜、线粒体膜、内质网膜、高尔基复合体膜、毛细血管内皮细胞膜等；2)颗粒结构，包括线粒体、溶酶体、微体、分泌颗粒等，3)纤维结构，包括微管、微丝。无论是膜、颗粒，还是纤维，任何1种结构在空间均占一定体积，均呈三维结构。因此，细胞形态计量学的内容就是将显微镜下所观察到不同形态（点、线、面）进行三维重现并数字化，定量反映出细胞结构特征[7]。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生物体视学的建立，显微形态计量技术的发展及自动显微图像分析系统的建立与应用，使各器官系统的运动适应性的显微形态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精确、客观，并以量的概念反映形态结构变化的阶段，避免了以往定性观察难免的主观臆测和视觉误差。这也是运动医学学科创建近1个世纪以来运动医学研究领域的重大进展，揭示了机体运动的动力器官——心脏和直接运动器官——骨骼肌对运动训练适应性的定量形态结构基础，也为运动性心脏和骨骼肌问题的深入探讨与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9][10][11]。
2.2从死细胞到活细胞的飞跃
活细胞研究，尤其是成年活细胞的研究，一直是运动医学研究领域的夙愿。多少年来，由于活细胞分离、培养技术，特别是活细胞观察手段的限制，使其难以实现。20世纪90年代初，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及其新型探针的问世，使我们能在不影响细胞活性的基础上观察与研究活细胞的形态、结构及成分[43][44][4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laserconfocalmicrosopy)是继计算机图像分析技术后现代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技术的又一项重大进展，它在光学显徽镜的基础上结合激光与计算机图像分析处理技术将光学成像的分辨率提高了30～40%。激光共聚焦显微镜集图像分析仪、流式细胞仪及显微分光光度计之功能为一身，通过特异性荧光染色不仅可对细胞内线粒体、溶酶体、内质网、细胞骨架、结构蛋白、酶类、受体、DNA、RNA含量及分布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还可对细胞内离子含量、分布及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因此，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又被称为“细胞工作站”[46][47]。
我们知道，细胞内游离钙作为第2信使广泛参与细胞生理活动的调节过程。一方面，尤其在心肌和骨骼肌的细胞增殖过程中，胞内游离钙介导神经内分泌激素刺激细胞增殖基因的表达，诱发心肌细胞增殖肥大的发生；另一方面，在心肌收缩过程中，胞内游离钙作为耦联因子诱发心肌和骨骼肌细胞兴奋与收缩的耦联过程进而产生肌收缩。因此，肌细胞内游离钙的变化直接涉及到运动性心脏与骨骼肌结构与功能的重塑的发生过程。长期以来，由于方法学限制，很难直接分析测定细胞内游离钙浓度的改变。近年，随着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的问世，尤其新一代钙指示剂Fluo-3/AM的开发，在不影响细胞活性基础上对胞内游离钙进行动态分析，解决了多年来胞内游离钙研究的方法学问题，使活细胞内游离钙的研究得以实施。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通过图像扫描方式分析处理出静息与收缩状态下心肌和骨骼肌细胞内钙的荧光共聚焦图像，为运动心脏和肌肉肥大发生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也使运动性心脏和肌肉肥大发生机制的探讨进一步深入[13][14][48][49][50][51]。
2.3从形态到功能的飞跃
多少年来，运动医学领域的组织细胞研究多以形态观察为主，通过细胞内结构的形态与数目的变化间接反映各功能结构的功能状态。然而，免疫组织细胞化学与原位杂交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在组织细胞原位直接了解细胞结构的功能变化及特异性功能活性物质的活性与分布。
免疫组织细胞化学与原位杂交技术是利用特异性抗原抗体反应与基因重组过程在组织细胞原位上显示和研究某特定物质的化学性质与功能特征的方法，其技术特点决定了它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定位准确的优点。因此，该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泛应用于运动医学研究领域的组织细胞中蛋白质、多肽类、多糖类及核酸类活性物质的定位、定性与定量研究。近年，应用胶体金免疫组织细胞化学技术，对运动心肌中心房利钠多肽功能活性进行了定量研究，展示了心源性激素的储存形式、功能结构及功能活性，为运动心脏内分泌功能的研究提供了实验依据[10][11]。在运动性伤病研究中，通过特异性胶元免疫组织细胞化学技术的应用，揭示了运动性关节末端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此外，在运动性骨骼肌疲劳与损伤研究方面，应用DNA缺口末端标记(TUNEL)和酶联免疫分析技术，观察到在运动性骨骼肌微损伤时，有肌细胞凋亡复合物的存在，并有肌细胞染色体DNA断裂，核小体DNA与核心组蛋白H2A,H2B,H3和H4紧密结合，形成复合物的情况，在组织细胞原位上确定凋亡细胞的存在，为运动性骨胳肌疲劳与损伤机制的探讨提供了实验依据[52]，使运动性伤病的病理学研究定位更准确、更具特异性，实现了形态与功能的有机结合。2.4从细胞到基因的飞跃
自20世纪中叶DNA双螺旋模板学说的提出、基因调控操纵子理论的问世以及DNA限制性内切酶的发现，奠定了现代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技术的基础。目前，已建立了一整套DNA体外重组技术，尤其最近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的完成，使得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发生了划时代的突破和历史性的变革，这一科技进步震撼了人类社会。人们预言，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基因工程为主导的生物技术将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前途，并以巨大的活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作为运动医学工作者，在以基因工程为主导的生物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应用此项技术研究体育运动问题，责无旁贷。近年来，在运动心脏重塑的发生与转归机制研究中，诸学者应用分子杂交技术(molecularhybridization)——遗传信息的载体DNA和mRNA研究的有效工具，比如固相杂交、液相杂交和原位杂交技术，对运动心肌组织中初始应答基因（原癌基因，c-fos）和次级应答基因（心肌收缩蛋白基因α-MHC、β-MHC、α-actin及ANF）的表达水平进行了定量分析，为运动心脏重塑发生机制的探讨提供了重要实验依据[53]。
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技术(RT-PCR)也是近年来飞速发展并成熟的1项分子生物学技术，是检测mRNA的1种快速而方便的方法。由于其内参照与目的基因的共扩增而避免了操作中的系统误差，而且，针对每个目的基因的特异性引物使用又保证了此法具有较高的特异性，故特别适用于大规模基因表达的分析。目前，在运动医学研究领域已应用此项技术对运动心脏中心房和心室的初始应答基因（原癌基因myc）和次级应答基因（心肌收缩蛋白基因MLC-2）的表达水平进行了定量观察，使得运动心脏重塑发生机制的探讨又向前进了一步[54]。通过此项技术的应用，使运动性骨骼肌疲劳与恢复机制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为指导运动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此外，应用此项技术对运动员性别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上也有了明显的进展。
最近，基因芯片技术的建立又为我们提供了1项研究和探讨运动能力相关基因特征的有效手段，基因芯片技术通过微加工工艺在厘米见方的芯片上集成有成千上万个与生命相关的信息分子，将生命科学研究中所涉及的不连续的分析过程（如样品制备、化学反应和分析检测），利用微电子、微机械、化学、物理技术、计算机技术在固体芯片表面构建的微流体分析单元和系统，使之连续化、集成化、微型化，是1种高通量检测技术。因此，此项技术可以允许研究人员同时测定成千上万个基因的表达谱，变异谱及其作用方式，几周内能获得其它传统方法几年，乃至几十年才能得到的信息，其最大特点是大规模、高通量、灵敏性高、准确性高，快速简便，解决了以往基因研究技术的繁杂与效率低的问题[55]。目前基因芯片主要分为2类，寡核苷酸芯片和表达谱芯片，其中，寡核苷酸芯片可用于检测人类SNP。最近，国内学者已着手应用基因芯片技术探寻运动能力相关基因[56][57]，期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在运动能力相关基因的诊断、运动员基因选材和运动性猝死的基因诊断方面有所突破，为我国优秀运动员的选择、培养及运动性猝死的防治提供有效的方法手段。
3热点问题与前沿研究
3.1运动员基因选材与基因诊断问题
实践证明，只有那些具有天赋的运动员，才能攀上世界的顶峰。所谓运动员科学选材，是根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点和要求，用科学的、先进的手段和方法，通过客观指标的测试，全面综合评价和预测，把先天条件优越，适合从事某项运动的人从小选拔出来，进行系统培养，并且不断地监测其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预测。没有预测，就没有选材。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基本上是凭教练员的经验，根据比赛中的成绩进行运动员选材的。这势必造成成材率低，人、财、物力的浪废。20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等从研究青少年儿童运动员身体生长发育规律入手，对生长发育与科学选材关系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原国家体委组织了几项大规模的研究课题（《优秀青少年运动员科学选材》和《儿童少年运动员选材标准的研究》等），获得了大量的指标数据，为我国青少年运动员科学选材提供了广泛的科学依据。此外，科研工作者还从运动员身体形态、机能、素质、心理以及遗传等不同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科学选材研究，为运动员科学选材实践提供了广泛的理论依据和实际应用方法。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前苏联、东欧、美国等竞技体育水平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与其对运动员运动能力的研究与挖掘的重视及较高的研究水平密不可分。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是以“自愿原则”自然选拔，但在运动员科学选材方面，不仅探讨不同项目运动员身体形态、生理机能、生物力学及心理学方面的特征，而且进行运动员不同运动能力的遗传特征和家族聚集性研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运动员选材的研究深入到分子遗传学领域，探讨具有不同运动能力者相关基因的分布特征、基因表达状况以及对运动训练的适应性等问题。总之，随着竞技运动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选材的基础——人体运动能力的遗传性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组成运动能力的性状，无论是形态、生理还是素质性状，绝大多数均属数量性状，由多基因控制。在向后代传递过程中，由于微效基因的累加效应、基因传递与表达方式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可使运动能力性状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因此，运动能力的遗传与变异具有连续性和相关性特征。在我国及世界许多国家中出现了体育世家现象。有研究发现，在运动能力的遗传中，只要具有卓越运动才能的亲代不是极端个体，其子代不但有50%以上的人具有优越的运动才能，而且还可能出现超越亲代的个体。此外，控制运动能力的基因有多效性，同时在向后代传递过程中又具有连锁性，从而使基因与性状纵横相关，它们之间既能相互促进，又可相互制约。研究发现，从选用足长、头围等形态指标预测身高，从体型到运动项目特点，从肌纤维类型、最大耗氧量等机能指标与身体素质的关系，以及从皮纹、血型甚至额部发际参差状况与人体运动能力、适宜运动项目之间的关系等等[58][59][60][61][62]，研究均充分体现了基因与性状的关联，但目前尚缺乏基因与性状之间关系的机制及综合性研究。
近年，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与理论的飞速发展，尤其是DNA重组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可以从基因水平上寻找决定人类运动能力的基因，在分子水平上探讨人体对长期训练的适应性变化，从而能更加科学而准确地评估个体的运动状态及运动潜力。由此可见，基因选材将成为未来运动员科学选材的主要研究内容。
任何遗传分析都是以遗传标记为基础的，遗传标记是1类用来区分不同个体或群体，同时又能稳定遗传的某些物质。目前，新型遗传标记的研究已转向遗传物质本身——DNA分子。由于各种遗传信息都蕴藏于DNA分子中，生物个体之间的差异，本质上是DNA分子的差异。不仅DNA编码序列比相应的蛋白质有更多的变异，而且DNA非编码列具有更广泛的多态性。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RFLP)和单核苷酸多态(SNP)作为遗传标记有广阔的前途，其不仅可以用于遗传病的产前诊断、杂合子携带者的检出和亲子鉴定，还可以应用于运动能力相关基因的检测、天才运动员的基因组型鉴别以及基因在训练环境中的表达与变异状况的研究[63][64][65][66][67][68]。
3.2杰出的运动能力相关基因研究
运动能力很大程度上受控于基因的事实已为世人接受。近年，随着分子遗传学的进展及其对运动医学领域的渗透，国内外学者尝试着探讨与运动能力相关的基因。目前研究发现，有氧能力有关基因有ACE、CKMM、ADRA2A及mtDNA的D-loop和MTND5等；与肌肉力量有关的基因主要涉及GDF8、CNTF等。人们试图探明这些表型的基因标记或定位，以解决优秀运动员的早期选材问题，并从分子水平揭示人类运动能力的遗传生物学机制。目前，在这一研究领域，诸学者已展开相当规模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研究成果。
耐力素质是运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运动能力相关基因研究最活跃的领域。目前研究发现，耐力素质为多因子的复杂表型，受到多基因控制，涉及到耐力素质的基因有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肌肉组织特异性磷酸肌酸激酶(CKMM)、肾上腺素能α受体(ADRA2A)、Na[+]-K[+]-ATPaseα2基因以及线粒体基因(mtDNA)等。.2.1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基因
ACE基因位于17q23染色体区域，全长21kb，含26个外显子和25个内含子，在第16号内含子以一段287bp的重复序列为标记构成ACE基因的插入／缺失(I/D)多态。Montgomery为首的研究小组最先报道了33名英国优秀登山运动员的ACE/ID与1906名健康男性对照的研究结果[69]，发现登山运动员与常人不论在基因型频率还是等位基因频率上均有显著差异(P＜0.02和P＜0.003)，且登山运动员多为ACE-Ⅱ纯合子，而少见DD纯合子，尤其曾登上海拔8000m高度的运动员中无1例为DD纯合子，有趣的是，前5名最优秀的运动员均为ACE-Ⅱ纯合子。George等研究发现[70]，在普通海拔训练的64名参加奥运会选拔赛的澳大利亚划艇运动员中ACE-I等位基因的频率显著高于常人水平。Myerson等对79名奥运会参赛的田径运动员的分析也显示[71]，随着运动距离(＜200m;400～3000m;＞5000m)的增加，ACE-I等位基因的频率增加(P=0.009)，而其他401名非耐力项目运动员中未发现ACEI/D分布与常人的差别。西班牙一研究小组也曾报道，ACE-I等位基因在优秀耐力运动员中（自行车、长跑）的分布频率高于常人对照组（P=0.0009)[72]。赵云等的研究也发现，优秀长跑运动员ACE-I等位基因的频率显著高于常人对照组[73]。
尽管目前多数研究认为优秀耐力运动员ACE-I等位基因的频率显著高于常人，但仍存在争议，Taylor等的研究就未发现ACE-I等位基因与优秀耐力运动员的关联[74]；同样，Karjalainen等对80名芬兰国家队优秀耐力运动员（包括长跑、越野滑雪、铁人三项）的研究也未得出ACE-I等位基因与优秀耐力相关联的结果[75]；此外，Rankinen等的研究也无肯定结果[76]。分析争议的可能原因：1)由于基因多态关联分析是检验在1个种群中带有性状的无关个体与不带有性状的无关个体在某一遗传标记位点处是否会出现不同的频率。关联存在表明，所选基因可能是控制性状的基因，或在控制性状的位点，或与控制性状的基因连锁不平衡。因此，表型微小的差异可能造成关联结果的明显差异。优秀耐力作为运动素质表型，在不同运动项目可能就存有差异。分析认为单个运动项目的基因多态关联分析可能会更可靠。2)运动员经过长期不同环境和不同方式的训练，其基因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般认为，有氧能力附图（附图）是杰出耐力的重要限制因素。最近，有关附图与ACE插入／缺失(I/D)多态关系的研究已有报道，但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这一观点[77]。家系研究发现，20周耐力训练后，在高加索人种的子代ACE-DD纯合子附图显著增高，父代则未见此现象[78]。Rankinen等研究结果也不支持在普通海拔携带ACE-I等位基因的群体的耐力天赋是由心肺功能的改善引起的，认为附图可能决定在耐力运动中能量产生的上限，并不完全主宰运动员的耐力水平和运动成绩。也有研究显示，优秀登山运动员的静态的和动态的肺活量和心脏结构与功能参数与常人对照无显著差异，推测携带ACE-I等位基因的优秀登山运动员的天赋并不完全取决于心肺功能的改善，而运动员肌肉毛细血管与其横截面积比率的增加以及高动静脉氧差更能解释ACE-I等位基因的优秀登山运动员对高海拔训练的适应机制。最近，Williams等发表在《Nature》杂志上1篇研究结果认为，肌肉作功与能量消耗的比值(DE)是评价肌肉效能最好的指标，其研究发现经过11周训练后仅ACE-II基因型的DE显著增高[79]。另1研究报道，ACE-II基因型群体较ACE-ID和DD基因型群体表现出相对高的能量节省化状态，且去脂体重也高于其它基因型[80]。这些研究结果均支持I等位基因主要是通过肌肉效能影响运动能力。此外，与ACE-I等位基因关联的优秀耐力运动员群体血浆和心肌组织的ACE水平也高于其它基因型，如能进一步研究分析ACEI/D多态与肌肉中ACE的水平，肌纤维类型、体积，线粒体密度，毛细血管密度，底物利用等方面的关系，可能会得出更有效和可靠的实验依据。转3.2.2肌肉组织特异性磷酸肌酸激酶(CKMM)基因
CKMM基因位于19q13.2～q13.3的染色体区域，其长度约有17.5kb，包含8个外显子和7个内含子。研究表明，肌肉中CKMM的功能在于生成肌球蛋白头部高浓度的ATP。不同肌纤维类型中的CKMM活性亦有差异，I型肌纤维中CKMM活性较II型纤维至少低2倍。研究认为，低CKMM活性是耐力运动员工作肌群的典型特征。有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对肌纤维类型分布以及肌肉组织中酶类活性的变异有调控作用。动物实验显示，小鼠的CKMM基因被敲掉后，可观察到实验动物在低强度运动中，耐力水平有明显提高，抗疲劳能力增强，肌肉组织合成ATP的能力也明显增强[81]。人体实验显示，由于CKMM基因编码区域的突变而形成的变异基因型与耐力水平有一定关联[82]。此外，该变异基因型对耐力训练较未变异基因更为敏感。Saks和Wallimann等对CK在细胞内的作用作了综述，提出了2种假说，一是在高能量需求时CK作为“暂时的能量缓冲系统”保持ATP/ADP的比率；二是CK可作为能量转运单位，将能量从产生部位转运到利用部位。说明CK在能量代谢系统发挥重要作用。
Rivera等通过NcoI和TaqI酶切位点的基因多态分析(RFLPs)未发现这2个位点的单体型与优秀耐力存在任何关联[83]。但其在家系研究中报道，NcoIRFLPs在父代杂合子的附图显著大于纯合子；并且此多态与个体对耐力训练的反应呈显著性关联，未突变的纯合子对运动训练最不敏感，其训练增益显著低于其它基因型，其变化率在父代低于其它基因型3倍，子代低于其它基因型1.5倍，而在训练低反应群组中，CKMM纯合子竟占33%，其频率为其它基因型的3倍。而且，这类纯合子与训练高反应群组无缘，其多态分析解释了个体变化率差异大约在9%～10%[84]。其后，Rivera等的连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85]。
3.2.3组织相容性抗原(HLA)基因
HLA复合体位于6q21染色体区域，近年研究发现，该基因与人类运动能力有关。Rodas等对HLA复合体进行了基因多态分析，其中A2A11基因型可能为运动能力的遗传标记。通过双生子群体中HLA复合体与附图的关联分析发现，HLA基因A2A11群体附图平均值达到71±4ml/mim/kg，而未携带A2A11的群体附图平均值58±5ml/mim/kg，其差异达显著性水平(P＜0.001)。分析认为，携带A2A11的群体可能是为运动训练高敏感群体[86]。显然，HLA基因多态有望成为运动能力遗传标记。
3.2.3肾上腺素能受体(ADRA2A、ADRB2)基因
近年研究发现，肾上腺素能受体基因ADRA2A和ADRB2与运动能力有关，ADRA2A和ADRB2基因分别位于10q24-26和5q31-32染色体区域。Wolfarth等对肾上腺素能受体基因Dral位点的多态分析发现，DralRFLPs在优秀耐力运动员组和常人中存在显著差异(P=0.037)，其中，6.7kb的等位基因在优秀耐力运动员中的分布显著高于常人。值得一提的是，此项研究中受试者是以附图＞74ml/mim/kg作为优秀耐力运动员的标准的。[87]研究还发现，8对同卵双生子经过20周的耐力训练后，脂肪水解活性显著增高，其变化呈现同卵双生子内的高度一致性，而双生子间则呈异质性，表明训练引起的脂肪水解的变化主要由相关基因型决定，且ADRA2A和ADRB2结合位点的分布呈部位特异性，儿茶酚胺激活的脂肪水解的差异与肾上腺素能α2受体的亲和性及数目有关。研究发现，马拉松运动员对脂肪的利用率就显著高于常人和其它运动项目，脂肪水解供能又是耐力运动的重要能量代谢途径，而肾上腺素能受体基因通过调控ADRA2A和ADRB2与儿茶酚胺的结合位点而发挥作用，也有望成为杰出耐力的遗传标记。
3.2.4Na[+]-K[+]-ATPaseα2基因
Rankinen等在家系研究中对Na[+]-K[+]-ATPaseα2基因多态进行了双生连锁分析，结果显示，Na[+]-K[+]-ATPaseα2单体型与运动最大输出功率变化率(Wmax)连锁(P=0.003),BglIIRFLPs与附图和Wmax无连锁。结果提示Na[+]-K[+]-ATPaseα2基因的多态与运动训练敏感性关联[88]。目前，相关文献还未见其与优秀耐力水平关联的报道，但目前实验研究支持Na[+]-K[+]-ATPaseα2基因在肌肉收缩、疲劳过程及运动能力中的作用。动物实验发现，抑制Na[+]-K[+]-ATPase活性引起骨骼肌运动能力降低。人体实验显示，有训练者股外侧肌的Na[+]-K[+]-ATPase活性显著高于常人对照，且其活性变化独立于肌肉氧化代谢变化。鉴于Na[+]-K[+]-ATPase是恢复Na[+]-K[+]电位梯度的关键酶，预测Na[+]-K[+]-ATPaseα2基因可成为评定运动能力的候选基因。3.2.5线粒体(mtDNA)基因
研究证实，骨骼肌ATP的再生能力是维持高水平运动能力的1个重要的限制因素，而线粒体是氧化磷酸化生成ATP的重要场所，线粒体作为核外惟一具有遗传效用物质(mtDNA)的细胞器，具有自我复制功能，并控制相当的遗传性状。目前研究表明，mtDNA是基因组中惟一不遵循孟德尔遗传规则的基因序列，mtDNA由16569bp构成的双链环状结构，可编码下列结构：1)NADT脱氢酶的7个亚基(MTND1,MTND2,MTND3,MTND4,MTND4L,MTND5,MTND6);2)ATPase合成酶的亚基6和亚基8;3）细胞色素bc1复合物的亚基；4）细胞色素c氧化酶复合物的亚基Ⅰ，Ⅱ，Ⅲ，包括呼吸链和氧化磷酸化过程67个酶中的13个；5）2个rRNAs和22个tRNAs。此外，mtDNA还包括其中惟一的非编码区D-Loop。D-Loop包括了重链及轻链的启动子区，重链的复制源区，调控mRNA表达的保守序列。目前研究认为，mtDNA中除D-Loop和8275bp处的87bp被认为是非编码核苷酸，其它区域都有编码功能。其mRNA可从单一位点转录，即所有tRNA、rRNA、mRNA均由同一顺反子转录而来，并且有部分基因的重叠。因此，mtDNA任一位点发生变异都有可能影响线粒体蛋白质的表达和功能，或影响nDNA和mtDNA的相互作用，继而影响线粒体的合成和功能。
研究曾发现，附图(ml/min/kg)母子存有显著相关(r=0.28)，家系研究也表明附图的遗传因素中30%是由mtDNA遗传决定的[89]。陈青等报道mtDNA/D-Loop(MspⅠ,KpnⅠ,HinfⅠ,HaeⅢ)RFLPs在优秀耐力运动员与常人的分布频率有显著性差异，其中，MorphⅦ，Ⅷ，Ⅸ为优秀耐力运动员所特有。此外，研究还发现，有氧耐力训练反应敏感的少年运动员中表现出较高的mtDNA/D-Loop基因多态变异型[90]。但Riveera等的研究未能证实上述结果，没有发现BamHⅠ,NciⅠ,KpnⅠRFLPs在优秀耐力运动员与常人在分布频率的差异[91]。分析比较有关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与研究所选择的优秀耐力的标准（附图）和受试者来源（种族）不同有关。另有1项有意义的研究为mtDNA基因多态研究注入了活力，该研究用22种内切酶对mtDNA基因组3%的区域进行了切割扫描，结果发现：普通健康个体携带下列3种多态之一者具有较高的附图(ml/minkg):1)BamHI-MTND5(13364bp);2)NciI-MTND5(13470bp);3)MspI-threoninetRNA(MTTT,15925bp)。携带ScaI-MT-ND5(12406bp)的群体附图(ml/min/kg)低于整个群体的平均值。若对受试者进行20周的有氧耐力训练，其附图(ml/min/kg)显著性增加，变化范围在2～20ml/min/kg之间，但携带HincⅡ-MTND5者附图(ml/min/kg)的变化值(0.28l/min)低于其它基因型携带群体(P＜0.05)。此外，目前研究还证实，mtDNA是惟一经过母系遗传的遗传物质。
3.2.6基因组扫描
近年，人们通过基因组扫描技术来探讨运动能力的遗传性，Bouchard等1997年对高家索系进行了基因组扫描研究，他们从受试者的22号常染色体长臂上7个基因多态标记与心肺机能（附图、HRmax、最大氧脉搏）以及对运动训练的敏感性入手，进行连锁分析，但分析结果未发现任何连锁，其所选7个多态标记分布在GLUT5,Mb,nmMHC,PKC,PARV,PPARα,MitCPTII基因区域[92]。此后，该研究小组又对22对常染色体进行了连锁分析[93]。结果发现，D4S3248与附图有最强的连锁，其距β-sarcoglycan基因0.2cM，后者是肌质网蛋白－糖蛋白复合物的组成部分，能够通过增加肌膜的稳定性，维护肌细胞功能。此外，在基因组扫描中还发现，D8S592距肌钙蛋白合成复合物β-I基因5.9cM;γ-sarcoglycan(13q12.11)、dystrophin-associatedglycoprotein1(3p21.31)laminA/C(1q21.2)分别与遗传标记距2.3～6.2cM。D14S587在肝糖原磷酸化酶基因(0.6cM)、GTPcyclohydrolaseI(1.8cM)基因附近。GTPcyclohydrolaseI是四氢生物喋呤的限速酶，NO合成酶的重要辅助因子。在11P15.1在磺酰尿受体(SUR)基因内，与Kir6.2构成ATP敏感性钾通道，并且SUR基因与Kir6.2(KCNJ11)连锁不平衡，Kir存在于多种组织，在连接细胞代谢和膜电位中起重要作用。在11p14.1为钾离子通道基因(KCNA4)(0.1cM);6p21.33为胰脂肪酶(CLPS,0.8cM)和血色素基因位点(HFE,1.3cM);4q26为脂肪酸结合蛋白2(FABP,0cM)基因，长Q-T综合征(LQT4,4.0cM)位点；2pl6.1为钙调蛋白2(CALM20.5cM)和钙调蛋白B(PPP3R1,3.4cM)位点；1P11.2为3-β-羟兹类脱氢酶(HSD3B1,0.1cM)和心肌收缩(CASQ,5.5cM)位点。这些基因与心脏收缩(KCNA4,LQT4)，长链脂肪酸氧化(CLPS,FABP2)，体内钙平衡、骨骼肌和心肌电信号传导递(CALM2,PPP3R1,CASQ2)以及固醇类激素合成(HSD3B1)有关，均可能构成运动能力相关基因。4新兴的基因克隆策略与研究前景
人类基因组全序列可望提前完成，而以功能鉴定为核心的功能基因组学及其相关技术应运而生，最近，一系列全新概念的基因克隆策略与遗传学基因定位和克隆技术纷纷面世，在此仅作一简介。
4.1基因克隆策略
目前，人类基因克隆的主要策略有3种：1)反向遗传学定位克隆策略，它是通过基因多态分析，微卫星DNA等遗传标记，先获得某一表型在染色体上的定位，再在候选区域内选择已知基因，进行相关突变基因的筛选，以获得cDNA及全基因；2)从蛋白质功能入手的功能克隆策略，采用以削减杂交为思路的多种分子生物学手段，先通过削减获得特异性表达或缺失的基因片段，然后进行染色体定位乃至获得全基因。3)介于两者之间的候选克隆策略，包括定位候选克隆和功能候选克隆，前者是在将有关基因以连锁分析和染色体分析基本定位基础上，再在候选区域内选择所有已知基因进行相关突变基因的筛选。后者则根据相关基因的目标功能，检测基因库中的基因功能区域，将含有类似功能的基因用于相关基因的突变检测。
目前，功能基因组研究的主要技术有下列10类：1)家系连锁分析法；2)等位基因共享法；3)人群关联分析法；4)cDNA筛选法；5)削减杂交法和抑制性杂交法；6)差示反转录PCR法和差异削减显示法；7)代表性差异分析法和SI核酸酶介导的缺失基因探针富集法；8)基因组错配扫描法；9)比较基因组杂交法；10)DNA芯片法。可喜的是目前我国学者马力宏、何子红、田振军、常芸等已通过人群关联分析法和DNA芯片法对杰出运动能力相关基因作了初步探讨。
4.2杰出运动能力相关基因研究前景
遗传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杰出运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基因，而遗传因素通过以下2个方面对人体运动能力产生影响：1)与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无关的基因对人群的平均影响，即遗传度；2)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即存在对运动训练敏感的高反应群体和对训练不敏感的低反应群体。但以往有关运动能力的遗传流行学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双生子分析、家族分析还是种族差异比较，所估算出的遗传度仅仅表明在某一群体中，某一性状由亲代向子代可传递的平均程度，仅描述群体趋势，而不能作为预测个体遗传潜力的量化指标。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及其成果推进了分子生物学技术与理论的飞速发展，加速了基因密码的破译，如果我国运动科学工作者能利用现代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与生物芯片等技术，精细识别、克隆与人类运动能力有关的基因，了解其相关素质基因的结构和功能，对运动能力的预测、评定以及科学选材系统的建立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望从根本上解决竞技体育早期选材、早期培养和科学监控的难题。
目前研究显示，杰出运动能力是一复杂的多因子性状，是由多基因控制的，因此，寻找决定运动能力和运动成绩相关的生理性状的基因基础，确定与杰出运动能力生理功能有关的基因是当务之急。这一研究的实施必将带来中国乃至世界运动员科学监测和选材史上巨大的变革；同时，也将作为继人类基因组草图绘制成功之后，后基因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丰富后基因组探讨的内容，而且对我国实施“奥运争光计划”，优秀运动员及后备人才的选拔具有很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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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范文第4篇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糯д咭谎庖谎芯渴且浴兑拙纷栽诘恼苎嘉某信岛屯贫ú⒁酝饣男问讲椭幸窖У恼苎嘉摹?/P>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皇常上Я舜砉舜松H辉蛞讲豢梢晕抟祝撞豢梢晕抟剑枘芗蚨兄蛞字浠龊跆欤街擞糜珊跷摇！?/P>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我操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
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
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1，“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
《周易》的一个基本承诺是关于人作为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推定方式，即主体的形而中性决定了和中为是。和中为是来源于《周易》的本体论承诺。《易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推定《周易》本体论承诺的依据。一阴一阳者，太极所生之两仪也，故，两仪之所统者，乾、坤者也。关于乾，《周易·乾·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关于坤，《周易·坤·彖》说：“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乾坤作为“万物资始”，太极之生也。所以，“太极”作为本体，是形而中对形上之道的的推定方式。
在《周易》的研究中，把本体论的哲学承诺以太极生八卦的方式进行推定和以“太极图”方式的推定，进而以“八卦图”与“太极图”的复合方式的推定，是以“象数”表达《周易》哲学原理的推定方式。“象数”的推定方式有其直观的意义，其中表达出《周易》关于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这是中国哲学独具特色的方式之一，这一方式也是西方哲学力图达到的一种境界，而中国哲学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达到了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但是，对中国哲学的这种推定方式，却不能以西方哲学的原理去加以理解，因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逻辑形式是与中国哲学不同的，西方哲学的推定是形式化的制式，而中国哲学是方式化的制式。西方哲学史表明，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以形式化的制式推定本体，产生了西方哲学中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困难。
把“太极图”和“八卦图“结合到一起，一般认为这种方式是在朱熹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即使有太极图，也没有人将其与八卦结合在一起。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开创了这一推定的方式。把两者的结合，即把“太极图”放到“八卦图”的中心，使“八卦图”的推定统一于“太极图”的逻辑推定，这从哲学的承诺和推定而言，“太极图”是中国哲学中的独具特色的方式。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故在中国哲学没有产生象西方哲学的那种被系统化了的形式和由形式而逻辑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固然缺少主体形式化制式的推定，因为对这一部分的认识是与主体的形下性关联且发生直接的形式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西方哲学的成就所表明的那样。可是，哲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当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制式以产生自然科学为主要的成就因此而在继续形式化的努力中却困难重重以此表示出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终结时，以《周易》为代表的方式性的中国哲学制式就必然成为当代哲学进路的新的发展方向。
所以，由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制式的非统一性，各自的哲学制式只服从自身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用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并“运用自如”的西方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形式作为研究《周易》的方法，将产生二律悖反的结果。由承诺和推定的制式所决定，一种思想形式的推定制式，只承诺思想制式推定的思想统一性。所以，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承诺与推定的制式是各自不同自在独立的系统。如前所述，对于西方哲学的制式和中国哲学制式进行的研究表明，以承诺推定法对制式的推定将发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各自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由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没有注意这一问题，使中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误区。
2，“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
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形而中的自在性，推定了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由此承诺了哲学的主体论形式。由形而中者谓之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推定出主体的存在形式，即形而中者谓之人。“卦”的推定表明了这样的承诺：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卦而中者谓之人。显然，这是指对卦象而言：卦之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可见，主体之人为天地之间的中和者也。如果说易有三才之道，即有地道、人道和天道，并且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道的承诺和推定，及其由“卦”来推定主体承诺的方式，那么，主体的存在就只能是形而中者谓之人。
所以，卦而中者谓之用，用而中者谓之真，真而中者谓之得道。由于卦象的中间两爻即三、四爻代表人，使形而中者谓之人的这一哲学推定极其重要，他承诺了主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在具体的事物中，人完全可以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组成和对此所作的判断都是主体推定的结果，而人要想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充分的把握它，应采取的方法是切中事物的中和性，否则，难以掌握对事物的主动权。由于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又由于“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天和地同为有形之物，人对有形之物的认识和把握是不会超过天和地的。但是，卦而中者谓之用，主体推定的形而中者谓之卦承诺了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可以通过卦而推定道。主体要想达到这一高度，就必须使自身在形而中的方式中不能作为独立的主体，人既不是器也不是道，而是道器之中和者也，以此作为主体的形式推定，即实现主体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的统一，就是所谓用而中者谓之真──真的认识只是中的主体形式，由此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可见，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范畴的体用之论，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卦而中者谓之用，是推定“卦”承诺的主体方式。以八经卦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由上卦和下卦组成，易之三才之道，把天、人、地和于卦中，人成为卦的主体论承诺和推定的方式。可见，对于“卦”而言，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由“形”的承诺推定形而中者谓之卦，对于卦所承诺的主体性而言，有“形”承诺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由“卦”的三才之道的承诺，推定卦而中者谓之人。“卦”是“形”的三才之道的“形而中”，人是“卦”的三才之道中和者，由此可知，“卦”和“形”的形而中的统一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是形而中论哲学体系的核心思想。
形而中者谓之卦，卦而中者谓之用，是主体对事物的对应和中的方式。任何事物，只要主体选择了用的方式，从而为主体服务，就必然有一用的限度──中的制式，如果不顾事物对主体的形而中性，超越中的规律即对应和中的限度，将适得其反。所以，当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对某一哲学观及方法论崇拜并推到绝对时，不但不是正确的方法，而且，还将由于违背对应和中的规律而带来错误的结果。
所以，由形而中论可以推定西方哲学中的所谓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哲学误区。尤其当我们以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承诺去推定《周易》的哲学思想时，将失去《周易》的本来面目（实践说明，用这一方法对待问题的研究，给我们的理性带来的困难和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实在触目惊心）。以形而中论推定所谓的唯心唯物之争，因为器为物，人为中，心为形而中之心，物为形而中之物，所以，无论唯心和唯物都是形而中的方式，如果能这样推定唯心和唯物，并使其回到形而中，就实现了“天下殊途而同归”（《易传》）的承诺。所以，以中和为方法，可谓主体行之达道也。西方哲学的唯心论和唯物论之争的误区之一是在唯物而器的功利上达到空前的发展，以至于离道越来越远，最终由于物质社会的功利性需要，使之对物质的过度掠夺达到危及人类的生存。
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都是在本体──时间和空间的承诺下推定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具体见笔者《“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兼论《易经》研究的方法》载于段长山主编《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第599页）
显然，以形而中论作为哲学反思并对中国哲学进行的外化表明，中国哲学是时空对应和中的方式性的形而中论，比较之下，西方哲学是时空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形而上学”，所以，不能以西学东渐而来的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形式、概念和范畴阐解对应和中的方式性哲学命题、方式、概念和范畴。“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表明，形而中论的方式性能承诺和推定形而下论的形式性，以此显示出形而中论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历史将表明，形而中论哲学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之后人类的主导性哲学。由于这一论题不是本文的重点，笔者将另文论证。
正因为形而中论的原理在《周易》的思维方式中自在的应用，所以，作为中国哲学的“医易相通”的命题，使之在中医学中特别重视对《周易》的研究。皇甫谧说：“伏羲氏首人身，生有圣德，其理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五脏、五行、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类推，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矣。”（皇甫谧《帝王世纪》）显然，其中对《周易》承诺的哲学思维之自在作用的肯定是相当明确的：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能有“所以六气、六腑、五脏、五行、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类推”，是因为医学之理即易学之理，“医易相通”是也。“卦”的形式所以能“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者，“卦”的形而中方式也；而医可对“百病之理得以类推”者，人的形而中存在方式的推定者也。
孙一奎论曰：“是故在造化，则有消息盈虚；在人身，则有虚实顺逆。有消息盈虚，则有范围之道；有虚实顺逆，则有调剂之宜，斯理也，难言也。包牺氏画之，文王篆之，姬公爻之，尼父赞而翼之，黄帝问而歧伯陈之，越人难而诂释之一也。但经于四圣则为《易》，立论于歧黄则为《灵》、《素》，辨难于越人则为《难经》，书有二，而理无二也。知理无二，则之易以道阴阳，而《素问》，而《灵枢》，而《难经》，皆非外阴阳而为教也。《易》理明，则可以范围天地，曲成万物，知乎昼夜，《灵》、《素》、《难经》明，可以节宣化机，理民物，燮札瘥疵疠而登太和。故深于易者，善于医。精于医者，通于《易》。术业有专攻，理无二致也。斯理也，言也，独秉之智不能悟，非独秉之智不能言也。如唐祖师孙思藐者，其洞彻理气合一之旨者欤！其深于《易》而精于医者欤！其具独秉之智者欤！故曰：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惟会理之精，故立论之确，即通之万世而无弊也。”（孙一奎:《赤水玄珠·医旨绪余》）显然，医易相通，因其哲学之理一也，之所以“斯理也，难言也，非独秉之智不能悟，亦非独秉之智不能言”，易理之形而中也，是故“精于医者，必通于《易》”者，思维之形而中方式的?盗芬允埂盎崂碇薄ⅰ傲⒙壑贰币病O匀唬吨芤住浴肺难晕剑骸暗露姓咭病保俏说拇嬖谝缘露⒄撸⒅凇罢小闭咭病K裕寮业摹吨杏埂吩唬骸爸幸舱撸煜轮蟊疽玻缓鸵舱撸煜轮锏酪玻轮泻停斓匚谎桑蛭镉伞薄R虼耍爸幸舱摺保味械淖栽谝玻昂鸵舱摺保撕陀谛味幸玻爸轮泻汀闭撸露小⒃嗬暾咭病P味新壑杂椭械姆椒酆腿鲜堵鄣恼苎г硭得鳎禾斓囟杂陀谥卸商斓刂疲灰跹舳杂陀谥卸杏弥兄恚蝗酥死砗陀谥姓叨衅洹爸行小敝唬煌蛭锒杂τ谝跹舨⒑陀谔斓刂卸型蛭镏恚蝗酥死砗陀谥行姓叨衅洹罢小敝K裕爸幸舱撸煜轮蟊疽病保侨撕陀谛味幸源锒杂椭兄浪哉咭病5兰业亩杂椭兄塾小肮视形尴嗌岩紫喑桑滔嘈危呦孪嗲悖羯嗪停昂笙嗨妗薄ⅰ靶槎磺觥6喾绞睿蝗缡刂小！保ā兜赖戮谖逭隆罚┯纱丝芍杂椭兄恚宓酪揭灰怨嶂病?/P>
可见，以医之理和《易》之理，医药的“中和”之理和于主体存在之“中行”之理，表明形而中论是传统医学的哲学基础，其中的对应和中的哲学方法论，无论在四诊八纲，阴阳气血、寒热虚实、三焦辨症，理法方药，君臣佐使的具体运用中，只要把握了这些医学方法之辨证形式的对应和中，就能运医理以“中和”之间，驱疾病于五行之外，而达“通之万世而无弊也”之妙。中医学的实践表明，这些结论是对“医易相通”之哲学承诺和推定的结果。
四，中医学的哲学规律
在对“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原理进行推定之后，中医学对形而中论哲学的具体运用将是我们在这一节中讨论的内容。
在对《周易》的研究中，先哲向有“易道尚中”之论。形而中论认为，在“易道尚中”的基本承诺下，如果认为“易道尚中”是《周易》哲学的主体形式，中医学是这一主体形式推定的结果，那么，“医易相通”的逻辑推定结果也只能是医道尚中。所以，“易道尚中”正是《周易》的形而中论哲学的方法论形式。形而中论在《周易》的“象”“数”“理”“义”的中和之道的整合中承诺和推定了中国哲学体系。《周易》以“象”论“理”“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系辞传上·第十一章》）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系辞传下·第三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辞传上·第八章》）以上的推定表明，客体能以主体的可见之“象”并能以“形”区分者，“器”也；由“形”而成为“象”的形式者，“卦”之象也；故“卦”之“象”者，不是“形而下者谓之器”，也不是“形而上者谓之道”，而是承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形而中者也。“制而用之谓之法”，故，形而中者谓之卦。
所以，以”卦““象”而推定“卦”之“理”，“形而上”和“形而下”推定形而中之“义”，以“形”之理作为主体推定的基础，以形而中者谓之卦作为承诺和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主体性，从而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理”、“义，──即承诺和推定的形而中，形成由形上、卦、形下统一的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由此可见，《周易》哲学的形而中论具有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性。对《周易》哲学的推定表明，《周易》以其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形而中论哲学体系，推定和承诺了主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科学价值。
以周易的“数”“理”而论，河洛数理中直接推定的“中和之道”承诺了中医哲学的基本原理。“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其理是为五行之相生，三阴三阳之生克之理。作为寿命之本，则应遵循河洛数理的“中和之道”。
所谓中和之数理，在《易传》中是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系辞传上·第九章》）即“参天两地而倚数”推定的“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的中和之数及以此承诺主体的中和之道。
和者，天地之数合中而得者也，故以“天数五，地数五”的十数之中数“五”为相得有合之数。故二十五种相得之数而各有合者只有：一六相得有合；三八相得有合；五十相得有合；七二相得有合；九四相得有合。计五种相得有合之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数是承诺和推定河图的主体形式：其天地之数五十相得有合处河图之中，其它四位：一六相得有合处河图之北，三八相得有合处河图之东，七二相得有合处河图之南，九四相得有合处河图之西。以此天地数的河图数列关系，能容天下万物之数理。河图之用天地数十，为洛书之体，其洛书的四正对应之和数为十，四隅对应之和数也为十，中合数五。洛书之数九为河图之用，其中合数五。河图转为消息而成先天八卦而用九六，卦之中和之道也。“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洛书之中和之道也。可见，“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对于《周易》之数的推定，表现出主体论承诺的形式。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推定了主体论承诺的形式，显然，数之中合而得者即为“数”承诺的主体形式，以此表现出主体的中和之道。以“数”的中合而推定出主体的中和，这是《周易》哲学中重要的形式推定，这一推定使“数”与“卦”、“图”、“书”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即中和之道的统一性，中和之道使“卦”作为《周易》的主体形式推定，使《周易》的存在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实现了统一。推定“卦”的中和之道，在中医学中是以“脾者土也，治中央”、“脾为阴中之至阴”即“至阴中土”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灵枢·阴阳系日月》曰：“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阳中之少阴，肝为阴中之少阳，脾为阴中之至阴，肾为阴中之太阴”。关于至阴中土的作用，《素问·太阴阳明论》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阳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藏府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以气生，故不用焉。”上论表明，至阴中土在人体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了脾胃乃“后天之本”。脾胃对应于五藏纳五行之理，则表现出中土对水火木金即太阳之心、少阳之肝、太阴之肾、少阴之肺的统领和调节作用。形而中论认为，中土之所以具有对的这一对太阳之心、少阳之肝、太阴之肾、少阴之肺的统领和调节作用，是由于脾胃居有对人体的整体产生的“中和之道”。
关于中土的“中和之道”，河图之五是四方生数（一、二、三、四）变为四方成数（六、七、八、九）之中和之数，是为“五十相得而各有合”的互推。其中说明中和之数的作用，在人体，则表明中土的中和之用。洛书有所谓“中五立极”，是指洛书配属八卦之后，唯中数五无卦能与之相配，但八卦的卦变之用又为中数五所统领，数五的中和之用与卦相和。所以，中和之道表明的河洛数理、五藏、五行、卦象之变、中和之数有其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医学而言，由于脾胃之中土的地位，对应于中和之道，脾胃的中和之用就成为其科学和哲学的统一。
由于脾胃的中和之用的重要性，因此历代医家都极为重视中土的作用，其论证的结果，都与形而中论的哲学统一。例如，华佗认为“人者，上禀天，下委地，阳以辅之，阴以佐之。天地顺则人气泰，天地逆则人气否。……人之动止，本乎天地。知人者有验于天，知天者亦有验于人，天合于人，人法于天，观天地逆从，则知人衰盛。”（华佗《中藏经·论人法于天地》）显然，“人者，上禀天，下委地，阳以辅之，阴以佐之”人的形而中之存在对应于道、器者也，道、器所秉者，阴阳也。所以，人为道、器之形上、形下之形而中者。“人之动止，本乎天地”、“天合于人，人法于天”，这些论述与老子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同出而述异也。人之所以为大者，“天合于人，人法于天”也，这在哲学上表明，人对应于阴阳（或天地）是为形而中的自在性存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的自在性。
“天者，阳之宗，地者，阴之属。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立于天地之间，而受阴阳之辅佐者人也。得其阳者生，得其阴者死。阳中之阳为高真，阴中之阴为幽鬼。……阴阳相应，方乃和平。阴不足则济之以水母，阳不足则助之以火精，阴阳济等，各有攀陵，上通三寸，曰阳之神路，下通三寸，曰阴之鬼程。阴常宜损，阳常宜盈，居之中者，阴阳匀停。是以阳中之阳，天仙赐号；阴中之阴，下鬼持名；顺阴者多消灭，顺阳者多长生，逢斯妙趣，无所不灵。”（华佗：《中藏经·论阴阳大要》）“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得其阳者生，得其阴者死。……居之中者，阴阳匀停”。显然，由于“立于天地之间，而受阴阳之辅佐者人也”，因此这里把阴阳对应的自在性又在和于中的理路上进行了自为性，即阴阳和中的方法论，人的自在的自为只有“居之中者”，即和于中者，才能“阴阳匀停。”如果说人对应于阴阳是为形而中的自在性存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的自在性，那么，人对应于阴阳而和于中者，就是形而中的自为性存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的自为性。所以，“阴阳者，天地之枢机；五行者，阴阳之终始。非阴阳不能为天地，非五行不能为阴阳。故人者成于天地，败于阴阳，由五行从逆而生焉。天地有阴阳五行，人有血脉五脏。……五脏五行，相成相生，昼夜流转，无有始终，从之则吉，逆之则凶。天地阴阳，五行之道，中舍于人。人得者，可以出阴阳之数，夺天地之机，悦五行之要，无终无始，神仙不死矣”（华佗《中藏经·论生成》）。人成于天地而居之于中，败于阴阳而失之于中，是很重要的医学哲学思想。在这里，由阴阳和中到五行和中，而五行和中者，脾土也。所以，又谓之曰：“凡病脾者，上下不宁。盖脾上有心之母，下有肺之子。心者血也，属阴。肺者气也，属阳。脾病则上母不宁，子不宁则阴不足，阴不足则发热。又脾病则下子不宁，子不宁则阳不足，阳不足则发寒。故脾病则血气俱不宁，血气不宁，则寒热往来，无有休息，故病如疟也。盖脾者土也，心者火也，肺者金也。火生土，土生金，故曰上有心母，下有肺子，脾属其中，病则如斯耳。他脏上下皆法于此。”（华佗《中藏经·论上下不宁》）。其中强调了脾土对应于阴阳而和于中即五行和于脾土之中的重要性，于三焦论之，亦必然和于中焦之土为要。显然，在华佗的医学思想中，已把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一以贯之于辨证施治是也。所以，与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医学家一样，华佗的医学哲学思想高度的体现出对应和中的思维方式及其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哲学基?竟媛伞?/P>
值得注重的、也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是，在华佗的医学思想中明确提出了“阳中之阳为高真”、“阳中之阳，天仙赐号”、“天地阴阳，五行之道，中舍于人。人得者，可以出阴阳之数，夺天地之机，悦五行之要，无终无始，神仙不死矣”的向以为道学所承诺和推定的哲学思想。这表明了“医道通仙道”（李念莪:《内经知要》）的哲学思维。这与中国的道家哲学及其道教的内丹⑶修炼的哲学思想高度统一，为道教的内丹的生命科学修炼技术提供了医学哲学的反思和证明。推定《周易》、《内经》、《周易参同契》等易道、医道、丹道承诺的哲学思想，有其在思维方式上和基本规律上呈现出的高度统一性。这也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本体论的依据，笔者认为，形而中论的哲学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也使医道相通。易道、医道、丹道的统一将使人类的医学由自为性向自在性发展，从而使人类的存在向时空对应的层次上发展和超越。人的主体性的自为和可能达到的存在形式始终是人类的终极关怀，是人类不懈为之努力的的目标，在中国文化中，对这一终极关怀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医学和道学及儒学之中，对于其中的合理性研究，首先在于对其哲学思维及基本规律的体认──以修为之实践对哲学思维的推定，可以认为，中国文化中?恼庑┍蟛聘唬诓痪玫慕捶⒀锕獯笥谌澜纭?/P>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而对于先天而言，人以肾气为本。对后天中土的作用，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推定中土之要者，以章虚谷的论述最为重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所以，以中国哲学的形而中论推定中医学的基本规律，是以对应和中的主体性推定的。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也。
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原理进行的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所以，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进行的中医哲学基本规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五、医道相通
中国的医学哲学思想中向有“医乃道之绪余”之论。这在形而中论承诺的哲学思想中必然推定出医道相通的结论。实际上，古代医家的“医道通仙道”、“阳中之阳为高真”、“阳中之阳，天仙赐号”、“天地阴阳，五行之道，中舍于人。人得者，可以出阴阳之数，夺天地之机，悦五行之要，无终无始，神仙不死矣”的论述，已经表达出医道相通的哲学思想。中医学的发展表明，医道相通不但是哲学推定的结果，历史表明，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实践中，道学（指道家及道教）学者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道学和中医学的关系，一般而言，就其内在的文化本体的一致性上，是在哲学层次上的统一。因此，道学对中医学的贡献，就必然表现为以道的本体论影响中医学理论及实践的具体发展。关于道的哲学研究以及对中医学的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是，由于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在近代以来的滥殇，致使对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医学的形式化的研究进路使中医学的发展迟缓甚或倒退。显而易见，中医学的形式化研究的方式悖离了道的哲学。限于本文的篇幅，本文就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进行哲学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学向道学医学模式发展的理论问题。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对应和中的哲学体用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因此，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但都没有离此鹄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受“道”哲学思维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道学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并直接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使实践中的道学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学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以及在修道的进程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对中医学的阴阳、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有效作用而加深了对道的理解，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为世人皆知、为人称道。例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以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形而中论的对应和中的统一。以西方哲学的承诺而言，就是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学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最重要的当属道学哲学的道本体论问题。这不但因之中医学的需要，而且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也极需从道学哲学中汲取营养，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所以，道学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当代学界对道学哲学及道学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因此，应当引起重视，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以推动中医学的进步，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对道学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道本体论的贡献中推定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关于道学哲学的道本体论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中医学模式的定位，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已透视出道学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因此，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是道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在对道学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反思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科学的合理定位，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并在人类存在形式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以此映现出道学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也正是这样，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因此，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以道学哲学的形式来定位，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学哲学何以能够成立，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有何种意义等问题。
道学哲学何以能够成立，这一问题自在于道学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毫无疑问，道学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学哲学表明，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这一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源于道家的“道”哲学，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为了实现“道”哲学的统一性。在今天看来，这种哲学在哲学的形式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但其表现出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自为的实现本体所限定的自在是人类的终极关怀，这一点是道学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加以解决的问题。显然，如上所论，道学哲学与《周易》哲学其承诺的形而中论的统一性，使之为人的存在而推定的中医学思想体系实现了与《周易》及道学的形而中论的统一，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以及对道本体论的承诺，都表明中医学被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所承诺和推定。
应强调指出的是，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导致其主要的理论基础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索取了道学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那么，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学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研究对象。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承诺了道的形而中论的推定。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承诺，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作出推定，这显然是当代哲学的任务。所以，推定其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以外化的形式而成为哲学形式，就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工作。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推定了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六、《内经》的生命科学及其哲学本体论问题
作为中医学的经典──《内经》，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医学理论不但为医经之首因此成为医家必须精通的基础理论形式，而且作为对人体的有形之存在的形式方面的研究，也成为不同于西方医学模式的独立的医学体系。其中所反映出的对人的生命科学的重要建构和承诺的哲学本体论思维方式，对人的形而下之存在的自为性进行了医学模式的推定，在群经之首──《周易》哲学的一以贯之下，使中国的生命科学形式和承诺的的本体论的哲学思想在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中实现了统一。
随着西方医学以形式化为主体的诊断技术的提高和治疗技术的滞后，已引起对中医学医疗特长的重视。因为对于治疗而言，西方医学显得不如中医学在整体方面的治疗的有效性，尤其是不具有气功医疗技术所承诺的生命科学对疾病医治的根本性。西方医学的对人体不断分割而日趋精细，但是，人的存在的机能表明，人的身体不是机器，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所以，从人对客体存在的认识和对主体存在的操作性而言，人类在当代已经借助于科学技术虽然可以上天入地，夺自然界之物质为我所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对自身的存在本质而言，却知之甚少，从基本的意义上而言，并没有超过我们老祖宗的认识水平。在中医学的重要的成就中，尤其是以“气功”学、针灸学、导引术等一系列殊别于西方医学理论和方法伴随着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热被学界重新认识之后，使中医学的研究和应用重新得到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尤其是对一系列经典著作的研究，就更加引起学界的关注。可以预言，如果以这些经典中所反映的生命科学及其哲学思想作为参照系，用以反思西方哲学的问题，将能解决西方哲学中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将解决其中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的生命科学的哲学问题。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人类的理性将会在自在的升华过程中使人类的存在形式返朴归真，以此发生的变革将使人类的文化和科学产生新的革命。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以代表中国哲学思想的中国文化的经典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工作。由于《内经》的生命科学及自在的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所以应进行《内经》基本思想体系的研究，以推定中国生命科学的形式。
之所以提出要在以包括《内经》的生命科学在内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寻求当代哲学进程的一般原理和本质性，是因为西方哲学始之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本体论带来的笛卡尔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分离之后，虽最终使包括西方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取得相当的成就，但是，二元论世界观下的形式化分割所带来的化解整体而导致的非统一性的严重误区。在二元论思维方式的作用下，对人的生理器官的认识不但不断的被分割，而且人和自然界也被分割开来，自然界的存在物也被不断分割，最终不断暴露出西方医学模式的问题和以文艺复兴以来的经验论及实用主义造成的盲目乐观带来的对自然界的掠夺和破坏。问题表明，西方哲学带给人类的理性的失误之处越来越多，以至于使西方哲学在当代以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形式而终结。然而，人类的理性不可能在这种形势面前望而却步，不可能停止对自身存在的本质性及终极关怀问题的思索，在克服西方文化中心论从而注意到人类的整体性之后，以中国文化和哲学为代表的理性形式就在当代成为人类理性进步中的重要的参照系。
那么《内经》中有哪些内容是关于生命科学的论述及哲学本体论承诺、能够用以反思人类存在的本质性并以此作为人类哲学及其社会进步的参照系呢？
《内经》以论述中医学的思想体系为主，作为思想体系基础的哲学承诺，《内经》在论述具体的医疗方法之前，集中在《内经》卷首的七篇中论述关于人与自然界存在的关系和人的存在形式的诸种问题，并以此阐述了极其重要的生命科学思想。历史表明，这种生命科学的思想强烈的影响了医学、科学、宗教等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形而中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经》中有关生命科学和哲学的论述，在《内经》中主要包括在卷一的《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四气调神论篇第二》、《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的四篇中和卷二的《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离合大论篇第六》、《阴阳别论篇第七》等三篇之中。由于这些论述的方式是以生命科学及哲学的方式出现的，其中对解决人的终极关怀所承诺的本体论哲学问题、及其对当代科学的发展和哲学研究有相当重要的借鉴作用。
《内经》中对人的存在形式和生命本质的认识最主要的是所提出的对生命形式的本体作用和主体的方式所能达到的境界。“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而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知御神。务快其心，逆於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奢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与物，故合于道。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在对人的生命活动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主体所能把握的生命科学的操作形式，《内经》进一步认为：“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於阴阳，调於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淡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劳者复壮，壮者益治。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於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阴阳应象大论篇》）、“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生气通天论篇第三》）类似的论述和由此把握生命科学操作而成就显著者，在《庄子》、《山海经》和《道藏》中已是屡见不鲜。
在当代中国，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大力鼓吹，多年来对学界由潜移默化而造成的思想方法的异化，使学术界已经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习惯的应用哲学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哲学是把人的本质作为物质性的存在和以反映论为基本形式推定生命运动的本质性，认为人的存在和生命形式由其基本存在的物质性所决定，主体自身没有自为的能力，人和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在其基本性上只是自然生成的一部机器，人的生命活动只能听天由命，反对实现对生命的自我操作，尤其对中国生命科学中的“精”、“气”、“神”理论模式和主体意识的调控作用，统统打入了唯心主义的冷宫。在哲学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理解《内经》和其它经典中的关于人的几种生存境界，显然不可思议。如果古代的生命科学使人们可选择自我操作的方式而生存于“真人”、“圣人”和“贤人”的生命形式，其生命的形式的主体性是由自我把握的存在，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生存于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医学技术之中的却难以突破“半百而衰”的人们而言，不得不作出深沉的哲学思考。更为重要的是，从达到“真人”存在境界的修为的方法论形式中启悟出关于人类应该达到的生命形式，以此规范出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以利于人类以生命科学的方式达到的存在境界并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使人和社会的存在达到自为的本质性自在，是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重要途径。
《内经》的生命科学原理表明，以中国医药学为基础理论形式的歧皇之道，在其阴阳会通、五行运化、经气运卫、理法方药等经典理论形式中表现出的天人关系和对主体存在形式的认识及其所把握的生命科学，是“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结果。中国的生命科学在形而中论哲学对其原理进行推定之后，将成为人类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科学形式。中国生命科学的实践表明，人的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对生命的存在形式通过科学的可操作性的修炼，的确能达到相当高深的生命境界，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这其中所反映出的与当代已经习惯的哲学基本原理相悖的哲学问题，却是给当代的哲学提供了最好的反思的依据。这是时代对哲学提出的挑战，可以相信，在中国的生命科学终于为终极关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为实践所证明其正确性之后，并没有任何理由再对所习惯的哲学抱残守缺──时代的理性已经提出了这一要求。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源头，其承诺的哲学思维方式持久的作用于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这已被中国文化的内容所证明。如果说《易经》所承诺的是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这种哲学思维方式所能产生的医易相通中，《内经》提出了具体的生命科学形式，那么，以道学为代表的生命科学的操作方式则更加明确的解决了主体能实现的生命科学的具体实践问题。
在对人的存在的本体性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找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据以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生命科学所达到的高度的确令世人惊叹。《内经》中用“七损八益”的时空方式对人的生命发展的论证，以及怎样超越“七损八益”时空方式对人的生命的制约，《内经》的作者和历代哲人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尤其是专门在这一领域内进行研究并奉献终生的历代道教学者更是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人的生命之存在──这一人类终极关怀问题解决的进程中，《内经》提供了关于主体的存在方式和相互作用的基本的理论形式，并在其一般性上指出了主体的生命科学的操作方式。在“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进路中，由道学学者把重新实现《内经》生命哲学中的“真人”和“圣人”生存境界而付诸于修道实践，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我们在当代的一些气功大师的医疗奇迹中可以看到古代道学学者所作出的对人的形而下存在之时空超越的伟大理论贡献和成功的实践之缩影。
在实现对生命时空的超越的基本理论形式中，对形上之道的把握被贯穿于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上，即在把主体的操作性的形而中方式和形而上的统一中，实现所谓的道德合一的理想境界。在生命科学的不断发展中，随着《周易参同契》所代表的道教内丹术修炼方法的成熟，更把这一目标的实践性推到了理想的高度。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这些宝贵的生命科学的理论虽有其在实践中的成功的应用，但是，对当代中国文化而言，却产生了所谓的哲学问题。之所以产生这一问题，是以当代所应用的西方哲学和科学模式推定中国生命科学而产生的结果。中西哲学的不同承诺表明，中西文化是具有不同形式和本质的两种类型的文化。我认为，以形而中论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表明，西方哲学的时空二元分割（包括人与自然的分割）──把时空形式化，而中国哲学却把时空做为对应和中的主体方式，时空在中西哲学中的不同运用是产生中西文化不同形式的基本原因。所以，不能以其中一种形式为坐标系对另一种形式作出推定，尤其是不能在价值论上进行承诺或推定。就当代以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推定而言，事实表明，其结果已经是南辕北辙，悖论迭生。
因此，不能以西方哲学和科学模式来推定中国的生命科学──尽管我们在现实中已屡见不鲜的看到把其视之为封建迷信之类的批判。表现为现实中的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并不能把我们带入对中国生命科学的任何有价值的探索，除非科学的模式在经过中国生命哲学的带动下进行科学模式的转换以实现“内向性转移”（见辛立洲著《中国文化简论》天津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之后。所以，对中国生命哲学的研究必然发生的哲学和科学的革命从而发生人类存在形式的根本变革，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国的生命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在其被现代学界重新发现对人类科学的基本意义之后，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的注重和研究，对中国文化重新走向世界，发挥其伟大的历史作用，显然是重要的。所以，在研究中以西方哲学思维推定中国文化的做法尽管还将是西方学界的必然现象，也必然会产生象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那种对中国文化的表象化曲解，从而不利于在本质上真正的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由其文化的自律性所决定，是中国学界应该理解的。然而，当在中国人自己身上出现这样的问题时──用西方文化的变色镜来研究中国文化，并自以为是、以尽曲解之能事──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中国学界在经过由本世纪初开始的以西方文化为坐标系对中国文化进行的“全盘西化”式的批判、对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极尽歪曲之后，所造成的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失落已经不证自明的今天，中国学界应在反思这一悲剧中呼唤中国文化和科学精神的回归。而这样作，绝不仅是出于民族自强的需要，而是出于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性之认识。显然，对于“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研究以及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将成为复兴中国文化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七、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在西方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欠缺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医学的优异之处已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西医学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其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西方文化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西医学和中医学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因大部分学者以实践性为目的，其主要在中医学的医疗实践方面。这显然是应该进行的重要工作。但是，更重要的工作是对中医学的哲学理论基础进行研究，以推进中医学在现代的继续发展。笔者认为，在现代中国思维方式已全面西化的情况下，为要在理论上厘清中医学的哲学理论，因此应对西方哲学进行彻底的批判反思，这是中医学研究工作中的基础性工作。哲学反思表明，中医学的优势是由于哲学思维形成的，这就是说，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的结果，正是中国哲学的理论基础使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且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推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在现代的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把中医学和哲学结合到一起进行研究，这是由中医学和中国哲学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这也是中医学与西方医学的不同之处。
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方式，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推定中国哲学的体系性，以此发现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科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想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进行的疏解，已经产生了普遍的悖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但是，由于“天人合一”的命题不能在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主体论承诺和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性上进行推定，所以“天人合一”的命题并不能代表中国哲学，更不是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推定。问题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思想是应该首先从中国哲学中得到正确的推定，使之能够以明确的哲学理路推动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
从道学医学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和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对应和中、中和统一的形而中论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罚I鲜龅恼庑┞凼龆妓得髁酥幸窖П旧硎恰暗馈毖У囊桓霾糠郑虼耍挥邪盐樟恕暗馈钡恼苎急纾拍芫咛灏盐罩幸窖В灾幸窖Р拍茉擞镁睢S捎谧栽诘乃嘉绞剿龆ǎ泄苎г诶飞喜⒚挥邢笪鞣秸苎茄游鞣轿幕行纬尚问交恼苎В虼耍暗馈本筒豢赡茉谛问交乃嘉邪盐眨荒茉诒咎宓姆绞叫源嬖诘囊庖迳习盐眨虼耍桓鲇泄毕椎闹幸窖д撸匦胂笏锼煎闼凼龅哪茄遣├廊菏椤⑸媪园倏贫谩暗馈蹦簟R虼耍俜怖飞系拿剑抟徊皇嵌浴暗馈庇猩羁痰奶迦系牡谩暗馈闭撸佣蛊洹耙降牢匏桶∩凭∶勒咭印！?/P>
由于“医易相通”使中医学的哲学思维与易学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方向问题，是由中医学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能否实现正确的进路与当代能否运用正确的哲学密切相关。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为西方哲学造成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就中医学的学术研究而言，除了疗效的实践意义之外，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以中医学的生命科学的操作方式使人的主体形式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哲学理论的研究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辨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可操作的生命科学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方式达到其应该达到自在的境地。
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中国哲学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所作出的推定，因此，主体自为的行为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主体性统一。中国文化的历史和内在逻辑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化和哲学有其自在统一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哲学理路能否与中医学的内在的哲学理路统一。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学科理论形式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统一，这将是中国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人类社会自在的存在形式。
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使之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产生了严重的异化。对中医学中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理路的概念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推定。对于这些以解释学为主体运用于中医学的研究，已成为中医学研究的主流，但是，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产生的误区，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不可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因此，从本质上自在的推定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及其哲学，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知识形式是哲学的自在统一，那么，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自为结果，哲学将是知识形式中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因此，就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而言，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那么，中医学自在的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能兼容的。所以，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中国哲学思维所生成的形式。从中医学的形式中推定其哲学思维，发现其自在的哲学规律，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当代推定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及规律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辩证法，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承诺和推定了中医学的学科性，使以西方哲学的辨证法推定中医学形成了相当大的曲解，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学，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中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学的治法和治则，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承诺的哲学，是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法是中医学的重要理论特点，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就人是自然界的自在的形而中的存在物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病因辨证等，辨证虽有多种方式，但以阴阳为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辨证的总纲。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虽可表现为“同病异证”、“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但只要在阴阳上辨病识证，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学医疗特点的存在，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医学思想家出现，而且在当代能把中医作为一种科学──中国科学的主体形式──进行研究，从而献身于中医学的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的人可谓寥若晨星。
研究其中的原因，解决其中的问题，明确中医学在我国当代的发展进路，是迫在眉睫的工作。我认为，中医学的发展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锻炼加强学者的哲学思维能力，使学者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还应在普通中小学教育中，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形式的世界观及养生学教育，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2，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应走“师徒制”，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更多的则是为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是，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却少有“中医圣手”出现，所以，教育体制中的问题应彻底反思。
3，中医学问中，向有“学医三年，天下无不治之病；行医三年，天下无可用之方”之论。因此，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使优秀的青年学者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门并中医学的发展而贡献力量。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的诊断方法；采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四气调神篇第二》）因此应以中医药进行预防治疗，更重要的是配合四时养生。
5，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的重要生命科学思想，因此，中医疗法应逐步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学医学和生命科学体系。道学医学和生命科学体系的推行，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采用以道学内功为主，药物为辅；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方法，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使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展的长期国策，是中医学的生命科学模式在当代实现的对传统中医模式的转化和发展。
总之，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哲学息息相关、与生命科学学者的身体力行和医疗实践所总解的理论和经验密不可分。但是，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流派众多，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随着当代哲学革命的完成，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生命科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方法论转向，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彩，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贷、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
八、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
使中医学完成以生命科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方法论转向，在当代同样存在着应首先解决的是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和对基本理论模式的推定问题。
包括中医学在内的生命科学，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瑰宝，其在先秦文化中，就已经成熟并被包容于儒学和道学之中。生成于中国文化中的这种生命科学形式，因有其相应的哲学为基础，所以不能以西方的科学理论和科学规律进行界定或者类推。笔者在研究中，根据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把以生命科学为代表形式的中国科学以其本质性界定为形上性科学，把以声光电化为代表形式的西方科学以其本质性界定为形下性科学，从科学的基本性上解决了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例如“李约瑟问题”等）。具体推论请参考拙作《追寻中国科学精神》一书。
我们知道，中国当代的生命科学研究由“气功热”所引发，由于没有相应的基础理论之准备，所以，生命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滞后始终成为制约研究中的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出当代文化模式与“气功”文化的母体──中国文化的非统一性，尤其是其中的哲学问题成为问题中的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将推动哲学、文化与科学的进步。对生命科学的哲学问题的思考，不但使人类文化的本质性和科学的本质性问题得以澄清，而且使哲学在这一过程中带来自身的革命，哲学将在对存在本体的新认识中突破旧的模式，将在对人类终极关怀中建立人类的哲学。而且，只有在这一哲学理路中，使生命科学的本体论问题得到化解，从而推动生命科学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将推定人类存在的本质性，使人类的文化在存在的本体性形式上解决终极关怀问题。
所以，深入探索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理论问题，使当代以来产生的“气功热”向健康的方向上发展及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是这一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问题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主体（生命是一切其他价值所推定的主体），加之中国社会从八十年代以来开始了稳定、健康和政治宽松的进步时期，人们的价值主体意识在一定的程度上被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所认同。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人们开始有条件以价值主体出发关怀自身的存在问题，开始有条件选择医疗保健措施，以达到增强身体健康和延长生命之目的。基于自身的医疗经验，普遍的共识认为常规的西方医学的方法不能在最基本的价值本体的意义上达到上述目标。因此，从中国古代社会就产生的，被先秦儒学和道学及两汉以后的道教已经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气功”修炼方法，就成为人们选择的强身健体的锻练方法。但是，由于当代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内涵与古代大不相同，加之当代人的社会存在形式与古代（产生“气功”的）自在形式相差悬殊，更加之当代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和科学主义的价值观评介气功修炼，这就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其中的基础理论问题。由于古代“气功”流派众多，各执其一，良莠参杂，令人难辨真伪。问题表明，当代的“气功”热始于社会自发性，而不是出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理性。出于实用的心态，这使生命科学的研究相对被动，因此表现出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由此可知，在生命科学研究中进行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以确定“气功”功理功法的普遍意义，使人的价值本体在正确的方法论中达到自在，是当前生命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工作。而这一工作，也只有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在具备了可供反思的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生理学、医学及科学学等成熟的具有外在价值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人类的认识在确立了价值主体并证明其是唯一最高的价值时才有可能完成。
从哲学而言，在当代的文化模式中发生的“气功热”，实质上是当代主流文化观的“异化”，因为无论从何种意义而言，以“气功”为形式表现出的中国文化的本质性与当代的主流文化观是不兼容的。这实际生成了下面的悖论──以中国现代主流文化的西方哲学思维推定中国古老的“气功”。所以，这些主流哲学和文化观念上的问题，在实践中成为练功者的心里障碍，练功者需具备的无私、无为等心里素质，与当代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观）显然是相悖的。因此，对气功修炼者的文化心里素质的研究表明，社会上产生的广泛的群众性的气功热，存在着文化上的障碍，存在着基础理论的困难，存在着哲学认识论的问题。这些，也是存在于生命科学研究者中的问题。“气功热”以来产生的问题表明，由于在研究中缺少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因此发生了所谓的反对伪科学的问题，当然，以伪科学贯之于这些问题显然出于科学主义的价值观，尽管能说明批评者的心态，但是，由于这种批评不具备本体论意义，因此终非正确，而其中所反映出的哲学和文化价值观问题对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是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对于用反对伪科学为武器的批判者而言，把孩子和脏水一同倒掉（例如于光远、何柞庥、司马南等人出于意识形态的价值承诺而不是出于理性的承诺而进行的批判）。对于被批判者而言，由于缺少文化的主体意识或出于某种目的，把脏水叫孩子喝掉（例如有的气功门派声称不二法门，修者必需将原来所习所修的知识及书籍等忘掉和烧毁等，这种做法不但有违于文化发展的规律，同时也造成人的文化道德修养的失落）。试问，没有文化能有今天的文化架构从而能使人们认识气功吗？这些就不是用所谓反对伪科学能解决的问题，因为用西方的形下性的科学承诺真理并批判中国形上性的生命科学，由于形下性和形上性的不同，实质上因其不能自圆其说而处于两难困境。反对伪科学和把气功称为科学由于同样不知其形上性和形下性的区别，这将使人们的认识陷入严重的误区。这些乃是非理性的行为，发展下去，这是对文化的反动，是对生命科学研究及文化理性的扼杀。因此，“气功”修炼的文化学、人类学意义及其哲学基础理论和科学的形上性和形下性的不同形式问题，应引起生命科学研究者的极大重视。
目前生命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表明，仅仅以西方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体的某些“气功”作用下的物理现象以作出某种科学的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更主要的基础性的工作即哲学和文化的研究还没有在应有的层次上展开，这使得理论上的混乱和造成研究中的困难就不可避免。这一问题，从一些当前发行的气功杂志和理论刊物的论点中略见一斑。因此，应在当前的生命科学研究中重视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尤其重视生命科学的哲学和文化问题，在解决了上述的基础理论问题之后，生命科学研究才会深入和健康的发展。而这一进程表明，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代，由于价值主体的反思和被重新确立，将使西方自然科学的模式由形下性转化为形上性，在中国生命科学对终极关怀的承诺中，使生命科学研究具有人和社会存在形式的必然统一性。
当代的生命科学研究表明，由于哲学思维自在于研究中的作用，并由于有相当多的研究者的哲学思维束缚于西方哲学的模式，使生命科学的研究因哲学思维方式上的问题，出现了一些误解和争论，没有产生突破性的研究成果。黑格尔认为：“既然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则哲学上的区别则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9月新1版第1卷第47页）因此，如果说以形下性的西方科学的模式承诺并生成了西方的医学体系，这由其哲学的统一性所决定，那么，形上性的中国生命科学也只能是中国哲学生成的科学形式。所以，如果不是出自于理性，而是以几十年来养成的西化的思维定势、那种被异化的文化价值观及其对意识形态上的承诺，因此以西化的概念和范畴作为坐标系进行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那么，显然由于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形上性，其概念范畴在两种科学形式及本质上的非统一性，将造成理解中国生命科学的严重误区。
我们看到，当代的生命科学研究始于“特异功能”、“气功”等现象的出现，研究方向是基于人的内在性的自我操作所产生的人体效应以对生命的重要作用作出科学的阐释。但是，这一阐释的形式虽然借鉴于西方科学，由于生命科学的对象及实验的主体是修炼者自我的感觉经验，表现出科学的形上性；而西方科学是物理性的实在形式，表现为形下性，使之形下性科学的物理形式与经验感觉的形上性不具有完备同一的对应性成为科学模式上的困难。因此，对人体的完备的物理测量，尤其是“气功”作用下的人体效应，是形下性的科学模式和技术水平所无法达到的。从哲学角度而言，由于研究对象的操作形式产生于自在的哲学思维方式（道学、儒学、医学），不同于西方科学的哲学思维，所以，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实质上是超越西方科学形式的研究方法。之所以借鉴科学，仅仅是寻求以西方自然科学已然成功的物理形式作为认识论的参照系。但是，对人体自在的内在性、对生命的可操作性（我命在我而不在天）之效应（例如大、小周天）的形上性的普遍原理的认识，由于西方自然科学并不具有本体论的自在性，所以将对形上性的生命科学的推定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只有在明确区分形上性和形下性科学的不同从而推定正确的研究方法，以此进行生命科学研究并最终建立形上性的科学模式，才是正确的研究方向。
把生命科学研究的自在性放到其历史和逻辑的过程中反思，能进一步理解中国古代生命科学不同于西方自然科学的本质性。任何科学的产生都有其自在的本体论支持，例如西方的科学产生于古希腊的哲学。然而，所谓的生命科学研究的对象却是早在几千年前产生于中国的古代哲学文化中的中医学及儒学和道学之中，如上所论，生成其形上性生命科学的哲学是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的形而中论。显然，关于人的存在，无论中国哲学的形而中论还是具体的生命科学形式，也无论是其表现在历史中的和逻辑中的统一性，都不同于西方的哲学和形下性的自然科学体系，所以，不能以西方哲学和形下性科学的方法对中国的生命科学形式进行简单的推定。
显然，不能以西方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模式推定生命科学研究的终极价值，因为人类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和丰富的社会历史来了解人类的过去，而这一了解并不再是个体的经验，而是知识的积淀，人类已经终于在普遍意义上发现对终极关怀问题的解决绝不是任何物质性的满足所能达到的，也不是西方的科学形式所能完成的，而必须寻求其它的道路。正是在这样一种只有在当代才能引起普遍性共识的文化氛围中，当代的“气功热”和生命科学研究才成为可能。如上所述，西方科学是十足的形而下的产物，而中国古代的生命科学研究和修炼实践却是形而上的产物，所以，西方的形而下与中国的形而上的哲学和科学的融通，是当代生命科学研究中的潜在的哲学困难之一。
事实表明，以西方哲学和科学模式对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已在生命科学的本体论承诺中发生了认识论问题，因为把人的存在作为纯物质性存在因而用物质实验的方法以证明例如外气、内气等效应性问题的研究，实质上是用科学形式对人体科学研究在形式上的限定。应当认为，在相关的物质能量转换的层次上利用科学形式鉴别人体的物理效应，在形式上是有效的。但是，对产生这些物理能量效应的本体上的操作方式和其本质性的研究，尤其是自在于存在者之中的意识自为所产生的形上性的生命科学作用，当代自然科学以物理性和实在性形式所进行的研究，由于其被时空的参照系所限定，将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生命科学研究将表明，当代的生命科学研究不具有与历史上其他部类的科学研究相同形式的研究，其应当是哲学和科学的整合──以新的科学模式并在其中进行的研究和推定。
对于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爱因斯坦曾指出：“即使是有勇敢精神和敏锐本能的学者，也可以因为哲学上的偏见而妨碍他们对事实作出正确解释。这种偏见──至今还没有灭绝──就在于相信毋须有自由的概念构造，事实本身就能够而且应该为我们提供科学知识。这种误解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人们不容易认识到，经过验证和长期使用而显得似乎同经验材料直接相联系的那些概念，其实都是自由选择出来的”（《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2页）。爱因斯坦指出的问题，有普遍性的意义，在当代的生命科学研究中显得更为重要：由于物理科学模式与生命科学效应的能量转换的时空非统一性困难，此时，以形下性的科学模式对形上性的生命科学现象的解释，不但显的牵强附会，而且不利于生命科学的本质性研究。所以，哲学思维的僵化，是其根本问题。尽管已有学者指出，生命科学的研究将带动科学革命，实现科学模式的内向性转化（见辛立洲:《二十一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但并没有引起生命科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我们看到，在目前的生命科学研究中，由于物理科学模式运用于生命科学研究由形下性向形上性转化模式上的困难，把人体气功效应中的不能被形下科学所推定的现象称为异端邪说、封建迷信等时而有之。更有甚者，以“气功”现象与形下性的科学原理的相悖为理由而加以否定。之所以产生这些认识，除却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外（因不是学术问题，故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陷入了哲学上的误区而形成的。因此，应当了解形下性科学的本质性。任何形下性的科学，都是主体对客体进行的模式上的转换，使客体能够以被感知的形式进行观察和理解，进而重构概念和理论系统。由于时空的形式化，模式转换的时空限定性成为形下性科学中的困难问题。在形下性的科学研究中，为突破时空限定性，测试仪器被不断改进，数学──时空形式化的基本工具不断被新的数论所取代，使主体对存在的认识向深层发展。但是，形下性科学模式的时空转换问题却始终成为制约人的认识的基本问题。自相对论问世之后，时空被引进认识论领域，但是，时空的基本问题，例如时空在物理效应的模式中的作用、观测仪器的时空效应等问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生命科学研究最具本体性的问题则是在科学效应的形上性与人体效应的时空模式的非对应性之中。对于这一形上性科学的本质性问题能否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并在实践中加以解决，是当代生命科学研究能否真正的称其为科学的本质?怨丶侍狻?/P>
当代生命科学研究所发现的哲学问题表明，不能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中把西方科学和哲学方法论作为完备的坐标系。对科学的认识应消解这样的一个误区，即：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工具本身不能成为世界的代表，科学是认识真理的工具，而工具本身并不能代表或取代真理。
就西方自然科学原理的本质性而言，是思维以范畴的模式化产生的对客体的物理性建构。由于其具有物理的外在的物质性，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科学的范畴和模式能与人体的练功效应完备的对应性，以所谓的科学仪器的模式所进行的对人体效应的观测，则由于能量和时空转换的困难，使对其所进行的解释多有牵强之处。这些表明，以气功修炼所进行的经验形式和科学形式之间需要一种转换的模式，而这一模式的转换在西方的自然科学体系内是不能完成的。所以，西方的自然科学体系并不能对人体的练功效应给以终极价值的推定。
这样，将出现下述的困难：既不能把形下性科学的形式用于生命科学研究，又要对中国的“气功”修炼的形上性方式给出科学形式上的证明。解决这一困难的方法只能是在认识论的层次上给以界定，使人体的相关研究于科学的模式中在一定的层次上以模式的转换方式为科学所包容，从而把科学形式区分为形上性和形下性。以人体“气功”效应的自为性而言，如果以形下性的科学仪器对人体效应作测定，对“外气”尚可以某种物理效应或以物理实在进行解释，但对于“内气”，以物理效应或物理实在进行解释，就成为问题。例如，在修炼道家内丹功的过程中，身体中的内气根据其练功的层次的不同，感觉到的内气“质量”大不一样，所循走的经络也不尽相同，小周天，大周天，玉液还丹，金液还丹等层次均具有不同的感觉和能量形式（如：热感、凉感、气重气清、有汗无汗等等）。又如，内气以时间的不同而循行于一定的经络（例如子时为复气在尾闾穴），这一循行过程无论对任何人都一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然而，对经络的认识用形下性的科学模式进行的推定已经非常困难，对这一过程的的可操作性的测定与对受试者的主体感觉进行定性的形下性的科学模式化就更困难。由于人是受试的主体，而人体的气功效应是主体的操作性，并不具有形下性的科学仪器对人体干涉的决定性。所以，对于形下性科学的阐释而言，西方科学的形式并不具有唯一性，因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存在着模式化的定性与主体的感觉同一性的困难问题。这一点使我们回到休谟哲学。
休谟哲学表明，对于人的主体性认识，主体的所有认识都不能提供可靠的与存在的同一证明，所以，主体的所有的认识并不具有本体论意义。对休谟问题的哲学反思，使休谟的怀疑论哲学推进了西方认识论哲学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以海德格尔哲学为代表形式仍然俳徊于休谟的问题之中。由于在形下性的科学哲学中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企图以形下性的科学形式阐解人体的“气功”效应，就必然遇到的上述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困难。
由上所述，中国生命科学的本体论问题实质是人体的自为的和自在的时空效应和当代形下性科学模式的时空效应的非同一性问题。中国生命科学的时空效应是精、气、神的统一，是形上意识的内化，因此是形上性的。而当代科学模式的时空效应是物理的能量性以意识所作的模式化，是形下意识的外化，因此是形下性的。由此可知，中西科学形式之不同的本质性原因是两者时空方式的非统一性问题。形下性的科学表明，时空的本体论问题是物理学前沿研究中因受形下性限定成为难以解决的基本问题。因此，就目前的西方科学模式的形下性而言，没有资格对人体气功效应及中国生命科学原理作出权威性推定。
因此，西方科学模式的形下性的时空效应与生命科学中的形上性的时空效应的统一性成为当代科学和哲学中的重大问题。其中所暴露的时空问题，是自在的本体论问题，也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发现了时空的本质之后，将在本体的意义上对当代哲学形成革命性的促进，使科学模式向形上性转移。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对自身以及客体的认识将发生革命，当代的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应成为一切有志于人类进步的所有哲学和科学工作者的共识。
中医学是从属于中国生命科学的学科形式，所以，中国生命科学的形上性，决定了中医学的科学性。《易经》中直接相关的中医学的科学性除了在六十四卦中有相关的论述外，还在《易传》中形成了体系化的科学及哲学思想。
东汉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揭示了中国生命科学所依据的《周易》哲学原理。《周易》的“象数”表明的人体的生命运动和生命形式即主体以形而中之用所把握的生命科学的可操作性，其不但说明了中国生命科学的形上性，也在《周易》之卦数理的运用上据斥把西方的形下性医学对生命具体结构和作用与卦理的形上性生命科学原理进行类推。正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不同一样，中国的医学及生命科学与西方的医学和生命科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把握形下性的具体结构及功能为目标和进行形上性的生命运动的操作是西方生命科学和中国生命学的根本区别，两者之间的哲学原理不同导致医学及生命科学的形式之不同，这是显而易见的。
对人的主体性而言，形上之道在生命科学的可操作性中推定，而形中之用是中医学和生命科学的可操作性基础，由此表现出形中之用到形上之道的生命科学操作性的统一。所以，华佗的“医道通仙道”之论在形上性科学的操作上表明了中医学和道学的生命科学意义。
形而中者谓之卦，卦而中者谓之人，因此，从“医易相通”的哲学推定中，可以推定易学为体医学为用的本质性。因此，从中医学的本质性中可知，其“理法方药”的本质性作用是对人体有形作用的调整，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挥，使人体的健康得到保证。由此看来，中医学的目标是“形而下者为之器”是对人的形式的存在的满足，即对后天的保证，因此，中医学是人体的后天存在之本。对于更为本质性的生命科学的形上性的操作问题，即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问题、生命的本源问题──生命的先天之本和超越，在医道相通的基础上，古代道学进行了大量的生命科学的实践。历史表明，虽然《内经》对生命科学有相当的论述，但付诸于大量实践并取得重要成就的主要属于道家的生命科学研究。对于当代而言，人类对生命的本质性问题的认识，在形而中论的哲学基础上，在以中国古代道家对生命的理解和气功实践中，将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自在于时空并自为于时空的方式，从而实现使人类存在的时空层次的超越是由人类的本质性存在决定的终极关怀。努力实现这种存在的形式，是人类社会运用生命科学实现的目标。
人类到目前为止所产生的文化形式中，中国的传统生命科学是最伟大的科学形式，因为其在方法论上成功的解决了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的滥觞，使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不能在人存在的基本层次上被当代社会所理解。从中国传统生命科学在文化历史中产生的逻辑性而言，因其产生在甚早期的社会之中，有违于西方的进化论，因此，其表现出的哲学原理及人的本质性存在之终极目标等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在传统生命科学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所以，其中的逻辑问题将引人注目。历史表明，中国生命科学在历史的过程中呈现出三种形式：上古真人的自在之道、中古道家的老子之道和近古道教的内丹之道。由于其哲学基础是形而中到形而上的承诺与推定，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本体承诺了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也正是由于形而中到形而上的统一，说明了中国生命科学的搏大精深。
中国哲学和医学生成了以道学为内容的生命科学形式。以中医学为生命科学的医学模式，以道学为生命科学的操作形式，构成了以《周易》为哲学基础的三位一体的哲学──医学──道学生命科学体系。这些是人类文化中极宝贵财富，必将对人类的文化和科学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规律（形式及产生形式的逻辑与逻辑及产生逻辑的形式是统一的），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医学范文第5篇
本文综合历代时间医学论述及现代时间医学文献，对中医时间医学中几个争议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医时间医学注重综合节律论治，时间取舍方面要注意区别十二时与十二辰的不同含义；而现代时间医学则注重单个节律研究；两者不可偏废，应予互补。对同一疾病不同的愈甚持起问题和节律取舍问题主张从整体出发，辨证施治，治病求本。在因时施治方面指出了时间因素只是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强调了临证时既要“时不可违”，有时又要“舍时从证”。
中医时间治疗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内容是中医治疗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除了和古人对人体生理病理的研究认识水平有关外，还与古代天文、历法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特别是还与古人的“天人相应”哲学思想分不开，当时认为人和天地自然都来源于气，受着阴阳、五行规律的支配，因此人和自然具有相通或相类的关系。当时的医学巨著《内经》还把时空观作为评定医生医术水平的标准：“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认为医道教众传世首重时空观，这对后世中医时间治疗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助进作用。国外自从1729年法国天文学家德曼仁公布了他观察到植物叶片随昼夜变化而周期变动结果以来，生物界对生命节律的研究日益重视，人们已经认识到节律性是生命的重要特征。随着研究的深入，1937年在瑞典Rannely召开了国际生物节律会议，随之时间生物学诞生，不久时间医学及时间治疗的研究蜂拥而至，目前有关时间医学方面的理论、临床及实验研究等方面的论文有近400篇。综合上诸文献，可以看出中医时间医学有许多问题各文献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笔者综合各家所述，参以历代时间医学有关论述综合归纳分析，兹将几个争议问题探讨如下：
一.中医时间医学与现代时间医学问题
人体生命活动的奥秘，及其对医学的影响已成为中医和现代医学共同探求的内容，但由于两种医学体系不同，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也有相异之处，加之研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上的差异，中医时间医学与现代时间医学又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中医时间医学以人体为一整体，重视对人体节律活动的综合观察与描述，如人体阴阳生理年节律，气血盈亏月节律和五脏病自然史节律等，所论阴阳、气血和五脏等分别是人体多种组织功能的综合代表。以五脏为例，不仅包括五脏本脏，还包括与五脏相关的五体、九窍、六腑等，而有关五脏生理节律也就包括了所有脏象学说内容。对于人体节律的形成中医注重人体各种器官组织功能活动相互之间的作用，如认为五脏节律的形成是脏器本身变化和脏腑之间作用变化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以五行生克学说阐释之。又如阴阳节律，是阴阳双方互为影响，互为消长而形成的。这些均说明中医以研究人体综合节律为主。
现代医学则注重将人体分割成各个组织器官，深入到细胞、分子水平去研究人体节律活动的方式与动因。观察的对象多以单个器官，或一项功能、或一种物质变化为主。如皮质激素昼夜分泌模式，体温的昼夜改变，肾脏泌尿功能的变化周期等。此种以单一组织器官功能节律活动为研究对象，较中医具体，易于深入。
诚然要强调的是综合节律将人体节律间，以及自然界的综合影响均考虑在内，包括了体内外有关节律形成的众多因素，故综合节律的研究是单个节律研究所不能取代的。单个节律研究则以某一具体组织器官功能活动为专一研究对象，从分析方法入手，将单一节律从整体中分离出来进行观察，结果较为可靠，能够不断深入下去，充分揭示其机理。因此单一节律的研究非常必要，综合节律研究也无法取代之。
中医重视综合节律，现代医学则重视单一节律，这是两种医学在不同指导思想影响下各自侧重研究的特点。中医时间医学应汲取现代时间医学研究成果，并展开对人体单一节律的认识，重新分析评价综合节律的可靠性，应用性，并不断修正之。现代医学则应结合中医综合节律的方法与成果，对所研究的单一节律，求其共性，加以综合归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