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气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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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肺气虚证现代研究综述
肺气虚证是指由于肺功能活动减弱，其主气、卫外功能失职所表现的虚弱症候。多由久病咳喘，伤耗肺气，或因脾虚水谷精气化生不足，肺失充养所致。以咳嗽无力、吐痰清稀及气虚为辨证要点。其临床表现有：咳喘无力、吐痰清稀、面色淡白、神疲体倦、少气短息、语声低怯、舌淡苔白，脉弱。现将有关肺气虚证的相关研究综述如下。
1呼吸功能的研究
1.1肺功能肺功能的测定可对呼吸生理功能的基本状况作出质和量的评价，对研究呼吸疾病的发病机制、病理生理、明确诊断等都有重要意义。国内学者通过研究证实肺气虚证患者肺功能低下。李泽庚[1]等应用德国耶格公司肺功能仪(MasterScreenPFT)分别对34例COPD肺气虚证患者和34例健康对照者各做常规肺功能检查，发现COPD肺气虚证患者肺功能改变均较健康对照者有不同程度降低(P<0.05)。周庆伟等[2]对120例慢阻肺肺气虚证患者的肺功能进行测定，发现患者肺活量(VC)、用力肺活(FVC)、1s用力呼气容积(FEV110%)、25%肺活量大呼气流量(V25)、50%肺活量最大呼气流量(V50)、大呼气中段流(MMEF)与正常人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01)。由此可见，肺气虚证患者存在通气功能障碍，反应肺主气司呼吸功能低下。
1.2气道反应性《诸病源候论》曰：“肺主于气，邪乘于肺则肺胀，胀则肺管不利，不利则气道涩，故气上喘逆，呜息不通”。现代研究也表明肺气虚证与气道反应存在相关性。柴秀娟等[3]对哮喘病肺气虚患者15例、肺气未虚13例和健康人15例进行气道反性检测，激发阳性率结果表明,哮喘患者肺气虚与肺气未虚两组在激发试验阳性的概率上无任何差异。乙酰胆碱激发试验结果显示，哮喘患者气道反应性增加,但哮喘肺气虚者较肺气未虚者的基础阻力更高,反应阈值则更低，建议将气道反应性作为哮喘肺气虚证辨证的客观指标之一。徐锡鸿等[4]对肺气虚证与气道反应性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肺气虚与肺气未虚相比，气道反应性明显增高。同时对哮喘肺气虚者的精神因素与气道反应性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气道反应性增高的74例肺气虚患者的五志属性以悲、忧志和思志为主，气道反应性增高的42例肺气未虚患者的五志属以喜志和思志为主,证明哮喘肺气虚患者气道高反应性与五志属性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1.3血气分析研究发现，肺气虚证患者多存在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方志斌等[5]将60只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与对照组,复制肺气肿肺气虚证模型，发现模型组与对照组相比pH、PO2、SaO2%下降，PCO2升高(P<0.01)。认为大鼠患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型肺气虚证,均影响肺通气和换气的效率,从而发生低氧血症或伴有高碳酸血症。窦红漫等[6]将30只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10只)、模型组(20只)，通过观察血气分析的变化以了解补肺汤对实验性肺气虚证的治疗作用，证实肺气虚证患者多存在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同时建议将血气分析作为肺气虚证症候判断和疗效动态观察的客观量化指标。赵蜀军等[7]通过对慢性支气管炎致肺气虚证大鼠模型组和对照组血气分析指标的含量测定，认为肺气虚证大鼠存在着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且PO2和PCO2的改变与ET、TXB2的含量变化存在着相关性。
2病理形态学
肺气虚证存在着病理形态学的改变。杨牧祥等[8]对健康18只SD大鼠采用烟熏法复制肺气虚证动物模型，对其肺组织病理学作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小支气管黏膜下、肺泡组织间均有显著的小静脉扩张，多数腔内有红细胞聚集，组织间隙有慢性炎症细胞浸润，而且肺组织中血管分布变少，呈现淤血和缺血区并存的现象。同时认为肺组织供血状态所呈现的淤血征象是形成“气虚血瘀”的病理机制。李浩等[9]观察了14只肺气虚证大鼠上下呼吸道病理变化，结果肺气虚大鼠的鼻腔、气管存在不同程度的炎症病理变化。肺部表现除2只大鼠较轻外，其余动物部分肺组织或全肺重度改变，肺结构破坏，部分动物可见小脓肿，个别动物肺泡内淤血。扫描电镜下发现肺气虚大鼠的下鼻甲和气管黏膜纤毛细胞数量显著减少，出现缺损区域，且纤毛稀疏、扭曲、倒伏、黏膜面有黏液、杯状细胞增多，胞浆充满黏液颗粒，黏膜及黏膜下层浆细胞浸润，结缔组织减少。其中肺泡内的淤血也证实了上述肺组织存在淤血的观点。窦红漫等[10]对34只大鼠采用气管内注入脂多糖(LPS)和烟熏方法复制肺气虚模型，对实验性肺气虚大鼠气道病理组织及超微结构进行观察，认为模型组大鼠有慢性支气管炎及肺气肿的病变，并建议将气道形态及气道病理观察指标与评分方法，作为肺气虚证本质研究客观量化指标之一。
3内分泌研究
肺气虚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甲状腺的机能。张杰根等[11]对58例老年肺气虚患者和20例正常对照者进行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甲状腺素(T4)测定。结果发现,肺气虚患者T3、T4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或P<0.01);不同程度肺气虚证候患者组间比较,也有显著性差异。故表明肺气虚与甲状腺功能有相关性。
4免疫学研究
《内经》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当肺气虚时，导致“正气不足”，进而机体不能有效地抵御外邪，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研究表明，肺气虚证时免疫功能下降或紊乱，且随着肺气虚证的加重,免疫功能也逐渐下降或紊乱。
4.1细胞免疫功能刘向国等[12]通过观察肺气肿肺气虚证模型大鼠血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及肺组织中白细胞介素10(IL10)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含量的动态变化，认为IL10、TNFα可能是肺气肿肺气虚证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吕磊等[13]研究认为,IL6、IL8和TNFα促进肺气肿肺气虚证的发生和发展。刘涌等[14]也认为肺气虚证大鼠血浆中TNFα含量的变化可作为肺气虚证重要的客观指标之一。赵蜀军等[15]认为IL8含量的变化可作为肺气虚证重要的客观指标之一。杨宏新等[16]对CD4+、CD8+在肺气虚大鼠肺和皮肤中的表达进行探讨，采用SP免疫组化方法检测皮肤和肺组织中CD4+和CD8+的表达，发现肺气虚证大鼠肺脏和皮肤CD8+细胞均升高(P<0.05);皮肤CD4+细胞发生迁移，但数量没有发生变化(P>0.05)。李泽庚等[17]研究认为，肺气虚患者多存在不同程度的免疫失调状态。此外，李泽庚等[18]通过对58例肺气虚患者外周血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表达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肺气虚程度与NK细胞活性呈负相关，认为NK细胞的监测对肺气虚证分度及其本质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4.2体液免疫功能侯辉等[19]对26例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虚患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比例的计数及IgA、IgG的含量进行观察和检测。肺气虚证组与正常组比较，BALF中嗜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比例显著下降(P<0.05)，淋巴细胞比例显著升高(P<0.01);IgG含量显著增加(P<0.01)，lgA含量有下降的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王国俊等[20]]研究50例肺气虚证尘肺患者的免疫球蛋白水平的变化，证实肺气虚证患者IgG含量增高。张伟等[21]根据中医基础理论中脏腑关系即“肺与大肠相表里”通过放射免疫法分别对肺气虚证和空白组大鼠的肠组织sIgA含量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肺气虚证大鼠肠组织sIgA含量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P<0.01)。
此外，李泽庚等[22]还对肺气虚证细胞凋亡机制进行探讨，认为Fas、FasL蛋白可能参与了肺气虚的发病及肺组织细胞凋亡的调控。
5生物化学研究
中医认为,肺具有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的作用。肺气虚，则机体水液代谢失调，通过对机体代谢的研究，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中医的理论观点。江明等[23]发现,肺气虚患者血浆环磷酸腺苷(cAMP)、环磷酸鸟苷(cGMP)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显著减低(P<0.01)，cAMP/GMP明显上升(P<0.01)。宋卫东等[24]研究表明，肺气虚证患者肺泡巨噬细胞(AM)内cAMP和cGMP与局部内环境密切相关，认为AM内cAMP和cGMP变化对于研究肺组织局部内环境及肺气虚本质有一定意义。内皮素(ET)是气管和支气管平滑肌收缩剂，在支气管哮喘、慢阻肺、肺动脉高压等发病机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李君等[25]通过测定肺气虚证模型大鼠的血浆ET，认为血浆ET含量可作为肺气虚证辨证的客观指标之一。窦红漫等[6]通过临床观察，发现COPD患者急性发作期血浆ET水平明显升高,在缓解期则恢复正常，认为将血浆ET水平的变化作为肺通气功能的动态观察指标。许涛等[26]采取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同步研究的方法，对20只肺气虚病模组和60例肺气虚患者血浆中心钠素(ANP)的含量进行检测，结果发现病模组大鼠及肺气虚患者ANP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与此同时，通过对临床不同程度肺气虚患者血浆心钠素(ANP)含量的测定，得出肺气虚程度与心钠素(ANP)含量呈正相关。赵勤萍等[27]应用原子吸收方法对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虚证患者全血、头发、血清中镍、铁、钴、锰、铜、锌六种微量元素的含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虚证患者体内镍、锌含量降低(P<0.05或P<0.01)，铜、铁、钴含量明显升高(P<0.05或P<0.01);慢支肺气虚证全血中镍元素水平亦降低(P<0.05)，铜、铁、锰元素含量升高(P均<0.01)，锌水平降低;慢支肺气虚证血清中铜、铁元素含量也明显升高(P均<0.01)，锌水平降低(P<0.05);同病异症组微量元素和异病同证组微量元素改变有所不同。周庆伟[2]对120例慢阻肺肺气虚患者血浆、红细胞、尿中微量元素进行了测定，认为微量元素失调是导致慢阻肺肺气虚证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宋卫东[28]等对肺气虚患者血、肺泡及支气管肺灌洗液(BALF)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BALF中过氧化脂质(LPO)明显升高,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明显下降，而外周血SOD、LPO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认为隐性肺证和肺气虚证局部氧自由基代谢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肺组织局部自由基参与的损伤与抗损伤过程中早期病理改变(隐性肺证)以抗损伤性改变为主，而晚期病理改变(肺气虚证)为主，反应氧自由基与局部免疫和植物神经功能相关。赵蜀军等[15]认为可将肺气虚证大鼠血浆中SOD含量的变化作为肺气虚证重要的客观指标之一。刘涌等[14]通过对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虚证大鼠血清丙二醛(MDA)变化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模型组MDA升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故认为肺气虚证大鼠血浆中MDA含量变化可作为肺气虚证重要客观指标之一。
6基因研究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肺气虚患者存在功能基因的异常表达。李泽庚等[29]利用基因芯片技术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气虚证(4例)和肺阴虚证(4例)患者T淋巴细胞基因表达差异。结果表明,肺气虚证患者/健康人外周血T淋巴细胞相关差异表达基因45条，其中上调41条，下调4条。肺气虚患者/健康人、肺阴虚证患者/健康人均高表达的5条差异基因中，其中的3条基因(HBB、HBA1、HBA2)与氧的运输有关。同时认为COPD肺气虚证患者咳嗽、气短、呼吸困难等症状，可能与3条基因导致氧运输障碍有关。王哲等[30]对肺气虚证模型大鼠肺、肾组织AQPs表达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肺气虚证大鼠模型组与对照组比较AQP1mRNA表达下调、AQP4mRNA表达上调;与对照组相比肾组织AQPlmRNA、AQP2mRNA表达上调，AQP4mRNA表达下调。并认为在机体水液代谢过程中，“肺肾相关”的物质之一，可能是肺、肾组织表达某些AQPs的反向表达。
综上所述，近年来对肺气虚证宏观上从呼吸功能、病理形态学、内分泌、免疫学方面研究;微观上从分子生物学、基因芯片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使其在宏观基础上进一步微观化和客观化。然而由于中医辨证中存在主观化、模糊性等方面不足，很难制定出公认的、统一的诊断标准。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更好的将基础理论、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借鉴现代医学的量化诊断模式，使中医辨证客观化、定量化、标准化成为现实，以取得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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