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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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的平安时代（794～1192），隋唐医学及医药著作大量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从镰仓时代开始代表宋医学的《和剂局方》逐渐成为日本医学的主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医史学界都认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在临床上采用中医药理论与辨治方药，而且医学著作、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药管理等方面均与我国同出一辙。但是根据最新的研究表明，当时的日本医学已不是对中国医学的单纯模仿，而是在对中国医学的取舍中已经出现日本化的特征。
【关键词】平安时期日本医学医心方
延历13年（794）日本都城从长冈迁到平安京（今京都），直至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的400年间，史称“平安时代”。平安时代约相当于中国唐中期经五代十国至宋代。
平安初期，日本政府继续推行日中经济文化交流政策，仍有留学生、学问僧随船入唐，他们回国后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至9世纪后半期，唐王朝摇摇欲坠，宽平6年（894），新任的遣唐使菅原道明（845～903）引用在唐学问僧中馞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路多阻”为理由，建议停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1］，不久唐亡。自894年中断唐使派遣开始，日本政府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双方几乎没有官方来往。
与官方交流相反，民间贸易却十分兴旺。日本的王公贵族对中国的货物极感兴趣，积极地开展与中国商人的私人贸易。北宋时，中国赴日贸易的商船，仅有据可查的就达70多次［2］。南宋时更趋频繁，“那时，日本沿海地区都有宋商人居住，重要港口敦贺、博多地区，居住商人犹多。据记载，仅1151年，在博多地区留居的宋人就有一千六百余家”。［3］
12世纪平清盛执政以后，立刻改变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积极谋求与宋朝的友好，扩大两国贸易。平清盛甚至允许宋商船直接驶入濑户内海，宋日交往更加频繁。
1中医药书籍流传日本与日本医学的雏形
随着日本引进和学习中国医药学热情的不断高涨，遣唐使、留学生及学问僧们竞相输入中国医学典籍，到宽平6年废止遣唐使为止，唐朝的主要医书已基本传入日本。
宇多天皇宽平3年（891），藤原佐世奉敕登记日本图书，撰成《日本国见在书目》，此书反映了当时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基本情况。《日本国见在书目》共收录医书共160余部，1309卷，其中只有《鉴上人秘方》和《摄养要诀》两书为日本人所著，其余全为中国医书。清和天皇贞观17年（875），日本国家藏书库冷泉院失火，图书损失殆尽，《日本国见在书目》是在那次火灾的15年后（891）经过一番收集才编定的，“书目”中所收藏原冷泉院藏书仅29部，因此可以推断，当时传入日本的中国典籍，实际上要远远超过“书目”中所载的数量。
此外，日本仿唐制制定医学教育机构，并规定医生、针生等应学习的教科书目全部为中国医学典籍，由此表明当时日本摄取中国医药文化的强烈愿望。
到平安时代，经过数百年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学习，日本确立本国文化的意识逐渐增强。同其它领域一样，日本人参照中国医学典籍，开始自己编撰医书，“这可以说是平安时代医学的特征之一”［4］，富士川游也指出平安时代日本医学的特点是“承奈良朝之后，模仿隋唐医学，其后期则谋求折衷”。
大同3年（808）出云广贞和安备真直等人奉敕撰写《大同类聚方》100卷，此书现已无存。据说它是收集日本全国各种固有的医方编撰而成，此说究竟正确与否尚待考证。广贞曾根据天平宝字5年（761）回国的遣唐使提供的资料，重新制定了药方的度量衡，另外，他的儿子菅原岑嗣也撰有医方书，即《金兰方》50卷（870年以前），现也已失传［5］。
日本引进中国医学，在平安时期已经开始了日本化阶段，虽说上述日本医家著作还多属摘抄，但却富有其选择、心得与吸收运用的特点。尽管中医学理论在这些著作中仍然清楚可见，但毕竟已不完全是中国医学的原貌，日本医家已不满足于阅读中国医学原著，这是医药文化交流深入发展的必然阶段，《医心方》的出现正说明这一点。
2《医心方》的出现
《医心方》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医学大型方书，成书于984年，同中国医书《外台秘要》一样，将大量的引文皆详细注明出处，因所引医书今尚存极少，所以“它可以称为中国医学乃至东亚医学的历史证言集。”［6］
日本花山天皇永观2年（984年），著名医学家丹波康赖（911～995），模仿中国医书，撰写《医心方》30卷，使日本的医学发展达到了空前水平。丹波康赖是早先归化日本的阿智王的8世孙，因任针博士、医博士而获有“丹波宿祢”这一赐姓。
但就《医心方》是否为丹波康赖一人所撰这点，日本医史学家宗田一在《图说日本医疗文化史》中提出以下观点：他认为，“此书各卷有重复部分，引用和内容有相当的差距以致全书缺乏统一性，所以有可能是由多人共同编撰而成”［7］。不管《医心方》是丹波康赖一人撰成，还是多人共同编撰，它在日本及中国医学界的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李经纬对此书评价为：“不单标志着日本医学发展的新高度，而且是中日医学交流的新结晶”［8］。
关于《医心方》编撰之际所参考的中国医学著作等问题，许多学者均有论述，因统计方法与要求有所不同，数字出入较大。中国学者马继兴“《医心方》共引用医书与非医学书籍共204种，其所引条文10877条，除引用朝鲜医书两种6条外，其余全部为中国古医籍。”
《医心方》中所引的中国唐以前医书达22种，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已不存世。因为丹波康赖撰《医心方》时，每条引用均严格注明出处，或更以考证、注释法给予出处说明，这就为已佚医书的辑录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丹波康赖的后代多纪元坚等在安政元年（1854）作《刻医心方序》时指出：“遇有可注明者附以案语，……其书体例盖准拟之王焘外台秘要方，而其引据之博与立论之精且确，则有过无不及也”，这确是比较客观的评价。因《医心方》中所引用的这些文献完全保留其原始形态，所以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医学是一部无可替代的史料。
《医心方》并不是单纯的引用抄录《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中国医书的内容，丹波康赖具有自己明确的立场，他对材料进行选择、取舍、加工、删除、重新组合、排列、立项、分类，整体编成新的框架。
《医心方》的编辑方法反映了日本人特有的眼光。如涉及阴阳五行说、脉论等唯心的、思辨的内容多被节略，只载录了具体的、实用部分。“将其所选的处方和中国处方相比较，其多选用单纯处方。在当时，一种处方中含有五六十种生药并不奇怪，而《医心方》中的同样处方最多只剩下五六种生药这样简单。”［9］这些特征是重视实用性胜于逻辑性的日本思维方式的体现。正如佛教学者中村元先生所言，“日本比较喜欢具体，在原始日本语中几乎没有抽象语。印度人喜欢抽象，中国可以说处于两者之间，所以从这个观点看，《医心方》毫无疑问是具有日本人特点的书籍。”［9］
在这之后，直到平安时代结束的100余年间，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没有超越《医心方》的医书出现。
【参考文献】
［1］吴延趚.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111.
［2］［日］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38243.
［3］李经纬.中外医学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9899.
［4］［日］小曾户洋.汉方的历史［M］.东京:大修馆书店,1999:103.
［5］李廷举.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科技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01.
［6］［日］山田庆儿.日本医学事始［M］.载自《历史中的疾病和医学》.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1997:4.
［7］［日］宗田一.图说日本医疗文化史［M］.京都:思文阁出版,1989:47.
［8］李经纬.中外医学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103.
［9］［日］大眆恭男.东洋医学的源流［M］.载自《东洋医学入门》.东京:读卖新闻社,199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