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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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步履正在坚实地行进，与此相应，文学的研究已开始眺望即将到来的人类精神大同的前景了，即在人类精神全球化的时代，文学欲将何之？

自然，我们首先必须考虑“精神全球化”的内在蕴涵——这个文学的“司命”。我不否认精神的全球化就是指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融合凝结、人类各族精神正在趋同或趋于一致的正确性，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各族精神要“一致”向什么及在何处上认同?对于这个问题，以前也曾经有人做出过回答。如美国的日裔学者福山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之后，即于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曾经指出，东欧剧变表明的即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对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的胜利，亦即所谓“历史的终结”。而近来亦有人对之做出回应，德国的汉学学者卜松山亦曾直截了当地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那么，进一步的推论也是：精神的全球化就是指美国精神——即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全球化。这些判断单拿美国做其适可的目标，显然相当的偏激。但这些认识却对我们认识上一问题亦给予了极大的启发。笔者以为，虽然精神的全球化必然是全体人类精神统一融合的结晶，但其中各种文化成份于其中的位置也一定不是均等的，必有主次之分，而西方世界先进的科学精神、技术思想、民主意识即正是精神全球化的主流内容。这已为近代的历史发展所有力地证明。虽然西方文明的传播曾经伴随着罪恶、血腥，但它毕竟是一种先进的文明，而且，其科学、技术、民主的观念还在世界范围内正广泛地传播着，已基本为世界各族所吸纳、认同，这些正是精神全球化可能的或现实的基础。

当然，我们承认这些所谓的先进观念可能会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主导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可喜可贺的福音，相反，它可能是一种错误。自然，文学亦可能是这一错误的受害者。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了。西方的许多思想家对他们文化自身的毛病早有清醒的批判。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就对科学观念作出过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科学的观念祛除了世界的魅惑，使自然界不再美丽，而仅只成了人类欲望的对象。这即意味着科学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俄裔的法国思想家可也夫亦敏锐地预见出，自由主义专断的时代却是一个科技霸权的时代，是科学、物质、技术胜利的“同质化”时代，这时，人类只有物质需要，而不再创造精神。事实上，在现达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更激发了人类贪婪无尽的占有欲望，进而占满了人类精神的空间；人类创造的技术反过来异化着、驱遣着自认为能动的人性，人化入了经济社会中商品的生产、消费的滚滚物流中。人被物、技术同质化，丧失了高贵的精神，人同于物，物刺激着欲，唯利是图成了人的本性。这正应合了可也夫对“同质化”内含的描述。

可见，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可能是物质的胜利，亦可能是人类精神的没落。那么，与之相应，作为人类精神的家园、对人类精神建构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文学，也必将随着精神的蒸发而丧失其依托，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同意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的“文学终结”的论断。

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文学也仅只是人类表达意义的一种方式而已，因此，随着人类表达意义方式的改变，文学也会随之消亡、蜕变而失去其效能。

在语言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原始时期，人类曾用图画来思考世界，神话就成为其思想的形式。随着人类语言能力的增强，语言天然的抽象性锻炼了人类的理性，特别是文字的发明，使经验不再遗忘，因此，依靠语言，人类建构了自己公共的意义世界——形上的理性世界与文学的情感世界。然而，技术的发展与思想的演进却保持着同一步调。当后现代的思想家们肆意地拆毁形上的理性世界、而文学“只讲事故却不再讲故事”（耿占春），整个人类即将陷入于意义的真空之际，多媒体的电子传输技术的诞生，又引领着人类进入了声像的时代。历史总是跳着圆圈的舞蹈。以计算机网络为中心配合电影、电视、电话、传真、摄像等技术的应用无疑形成了全方位的多媒体传输方式。声像的传输以其形象直观、易感易觉的优势正在取代抽象费劲的文字阅读，电视剧代替了小说，美丽的风景片代替了散文、诗歌，甚至连以前小人书中充分地文字说明现在也变成了卡通画中简洁的文字对话了……，这一切迹象无不表明着：文学似乎已完成了其虚构的、间接的描述使命正在逐渐退隐，人类又将回到用图像表达的时代，他们要直接用感官面对现象。

不仅如此，代表自由主义精神的民主制度及其民主意识，也不利于文学的存在。民主制度的平等人权使西方社会不再有特殊的贵族阶层，它瓦解了传统社会中特权阶层对教育、文化、艺术及社会地位等的垄断，培养并发展出了处于社会主体地位的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使社会的一切教育、艺术、文化、地位等资源充分地大众化、世俗化。中产阶级们自主自立，不迷信权威，否定精英，无视神圣，藐视崇高，也遗弃了意义；而且，他们亦是发达社会的主流消费大众。他们最关心的似乎只是物的朝向感官面向的价值，而漠视其背后的精神喻指，他们偏于即时的感官享受而疏于对永恒精神价值的探求，是属于无深度的一族。因此，这是一个被本雅明称为“无教养的文明”时代。与此相应，追求意义建构的正典文学在这里亦必不受尊重。因为时代已不再需要教化。

有人认为，文学虽然退出，但文学的模式（或叫文学性）却被坚劲地存留（卡勒），如果这种观点有正确成份的话，我认为所谓的“文学的模式”也正是指语言天生具有的诗性，而不是文学的属性，因为文学正是因着语言的诗性才长出了自己的“文学性”。文学既已消亡，其“性”何可独存？

事实上，文学也仅只是语言的一种功能，其衰落从另一方面讲也只是其中容含的人类“公共意义”世界（情感世界）部分的消失，但是，这也并非什么很坏的事情。以前，人类借助文学建构了公共的情感世界作为其精神的家园，并试图在其中完成自身的修养，实现人人之间的意义沟通，但很是不幸，文学文本的开放性与不定性似乎从来也未能使人们在文学中实现真正的沟通，“诗无达诂”，“阅读总是一种误读”（布鲁姆），“文学永远无中心，无确定意义”（希利斯·米勒），“文学是谎言”，正是这种解释的明证。公共意义世界的崩毁，实际上也是对人——人、人——物交往中间蔽障的拆除，这即为实现人——人、人——物的直接的亲密对话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因此，文学蒸发了，还剩下语言。哈桑即认为，在缺少本质和本体论中心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通过一种语言来创造自己的世界。文学也曾是“此在之家”，但是，诗的幻景的破碎，故事虚构的解体，使文学不再寓意，这正使人类心灵得到了彻底地解放。人类从“公共意义的神话梦境”中走出，重新直接以本真之心来面对其现实的“生活世界”（胡塞尔），语言即在生活的世界中因着心灵的纯真而恢复了其本然的诗性。海德格尔对纯真语言诗性的论述即深为精辟。他认为，语言的本质即是言说，而纯真地言说就是诗，诗通过命名与召唤来呈现出存在，并使之处于一种澄明之境的朗照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命题：“语言是存在之家”。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学的转向也已然透露出语言生活化的个中消息。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对语言语用的研究就集中在他的“语言游戏”的命题中，其重要的意义即认为语言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①。利奥塔尔在其《后现代状况》一书中亦表述得更为明白，他说：“说话就是斗争（意思是参加游戏）……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为了赢才玩游戏，人们可以为了发明的快乐而玩一下。”②这正是本真语言本性的体现。而俄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巴赫金对对话的论述，更是将语言对话的语用价值提到了人的生存本质的高度，他强调说：“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③我们亦由此可以这样认为，语用则是语言最本真的还原，它恢复了语言活力、诗性、直接的对话性，因为词与物、与思想将不再有中介相隔。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学所发生的语言转向”，何尝不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它们都可被看作是现代、后现代社会中非中心化、多元散立思想试图通过恢复语言的语用性来寻求沟通的种种努力。

总之，正如语言在原始生活中开始就具有隐喻的诗性一样，当它的文学之子完成其使命就要告退之后，它又将生机活泼地走到对话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