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自然法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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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将中西方实践自然法思想分别予以概要介绍并对其进行简单的剖析和比较。

一国家自然法观

把自然法产生的根据归结为国家（法律）（需要注意这里的国家和法律是同一的，下同）的起源，这是中西方实践自然法思想的共同发展过程，虽然它们在产生的年代先后上存在着差别。但是，中西方关于国家自然法思想的论述依据却是从不同的角度而进行的。

（一）中国的国家自然起源说

中国历史上的自然法思想一般都认为，国家（法律）是由于人类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而建立的，同时国家（法律）出现也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制度性标志。

1、“名分使群”

荀况指出，人类为了生存，为了战胜自然，就必须“能群”，即组成社会；二要组成社会，又必须有“分”，即区分职业和等级。没有“群”，个人便无法生存；没有“分”，社会便无法维持。礼、法以及君臣就是为了“名分使群”而产生的。

荀况的“人治论”具有深刻的自然法的意义，他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圣王”应该具备的条件：王者之人——应该是能用礼义约束自己，以法理政，明察善辩的人；王者之制——恢复和坚持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王者之论——“无德不贵，不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王者之法——以“节用”、“富民”为核心的经济财政制度与政策。

2、消除“一人一义”的混乱

墨子指出，人类历史曾经有过“未有刑政”、“未有政长”的时期，那时没有统一的政治组织，也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而是因人而异：“一人一义，十人十义”。人们不但各有其“义”，而且“各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还有物质上的相互争夺：“；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在墨子看来，人类社会是以混乱和争夺作为开端的，而“一人一义”则是祸乱的根源。为了消除“一人一义”的混乱，就必须建立“政长”，即国家机构、各级官吏和天子；建立“刑政”，即国家制度和法令。

3、利用“众力”

《管子》也肯定：“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人们“兽处群居”，相互以武力争夺，“不得其所”。为了制止这种混乱，“智者”利用“众力”禁止人们之间相互侵害，于是就产生了“君”、“国”和“赏罚”。

（二）西方的国家自然起源说

和中国的国家自然法观的发生不同，西方历史上的自然法人物是从另外的途径论述自然法产生的依据应当归结于国家（法律）出现的。他们一般大都认为，在国家（法律）产生之前，人人就享有自然权利，人人是自由平等的，这种自然权利，以及天赋权利，主要是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保障生命安全。为了使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社会，就必须通过一种社会契约，不管这种社会契约是人们自愿缔结的，还是被迫订立的，但都要服从一定的政治权威。在订立社会契约中，人们可以保留某些自由、平等和财产的自然权利，因而就产生国家和法律。国家与法律又是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之上的。这样，自然法与国家（法律）合为一体，没有自然法理念就没有国家（法律）；没有国家（法律）也就没有自然法。

1、国家产生于人性的需要

阿奎那继承了古希腊政治思想中关于国家自然起源的论点，认为国家是由于人性中彼此依赖过同伴生活的自然需要而形成的。

2、国家自然合法

布丹说：“国家是由多数家族的人员和共同财产组成的合法政府，并被一个拥有最高权力及理性所支配的团体。”这里“合法”就是要遵循自然法，否认“君权神授”。他认为家庭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社会，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均由此产生，国家亦然。

3、国家是为了处理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产生

孟德斯鸠认为，人类最初身或在自然状态，没有国家也没有国家制定的法律，那时支配人们行为规则的是自然法，在自然状态下，人们都感到软弱、怯懦和自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存生命、繁衍后代，而不是相互攻击；人们相互畏惧而相互亲近。因此自然法的原则有四条，即和平、虚报找事物、自然爱慕和过社会生活。自然法渊源于人的生命本质，是人类理性的体现。

在孟德斯鸠看来，人类一有了社会，便立即失掉自身软弱的感觉，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平等消失了，战争状态开始了。因为，每一个个别的社会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就产生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每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企图将社会的主要利益掠夺来供自己享受，这就产生了个人之间的战争状态。正是这两种状态使人与人之间的法律——人法建立起来。人法以自然法为基础，是自然法所体现的人类理性的具体适用。其基本任务是调整人类的战争状态，处理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

4、人类不平等产生国家

卢梭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人们之间除了在年龄、体质、生理上存在差别外，不存在奴役和被奴役、服从河北服从以及其他任何不平等。人们没有危害他人的邪恶和欲望，只有自爱心和对同类的怜悯心。这种自爱心和怜悯心在人们之间起着道德、风俗和法律的调整作用。因此，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黄金时代”。但是，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是不平等获得了力量并成长起来；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利——所有权，它使人类的不平等由此而根深蒂固起来；这时富人的社会为保障富人的安全和对穷人的奴役，用法律将私有制和不平等肯定下来，亦即将富人和穷人的状态确认下来，从而使不平等合法化。这时不平等的第一阶段。接着，国家机关和官吏产生，人类不平等进一步加深，除了存在财产上不平等外，还出现了强者对弱者的统治以及政治上的不平等。这时不平等的第二阶段。以后，随着国家权力的腐败，出现了专制暴政和与之相连的主人和奴隶的对立。这时不平等的第三阶段，也是不平等的顶点，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极点。

5、理性与非理性两种本性相撞是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

狄德罗认为，人是道德实体和肉体实体的统一。作为道德实体，人能认识到：我愿意幸福，但我是和别人一起生活的，别人和我一样，也愿意幸福，所以我们应当寻求使自己同时也使别人幸福、至少不能妨害别人幸福的方法。作为肉体实体，具有肉体感受性，这种肉体感受性使人产生自爱、保全生命、追求幸福、谋取个人利益的本能。人作为道德实体和肉体实体的统一体，相应的成为理性与非理性、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统一体，由此有相应的决定人既有社会性，生来就要过社会生活；又有反社会性，生来就有与社会公众利益相悖的欲求。人类本来是生活在自然之状态中的，其时人人享有自由、平等的自然权利，没有后来社会所存在的那些权威，而只按以区分是非善恶为基础的自然法行事。“自然法就是我们的行为必须以它为规范的那种永恒不变的秩序，它的基础是善与恶之间案的本质区别。”由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两种本性相撞产生的矛盾，需要由更强有力的权威力量来解决，而这是自然状态所不具有的，于是人们订立契约，成立国家，从自然状态中走出来。

6、放弃有害的自由需要国家

爱尔维修说，当人类留足鲜血，厌恶在一种无底的恐惧中过生活，因而同意放弃一点他们在自然状中拥有

的那种对他们有害的自由的时候，他们将彼此订立一些约定：这些约定将是他们最初的法律；法律制定了，就必须委托几个人去执行：这些人就是最初的官吏。这样自然状态结束，社会、国家和法律便产生。

7、国家“裁判”说

费希特认为，人们其先生活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相互侵扰，自有没有保障。每个人都有自然权利，只有限制自己的自由，允许别人自由的存在，人们才能过美满的生活。当一个人的行为合乎权利，另一个人的行为不合乎权力时，便发生后者侵扰前者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也就是为了强制人们他人的权利，就需要有“强制权力”的存在。要保障“强制权力”的实现，就需要有“裁判”，以便断定什么事什么时候应实行强制。如果每一个人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有权利的和无权利的人相互间毫无保障和安定。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把“强制”和“制裁”这两项权力交给一位最有力量、最值得信任且能解决未来争执的第三者。但是，费希特认为，“强制”和“制裁”的权利不能交给个人而只能交给法律。此项法律必须经个人的同意。人们服从这一法律，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这种众人的“共同意志”就是契约。整个说来，国家是根据契约成立的。费希特还认为，国家只是为了建立完美社会的一种现成的工具。国家像人类的一切设施一样，都是单纯的工具。人和国家的关系正像树的个别部分同整个树的关系一样，人不能成为国家，人也不能脱离国家而单独存在。一个人的最高欲望不是由他自己的行动而是在别人的行动中得到满足。

8、国家产生的潘恩假设

潘恩作了这样一个假设：假定有少数人在地球的某一个隐僻的地方居住下来，同其余的人不发生联系，它们使这块土地上第一批移民，在这种自然的自有状态下，他们首先想到的事社会，单独一个人的力量应付不了他的各种需要。人们害怕寂寞，要寻求安慰，要低于大自然的力量，要在旷野中兴建住所，同饥饿、疾病作斗争，这一切都需要组成社会，这便是社会的起源。如果人们始终相互以诚相待，就不必由政府和法律的约束。然而，由于一般人不可避免地将为邪恶所浸染，他们刚克服了共同事业的困难，便开始呼时彼此应尽责任和应有的情谊。由于人们的懈怠和德行方面的缺陷，于是需要建立某种形式的统治，从全体成员中选出一些优秀的人才专门管理立法工作，这些人应该关心那些选派他们的人所关心的事情。如果移民区继续发展，就有必要扩大代表的名额，使移民区的各部分利益可以受到照顾，当选的人有可能几个月后回去再同群众混杂在一起，他们对公众的忠实和负责就会得到保证。这便是政府的起源和兴起，政府的意图和目的是自由与安全。

二法律自然法观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近代以前的自然法观念都认为，在根本上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秩序而寻求治理国家的法律方法才产生了实践自然法。不过，二者的具体论证方法却完全不同。中国自然法思想家认为法律产生之前社会混乱未有文明，社会需要以国家至上、君主为绝对权威来维系；西方自然法思想家却认为社会在国家产生之前是理性、文明、有序的，社会需要以法律为绝对权威、通过限制君权来维系。这样，自然法作为实在法律就成为神圣的，必然需要人们绝对地遵循而不能违反。

（一）西方法律自然法观

1、法律是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和战争状态的统一

洛克也说在法律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中，不过他所描述的这汇总自然状态，首先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人们都可以用自己认为合适的办法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处理他们的人身及财产，而毋需得到别人的许可或听命于别人的意志。其次，这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尽管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状态，但洛克认为，却不是放任的状态，更不是像霍布斯所描述的那样的敌对的和毁灭的战争状态。他说，“在这种状态中，虽然人具有处理他的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但是他并没有毁灭自身或他所占有的任何生物的自由，”也没有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的自由。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这种自然状态自由、平等而又不放任呢？这就是自然法。这汇总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支配着自然状态，教导着人们自我保存，同时又维护全人类。

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中，人们都相互平等，而且人人自由，每个人都恪守着理性所规定的自然法，这只是自然状态的通常情况。但是，自然法状态中有时还出现另一情况，这就是“战争状态”。他认为，（1）战争状态是自然状态的一种反常状态。（2）战争状态是自然法遭到破坏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状态。（3）战争状态的造成是由于有人将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而想消灭对方。谁对他人的生命或自由权利有威胁，谁就是战争的制造者。（4）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被迫处于战争状态的人们，游泳毁灭对方的手段反抗对方的权利。（5）被迫处于战争状态的人们反抗和毁灭战争状态制造者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合乎自然法的，因而是正义的行为。

2、希望的平等需要法律

霍布斯认为，自然创造人类之初，人本来是平等的，表现在人类身体和心灵的能力上的平等，同时，相等的时间可以使人们在同样从事的坏死物中获得相等的经验和智慧。人类的这种平等性是人类本性的一个方面。他说：“由这种能力上的平等出发，就产生达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因此，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

3、人的社会性是法律产生的直接原因

霍尔巴赫说：“人是自然的产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服从自然的法则，不能超出自然，哪怕是通过思维也不能离开自然一步。”他认为，一方面，人的本性首先在于自爱、趋乐避苦、追求幸福、忙于自我保存，实现人的这种本性是自然法赋予人的自然权利。另一方面，人也具有社会性：人们要生存、自保和享受幸福，抵御自然灾祸，需要把自己的努力与他人的努力结合在一起；每个人如果都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满足自己的情欲，而不加以限制，就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因此，人们也有必要让出一部分自然权利给社会，委托一些人做社会的代表来管理社会。他还认为，自然状态是捏造出来的、不符合人性的。因为人性的本质之一既在于具有社会性，那么人一开始就处于社会当中。可以把社会分作不同的阶段，却不能认为人类曾由自然状态进到社会状态。而结成社会的纽带就是人们的社会契约，它规定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条件。社会契约以理性为指导，以公正为基础，它保障人们最基本的自然权利。

（二）中国法律自然法观

自然法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处理国家和个人关系的国家、集体至上的儒家观念。这样的自然法观念在古代中国就已存在着，也是中国传统自然法的主流思想。古代儒家自然法思想肯定国家的绝对合理性、国家、家族、男性至上；社会人际关系自家族开始，以血缘纽带贯穿始终，国家自然化，一切立足于治理国家，法律、国家一体。仁义礼法道，人性善恶无不如此；法律决定于国家需要、完全工具化。反之亦然，国家也工具化，成为君主实行统治的手段；有国家、民众集体而无社会、个体，有君权、民权而无臣权、人权，缺乏普遍正义和人民民主思想，缺乏权力制约关系和权利平等关系。

墨家自然法思想彻底颠覆了儒家自然法思想，但是其影响又很微弱。只有道家自然法思想源远流长，可惜只真正存乎民间而已，完全不能主导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方向。虽然百家皆言道，但后世知道、弘道者鲜矣。所以，从精神文化尤其制度层面看，自然法思想在中国并没有实质性发展，历史上最终也没有产生宪政国家组织形式，儒家的王道社会理想也随着封建王朝的彻底解体而永远不能变为现实了。中国自然法的深刻思想也随着新的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几乎熄灭。

中国自然法的法律观始终是法制、道德合一，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如仁爱法、天道法、互助法，都十分强调道德规范的重要性，所谓以家国天下为先，舍生取义，自我牺牲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1、周公制礼

西周初期，相传“周公制礼”，即在周公主持下，对以往的传统习惯进行了补充、整理，制定出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它始终贯穿着这样几个原则，即“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也。”“亲亲”，就是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必须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就是要下级服从上级，必须做到不许犯上，不许违抗。

周公认为，统治者应勤政修德，加强自我克制，实行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礼治，推行德政。

2、仁论

孔丘提出，治国执法必须从“修身”开始：“修己以安人”。统治者“身正”即能以身作则，他的政令便可通行无阻；反之，“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令便无法贯彻。孟轲也认为法律关系首先是上行下效的关系，君主的道德维系天下的纲带，“身正而天下归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孔丘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赞扬周公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因此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孔丘认为，”仁“是最高尚的道德，最完美的人格。君子时时刻刻都不能违背”仁“的要求，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在任何场合都要坚持”仁“。仁的基本精神是重视人，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将”爱人“用之于处理家庭关系，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用之于处理政治关系，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用之于处理统治者内部关系，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之于处理君子与小人的关系，即使”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会则足以使人“。”爱人“必须从”亲亲“开始，由亲及疏，由己及人。

以“爱人”为中心，以孝悌为根本，以“克己”、“忠恕”为手段，以恢复和完善礼治为目的，这就是孔丘“仁”论的实质内容，也是他自然法思想的主要结构。

3、兼相爱

墨子说：“子墨子置立天志，以为法仪”。他认为，天最公正无私，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而没有丝毫偏向，它给人们吩咐的恩泽却不要求感恩戴德，它的权威普及四方经久不衰，所以圣王治理国家应该效法这种“天志”来制定法令和政策。

用“天志”作为测定是非善恶的客观依据，作为衡量人们言行的最高标准，是因为，“天志”爱人，“天”是为了庶民百姓的利益而造就世界万物得：“天”具有主宰人间赏罚的最高权威，君主也必须按照“天志”办事：“天”兼有万物，一视同仁，“天志”的公正无私是普遍和永恒的：“天”是人类的良知和正确认识的总根源。

4、制止争夺

韩非认为，古代由于“人民少而财有余”，人们无需争夺，所以既无“赏”也无“罚”，“而民自治”。到了后来。“人民众而财货寡”，人们拼命劳作还不能满足“供养”的需要，于是便互相争夺，从而产生了制止争夺的“法”、“刑”。

5、禁止邪恶

商鞅认为，古代并没有“君臣上下”的制度，并分析了国家与法产生的原因：由于人民纷乱不堪，所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区分上下等级，从而有了“君臣之义”。由于“地广，民众，万物多”，所以“圣人”又“分五官”进行管理，从而有了“五官之分”。由于“民众而奸邪生”，所以“立法制”禁止邪恶的行为，从而有了“法制之禁”。

6、保证天赋权利不受侵犯

梁启超认为，人类在同自然界的竞争中，需要结成“群”才能生存，而“群”中的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天赋权利，人们为保护和扩大各自的权利，又在“群”的内部展开了竞争。而“群”中之人良莠不齐，如果对他们放任不管，必然会斗争不已，这是极不利于“群”的全体利益的，归根结底，也不利于个人的生存。在此情况下，人们本能地按自己的“良知”，认识到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以保证每个人所享有的天赋权利不受侵犯，使整个“群”生存下去。因此，就需要设立法律作为约束人们行为和保护人们的手段，于是，法律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