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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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听众估计下午已经参加了我们的讨论（很热闹），所以可以说我们现在是继续讨论。对那些下午没来的，我们可以说是讨论现在开始。刚才，就是在我来之前（我是七点钟到的），我打开过我的email，是联合国负责这个项目的人发过来的。发来的email说什么呢？是他在巴黎的致辞，庆祝哲学日开幕式的致辞。他说了一下去年的情况，去年有51个国家参加，那是第一次庆祝哲学日。哲学日定在每年11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四，去年估计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庆祝活动。今年呢？大概北大也在庆祝这个节日，其它地方我还没有听说。刚才联合国给我的email说了，今天有130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哲学家被请到巴黎联合国总部，和当地的群众，当地的一些对哲学有一点感觉的人，一些门外汉或是一知半解的人进行交流讨论。这些哲学家来自36个国家，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的节日。你看看，大概没有其它哪一个学科在联合国有节日的，哲学可能是唯一的一个。这是刚刚才开始的，去年是第一次，今年是第二次。所以往后每年我们都要庆祝这个哲学的节日。这次我们主要是在校内活动，但是联合国的宗旨还不是这个，是要我们面向社会的。这个活动的中坚力量是谁？靠什么人来带动呢？是我们搞哲学的人。今天在场的，虽然也有很多是哲学界之外的人，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最主要的目的，那就是到校园外去讲哲学。他们在巴黎有什么活动呢？在咖啡馆，在书店，在图书馆，这些公共场合，还有其它一些地方，有（哲学书）书市，还有在这之前就论文竞赛的公告，让人写论文，评出来好的，就在哲学节的时候宣读，等等。另外，也有音乐会。这真正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节日。特别是我们中国，在联合国享有重要的地位，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都不参加，不庆祝这个节日的话，大概不太相称吧。刚好我们和联合国有直接的联系，和他们直接联系上的，大概只有我们这里。他们寄来一卷海报，是他们印好的，中文简体和英文两种。主体是一幅抽象画，文字就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哲学日”，英语的也是这个意思。1、哲学日的理念背景：自由、自律、尊严、权威、普遍性这里先讲讲哲学日的一些背景，弄清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这个email给我寄来一些原来是小册子上的内容，基本上是关于哲学与人类尊严的关系问题的。文中说，无论我们身处任何环境，就是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即使是在失去任何人身自由的处境中，如果我们保持了这种哲学思考的能力或者这种活动状态，我们的尊严就保持了一大部分。这是联合国的那个主持人说的，这也是我们这次庆祝活动要领略到的第一宗旨。他还提到，第一，哲学追求思想自由，第二，哲学是自由心智的运演。这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东西：思想自由是思想内容本身的无限制，而自由心智的运演是自由自在地进行思考。还有，哲学是唯一把思想本身作为自己的主宰的一种探讨，它不承认任何思想之外的权威。这是哲学最根本的基点。所以，不能问哲学有没有用，因为“用”是思想之外的东西，也不能问它的社会效用如何，这也是思想之外的东西。哲学思考是思想本身的内在要求，不是对其它外在要求的回应，坚持这种要求，是人类尊严的最基本的要素。至少在这个哲学节的发动者看来，哲学思考是体现这样一种精神的。自由不是胡思乱想，所以还特别强调哲学精神当中的普遍主义，即，你的自由思想是要按照严格的学理要求达到普遍的有效性。普遍主义很容易被误解为大家统一思想，其实不是这样的。普遍主义是说大家要反对专断，反对用思想之外的力量来统一大家的思想、把没有普遍性的东西强行灌输给人家。我们要用思想本身的力量来看它自己能达到什么地方，走到哪里就是哪里。我们试图达到普遍共识，达到理性的沟通，但没有达到理性共识的地方，就让它悬而不决。这就是普遍主义，没达到普遍性，决不罢休。哲学讲的普遍性，不是一般所说的“大家统一”的意思。它同“大家”这个词没有多大的联系。比如说逻辑的普遍性，是理性本身的自明性得出的，不是说非得大家都懂逻辑，才能得出来。就是只有一个人懂，它照样是具有普遍性的。不是说大家都接受的东西，大家都相信了，它就具有学理上的普遍性。它要求理念本身具有的自明性，不可置疑性。如果它达不到这种不可置疑性的话，就要继续往前走、继续探索。之所以哲学给我们的印象是它永远达不到一种结论，是因为哲学是不轻易接受结论的。哲学精神是怎么样的呢？理性以为自己做出的判断有疑问，就诚实地把它当成有疑问的。其他人说它没有疑问，真正的哲学家还是不买账，他要用思想本身的固有原则加以检验才算数。所以，总是在正方和反方听起来都同样有道理或同样没有道理的地方，哲学问题才冒出来。如果大家觉得倒过来也一样，反过来也一样，说先有鸡也一样，说先有蛋也一样，说鸡生蛋也一样，说蛋生鸡也一样，看不出对立双方谁更在理，就说这无所谓了，管它呢，不管了。哲学家如果碰到这类问题，如果是重大的（鸡和蛋的问题不一定很重大）、最基本的问题，发现好像这个也对，那个也可以，就不会服气，他就在这里进行探讨。所以说，由于哲学追求绝对的确定性，导致人们看起来它在任何时候好像都是无定论的，没有什么确定性。其实哲学的精神是一定要追究到它以为理性能过关的理由，它才能够放下来。不然的话，它继续追究。人们在那里觉得可以放弃了，认定是说不清楚的问题，哲学家认为这么重要的问题说不清楚就把它放了，这怎么行呀！这就是思想本身引导思想，不是其它东西引导思想。正因为如此，哲学经常是有理有据地向人们证明：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走向极端，就是苏格拉底说的：“我唯一确定知道的就是我的无知”。说到哲学和人类尊严的关系，如何理解？比方说你坐在牢里或者说你快要死了，你没有其它东西做了不能进行其它活动了，但如果你还在思考着最基本的哲学问题的话，你是否觉得你的尊严被保持了一大部分呢?大概是的吧。所以说，人类尊严是和哲学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由自律，就是说按照自己内部的要求来行动，自由也就是这个意思。自由不是乱来，不是说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是自由。康德的自由概念就是说人有一个理性的自觉的自我主宰，那是自由的，如果说人是由欲望或一时的冲动主宰或者说你吸了毒、喝了酒之后干任何事情，没有人阻碍你，好像你挺自由的，其实那是最不自由的。被自己身上的盲目力量主宰，与你在别人逼迫下做事情是同样的不自由。这就是有一个真的我在控制自己，就是自由的，这是理性要求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而不是让自己的一时冲动去主宰，更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这就是康德所说的理性的绝对命令，是对行为的自我把握。这个命令不是别人发出的，康德又把它叫做心中的道德律（而非其它地方来的道德律）。假如你命令我做什么，我不听的话就有什么惩罚性的后果，所以我要跟着干以避免惩罚，这样就和自由精神相违背了，也与道德的终极要求相违背。这个终极价值本身的根据在什么地方？现代的人大部分都觉得这是相对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就有自己各自的价值，理性只能处理别的东西，而在这里，理性似乎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哲学在开始的时候偏偏是不以为这样，以为道德的原则不是这样由传统或其它偶然因素来主宰的。苏格拉底问的全部是关于价值的问题：哪个是真的价值，哪个是假的价值，哪个是有效的价值，哪个是无效的价值。他所问的就是这类问题：什么叫神圣？什么叫正义？这些都是最典型的苏格拉底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经过考究，没有经过审思的话，在苏格拉底看来，我们就白活一辈子了。因为这些问题决定了你一辈子要干什么，不干什么。价值是决定你一辈子要干什么的基点，决定你的人生取向。在你面前有无限种可能性，你只选择其中的一种。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唯一的，但是可能性不止一个，你要挑一个。根据什么呢？根据你的价值判断。这价值判断，如果你就随随便便，碰到是什么就什么，就这样去做抉择的话，一辈子你就被出卖了。所以他就说没有考究过的生活，在价值层面没有进行思考过的生活就是无意义的生活，就是对生活毫不负责任，一笔勾销。如果你把随便一种东西，由于你偶然出生在这种家庭或者有这样的宗教背景，或者在这个社会阶层里，你偶然得到一种观念，或者你父母告诉你这个东西，或者在你的周围的这些社会环境里偶然听到某个说法，你就这样盲目地加以采信，接着在你的整个生活当中就以这种东西为支点过下去，这样的话，在苏格拉底看来，你过的这种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尊严。这就好像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头像，人家扔掉的一个破东西，就把它当神来崇拜，一辈子就跟着它。说这个头像就是我的偶像，其实这是别人家丢掉的一个玩具。如果你真正要找到自己的价值基础的话，就一定要想通了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坚守它。很多现代人倒觉得这是做不到的，理性做不到这个。人家就说我的价值是中国人的价值，你是西方人是西方的价值。东方价值，西方价值，儒家价值，基督教价值，这种种分法，在道德哲学家看来是不能苟同的。因为这是传统，而传统是思想之外的东西，所以我就不能够以它为价值的根据。如果这价值找不到理性的根据，但就是因为大家都这么信，传统就这样，从来就是这样子，你就也照样认可了。哲学家却认为，正是因为从来就是这个样子但又看不到其理性根据，我才要挑战。不然，作为观念源头的哲学就不存在了。当然，这种以思想本身的力量来挑战传统和权威的哲学行为，是与用思想之外的力量来进行“文化革命”、“思想改造”的政治行为截然不同的。哲学如果要影响大众的话，必然要经过受方自己的理解，通过讲理的方式，让人自觉自愿地接受新的观念，才能做到。这里的前提是，必须把听众首先当成自由自主的有理性的人，最终由他们自己做出判断。因此，这样的挑战传统和权威，不但与社会工程式的“文化革命”或“思想改造”不同，而且还是与其两极对立的制衡力量。强权的对立面是讲理，而哲学就是最彻底的讲理。其实，哲学并不一定要时时计较被多少人接受。张华夏老师今天下午提出了一个命题，接着有学生问“你这个说法能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呢？”张老师没有回答得多复杂，他就一句话：哲学追求的是真理，人家承不承认和我没关系。他回答得很好，因为这里追求的是普遍性，而真理的普遍性，与大家接不接受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真理”这个词现在看来有些过于强烈了些，但是普遍性并不是随便能丢弃的。我们讲数学的普遍性，比如说数学命题的普遍性，这是明摆着的，它是普遍有效的。但数学不能说是哪个数学家的数学，不能说这是华罗庚的数学，那是纳什的数学，等等。数学就是数学，和具体的人是没有多大关联的。普遍性是针对普遍有效而言的，只有一个人懂的数学定理，只要没搞错，就具有最大的普遍性。价值本身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人家说那个启蒙理性不是失败了吗？那么长的时间一直找不着理性的根据，所以就说没有这个根据了。这个思路很牵强，找不着就说没有，哪有这么傲慢的。找东西找了一会儿没找着，就宣布它不存在，这不能说是哲学。哲学是那么难，那么根本的东西，即使是一般的东西也不能这么说。你的钱包掉了，找了一会儿没找着，就说我本来就没有钱包嘛。不能这么说吧，是不是？后现代哲学中的某些人认为理性根本就不能达到什么目的，他们的证据是近来没看到什么成功的例子。但是，当他们宣布哲学的终结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认为哲学才刚刚开始呢？一两千年在人类的历史中并不算什么，哲学的道路是极其漫长的，因为它是最终极的追求，它怎么能就完成了呢？完成了才怪，没完成才是正常的。这些就是哲学的内在要求，当然，有些人不同意这种见解，他就可以出来挑战。通过这样的不断挑战，一来一回，哲学就这样向前发展了。除了自由、尊严、理性之外，这样理解的普遍主义也是哲学节的另一个主题。也许有人会说自由和普遍主义是相冲突的，讲普遍主义就不能说自由，讲自由就不能提倡普遍主义。其实，这是概念混乱导致的误解。康德早就向我们表明，自由就是自主，是理性本身给自己立法。这个立法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说它是理性直观到的先验必然性。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倪梁康教授研究很多年的胡塞尔现象学的“回到实事本身”，这就是理性把它自己带到实事本身面前。这个理性可以是直觉的理性，不一定是推理的理性，不一定是演绎的理性，这就是传统上理性主义哲学最关键的一点。大家现在一般把理性理解为工具理性，说是科学主义代表了理性主义，这是一种误解。真正的理性主义者要坚持的是理性直观，然后直达到原则本身的先验的自明性，这才是理性主义的特点。所以说在这点上，科学主义的那一套不是代表理性主义的，它基本上是代表经验主义的传统。所以就在哲学意义上讲，科学主义不是理性主义。现在人们似乎忘记了理性对价值问题可以言说，可以判别，可以有板有眼地讨论其根据，而不只是感叹，道德“没有了宗教怎么办”、“上帝死了怎么办”之类。后现代主义哲学好像都是有关解构的，在这里，好像没有什么一种具体的标准，也没有什么主客之分，这怎么办呢？好像它能把哲学一扫而空，其实这只是浮在面上的热闹哲学。就像逻辑实证主义在那时候是热门的话题（大概有四五十年吧），现在留下了一些它有道理的东西，就慢慢消退了。现在那些什么“理性的终结”、“哲学的终结”等说法，不知是否会有这么长的热门时间，也不知是否能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中国学界的很多人在研究外国的思想时就追着那种最看得见的、最热的、最响的，以为那样就走在前沿了。其实，你到西方哲学系去教书或去攻博士，你就知道，这些热门话题在主流哲学界那里只是一点点浪花，没有什么。我在美国教了七年书，没人教我很多后现代主义，也没有人让我教他们这些东西。其他的一些教授也没有几个是教这个的，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有很大的颠覆性和文化批判功能，但其正面的建树似乎很薄弱，基本上是上不了教科书的，因而教给学生这些东西是不负责任的。这些不出名的教授，他们是坚持在那里，而那些热的教授、外面的人可以看得到的教授就引领时髦。因为那是热门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容易被外面的人所知道，也就是说容易出名。联合国虽然是一个政治性的国际组织，但它并不是宣扬这种比较热门的东西，它在这个哲学节所宣扬的是哲学传统中最实在的最核心的基本精神。后现代主义是法国人首先搞出来的，负责这个项目的人也是法国人，但他并不因为现在法国国内表面上都是在说“后现代”，他也跟着在这里宣扬“后现代”。以上所说的，都是他给我寄来的东西中所讲的，主要是讲他的宗旨，他的精神指导是什么。哲学思维是一个制衡什么东西的呢？它所谴责的或说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各种形式出现的非思想的权威。只要是非思想的强制力量，它就要抵制，包括传统、礼俗、习惯、自然、意识形态等。这些以非思想的形式出现的东西就是它要制衡的东西。哲学的精神在这里就体现了尊严，因为在我们看来会独立思想的存在才是最有人性的，或者简单的说：只有人才会有思想。如果不这么简化的话，也许其他东西有思想，那就说那种有思想的东西是最有人性的。所以，哲学以思想的力量去追求普遍的原则，“将讲理进行到底”，就是与作为自由对立面的强制性力量抗争。在此基础上去设计自己的人生，实现自我超越，就是真正的自由了，就有了尊严的大部分了。2、哲学精神与大学精神这里还有一个哲学精神和大学精神的关系的问题。现在大学里哲学系是最不热门的，大部分来哲学系的学生都是调配过来的，自己志愿报哲学的人不多。但是，在大学里面，和大学精神最吻合的恰恰是哲学。这里有哈佛大学的校长和耶鲁大学校长说的东西，他们本身是要讲大学的精神的，但强调的却似乎是哲学精神在大学里的重要地位。哈佛大学的校长康南特是这样说的：“学生们一代接一代，如同海水一浪接一浪冲击着陆地，有时静静地，有时则是带着暴风雨的怒吼。不论我们认为历史是单调的还是狂暴的，有两件事总是新的，就是青春和对知识的追求。”耶鲁大学的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是这么说的（这是他在1987年迎新典礼上的讲话）：“我先谈谈知识的态度问题，知识像我们周围的宇宙以及我们内心的世界一样，多层次多绫面，而且绚丽缤纷。我们有千万条理由尊重知识，但我们用人文学科去教育人们渴求知识的感人价值在于我们坚信知识是工具，是力量，而最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价值。我们渴求知识，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问题。…（如果仅仅以“有用”）来解释我们对知识的忠诚，就无异于认为人性已经泯灭了。”这是耶鲁大学的校长说的大学精神，但听起来好像是讲哲学的内在精神。刚才我们所说的关于人的尊严问题和这里所说的“人性的泯灭”，是多么合拍啊。从这些讲话当中就可以看出哲学精神是与大学精神最相吻合的。也许他们讲得有些过分，在我们国家很多人不太接受这种不讲社会价值的纯粹学理的追求。如果工程技术学科确实还是要问其是否有用的话，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的价值却明显不是以“有用”为准绳的。我在因特网上搜了一下，美国有个网站，专门回答人家的哲学问题的。在这里回答问题的不是某些教授，而是一些学生之类的人。即使是这些初出茅庐者，对这些问题都有比较清晰的理解。有人问：“哲学有用没有，如果没用的话，那么你搞哲学不是浪费时间吗？”好！回答是这样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去做所有那些不浪费时间的事，去做有用的事，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你最后有更多的时间不去考虑有用与没用，去享受生活本身的内容，而生活本身的内容是没有进一步的用处的。这就是做有用的事情的目的，“有用的”是相对其它目的而言的，单单作为工具，任何东西都不会对自己“有用”的！所以“有用的”合起来，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人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无用的事情：去爱、去审美、去理解宇宙的奥秘、去哲学玄思、去获得幸福。在解决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之外，剩下的目的就只有这个。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了，那他研究这些是为了什么？为了有时间去追求“无用”。这样的回答是非常的妙，这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的回答。所以可以看出，无用的东西是目的，有用的东西是手段。但是我们在目的里面还在问有用没用，这不是本末倒置吗？所以，哲学本身是具有自足价值的，关乎人类的终极价值、终极目的、终极追求。其它的一些涉及到终极价值或终极目的的东西也是这样。你问幸福有没有用？当然我们要得到幸福，不是为了用幸福来做“有用”的工具。但我们追求有用的东西，至少部分地是为了得到幸福。目的是得到幸福却还在问幸福有没有用，这不有点神经错乱吗？爱情有用吗？爱情是拿来用的吗？你问爱情有没有用，不是亵渎爱情吗？这都是生活本身的内容，其它东西是为了这些目的来提供服务的。这是我从网上看到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话引伸出来的。以前我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我用别人的嘴说出的话好像更有说服力。我和我的学生也说过类似的话，开课的第一天我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够问它有用没用。如果你坚信哲学有它的内在价值的话，哲学和人类的基本尊严是合在一起的话，就不能老来问哲学的用处到底是什么。这是哲学内在精神的另一个方面，和有用的东西的关系就在这里。这与前面说的哲学的内在精神关乎人的自由精神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联合国本身弄一个哲学日的宗旨之一。前面说了哲学精神与大学精神最相吻合，这里重提一下。上次我写了一篇文章——《大学改革的八大戒律》。文中说了大学改革一定不能够把像哲学这些刚刚摸到些眉目的基本的人文学科给改歪了。如果把这些给改掉的话，那么改革就一定是被改坏了，而不是改好了。包括对知识本身的追求的精神也不能够改。至少有一部分东西我们不能够质问它有没有用。这些和哲学的内在精神是密切联系的。哈佛的校训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美国是个实用的国家，经济很强大，很多人都以为那是个尊奉强权的国家。但其最著名的大学的校训却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以真理为友”，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却包含两个哲学家的名字。这里也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大学精神和哲学精神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些著名的大学在阐明大学的精神时都把哲学点亮的精神火炬高高举起。3、最能概括哲学内在精神的几个警句这是一个公众性的演讲，所以我不打算以学术论文的方式来论证哲学问题。今天这个讲座不是以理论论证的方式，而是通过对一个个哲学名言的点评，来阐发其中体现的哲学的内在精神，也就是把各个名言警句的亮点向大家作个介绍。当然，正式讲课是不能这样的，我在学术讨论会上也是另外一种讲法。在这里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庆祝节日的做法，讲的是精神的亮点。我在这里举出几条最能概括哲学精神的警句，然后以松散的方式逐一阐述其大致的内涵。前边已经讲过苏格拉底的“未经考究过的生活是不值得的”这个至理名言，现在转至笛卡尔的名言。笛卡儿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很多人就把它理解为只有我思才能够在社会上竞争，争得一己的生存，如果你不思，你就失去了竞争力，就可能没有办法生存。这样的理解与“我思故我在”是没有多大联系的。他问的是“什么东西具有确定性”，答案是思想本身是第一个能确定的人的本质属性。经过一系列的怀疑沉思，最终无可置疑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我在思考”，而我在思考说明我存在。其它东西在不在呢？不知道，要慢慢才知道。所以这个“思”确立了自己的在。而人家说“我吃饭故我在”或者是“我喝水故我在”，不然的话就都要死的嘛，医生也是这样说的嘛。干嘛就不这样说，偏偏说“我思故我在”呢？“我吃故我在”是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我思故我在”是思想的力量在肯定自己。“在”与吃喝的关系是因果律，因果律在哲学看来是研究自然的强制性，那属于实证科学的事情。而“我思故我在”是说我要想清楚哪个东西是最有确定性的，思想本身说：我在思想，这是不会错的，而“思”的发生必然要求一个作为思者的“我”存在。其它东西之存在的确定性有没有？这我还不知道呢，要慢慢来才知道。哲学的内在精神在这句话里也就体现在这里，以思想的力量主宰思想。既然思想的能力是第一个能够确定的人的本质属性，坚守它的独立自主，不就是获得了人的最基本的尊严么？还有“面对实事本身”这句话，前边已有所涉及。这是胡塞尔的名言。有一次，我们在开现象学研讨会的时候，有人问我说：“事实和实事有什么两样呢？两个字对调一下又有什么要紧呢？干嘛要这样加以区分呢？”实际上，“实事”这个词是倪梁康教授的译法，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特有术语；而“事实”是我们的一般口语，也是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下的一个关键词。在经验主义当中，感官观察得到的事件叫做“事实”。“事实”指的是一个事件，比如说，“下雨了”、“没下雨”这些都是一个具体的事实。描述事实要依赖于概念，有些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是一些康德式的必然范畴，是我们不可避免的；有些概念是临时约定的，如“计算机”概念，就是有了这种东西后，用一个较为固定的概念来指称这类东西比较方便，人们就发明了计算机这个概念。不给它命名也可以，就这样一种东西摆放在那里。就是把桌子与椅子拼凑在一起，另外给它一个命名，也可以成为一个新概念。这些概念都是为了方便临时约定的。比如，在中文里，兄、弟、姐、妹是四个各有所指的概念，而在英语里把这些放在一起，用一个概念来指称，叫sibling，在中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对应的概念了，但也没造成很大的问题。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一种约定，有非常大的任意性。要描述“事实”，需要这种东西。讲“事实”需要概念，包括范畴性的必不可少的概念和临时约定的概念。而现象学的对“实事”的把握，是试图摈弃一切概念，错误的概念不要，正确的概念也不要，剩下的就只有“实事”本身。这就是胡塞尔说的“面对实事本身”，也就是智性直观所得到的东西。不过，无论你直观到什么样的“实事”，要描述出来，要传递给他人，还是要运用概念。这就遇到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了。哲学的困境就在这里，现象学的难懂也部分地源于此处。从这个名言可以看出，哲学试图追求的是绝对的无偏见、无预设，是要把握未受任何偶然因素干扰过的本真状态。如果真能达到这种状态，普遍主义当然也就实现了。我自己也有一句常说的话，虽不算名言，但对哲学精神的概括力也不小。这就是：“将讲理进行到底”。原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后来的新新人类就说“将爱情进行到底”。现在我们讲哲学的时候，我说“将讲理进行到底”，这也是哲学的内在精神。人都会讲理，有时讲理，有时不讲理，有的人讲的是半截子的理，讲到这个事情能够通过就行了，就不继续讲下去了。哲学不一样，哲学要求讲理要讲到底，没讲到底的要继续往下讲，一千年没讲完还要接着讲。一千年不算什么，讲理不是那么容易的，讲一千年算什么呢？讲到底就是这个意思。它讲的这个道理，不是说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如果是这样的话，似乎对立双方各有各的理的话，哲学干脆说这两个理都不成立，要继续找理。这样，要反驳某种哲学，只要你说出一个问题使得这种哲学说不清楚，那么你就把这个哲学给反驳掉了。被反驳了，你就得重来。有这样的要求，就使得哲学是一个非常难搞的东西。所以哲学就需要一直做下来，尝试一遍又一遍，哲学家也就一个接着一个。哲学永不轻易买账，如果相反的说法似乎同样有道理，那就不对了。当然，哲学关心的是最重要的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对于今日菜市场的物价的可能走向等类无关紧要的东西，哲学家是不进行争论的。但是重要的问题，比如说“理念是什么”、“价值判断的有效性的根据是什么”等等这类问题，哲学是需要追根究底的。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就是把人说话方式的最基本的结构，那些不可避免的概念，说任何一句话都要涉及到的概念拿出来进行系统的分析，这一整套概念就叫做范畴。“实体”是一个最基本的范畴，为什么要讨论实体呢？因为我们每说一句话都有主语，把所有东西中我要说的那个挑出来，我才能进一步说它。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东西，其背景无限地模糊，其数目无限地多。我要挑一个东西来说，把一个东西先拿出来。现在我就说哲学节或者哲学日这个东西，一说这三个字，我就把不是哲学日、和它无直接关系的东西全部排掉了，就是把这个东西给截取了出来。当被截取的东西被设想成是一个自存的对象时，就暗含了实体概念。比如，我说“这个杯子”，我就把桌面排除掉了，把旁边的纸排除掉了，把杯子里面的水也排除掉了。就讲杯子，其它的不是我要讲的东西。这就设想有一个什么东西呢？杯子这个东西，就是实体。接着，我说杯子是圆的、是白的，等等，这些都是它的一些属性。所以说属性和实体这些范畴是我们说话必然要暗含的概念，是描述性语言的主谓结构决定了的。不要这些就没法说话，也就没法进行命题式的思维。有了“实体”这个范畴，接着就又有了“属性”这另一个范畴。这样，实质性的哲学问题就涌现出来了：排掉属性以后，还有没有实体？我们说杯子有圆的、白的等属性。如果除掉这些属性还有杯子吗？实体到底在哪里，它存在吗？这样，形而上学的问题就应运而生。在这里，贝克莱就说排除了可感属性之后就没有杯子。当然可感属性就是靠我们感官而获知的，所以他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这样的问题，一直潜藏在那里，只是哲学家把它给挖了出来。哲学不是我们哲学家强加给人们的东西，而是你自己本身内部深藏的东西，哲学家带领你给挖出来考察。所以说哲学是回到精神的家园，它本来就是在家园里有这个东西，人家把它给掩盖了，遮蔽了。（虽然我不太喜欢后现代主义，但“遮蔽”这个词还是挺好用的。）有什么把它遮蔽了，我们就把它揭开，我没有把一个哲学精神硬塞给你，而是你自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到了它。哲学是要启发你自己走上精神探索之路，顺着这条思路你一定会发现到这些深刻的哲学问题，哲学就是这样只诉诸思想本身的力量。就是说，要把被遮蔽的东西揭开来，恢复其本来面目，让你回到精神家园，这又是哲学的内在精神的一个面相了。哲学在上述这个意义上是最保守的，不是说要创造很多东西，不是说要给你什么新东西，而是本来就在那里的，让你往后退，去挖。找出信念后面的东西，找出其根据来，这是内心深处理性的演进。这哲学的所谓进步就是“退步”，哲学本身在进步，但是在逻辑上它就是退得越来越到点子上了，越到根上了。这就是哲学的进步，有没有呢？也许有，但那永远是个问题。在那个有问题的地方，它就开始讨论，所以什么意味着有哲学问题存在呢？就是有悖论的地方，有互相缠绕、说不清楚的地方，哲学就在那里探险。而一清二楚的，还讨论个啥？所以哲学是在思维的边缘那里运作。关于哲学的“退”与“进”，与哲学对人类共通理性的认定有关。哲学必须认定你我之间有共通的理性，但如果哲学理性是共通的，哲学争论为什么还没有结束呢？历史上，这个哲学好像在某个地方找到了人类认识的起点了，另外的一种哲学又说找到在另一个地方也找到认识的不同起点了。这两者看起来同样有道理或同样没有道理，后来的哲学家就有工作做了。因为共通的道理不可能得出不相容的结论，哲学在这里就要求重来，继续深挖更根本的起点。哲学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或者说往后“退”（推）的。这就是所谓“将讲理进行到底”，一直到碰壁为止。什么是到底的一个指标呢？既然要彻底讲理，就不可能讲着讲着突然就任意停掉，这是不行的，那就不叫“讲到底”。讲到出毛病了，悖论出现了，说不清楚了，那就说明道理已讲到现在我们所能够达到的底了。哲学碰到了某种现时的限度，就是刚才讲的出现了悖论，或者是相反的说法听起来似乎同样有道理。碰到这个，就说明我们到了哲学的前沿，进入哲学的活跃地带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确实是具有这个特征，所以我也不绝对地否认它。它只是常常人为地制造悖论，而不是按理性的要求往前走自然地碰到了悖论。这样，后现代主义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刺激性和挑战性，但人为地制造陷阱，宣布哲学的终结，似乎是哗众取宠，与“将讲理进行到底”的精神相违背。康德还有一个名言：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这是哲学的内在精神的又一个集中表现。“头上的星空”，就意味着去追问万事万物是什么或者追问我们有关这些东西的观念的根据是什么。我们是如何追问的呢？追问到底有没有星空，“星空”的现象背后到底有没有实体，是不是除去了属性就什么也没有？这可以说是在追问“头上的星空”。还有在遥远的我们看不见的“星空”的背后还有什么东西？这也是一个对“头上的星空”的追问。无限与有限也是在“星空”一词中得到比拟。这些追问不是要搞清其中的因果关系。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天文学、物理学了，和哲学就没有直接的关联。在以前，这些学科和哲学没有相分离，现在却成为一门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了。说这个“星空”到底是什么，是恒星、是中子星，还是黑洞等这些说法都是与哲学没有多大直接关联的，哲学家也不会直接去追问这些属于因果系列的东西。哲学追问的是一个非因果的东西：是能辩明的理由。不是找原因，而是找理由，reason，不是cause。原因有实证科学去找，而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这样理解而不是那样理解，则是哲学家所追问的。而康德所讲的那个“心中的道德律”，也是追问理性存在者接受道德律的理由，而不是找我们的行为在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的原因。对因果决定性的“他律”之追寻，不是哲学伦理学的任务。了解到因为他是在这个家庭长大的，他受过这种教育，他读过这本书，所以他就相信了这些，这是社会学或者说是心理学的任务。而哲学伦理学本身就是说：相信这样做是对的，那是错的，这是好的，那是坏的，为什么？告诉我理由。你说这看上去是好事，那看上去是坏事，我把它倒过来说为什么就不行，你给个理由呀。你把这件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找出来也许有帮助，但还一点也没涉及到对这件事的价值判断。康德由“心中的道德律”又转化到“绝对命令”、绝对的理性上来。所谓“绝对命令”是一个“先天综合判断”，不是康德自己随便给出的一个命令。在康德看来，所有理性的存在物，如果他认真地去反思道德判断的根据的话，得到的必然是这个东西：绝对命令。所以说“绝对命令”几乎是和自律、自由等概念相当的。“心中的”道德律，在心中，而不是说别人告诉我什么是道德的，我就遵照执行。当然，如果人家觉得这样做是不道德的，我这样做的话，人家就给我眼色看。这样，在社会压力之下，我无奈地遵行大家所认为的所谓“道德”。为了避免麻烦，你不得不遵守了社会规范，但这半点都没有说明你具备了道德人格。道德人格是从内心自己要求说要这样做，仅仅因为这是道德的，而不是因为经受不住社会的压力。相反，能冒天下大不韪去做你的理性告诉你应该做的事，才真正说明了你具备强有力的道德人格。这里依靠的是内心的理性的独立判断，是“自律”，而不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更不是由自然因果或社会因果决定的“他律”。也许大家搞错了，要我做不符合理性之“绝对命令”的事，而我不为所动，还要按照我的理性发现的原则去行事，无论后果会对自己带来多大的物质或名誉损失。当然，如果是你的理性搞错了怎么办？那就没办法了，再重来吧。什么东西都可能出错。做数学，你以为搞对了，以为自己考了一百分，可是卷子发下来一看，不及格。但是你不能说不按自己的思考来做，只是看看旁边有一个“2”字，我就抄上去；我看到墙上有个“3”字，我就顺便写个“3”。不能这样干是不是？或者说我靠扔硬币，把答案随便弄两个，100或1000。这是不行的。你总得按照自己的思考来运作吧。到底你搞错了没有，那谁也不敢保证。哲学家随时都有一种开放的概念。在他看来，他找到了这个，但是他随时准备着接受别人说“这是不对的”或者说“这是有问题的，你搞错了”。因为只要是用思想本身的力量让他信服他搞错了，他就接受，否则他就不接受。如果理性找不到这个东西，或者所有能提供的理由都似乎同样有理或同样没理，他就否定这个判断。他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不知道”。苏格拉底就是这样说的：我之所以比你们聪明一点是因为我知道我是无知，你们却是无知自以为有知。他说无知不是随便说无知就算了，而是理直气壮地，有板有眼，有理有据地说：“我不知道”。通过这样证明给你看我是不知道的。这就是讲道理“讲到底”的态度，没有被证明的东西不能作为一个准则来指导人生。4、哲学最清楚理性的限度在哲学中将讲理进行到底，当然不是说在实际生活中，也要把道理搞透了才采取行动。实际行动中的决定，并不能等到把相关的问题的道理全部想通了才可以做出。比如说我正在思考哲学问题，但突然发现有人拿枪指着我好像要开火，我大概不会马上想到和他讲道理吧，也许我有什么东西砸过去就砸过去了，或者干脆撒腿逃命，反正要即刻做出决定，到底决定是否做对了，天知道。这就是说哲学本身是一种独立的思想，纯粹的思想活动，它也许可以帮你在非紧急关头做好人生中最重大的关键性的决定，但对日常生活中每天都需要做的技术性决定或应急措施来说，哲学式的彻底考察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再也不会问：哲学家一天到晚都讲这个，他会行动吗？最后都没有结论，他怎么办呢？他不用吃饭？不用走路？他会不会想这块地会不会随时陷下去？你现在终于知道，这些问题都出于对哲学的本性的误解。哲学家在做哲学思考的时候也许是没有多少行动的，但平时还是和我们一样生活在现实当中。笛卡儿就是这么说的：“我再不做这个沉思的话，我就老了，死掉了，没有机会了。”但是，我的理性能力以前弱，特别弱，所以要长大成熟以后才能做，轻易不能去做这种根本性的沉思工作。但是现在没时间了，没办法了，只有开始做这个工作了。所以理性主义哲学是首先承认了人的不理性。很多人误解为理性主义哲学家是只把人当成是完全理性的，这是绝对的错误。笛卡尔的第一沉思结尾时就说，你看，我使劲想，想出了一些与习惯不符但很有道理的东西，我如果不把这些新思想加强，我的老习惯又会把我拉回老套中去了。不过这种思考太费力，这样下去我受不了，我还是休息一会儿吧。笛卡儿认为理性的力量是很微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意识的去弘扬它，去推动它，使劲去运用它，才有可能找出一点点可能是真理的东西，不然的话根本就没有希望了。这里隐含了他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基本估计：“我知道我理性的力量还是挺弱的，我一般情况下是不理性的。”所以理性主义哲学家对人的本身的理解，不是把人看成完全理性的存在，而是知道人的理性的力量很微弱，所以需要我们最大限度去运用它，使劲去促进它。因为我们要找到真理，找到正确的判断，只有一种力量可以做到，就是理性的力量。理性再弱也得用它，没有其它办法。用我们的情感不可能找到真理，用感觉也找不到真理。真理是一个判断，判断存在真假。分辨真假是理性才会做的事情，其它东西不会做这个。在经验主义传统里思考的哲学家，像休谟、洛克等，虽然主张观念起源于感觉经验，但当他们做出这种经验主义的哲学判断时，不可能宣称自己只是凭感觉说话的，他们照样以为自己的哲学最合乎理性，尽管他们对理性的解释非常不同。所以理性主义不是说生活只有理性，没有人会这样认为。只是说，我们要进行判断，要进行哲学性的思考，要搞清楚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必须用理性，用其它东西来代替是绝对没有出路的。而生活本身，大部分时间是根本没有理性可言的。我呼吸，我走路，我吃饭，好吃的不好吃的东西都扔了，这些都没有多少理性可言。就拿我自己来说，吃东西我似乎是最不讲理性的。也不按照一天三顿来吃饭，什么时候饿了我就吃。有时候即使我饿了还不吃，有时候吃三顿，有时候吃两顿，一天半顿也有可能。我们大多数人也不会按照营养配方来吃，起码平时我就很少有这样的概念，即使我知道有某个好的配方，我也不去理会它，我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即使这样，人家觉得我是一个很讲理性的人，好像是理性的代表，但是我为何又表现得好像那么不讲理性呢？其实理性主义传统讲的价值理性，不是指这些工具理性。理性就是说该用理性的时候就使劲用它，不该用理性的时候用就别让理性掺和。比如说，我们需要想半天再嚼一口饭吗？每吐一口唾沫需要思考它的来龙去脉吗？如果整天如此，就是非理性了，而不是理性。不是理性管的地方而用理性来制衡它就是非理性。如果在谈恋爱的时候说：“到底你为什么爱我，说不出来我就不理你，”这是非理性的人才做得出来的，“你讲不出道理，还想来娶我，没门……你讲出个爱我的道理出来吧，不然别来见我……”这种人是绝对的非理性的人。在不是道理管的地方叫人讲道理那是非理性的绝对表现。刚才谈的是在私人生活层面理性的适用范围。在社会政治层面，更有必要弄清楚这个道理。一个滥用理性尺度的不理性的社会，会在人家根本没有触动到其他人的利益的时候，叫你非要讲出个道理来才让你干一件事。虽然你没有损害到别人，但是你讲不出道理为何要这么做，就不让你这么做。这样的社会看似讲道理，其实是最不讲理的社会。我要画一幅画，你却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画”，还说“你说不出道理来就不能这样画”。只有最不讲理的社会才会逼着人家在这不必讲道理的时候去讲所谓的“道理”。我要喝水或喝茶，你要喝咖啡，旁边却有声音说“干嘛喝这些，你讲出个道理来”。我们说“我不知道，我爱喝这些”，这声音却说“讲不出道理就不许喝”。我写了几句诗：“高耸的远山/盘绕着痴迷的思绪/阳刚给典雅描眉/往日酿造的劲歌/到此刻才唱出醉意”，如果有人看了，就问：“你这里边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是根据什么普遍原则写出来的？”还说，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就不许这么写，我就只能哑然失笑，置之不理。如果社会到处如此逼人“讲道理”，这是不是最不合理的社会呢？我看差不多了。其实，一个合理的社会，就要在维持社会基本稳定的条件下，让所有的人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各种愿望，不管这些愿望有多么离奇怪异。所以理性这个概念不要滥用，不是它管的东西却硬要用理性来衡量，这就变成非理性了。顺便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理性是指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这在哲学传统中主要属于经验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与这样理解的经验主义的工具理性，不但不一样，而且相互对立。康德的理性主义，主要体现在理论理性与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哲学理性主义的特征主要是坚持认为存在独立于感觉经验的必然真理或普遍原则，而对逻辑推理的有效性而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同样承认，不存在很大的分歧。至于情感或欲望之类的东西，无论在哪个学派哪个传统中，很少哲学家认为这类东西会有什么认知判断的功能，更没有人以为这些非理性的东西应该从生活中清除出去。总之，理性本身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我们要把问题搞清楚，要下判断，其它东西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用这个了。感情再丰富、再浪漫、你再英俊、再有钱、再高贵、再性感，与判别什么东西是对还是错没有必然的联系。要做哲学，要去思考，要追求普遍性，而还要诉诸非理性，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弄了。这有可能吗？不可能，因为你说要什么主义也是理性在判断。你可以大力提倡浪漫主义的甚至反理性的生活方式，但是只有借助理性的部分功能才能做出这种提倡。情感是不会说话的，感觉也不会，说话的只有这个理性。语言是理性的，没有逻各斯这种东西，我们能肯定或否定任何东西吗？这是不可能的。哲学的内在精神——讲道理和这个理性的概念的联系就体现在上面所说的方方面面之中。5、哲学与实践接下来讲哲学与实践这个问题，这就与上面谈到的哲学之有用还是无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一般在哲学中讲实践，有两个概念特别容易搞混了，实践哲学和“哲学就是实践”这两个东西总是让人给弄混了。有一种哲学是把“实践”作为最基本的概念，说“检验真理靠实践”，实践是理解一切东西的出发点，是衡量其它一切东西的价值的标准，这是一种实践哲学。但是有人就把这个说成是“哲学就是要去实践”，那就完了，搞混了。讨论这个实践是什么的标准的时候，它是在做理论上的思考，不是在干某种事情。你说“我是哲学家，所以我是实践方面的专家，你不是搞哲学的，你不要实践，我来实践。”这一定是一个荒唐的人，是在胡说。所以“哲学就是要去改造社会”这种说法需要好好的考虑。当然可以为了改造社会而去搞哲学，但是搞哲学那阵子本身是在思考，而不是在做某种具体的改造社会的事情。搞哲学需要思考，而不是让我们去“实干”。所以，可以说，有时哲学是为了实践，在这种层面上我们可以去讨论哲学的功能。但哲学不是让我们去具体操作，去“干”。谁都知道，搞哲学的最典型的形象是坐在那里“想”。一个长着长胡子的人紧锁眉头，仰望着天空，或是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老人手抚着下巴，注视地上，沉思着。这种典型的哲学家的形象怎么就变成了最实干的人呢？这是和它对立的东西。实践哲学与把哲学说成就是实践是经常被混淆的。哲学是讲道理的，它是把道理讲清楚，有没有可能通过实践把人都改造成讲道理的呢？哲学本身是没有这个责任的。起码它让你知道，要讲道理的话，这才是道理，让你明白你要讲道理的话就这么讲。比如说讲伦理学、讲道德哲学，就算你把价值第一原则找到了，你认识到这些道理了，你就必然会变成一个很道德的人吗？不一定哟。如果你想知道做这种事是道德的，做那件事是不道德的，哲学会帮你这个忙。但你是否会最后去做道德的事，哲学却不敢担保。哲学作为一种思想本身并不主宰这个，这是哲学主宰不到的。所以康德他可以有他的道德哲学，但是他的行为完全可以看起来不道德。生活中我们可以有不道德的行为，即使我们主张的是一种道德哲学，这二者是不相矛盾的。道德哲学只是说要认清楚要做道德判断该如何才有根据，才合乎理性，哪种道德判断是错的，哪种判断是对的，就这些。没有说你认识其中哪一条道理，你就必然会变成道德的人了。人的性格（你是怎样的人）和想清楚什么问题是两码事。当然没有把前面一个问题搞清楚，你有可能自以为是做了好事，其实是做了坏事了，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区分好坏。流行的价值观，就很有可能包含毫无道理的戒律，甚至还有颠倒是非的东西。比如说，有些不同文化里头不同的观念，是历史上某种偶然的因素带进来的，它所禁忌的东西可能是道德中性的东西，把这个当成是不道德（不是道德中性的），就是判断的错误，就是应该从道德理念系统中清除出去的。有些却倒过来了，好的东西被当成是坏的，或者说坏的东西被说成是好的，理性试图把这些东西都搞清楚，是好的东西就留住，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中性的东西排除出去，让它不起作用。这就是道德哲学的一种理想。能否做到呢？很难。有谁尝试过没有？人家一直都在尝试，大多数原创性的道德哲学家都干这种工作。现在的西方大学哲学系的伦理学教的全是这种东西，不会教其它东西的。就是说，你把某位公认的道德哲学家的伦理学理解透彻，看他如何导出一个伦理判断的标准，然后学会按这种标准给自己的道德抉择做引导。如果另外一些道德哲学家的伦理学导致不同的结果的话，问题就暂时没有定论，这就需要我们继续讨论，伦理学的课程都是以这种讨论的方式进行的。如果教其它东西并把它叫做伦理学，那是误用了“伦理学”这个名词。人家会说：“怎么教伦理学教这个，你一定是搞错了”。由于道德哲学的定论很少，我们就要继续深入思考这其中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当然，我也试图做这种工作，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讨论这个的，讨论道德判断的最终根据是什么的，只是现在还没有中译本。哲学的内在精神与实践问题处处有瓜葛。价值问题是实践问题的一个预设，你没有价值判断就不可能实践。因为实践不等于行为，行为只是可以观察到的身体的动作，而实践可不一样。那实践是什么呢？你有一个想法，然后按照你的这个想法去把东西改造成同你的想法相符合，这就是实践。自动的从窗口掉下去，那不叫实践，也不叫行动。实践是一种行动。行动又是什么呢？有意识、意念在先的动作系列才叫行动。如果你睡觉睡着了，别人将一把手枪放在你手里，对另外一个人拿着你的手抠了一下，“嘭”，打死了一个人。你醒来以后有人说是你干的，说是“你用手抠的”。你会说，我没有用枪打死人，那不是我干的。你没有这个行动，你不应该负责任。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说这是你的行动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开始想这么干，后来就这么干了（这时间多么快就无所谓，只要有这个过程就行了），这就叫行动。实践基本上是和这个概念相吻合的，实践是这样的意图先行的东西。这样的话，就说明要实践首先必须要在价值定向上进行选择，没有选择的随便自动的行为就不叫实践。选择一个东西去做就存在一个价值判断，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价值判断事先规定了我们要怎么做。有些判断是康德所说的假言判断，即，假如想要达到那个目的，你要做些什么才能达到？这叫假言判断，是工具理性。就是说，目标已经知道了，如何达到它，是现在需要搞清楚的，这就走进技术理性的范畴了。我想把这个房子给盖起来，盖五层。在动手盖之前就需要设计，还要计算人力物力等。完了把它盖成你所想要的那个样子，这叫实践。这个工具理性也是实践理性。还有一种实践理性不是假言的，而是定言的判断，也就是所谓的“绝对命令”。这个定言的判断表达的是目的本身，而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把目的本身是什么东西要找出来，搞清怎样的目的是正当的，才是我应该追求的目的。这就是道德理性，道德哲学一开始要做的，就是要找这个第一原则。最高原则找出来了，其它具体规则就可以从中导出来了。这就是伦理学、价值判断和实践理性需要遵循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随随便便就说我来一个经验主义的伦理学，不搞理性，调查研究一下大家信什么之后，就把发现的东西公布出去，就说是伦理学的研究成果。这个东西，你想想看有没有起到伦理学应该起的作用。比如我调查了50个人的意见是什么，结果是大家的道德观念一致，接着就公布了。但是既然大家的道德标准本来就是一样的，还需要你公布干嘛呢！你伦理学家有什么用，你把这个弄出来有什么用？把大家已经有的东西写在纸上就是你的任务？这本来就有的，和你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我弄出来的结果是这50个人的观念不一样，各有各的，弄出好几条规则。那么我就将规则作“哪儿来哪儿去”的处理，各自分别发回给他们。这样的话，人家的道德观念和我照样无甚关系，人家本来就有这些观念嘛，我把它写在纸上还给他们并不代表我就做了一个伦理学家该做的事。如果是我调查了大部分人一致的道德观念，完了以后，告诉少数持不同道德观的人说：“你属于这个社会，你不同意也得就范，你非得服从不可”。这样的话，你是蛮不讲理，这不是将讲理进行到底。你调查的时候把我排除在外，完了以后弄出来的规则又要求我去遵守，就说我应该按照你的要求去干我自己的事情，你不是无赖是什么？所以，按照经验所总结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成为规范意义上的伦理学的。它要么是无所作为的，要么是不讲理的。不讲理的东西还叫伦理学吗？让人家不服也得服，这叫什么？这叫暴力，叫强权。强迫人家按照你的想法做，就是人家真的做了，也和伦理道德的本来要求背道而驰了。哲学与实践的关系的关节点就在这里：关乎我们的价值判断问题。哲学就是运用思想的力量找到价值判断的根据。如果理性在这里失败了，也就意味着价值理性的彻底失败，实践理性也就只能是完全的工具理性了。这就澄清了哲学与实践的关系的某个层面。我这里主要讲了哲学思考与实践如何通过价值判断来达到结合的，还强调了不能把“哲学就是实践”和实践哲学相混淆：哲学本身是理论不是实践，但我们可以讨论实践哲学的可能性。6、结语：哲学是严格的学术而不是意见和观点的集合很多人以为哲学是没有规范的偶得信念，你有你的哲学，我有我的哲学。如果真是这样，哲学怎么还能成为一门学问呢？大学里面怎么还会有哲学系？并且，如果在一所传统的名牌大学里面撤掉哲学系的话，那么这所大学就名不副实了。其它实用一点的学科还可以撤掉，但把哲学给撤掉的话，我们一定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这还是大学吗？但是，在生活当中似乎还真是各人有各人的哲学。这又作何解释？“哲学”这个词是有歧义的，在学术之外，它有时确实是指人们不加追究就接受下来的基本预设，而不指哲学家那样的对这些基本信念的系统的有板有眼的质疑和理性重建。这些基本预设的例子有：“外部世界确实存在”，“存在区分真与假的标准”，“事实是判断的依据”，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和宗教的问题域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些基本的假设都是它们要关心的。但是，从学术的意义上讲，未经考察过的基本信念叫做“意见”，而有了对这些意见的不信任，哲学才真正开始。真正的学术上的哲学的关心方式和我们一般的关心方式包括宗教的关心方式是不一样的、甚至相反的。一般的关心，是想方设法守住这些基本信念，而真正的哲学上的关心是质问这些信念有没有根据。你说要信这个，到底能不能信它，如果没找到根据，或者不是在理论上不可或缺，就不要信它。在没有质问它之前，不要说“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哲学”。把这些基本信念拿来拷问，问它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讲的学术上的哲学，是古希腊以来开拓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我们大学生、研究生是在做学问，当然应该以学问的眼光来理解什么是哲学了。在柏拉图那里，哲学一开始就把自己与意见区分开来了。哲学是理性的，是把道理讲到底。如果我们随便说几个观点或随便信点什么就是哲学的话，到大街上去随便问任何一个人，他可以一小时平均给你十个“哲学”。这样的话，“哲学”就太多了，大家都是哲学家了，大学里还要哲学系干嘛。哲学不是意见的堆积，不是随便说说自己的看法，在无限多的观点和看法中再增加一个，凑热闹。起码在真正的哲学家看来，其它的哲学所说的道理有缺陷或者没有把道理说透，抑或有说错的地方，而他说的比那些更有道理，他才搞出自己的哲学来。不然的话，他就不搞了，不是这样的话，说出来的话再正确，也不能算是在做哲学。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很个性化的，几个人一起干在大多数情况下恐怕很难做出原创性的哲学成果。哲学的命题要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做不到就得重来，但与实际上有多少人认同又没有多大关系。这样，哲学的内在精神就同时包括了自由、自主、普遍性、必然性、探索性、独特性等等激动人心的东西，这也就是这个哲学的节日所要纪念的东西。我所要讲的哲学的内在精神大概就是这些。我是以散论漫谈的形式来进行的，从不同时期不同哲学家的几句名言中引发我所要讲的东西。最后，还是让我用我以前写的一段“为何要学哲学”来做结束语吧：你是否想过，人们都追求快乐，但是，除了快乐之外，生活还有更高的目的吗？如果有，那是什么？如果没有，那么为何人们对快乐的追求要有所限制？假如做一只蝴蝶比做一个人更加快乐，你愿做一只蝴蝶还是做一个人？当你觉得你自己或别人做了不应当做的事，你是根据什么标准说那是不应当的？此种标准可靠吗？你是否想过，除了世界上能被看见的东西，还有没有根本看不见的东西存在？你如何能够把一个有思想感情的人与一个行为和人差不多的机器人区别开来？一只狗有没有思想？如果动物学家告诉你狗没有思想，你凭什么相信他？如果你相信狗有思想，那么蚊子也有吗？含羞草呢？玫瑰花呢？冰箱呢？计算机呢？你能说出个令人信服的然和所以然来吗？你是否想过，空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开头？当你把一本厚书从书桌上放到书架上时，书原来占据的空间是留在了桌面上，还是跟着书上了书架？或者根本就没有自存的“空间”？我们要对准时钟时，怎么知道谁的钟最准？最准的钟的所有者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能接触时间本身？有“时间本身”吗？你是否想过，除了我们从生活经验、实地调查和科学实验中得来的知识，还有没有其他种类的知识？知识的可靠性如何得到保证？有没有某种东西，再聪明的人们联合起来再坚持不懈，也根本无法对其有丝毫的知识？那些有名的数学定理，在任何一个数学家发现和证明它们之前，是否已事先存在？如果存在，在哪里存在？如果不事先存在，如何能够被人“发现”呢？你是否想过，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和政府？从最根本上看，是国家为个人服务，还是个人为国家服务？在政府该管和政府不该管的事务之间，我们应根据什么去划清界限？立法的根据是什么？什么是正义？正义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回事吗？或许有些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也是非正义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与每一个人的生活密不可分的，虽然大多数人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些问题可以有板有眼地追问，并且尝试对它们做出回答时需要具备严格的逻辑推理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和独到的洞察力。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教你如何挖掘出你这种本来具有的、但深藏不露或被严重压抑了的能力。苏格拉底说：“未经考究过的生活是不值得的”，你为何不以轻快的步伐迈进哲学的殿堂，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进行一番探究，培养一点“把讲道理进行到底”的精神，给生活多增添几分豁达和深沉？如果你不想整个地被牵着鼻子走，在原则问题上有自己系统而深入的看法，来学习哲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