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鲁迅最后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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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年出生于绍兴城一没落家庭，十三、十四岁后因家道衰落而生活日益艰难。尽管童年天真无邪的生活里有着许多温馨、柔和而美丽的体验——这种温馨、柔和而美丽的体验以及对这种体验的温馨、伤感的诗性怀忆与追往，曾在《呐喊》、《彷徨》、《野草》和《朝花夕拾》等集子内的一些文章里有所流露和体现——但旧社会里丑陋而险恶的东西（包括科举），尤其是自己家族所表现出来的丑恶而险恶的东西，加以家道中落所带来的艰难、辛酸特别是他人的卑视和轻蔑，给鲁迅童年、少年时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也给他的性格注入的坚强、坚韧和反叛。1898-1902年，鲁迅离开家乡远走他处，“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在南京新式学堂对自然科学技术的学习，以及维新思潮影响下对《时务报》、《天演论》、《译学汇编》等进步书刊的阅读，使他接受了进化理论，接受了承认和主张社会变革的社会政治思想，开始对社会历史的发展问题尤其是社会的思想文化的问题产生兴趣，并形成自己的各种看法。
1902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就学后，他在学习预科的同时喜欢阅读哲学和文艺方面的书，并尤其注意起人性和国民性的问题。鲁迅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治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2]由于在日本看到中国人“赏鉴”中国人被杀头的电影镜头，由于在日本耳濡目染了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思想和性格的差异，特别是由于他对文艺的浓厚之兴趣，他决定放弃学医并最终退学返回东京。他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
1906年退学返回东京后，鲁迅开始联合一些人提倡文艺，创办刊物，撰写稿子和翻译外国的文艺作品，但是他提倡文艺以改造国民和挽救国家的梦想又终因没有人理会而失败了。医学梦想的破产，文艺梦想的破产，鲁迅陷入了无比的失落、孤独、寂寞和悲哀。“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4]现实对有着远大报负的青年鲁迅其医学梦想和文艺梦想的粉碎，使他开始失却作为青春少年鲁迅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之激情和报负，也开始认为“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5]，现实主义以及他对世事、时事的冷峻、冷酷之看待，开始在鲁迅的心中攀升……
恰在此时，因为母亲和兄弟等在经济上的需要”，鲁迅便在1909年返回中国，开始在杭州、绍兴和北京等地从事教育部门的工作，并沉于研究和整理古代的有关文献资料。虽然鲁迅曾目睹辛亥革命之光来到杭州和绍兴一带，但辛亥革命戏剧性的昙花一现和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实质性之依然一致，不但没有把鲁迅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意志主义的东西“召唤”回来，反而大大促进了他对这场“革命”的思考，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对中国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思考。鲁迅饱含“地火”、“熔岩”的心，带着中国社会的苦难，带着自己人生的苦难，走进了孤寂而冷峻的思维之城堡……
就在这样的寂寞与冷峻中，鲁迅度过了他1909-1918年这10年在教育领域的时光，这10年主要心向古代文献资料的思维时光。辛亥革命昙花一现，并没有对下层民众（这是中国社会构成的主体）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封建军阀对“民国”政权的窃取和封建主义的倒行逆施，“民主”、“科学”旗帜下反对旧政治、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旧艺术而主张新政治、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新艺术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起来。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激进的民主主义分子或初步的共产主义分子，利用《新青年》等阵地开始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道德以及旧文学旧艺术等核心内容展开了进攻；而旧的伦理道德，旧的伦理文化，则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批判对象，主要攻击对象。
鲁迅大量的小说和杂文批判了中国社会的黑暗面，尤其是批判了中国“国民性之陋劣”，并且是“尖刻的”和“不留情面的”。而读者如果就以此来判定鲁迅是一个尖酸刻薄、逞勇好斗、胸量狭小的人，那只能说那只是读者自己的浅簿与尖刻。长期生活在专制主义政治之下以及长期沐浴专制主义思想文化的中国大众，又岂能人人都理解鲁迅的良苦用心（也许总处处矫枉过正）？又岂能人人都领悟鲁迅的上下求索？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6]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确是战斗的一生，批判的一生。鲁迅在批判中国社会的黑暗时，也间接地展示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光明的预想，这些都直接显示了他的内心精神世界，他的个性心理品格。因而说，鲁迅在批判中国旧道德的同时，也真实显现了鲁迅自己的道德品行，显现了鲁迅自己的人生精神。
“我其实是知识阶级中最末的一个，而又是最顽强的。我没有照着同阶级的人们的意志去做，反而时常向他们挑战，所以旧的知识分子如此恨我。”[7]“鲁迅度着战斗的生活，处处受着绅士们的压迫，大学教授中绅士居多，使他不能好好的教书；批评家中绅士居多，使他不能好好的创作。”[8]有的人骂他尖酸刻薄，有的骂他冷酷毒辣，有的人骂他阴贼、多疑、善妒，有的人骂他胸量狭小，爱复仇，喜报复，有的人骂他虚荣好颂，领袖欲强烈。总之，“他逝世前的几十年，备受国粹派、现代派、保守派、革命派、左派的讽刺、笑骂、诅咒，攻击；逝世后的半个世纪也不得安生，无意的误解，有意的曲解，只责他骂人，不提人骂他……至于视鲁迅为异类，为绊脚石，为怪物，为落伍，为反动，为封建余孽，或以青年名义、或以革命名义、或以无产阶级名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事，更是史不绝书。”[9]
“那些对鲁迅作品浅尝辄止的人们常有一种误解，认为鲁迅尖刻、好斗，没有包容慈善的胸怀。其实，鲁迅待人是宽厚的，也很少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倒是那些反对鲁迅的人们，对鲁迅采用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的。”[10]鲁迅的一生是复杂的（不管是思想还是其他），鲁迅的被评价，自然也是复杂的，千奇百怪，光怪陆离，真如鲁迅自己生前所言：“呜呼，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11]那么，鲁迅论战而批判的一生，撇开对其著作和思想尚未登堂入室的误解以及鲁迅一些的确的不足与缺陷，他正面的，为我们今天仍有启示与鉴照价值的道德品格或者人生精神又有哪些内容呢？
1、爱国爱民
鲁迅批判中国旧道德的一大特点就是鲁迅在批判中国旧道德时情感上时时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孔子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12]又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13]鲁迅自己说：“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14]鲁迅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批判中国旧道德的“吃人”，就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鲁迅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农村不觉醒的劳动人民和批判种种顽固不化的“国民性之陋劣”[15]，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劳苦大众，对国家前途，对民族命运，鲁迅可谓是“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16]
鲁迅本来是抱着“革新古国的人民”[17]的追求而弃医从文的，鲁迅本来是自任以“精神界之战士”[18]而翻译介绍外国战斗性的文艺作品和宣传觉醒和启蒙的。然而，在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特定的时代，死沉而无际的社会“荒原”或“沙漠”，让“从别国里窃得火来”[19]的第一批思想开拓者，第一批文化开拓者，倍感了现实的无奈和事世的苍凉；个性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爱国情怀和救国情怀，在“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20]的寂寞与悲哀中，让鲁迅感到“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21]——这，是一个怎样的爱国者的酸楚、悲戚之心声？！
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华民国的空招牌，革命先驱者不幸的血和古国人民不变的心，让鲁迅更觉沉痛、悲哀、凄凉和寂寞，使他开始抛弃了青年时期英雄主义的“慷慨激昂”，而沉入到对中国社会、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国民性更深层次性的思索中，使他对中国要真正实现变革与进步有了较之一般人更深邃的体认，真所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鲁迅’而已”。[22]
新文化运动爆发后，鲁迅受邀加入《新青年》团体，从表面上平静的研究工作和任职教育部的工作站出来，开始为“前驱的猛士”摇旗呐喊，写作了大量批判中国社会黑暗面，批判中国旧道德的文艺作品。无论是批判北洋军阀时期倒行逆施的尊孔复古运动，还是批判时期同样为专制主义招魂的“八德四维”和“新生活运动”；无论是对国民劣根性不遗余力的直接批判，还是对中国农村劳动农民和城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的直接刻画，鲁迅都是出于对他们的爱，出于对国家的诚。“恨”只是“爱”的反面，鲁迅恨一些“正人君子”，鲁迅攻击一些“旗帜外套”，何尝又不是爱“正人君子”的反面，捍卫“旗帜外套”的反面呢？在社会大黑暗中首先觉醒起来的鲁迅，“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23]
2、战斗抗争
“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24]出于爱，出于对自己的国家与人民的忧虑，鲁迅对旧中国黑暗面的批判，才显得那么锋芒而温情、尖锐而厚重。但战斗与抗争，却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而鲁迅，也一直以战斗者自居，以抗争者自居，向“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等举起了投枪！[25]他还在自已的散文诗中自抒性地写道：“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26]
鲁迅从小就有叛逆意识，他热爱远离四书五经和远离功名伦常的“百草园”；他向往自由自在、纯朴天真的乡村和乡村童年……因为“流言”及其他，他离开了绍兴去南京，然后又离开了南京到日本，他要寻找自己的天地，他要抗争压迫人的力量。鲁迅崇尚“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之“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并且不畏“为世所不甚愉悦”。[27]鲁迅对中国旧社会、中国旧道德的批判，的确在“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状况下做到了威武、刚健、勇烈、雄桀、坚韧、坚毅、坚定。“托尼学说，魏晋文章”[28]，战斗抗争的鲁迅，用他那冷峻、辛辣、锐利、简洁、峭拨的文笔，刺向了中国社会黑暗的一切……
鲁迅说：“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与时宜不合。”[29]他又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学，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30]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31]为“无力无笔的弱者”而战斗抗争，其中自然“不得已的矫枉过正也是免不掉的事”。[32]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敬告青年》一文中说：自觉就是自觉自己新鲜活泼的价值与责任并不自卑，奋斗呢，就是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的黑暗与反动，视之若仇敌，视之若洪水猛兽，而决不与之为邻、共舞、同流、合污。鲁迅“爱博而心劳”，他的战斗与抗争，他的批判与攻击，固然常有“矫枉过正”之处；但时，他的确做到了陈独秀所说的自觉与奋斗，并且一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哭骂……都不推辞”。[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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