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陶渊明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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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人们都十分重视对于陶渊明的研究，但多数是从文学角度对其作品进行分析。本文作者试图从陶渊明作品的基本内容来分析其人生观，并由陶渊明对战争、士庶、自然及贫困生死等方面的认知来对其阐释并探析其影响。

［关键词］陶渊明；客体；自我生存方式；人生态度

人的社会行为往往受到其人生态度的影响，尤其是像陶渊明这样生活在动荡时代之中，社会地位变化无常的官僚士大夫人物。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名潜，又字元亮，东晋末年人。他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之一，同时，又是这个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其所特有的人生态度决定了其文学作品的基本内容价值和其行为走向。

一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曾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其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从《命子》诗中“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晋书?陶侃传》）［1］的话来看，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正直有为、胸襟坦荡、建立过功勋的人，他们的言行直接影响着陶渊明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其价值观的建立和人生观的形成。

陶渊明处在东晋的分裂崩亡时期和晋末的社会转型之际，政治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小军阀为了争夺权力，互相攻杀，兵祸连年不绝。陶渊明自幼经历一系列战乱兵变，认识到战争对人民的伤害，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破坏，因此痛恨战乱，关注民生，忧国忧民，进而心生辅佐明君之愿，胸怀匡扶天下之志。同时，战争造成的颠沛流离生活使陶渊明对现实感受有切肤之痛；战争破坏和军阀人物的行径迫使陶渊明对去留志向作出选择；对现实悲惨状况的认识，陶渊明明晰了思想意识中的善恶观，坚定了其人生价值抉择，并在其诗作《桃花源诗并记》中，描述一种美好和谐田园生活图景，表达自己对战争的厌恶，希望构建一种无压迫、无剥削、人们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

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在拥有准确知觉自我的愿望的同时，还有提升自我、改善自我的愿望。虽然日渐衰落的家庭使陶渊明有幸学经读史、弹琴习剑，但与士族出身、家境优裕的文人相比，其生活是艰辛的。而这种艰辛是陶渊明真正咀嚼过并刻骨铭心地镌刻在脑海之中与心灵深处的。

同时，传统思想及同时代思想家，也对陶渊明的人生态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陶渊明自幼受到儒家经典的熏陶，“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2］。另，孟子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所描述的“恒产”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陶渊明对其也进行了借鉴与吸收，这主要体现在其所描绘桃花源理想的生活场面中。由此可以看出，孔孟思想对其是有一定影响的。

另外，老子的“小国寡民”的设想，对陶渊明桃花源理想社会模式的架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如“黄绮之商山”，“贤者避其世”也和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相像；“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这些在陶渊桃花源理想社会中的社会生活描写，可以说是对《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继承与阐释。

一定的人生态度受一定时代的影响。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产生于东晋南初特定的时代，当时魏晋玄学之风盛行。陶渊明受到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表现在他生活及各个方面：崇尚自然并以自然为核心，追求人生的淳朴真诚、淡泊致远、幽美的田园生活。而崇尚自然，则是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特征。关于此，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也着重谈了这点。

同时，阮籍、嵇康、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陶渊明也对其吸收应用。

总之，受传统及同时代思想的影响，并由于政治社会化是人们习得其政治取向、意识形态或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因而使得陶渊明在自觉或者不自觉中成为政治社会化中的一员。陶渊明在接触社会和他人的过程中，更加理性的去认知，将自己与拥有自己向往的技能或者特质表现为一种文学的东西，即用诗作来实现自己的认知目的，用行动诠释自己的另类人生，进而确立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形成了陶渊明的人生观。

二

陶渊明以其大量的诗文著作、以诗歌散文的文学形式和论证严密的政论文体从不同方面、不同深度表现了自己坚定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

（一）对战争、士庶、自然及贫困生死等的看法

1.对战争的深恶痛绝

社会动荡，战乱无数，使陶渊明对战争产生了厌恶之情，不满之意。在《和刘柴桑》中，“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点出民生之凋敝，田园之荒芜。也正是这样“乾坤含疮痍”的痛苦现实加剧了陶渊明对战争的厌恶。另外，在《饮酒并序》其四中，“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也点明当他为贫穷所迫而求仕时，做了镇军参军之后，随刘裕东讨孙恩时，目睹“牢之等纵军士暴掠，士民失望，郡县城中无复人迹”(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的现象时，强烈反对他们的凶暴行为，也为由战争给人民所带来的灾难感到不安。同时，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文中说“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3］也是对战争所造成人民流离失所的谴责。由此得知，陶渊明是强烈反对战争并厌恶战争的。

2.对士族阶层的鄙夷

虽然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但是其一直对魏晋以来的士、庶颇有看法。魏晋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以及风气使然，使得魏晋来的九品中正制已经违背了其初衷，沦落成为世族豪强垄断政权的工具，所选荐人才不再是为统治阶层选拔服务型的有用人才，而是社会寄生虫，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催生激化了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的严重利益冲突，使社会矛盾激化、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政局的不稳定性，也最终使得士族开始衰落，寒门庶族兴起。另据《抱朴子?疾谬》载：“或假财色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所未及者，则低眉扫地以奉望之”。足见这种社会巴望高门、趋炎附势的社会恶习。鉴于此，陶渊明对士族腐朽及必然消亡是有深刻认识的，一方面，他反对士族的特权和骄奢淫逸的腐化生活，另一方面，又怜悯这种阶层政权。而对于寒门，陶渊明则没有好感。在其诗作《赠羊长史并序》中，“愚生三季后，慨然年黄虞。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嘲讽庶族出身的刘裕，对其表现出了不屑和嘲讽，显示出陶渊明不趋权势的高尚人格修养。

在士、庶的权力争斗中，陶渊明选择了超脱的行为。在《饮酒并序》其二中，“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陶渊明以青松自喻，借青松来表现自己坚贞高洁的人格。左思在《咏史》中曾用“涧底松”和“山上苗”对比，来揭露当时的士族门阀制度。而陶渊明以“青松”和“众草”对比，显然也含有对士族门阀制度所造成的贤愚倒置现象的揭露。

3.对自然及贫穷生死的看法

从陶渊明一生的事迹中可以看出他是个生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的人。如他在《归田园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随口念来，让人心向往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4］。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油然而生，不再是对自然的简单欣赏，而是融入自然，回归自然，使自己的人生境界达到物我两忘的质界，凸显出陶渊明淳朴率直的自然生活风貌，这与其以后的归隐田园，远离官场的人生态度转变是分不开的。

基于此，陶渊明对自然的态度也很大程度影响了其对贫穷生死的认识。“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咏贫士》），“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自祭文》），陶渊明回忆了自己艰难曲折，宁可穷困潦倒、忍冻受饿向人乞食也不回头同时又顺达自然、无怨无悔的一生。此时的陶渊明已经把财富的多寡不再看作是一种人生的极致，而把劳动谋生的手段作为人生的一种新坐标，如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陶渊明认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以此来抒发他在收获早稻之后的劳动喜悦之情，藉以表明立田自足是合乎自己人生大道的。

对于生死，在《挽歌诗》中，“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5］陶渊明抒发了自己对生死的彻悟，表达对“死”的达观看法：死是平常不过的事情。表露其视死如归的精神，流露出潇洒的生死观。

通过对战争、士庶、自然及贫困生死等客体的看法，逐渐构筑了陶渊明本人的人生观，即厌恶战争、不愿意与庶族为伍、崇尚自然和看淡生死。这种人生观也决定了其自身价值体系及理念和本身人生的设计轨迹。

（二）对自我生存方式的定位

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加深了主体自身对社会现实生活的选择性。陶渊明认识到了社会的腐朽，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产生了厌恶战争，同情老百姓的看法，也因为如此，选择了一条弃官归田、隐居田园的人生道路。

陶渊明少年时期“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养成了陶渊明积极进取和直率的品质。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陶渊明立志宏图，“猛志逸四海”，“大济于苍生”，其从二十九岁起，曾几度出仕，终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萧统《陶渊明传》）。关于此在《晋书?陶潜传》（唐?房玄龄等）中也有记载：“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其展示了陶渊明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的高尚人格。在陶渊明后来的《咏荆轲》：“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作品中，陶渊明借咏荆轲歌颂那种英勇报仇精神，影射对刘裕政权的憎恶，这对后来辞官归田的有很大影响的。

将解甲归田作为自己生活方式的最好归宿。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明确了“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思想，表现了他对仕途生活的淡漠和对淳朴的怀安止足生活的热爱。在《饮酒并序》（其一）中，陶渊明也描绘了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思想意境，指明自己在思想上远离了那些达官贵人的高车驷马的喧扰，不再对浑浊的官场有留恋之意。同样，在《饮酒并序》（其三）中，其对拒绝出仕也有所表述。该作是为答复友人劝他做官而作。陶渊明采用《楚辞?渔父》中屈原和渔父问答的形式来反映自己拒绝仕宦的决心和坚贞不屈的意志，表明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

在《拟古》(五首)其二中“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陶渊明也通过对燕子的问话来表达他隐居不仕的坚决意志。

既然不愿意出仕，那么作为社会中的人，总要去寻找一种谋生手段，或者说去追求一种理想人生。归田初期，“乐知天命”、“安贫乐道”（《癸卯岁始春怀古思舍》）、“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辞》）在《归园田居》（五首）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6］，陶渊明开始体会躬耕生活的乐趣，并开始怀疑孔子说的“忧道不忧贫”的合理性。在诗中陶渊明进一步说明其辞官归田是适合本性的。自述在园田中深居简出，摒弃一切尘俗杂念，参加劳动，加深了对劳动的感情，表达对古人躬耕生活的仰慕之意，初步建立了以“躬耕自资”作为自己人生落脚点的思想。而在其《归园田居》（其四）中凭吊故墟，描写农村残破的景象，感慨人生无常，表明心迹，感悟自己对淳朴的、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非凡志趣。

在田园生活中感受人生乐趣，在邻里相处中体会人生极致。“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把官场上的尔虞我诈等远远抛置脑后，而是在农闲时和邻人相招饮酒、高谈阔论，在辩难析理中探讨人生哲理的趣味。

走入田园的陶渊明，内心并未真正的平静，更没有完全超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贯穿他的一生。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失落使他尤为痛苦。在其四言诗《荣木》序云：“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为成”感叹自己岁月虚度，功业无成。另外，生活的贫困，死亡的痛苦也时时困扰着他。而思想矛盾的冲突也是其归园及创作的一种内在异化。

（三）对现实人生的积极总结

陶渊明在对社会和人生作出设计之后，并没有一味消极地在社会中生存，而是对社会更加积极地去关注，热爱人生，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在生活中不断总结、不断追求更加积极向上的生活。在《饮酒并序》（其六）中“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极力希望当时污浊的社会能返朴还真，具体的办法即像孔子那样研习诗书礼乐；然而当时却无人问津，自己感到十分痛心。他怀着以六经来弥补败坏的社会风尚的抱负，但得不到实现，所以只有以饮酒遣悲而已。

同样，在《乞食》中，“愧我非韩才”，陶渊明感慨自己不能像韩信那样辅佐刘邦平定天下，得遂其志，而是穷困潦倒志不得申，但他并不灰心，即使死后也要报答朋友“一饭之恩”，甚至想到“结草”相报。

也正因为怀着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在与普通人的共同生活中忘却战争动乱、权力争斗，找到了人生快乐［7］。陶渊明一度希翼通过自己的人生政治理想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在《拟古》（其四）中“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便是陶渊明政治理想的表现，即收复中原。然而，他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得不到共鸣的，即使想听到别人在这方面的思想言论都不可能，但是涵盖了其对东晋统治集团苟且偷安、不谋恢复的强烈愤慨。与此同时，在《杂诗》（其四）“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陶渊明感慨自己努力耕作，然而连最低的生活保障也无法维持。表达自己的愤懑和不平：对那些善于投机取巧的人都各得所宜，而自己耕作不辍，反而受冻挨饿，从而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提出质疑。

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陶渊明提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即构筑“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在其作品《桃花源诗并记》里，详尽勾勒了一幅人人自耕自食、真诚和谐相处、甚至无君无臣、自由自在和平安乐的社会图景。《桃花源诗并记》是描绘作者所幻想的乌托邦社会，比较详细地记叙了桃花源社会制度的情况，而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就是没有剥削，所谓”秋熟靡王税”，从而也就没有压迫，人人劳动，自耕自食。这种社会理想是在现实斗争中产生的，是陶渊明政治思想的结晶。它反映了封建社会小私有者农民反对剥削，反对兼并，反对专制的思想要求，是对当时战乱、污浊、残酷的社会现实的否定［8］。

三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对特定社会现实存在的反映，通过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也使人们了解了作品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陶渊明便是如此，其以大量文学作品表现他以及这个时代的士人对社会的态度意识。

陶渊明通过自身的人生经历，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抒发胸怀，以浪漫主义的文学手笔，将自己思想意识、人生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富于十分强烈的感染力。

1.以具有鲜明形象性的作品表现人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千年以来脍炙人口的名句。因为有了“心远地自偏”的精神境界，才会悠闲地在篱下采菊，抬头见山，是那样地怡然自得，那样地超凡脱俗！这两句以客观景物的描写衬托出诗人的闲适心情，“悠然”二字说明陶渊明所见所感，南山的美景正好与采菊时悠然自得的心境相映衬，合成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接着“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无意之中看见在南山那美好的黄昏景色中，飞鸟结伴飞返山林，万物自由自在，适性而动，正像其摆脱官场束缚，悠然自在，在这里悟出了自然界和人生的真谛“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来理解，“真意”则可以理解为人生的真正意义，那就是人生不应该汲汲于名利，不应该被官场的龌龊玷污了自己自然的天性，而应该回到自然中去，去赏析大自然的无限清新与生机勃勃！很大程度上，这样的境界与素描都彰显其作品的形象性与表露人生态度的哲理性。

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陶渊明从自己半生的艰难遭遇出发，细细描绘自己晚年的悲惨生活情景，表明心迹：自己已经横下心来，无论怎么贫困，将再也不出去做官，不与那个黑暗淡上层社会同流合污。

2.以富有浓厚感情色彩的作品宣泄人生

同样，作品如果没有浓厚的感情渗透，便失去了作品的生命力。陶渊明独特的生活经历，对朴素的农村生活和平淡的田园景色的切身感受，使其诗作植根于田园生活，方宅草屋，绿树繁花，远村近烟，鸡鸣狗吠，在他的细腻勾勒下，都显示出无限的生机，构成一幅幅美丽的乡村图画，农家生活气息浓厚。在其诗作中，陶渊明对飞禽走兽、花卉草木和山山水水都饱含强烈的思想感情；同时，陶渊明又善于寓情于理，把自己对人生、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形象化，把诗情与哲理、与景物紧密结合起来，因而给人以清新自然、毫不枯燥的感觉，又体现了“贫士”诗人自己的性格。

“霭霭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其一））［9］陶渊明从平淡冲和，意境混成，令人感到纯真亲切、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宁静清幽的庄园，繁木林荫下的惬意，朗朗书声与悠然琴韵，小康和谐的农家乐趣等等无不包含着一种真挚的情感。

又如，在《桃花源记并序》，陶渊明将桃花源描绘得神奇美丽而又扑朔迷离，感染读者情绪，震撼读者心灵，关键在于“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于外而真且实。”（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它融入了作者全部的人生体验，全部的思想情感，写出了他对黑暗丑恶现实的强烈不满，对自己济世壮志难酬的深沉愤慨，对诚实劳动、和平幸福生活的由衷赞美，对“抱朴含真”美好社会的热情向往。

3.以表现出强烈的感召力的作品来感悟人生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艺术与人格高度统一的诗人，他的诗作曾使无数读者为之陶醉；而他的人格，自古至今，也一直受人们所敬仰和羡慕。陶渊明的文学作品是其人格的焕发，蕴含着巨大的道德感召力。辞官归田后，陶渊明没有置身世外，也没有停止对正义的讴歌，并且在其作品中时时显出一副“金刚怒目”的样子。如作品《咏荆轲》、《拟古》等，陶渊明借称颂荆轲除暴安良的豪侠人格以及视死如归的豪侠壮志，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是无能为力的，只能以此来抒发胸臆，再现其正义和勇敢的人格，具有强烈的感召力。

陶渊明的作品中，很多以缅怀古之先贤、圣人，多以伯夷、颜回之志自勉，以他们的行为规范自己的生活准则，从而树立起自己人格的丰碑，对后世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固穷”、“守节”是陶渊明高尚的品格节操，这正是后人仰慕的重要原因，这也是陶渊明人格的精神支柱，表明他所向往的也是那种远离尘世的生活，从而树立起自己“固穷守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萧统说：“陶渊明‘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守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为此乎？”（《陶渊明集?序》）苏轼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10］（《东坡题跋》卷三《书李简夫诗集后》）

再如，其在《桃花源记并序》里面所勾勒出的“秋熟靡王税”的大胆设想，对后人创作揭露封建剥削、赋税征徭的作品很有启发。如，唐代大诗人王维在《桃源行》中写道：“初因避地去人间，更闻成仙遂不还……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辩仙源何处寻。”刘禹锡写道：“俗人毛骨惊仙子。争来致词何至此……筵羞石髓劝客餐”（《桃源行》）。清初黄宗羲提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原君》）主张为了全体人民的福利，取消君位，建立和谐有序社会，这种思想和陶渊明的思想是相通的。

4.以对当时及以后人们的人生选择爆发出强力冲击力的作品来启迪后人

陶渊明近乎完美的人格，对当时及以后人们的人生选择爆发出强力的冲击力，而这种完美人格成为其后中国传统文人的最高典范，也成为他一千五百多年来能被人们恒久赞颂的根本所在。陶渊明自然真趣的诗风，将文人诗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直至唐代，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沈德潜《说诗睟语》）宋代以后，更是声誉大增，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无不倾心赞美，“渊明文名，至宋而极。永叔推《归去来辞》为晋文独一；东坡和陶，称为曹、刘、鲍、谢、李、杜所不及。自是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钱钟书《谈艺录》）陶渊明的人品诗风，人生态度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诗坛风尚、审美观念、人生处世。

陶渊明以鄙薄世俗的人生态度，一方面不甘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精神，另一方面更是出于对精神放旷的自由境界的追求［11］。朱熹曰“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澍《陶靖节集》引）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是以“自然”为皈依所在，向往和平安乐、躬耕自资的社会，追求淳朴真诚、淡泊高远的人生，喜爱恬静幽美、充满自然意趣的乡居，在田园生活中体味自然之“道”，寻求自然之“真意”，获得无限的乐趣快慰，这正是其人生境界和文学情趣的最好结合。

以上这些表现，都是陶渊明以陶醉喜悦之情的简约文笔真切描绘出蕴含着厚实的社会人生内容的优美画面，是纯粹理论描述所不能达到的境界。所以，陶渊明所要渲染的意境最终在生存本体中牢固确立起社会价值的核心地位，将自然人的切身关怀引向社会人的理想追求之中，将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安置在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上，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人性，更合理地实践人生。而这种意境随着其优美动人的诗歌、散文等文学载体千古流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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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497-599.

［11］李文河，傅杰.论陶渊明自然率真的人生态度［J］.张家口师专学报,1996，（Z1）:12.

Abstract:AttentionhaslongbeenpaidtothestudyofTAOYuan-mingbutmostlytohisworksfromtheliteraryperpective.ThispapertriestoanalyzeTAOYuan-ming’soutlookonlifeaccordingtothecontentofhisworks,andexplainsandstudiesitsinfluencebywayofhisattitudetowardswar,nature,poverty,lifeanddeath.

Keywords:TAOYuan-ming;object;self-existingmode;lifeattit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