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哲学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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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五十年代，一批苏联哲学专家来到中国传授马列主义。不仅我们这些哲学系的学生要去聆听教导，而且连冯友兰、贺麟、张岱年、任华等老教授也要去接受教育。就是从这些苏联专家口中，中国人首次听说俄国伟大的哲学家和光辉的俄罗斯哲学史，知道了俄国从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唯物主义在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愈益壮大，终于成为俄罗斯哲学的主流。布尔什维克正是继承了俄国的唯物主义传统，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创造了列宁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经过几近半个世纪的宣传—怀疑—揭露—探索，我们终于明白：这一些说法有很大的水分，尤其是关于俄罗斯哲学发生发展的特点的说法简直是不能成立的。这几年接触到过去被苏联禁止发行与阅读的不少书籍（其中许多已被介绍到我国）的朋友都大呼上了苏联专家的当，原来俄国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是另一种样子，原来俄罗斯哲学史有其自身极为独特的、非日丹诺夫的唯物唯心斗争的公式所能概括的、与西方或东方哲学发展所不同的特点。
一
与希腊不同，也与中国和印度不同，俄罗斯哲学的出现甚晚。过去苏联为了吹嘘自己的文化悠久，常常把俄国的哲学发生的时间推前到十一、二世纪。究其手法，大致有二：一是将当时并非俄罗斯所属，但后来并入俄罗斯以至苏联版图的地区，都看作俄国哲学发生和发展的地区，这样，就很容易地将俄国哲学的发生推前好多年。比如，在敦尼克等主编的《哲学史》第一卷第三章第二节“苏联各民族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中，竟然将十—十一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西拿列入其中。二是在前人的著作中寻章摘句，煞费苦心地从中寻找哲学语言，用以证明哲学的产生和存在。但是我们如果认真地看看这些书，就可以知道这种做法的荒谬了。原来这些书籍都是些宗教用书，如圣经注释、祈祷文、宣道书以及教义争论等等。敦尼克等的《哲学史》说，这些东西反映了僧侣的世界观，以为说了“世界观”三个字，就能列入哲学之中，难道不是笑话。实际上，宗教本身自然也是一种世界观，但那并不能说就是哲学，而只能说是宗教，顶多能说是神学。如果说到哲学的发生，那么至少它要有自己的独立形态。敦氏《哲学史》在此问题上是极不严肃的，按照它的说法，当人类喊出“啊，天哪！”的时候，哲学就诞生了。严格地根据俄国真实的历史演变，也严格地根据哲学本身的要求，俄国的哲学发生自何时呢？按照著名的俄国哲学史家弗洛罗夫斯基（1893—1979）的说法，俄国的文化史自罗斯受洗开始，在此以前的文化是多神教的文化，而且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但是罗斯受洗之后，大量涌入的是拜占庭文化，这种文化并不能成为大多数人的文化，而只能是少数人的高雅文化，大多数平民甚至仍然留恋多神教文化—粗俗文化。前者虽然高雅，但却是一元化的；后者虽然粗俗，但却是多元化的，因而也是涵有较多自由的。俄罗斯文化就是在这样两种文化的长期冲突和融合中逐渐形成的。不过，由于拜占庭的东正教文化是官方所推崇的，因而它很快就占了主导地位，并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俄罗斯东正教的神学。这种神学还不就是哲学，因为它依附于宗教，为宗教服务，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只是到了十八世纪，才逐渐出现了独立的哲学。（参阅弗氏《俄罗斯神学之路》）第1--6章，巴黎，俄文版，1937）而别尔嘉耶夫和洛斯基则将俄国哲学的诞生期推得更晚。别氏认为，“独立的俄罗斯哲学的纲领是由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第一次提出的------他们彻底宣告抽象哲学的终结，并竭力追求完整的知识。通过克服黑格尔哲学而从抽象的唯心主义转向具体的唯心主义。索洛维约夫继续了这条路线，并写出了体现自己哲学的著作。”（《俄罗斯思想》，中译本，157—158页）洛斯基在其《俄国哲学史》中说得更加明确：“俄罗斯哲学思想系统发展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世纪。------独立的哲学思想在19世纪开始形成，其起点是与斯拉夫主义者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来科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是部分实现从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来科夫思想的精神出发创建基督教哲学体系的第一个人，他的继承者是一大批哲学家。”（《俄国哲学史》中译本，第6-7页）
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一个甚为艰难的任务，必须深入俄罗斯古代文献之中，才能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现在起码可以确定，真正独立的俄罗斯哲学出现是较晚的。
二
俄国哲学发生发展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自神学而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其内容来说，与宗教神学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可以说，它最初就是对神学的前提及其所提出的重大问题的哲学探究，因而主要内容是宗教哲学。从其代表人物来说，虽然大部分人并非宗教神职人员，而是些自由思想家，但由于俄国深厚的宗教传统以及他们所受的神学教育，所以宗教问题及神学前提常常成为他们思考的起点，并由此升华为哲学。从其产生过程来说，在东正教意识形态的长期统治下，独立的俄罗斯哲学迟迟冲不出思想的牢笼；当自由意识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脱离神学而独立，但又明显地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当一种意识形态实行思想专政时，要想冲破这种统治，首先要讨论的问题不可能是远离这种意识形态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而只能是这些问题。就像我们这里前些年讨论人道主义问题时那样。（当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否人道主义，而不可能深入于人道主义本身的诸多问题。）
由于东正教被定为国教，在意识形态甚至文化领域成为统治力量，所以，多少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自从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皈依基督教以后，基督教的“文字和书面文化便在罗斯得到普遍传播和迅速发展”（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俄国文化史纲》，中译本，1994，第19页）。十一世纪，在诺夫哥罗德创办了第一所可容纳300人的学校，这主要是为神职人员子弟设立的，以使他们继续为宗教服务。到十四—十五世纪，虽然有一些小型的教人识字的私塾出现，但是由神职人员办的，教师也都是神甫等；“教材”不过是圣经、祈祷文之类。到了十六世纪，仍然如此，只不过规模比过去大了：“识字教育由专门的‘教书先生’来做。一些私塾往往养着一批教书先生。这些私塾有时设在修道院里或教堂中，由修道士或神甫任教师。有时非教徒也开办私塾，甚至农村也有。孩子从七岁起认字，而且数人同时学习。课本是手抄的，孩子开始时先学字母，再学音节，初步掌握语法。学生在学习的第二阶段要背熟日课经，还要学会写字。学习结业就是学会念圣经诗。”（同上书，第139页）一直到十七世纪，正规的初等学校教育仍未建立起来，但是为了使识字这种文化普及工作大体统一起来，编写了统一的识字课本、语法书、乘法表，此外的重要教材就是赞美诗、日课经和教堂礼拜用书。更高等的教育则是由修道院创办的，如1665年在莫斯科巴斯基修道院开办的“语法学校”；1867年根据西尔维斯特.梅德维杰夫的建议创办的“斯拉夫—希腊—拉丁文学校”（后改为学院，再后则成为俄国神学院。这是俄国第一所高等学校）。可见，长期以来，教育的中心内容是宗教。从这几个世纪的印刷事业也可看出宗教在精神领域的统治，在这么长的时期里，俄国的印刷业几乎集中于印刷宗教书籍，因而使得“俄国许多代人都是从宗教书籍（《圣诗集》、《日课经》等）学会读和写的。”（同上书，第143页）直到十八世纪彼得大帝时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为了改变俄国落后面貌，彼得在俄国设立了一批军事学校、一批职业技校学校，大力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和军事人才。但是在人文领域，他仍坚持东正教的统治地位。“为了培养有文化的神职人员，下令‘教士与助祭之子’就学于斯拉夫—希腊—拉丁文学院。这所学院成了高级神学院。初级的神学教育则在教会学校进行，这些教会学校不仅是培养专职神职人员的教育场所，而且也是普通教育的发轫。”（同上书，第201页）直到1755年莫斯科大学成立时，才设立了俄国世俗学校中第一个哲学系。（当然，当时哲学系的重点课程仍然是宗教神学）以上这些情况充分说明东正教对于教育的长期统治。在这种统治下，很难出现具有独立性的哲学。
当然，在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学校特别是修道院中都设有哲学课，甚至设有哲学教研室，研习从拜占庭传来的经院哲学，研修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但是，这一切都是服务于宗教体验的。在很长时期里神甫和修道士们从事的工作是翻译，即使很著名的学者的著作也不过是希腊或罗马或拜占庭的学者著作的注释、编篡以至汇编。如十三世纪的佩切尔斯基最著名的著作是《圣僧传》、《详解帕里亚书》、《反犹太人辩论汇编》等；十五世纪的约瑟夫.沃洛斯基（1439—1515）著名的《启蒙者》一书“几乎没有超出解释有争议的经文的范围”（《俄罗斯神学之路》，第14页），因为整本书几乎全部由一系列摘录和证据构成。至于约瑟夫派的另一创始人、著名的神甫尼尔.索尔斯基（1433—1508）的代表作《背叛信仰》一书，也“和约瑟夫的《启蒙者》一样，与其说是独立的论著，不如说只是作为资料汇编或资料‘链条’而编辑的。”（同上书，第16页）直到十六世纪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据俄国学者研究，“在十六世纪，希腊的史料开始被自己的、古代俄国的史料所代替。”（转引自《俄罗斯神学之路》，第21页）而十六世纪发表的《百项决议集》则完全没有提到希腊人的榜样问题，当时摆脱希腊人的影响成了主要的宗教和文化心理。不少神职人员致力于斯拉夫语的、独立于希腊罗马传统和拜占庭传统的俄国神学。几个世纪以来，在宗教内部出现了许多重大问题的争论，从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宗教派别的对立，如约瑟夫派与禁欲派、改革派与旧礼仪派（亦称分裂派）、合并教派与反合并教派；等等。东正教神学的相当部分的内容就是阐述不同派别的观点的。另外，它的重点就是：以圣经和东正教教义为前提和依据，对东正教的信仰内容进行理论阐述和系统研究。东正教神学研究主要是由神学院和修道院的教师和修士从事的。十八世纪彼得一世改革以后，尽管在人文思想上的管制仍然很严，但西方近代的先进哲学还是迅速地传入俄罗斯。这种哲学的自由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俄国知识分子，一时间伏尔泰成了他们的偶像，连叶卡捷琳娜二世都以结交伏尔泰为荣。在专制制度的精神高压下，这种自由精神就像闪电一样冲破了沉沉黑夜，使俄罗斯文化出现了新的转机。就哲学来说，这种自由精神是独立的俄罗斯哲学诞生的催生剂。从此，俄国哲学便勇敢地冲破宗教神学的制约，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为俄罗斯文化增添了新的奇葩。莫斯科大学设置哲学系后，不论它的课程如何受到东正教及其教义的限制，但它究竟在神学统治下开了一扇门，使西欧的先进哲学得以潜入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的创办人罗蒙诺索夫及一批哲学教授有了相对自由的研究空间，思想比较解放，出现了与官方不同的认识和观点。罗氏本人受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很深影响，《俄国文化史纲》评价他说：“罗蒙诺索夫的总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罗蒙诺索夫相信物质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诚然，对于物质运动引起的物理现象，他还只能机械地理解。罗蒙诺索夫的认识论接近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的水平。他认为，经验和思维乃是认识的基础。思维是总结经验所必需的，经验离开总结便失去认识的意义。一切自然都是可知的，不存在人不可认识的现象。”（见该书，第226页）这里所以引了这么多话，是因为这是我见到的对罗氏哲学观点最为实事求是的评价，而苏联大多出版物都是任意吹嘘，把罗氏说成是世界级的哲学大师。上述可以说明，尽管当时俄国有一批学者受到西欧先进哲学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超越西欧哲学的创造，他们只是受到影响和进行传播而已。因而，还不能认为他们开始创造了独立的俄罗斯哲学，更不能认为俄罗斯哲学已经在他们的手上诞生了。
独立的俄罗斯哲学的诞生，既要具有自由的精神，能够冲破东正教神学的束缚，又不可能离开俄国精神文化的基础。只是单纯地接受西方的影响，是不可能在俄罗斯大地上扎根的。这样，真正独立的俄罗斯哲学便只可能在既有深厚的东正教神学基础，又受到当时先进的科学教育和哲学教育、具有自由精神和创造意识的学者手上诞生。不论是弗洛罗夫斯基的《俄罗斯神学之路》、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还是洛斯基的《俄国哲学史》，它们所肯定的俄罗斯哲学的创始人，都是这样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哲学上也就谋求既保留东正教神学的精髓，又从时代的高度改造东正教神学，创造出一种既高于现有的东正教神学又高于当时的西欧哲学的新的哲学。他们既不满足于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也不满足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他们力图将宗教与哲学融合起来，将信仰与理性融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整体性”的哲学。在这点上，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的话极具代表性。他说，他们的哲学虽然以教父的著作为发源地，但它是“与科学的现代状况相适应、与现性的要求和问题相一致”的学说。当其发展到高峰时将可消除“理性与信仰、内心信念与外在生活之间的病态的矛盾”，“填补本应结合在一起的两个世界被分裂之后所出现的真空，在人的头脑里确立起精神真理，把它看成是对自然真理的统治，并用它与精神真理的正确关系把自然真理加以提升，最后把这两种真理结合为一个活生生的思想。”（转引自《俄国哲学史》中译本，第16—17页）这样的思想后来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传统，独立的俄罗斯哲学就沿着这样的传统发展起来。
三
既然俄罗斯哲学力图既继承又超越东正教神学和西欧哲学，它就不能不具有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首先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矛盾。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来说，这与俄国的特殊地理位置及特殊文化背景有着紧密的关系。别尔嘉耶夫曾经深刻地指出：“俄罗斯精神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可能与下列情况有关，即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俄罗斯思想》，第2页）就俄罗斯哲学来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是其发生发展的另一个特点。
俄国哲学既然从神学中生，它就必然带有俄国东正教神学的特点。俄国东正教神学恰恰是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诞生和发展的。这里所说的东方文化主要是指希腊—拜占庭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指罗马—拉丁文化。众所周知，在罗斯受洗之后，俄国主要接受的是希腊—拜占庭文化。当然，罗马—拉丁文化也在不时地对俄罗斯进行渗透。俄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在其《俄国史教程》中说：“十世纪时从拜占庭传来了基督教，随同也来了神职人员，传来了基督教的书籍、法律、祈祷仪式、圣像画术、声乐与传教术。这些物质与精神财富流到罗斯，流入基辅，其大动脉是第聂伯河”。那时的王公贵族并不是只吸收拜占庭文化，他们对罗马文化也取欢迎态度。克氏说，他们“甚至在学校设置希腊语、拉丁语课程，尊重来自希腊与西欧的学者。”（《俄国史教程》第一卷，中译本，第270页）不过，由于基督教东西教派的关系异常紧张，所以拜占庭的神甫与罗马的神甫并不能和平相处，东西方的教会更把争夺俄罗斯当作重要战略，这样也就逐渐引发了俄国内部不同派别之产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西方派与东方派（即斯拉夫派）的大争论，事实上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例如，“在约瑟夫派与禁欲派的著名争论中，我们发现这实质上是新东西和旧东西的冲突，是拉丁系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冲突。”（《俄罗斯神学之路》，第23页）在约瑟夫主教的身上，有许多非拜占庭的文化因素。如他把沙皇也包括在“神的仆役”的系统之内，认为沙皇也要受法律约束，也只有在圣训的范围内拥有自己的权力。甚至认为对于“非正义的”也即是与上帝不保持一致的沙皇根本不应当服从，因为这样的沙皇根本不是沙皇，而是折磨者；不是神的仆人，而是魔鬼。这种说法有违于东正教的传统，倒是与罗马天主教的主张相近。不仅如此，约瑟夫派还主张入世，关心现实的人类苦难，举办慈善事业等等。禁欲派则主张隐遁的、孤独的苦行和精神的修行，克服俗世的偏心及恋世，他们更多地保持和继承了拜占庭文化即东正教的传统。再如，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合并教派与反合并教派的争论，更是一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较量。当时，俄罗斯西部教会有一股潮流，一些受罗马文化影响较深的神职人员不断揭露拜占庭文化的缺陷，公开主张与罗马教会和解，甚至说“我们不能永远生活在希腊人的保护之下”，罗马教会那里有“真理的清泉”。这股力量聚集起来，形成合并教派。另一些神职人员则在“护教”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形成反合并教派。他们认为，教会合并就意味着自动纳入西方的传统，这正是宗教文化上的西方派。要战胜合并教派，只能依靠对拜占庭的教父学传统的信守和忠贞不渝。“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东正教的奋斗者就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任务的。”（《俄罗斯神学之路》，第48页）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争论，更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较量。面对旧俄的黑暗状况，这两派都在寻找俄国的出路，这也是他们争论的焦点。斯拉夫派认为，俄国可以从农村公社过渡到工业公社，从而走向现代化；西方派则认为，社会发展有其普遍的规律，俄国不可能超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只能按照西方发展的道路前进。在政治上“斯拉夫派并不是狂热的无原则的复古派，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反映的是受到伤害的俄罗斯民族感情，是对彼得一世以来外国文化影响泛滥的一种反作用。------改革必须同人民的精神传统和风俗习惯相符合，自上而下地进行。”他们“试图走一条独特的俄国式的发展之路。”（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1992，第32—133页）所以，实质上，他们与西方派一样，并非沙皇政府的帮凶，而是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从这一点来说，正好证明了西方文化对俄国知识界的广泛影响。独立的俄罗斯哲学正是在这次大争论中诞生的。当时，俄国知识界已经受到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很大影响，接着德国古典哲学又以更强劲的力量传入，它使俄罗斯知识分子一下子吸收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哲学。但是，这些哲学与俄罗斯的神学传统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冲突，由这种冲突引发了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在哲学上的分歧。一般地说，西方派比较轻视宗教和神学，而颇为重视西欧的哲学，认为它才是先进的思想，尽管他们在哲学上并非始终如一地认同某种哲学，像别林斯基甚至在不同的哲学观点之间变来变去，但对西欧哲学的推崇却是一贯的和一致的。赫尔岑说过，俄国所有的一切只是基石，“但基石毕竟是基石，------没有西方的思想，我们本来的大厦将始终只是一片地基而已。”（《往事与随想》中册，中译本，第1**页）他们把西欧哲学直接服务于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正像赫尔岑所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不过，就学理而言，西方派并没有什么创造，他们并没有创立一种独立的俄罗斯哲学。相反，斯拉夫派固然有一定的保守倾向，但他们却由于尊重俄罗斯的传统，因而能够在吸收西方哲学成就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哲学。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保守倾向，并非是在保护旧制度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在与西方派的激进倾向比较的意义上说的。就实质而言，斯拉夫派也是改革派。后来，赫尔岑在纪念斯拉夫派的重要代表阿克萨科夫的文章中说道：“是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注：古罗马神话中的门神，有前后两个面孔）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警钟》，第90期）别尔嘉耶夫非常有趣但又非常中肯地谈到两派的异同：“两派都热爱自由，两派都热爱俄罗斯，但是斯拉夫主义者把她当作母亲，西方主义者则把她当作孩子。”（《俄罗斯思想》，第38页）斯拉夫派的哲学家并非传统体制内的、为政府和教会服务的人，他们绝大多数是由世俗学校毕业的，是自由思想家。尽管他们创立的俄罗斯哲学是宗教哲学，但他们对教会与对国家的态度是一样的，认为都要进行认真的改革，因而他们的哲学并不被政府和教会所认可，反而遭到官方的迫害。他们运用西欧的进步哲学来审视传统的俄罗斯神学，力求在综合二者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独特的俄国哲学。因此，他们认为西方派那种轻视俄国传统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事实证明，单纯地吸取外国文化是不可能创造出独特的本民族文化的，因为失去了本民族的基石。这正是西方派没能创造出独立的俄罗斯哲学的缘由。一般地说，在政治上比较激进的派别，容易对传统的东西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反对继承传统的东西。这样的态度虽然容易接受外来的先进文化，但却使自己失去了民族的根基。
独立的俄罗斯哲学发展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便被人为地从俄罗斯大地驱逐出去。1922年5月，列宁致函捷尔仁斯基，批示经过周密研究，采取新的措施，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列宁文稿》第10卷，中译本，1988，第224页）。8月，《真理报》刊登题为《第一次警告》的重要文章，指出知识分子中的某些阶层不愿归顺苏维埃政权，断定在高等学校、出版界、哲学界、文艺界、医务界、农业界------甚至合作社中，存在着反苏维埃活动的“据点”。同时宣布：“根据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决定”，知识分子中那些“积极反对革命”的人，“思想上的弗兰格尔分子和高尔察克分子”，或者将从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城市驱逐到北部省份，或者将被驱逐出境。该文声称采取驱逐手段是“苏维埃政权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警告。”接着，苏维埃政权拟定了驱逐160名“最积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名单。1922年9月，俄罗斯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洛斯基、弗洛连斯基与莫斯科大学校长、动物学家诺维科夫；彼得堡大学校长、哲学家卡尔萨文；莫斯科大学数学系主任斯特拉托诺夫，经济学家布鲁茨库斯、兹沃雷津；历史学家卓韦捷尔；社会学家索罗金等一起被永远逐出国门。在苏俄本土，接下来的是列宁主义的绝对统治。独立的俄罗斯哲学只能成为一种“流亡哲学”，而在国外延续。这也可算是俄罗斯哲学发生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