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人文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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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没有把哲学的人文转向作为一种新的思维范式来理解，从而没有形成真正的哲学人文转向之自觉。建立在意义（价值）、理解、主体间性等范畴基础上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对我们的哲学思考有重要的启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文价值取向，其核心是一个维度、两个要义。一个维度即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性维度，两个要义即哲学是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反思、是植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它既超越了传统哲学，又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是我们建立哲学人文观的基础。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取向，都要求把哲学的人文转向作为一种新的思维范式来重新理解哲学。哲学人文转向作为一种思维范式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文价值观的重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文转向/哲学范式

【正文】

人文是近年来学界颇为流行的词汇之一，但从哲学层面来理解人文的并不多，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时髦”词汇来使用。所以，人文是一个大家熟知而并非真知的领域，或者说人文作为一个意义域是被忽视的。

我们认为，要真正理解、把握人文的本质和真蕴就必须从哲学层面来看问题，而从哲学层面把握人文，就必须把哲学的人文转向作为一种思维范式来理解。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西方哲学理解上的简单化或偏差，以及对中国哲学研究取向上的误区或盲点，致使对人文的研究和理解存在种种问题。

从19世纪后半期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转向，即与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不同的致思方向。这种转向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是所谓的“语言哲学转向”，一是所谓的“人文主义转向”。对于前者，人们有较充分的认识，表现在把“语言哲学转向”作为一种哲学范式来理解，这就使人们对语言哲学的把握有着理论上的自觉。但同时也出现一些偏差，即把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仅仅理解为语言转向，似乎“语言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最重要和唯一的特征，以至认为语言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时代的标志，语言哲学的兴起是西方哲学发展的新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人们对于哲学人文转向的理解，情况就不同了。其一，仅承认“语言转向”，而不承认“人文转向”。认为哲学本属人文学科，研究人文理所当然，何谓“人文转向”？！似乎哲学只有转向非人文的“语言”或“科学”才是转向。其二，承认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人文转向”，但把这种转向简单归结为以“非理性”为标志，从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存在主义，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哲学，一个个都是“非理性”的人文主义者。这实际上是把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仅仅看作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否定。以上两种认识都没有把哲学人文转向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即范式的变化来理解，所以，没能把哲学的人文转向作为一个意义域予以充分的重视和研究。

与对现代西方哲学人文转向理解上的偏差有关，对于中国的人文研究或大而化之，使之成为一个泛而又泛的“共同话域”，而不从哲学层面去理解；或高谈重建实践哲学，却无视实践哲学的人文向度。

近年来，各门具体科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自然科学，都谈“人文精神”；每当对现实忿忿不平时，便指责我们的时代丧失了“人文精神”，但人们所理解的人文却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正如叔本华所说的，哲学就像一个长着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着不同的语言。一位热心于人文精神讨论的学者曾感慨地说，“整个讨论的水平明显低于人们的期望”，“差不多是在一加一等于二的层次上的”[1]（编后记）。对于人文没有共同的基础和基本的体认，其原因在于没有把人文作为一个哲学的范畴来理解，在哲学层面对人文没有达到基本的认同。

造成以上不良倾向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中国哲学的基本现实，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哲学，它是一种以伦理、政治为本位的道德人本主义。长期的封建小农经济结构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和观念，始终未形成鲜明的对自然进行积极改造的主体意识和对政治进行积极批判与反思的个体性主体意识，所以，从总体上讲，中国传统哲学是异于西方哲学凸显主体性的另一种意义上的人文向度。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种国家哲学。由于它是从苏联“转手”而来，虽然长期以来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同中国实践的相结合，并卓有成效地在中国革命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存在两个致命的误区。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化，尤其是把它主要看作一种革命理论，犯了哲学“意识形态化”或政治化的错误，并由此长期拒斥西方其他哲学流派的经验和成果；第二，长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种知识论，进而认为哲学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识论。曾说过：“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2](p.390)。把哲学的使命和功能仅仅理解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忽视了哲学对人类生存和命运关怀的本性，哲学迷失了自我。中国哲学的传统和现实使得中国的哲学取向长期处于迷失状态，或者说严重一些，哲学误入了歧途。“”后至今的20年来，关于人的讨论此伏彼起，几乎未曾停止，人学一时成为显学；同时，哲学自身的改革也步履维艰地不断进行。人学和哲学走到一起的纽带是实践，可称为“实践人学”。但“实践人学”思路仍是依循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观，把人学以及实践看成是从属于整个哲学体系，并且是组成整个哲学体系的一部分。而并未看到现代哲学观念变革的关键在于哲学关注的对象从自在世界向意义世界的转化，是哲学思维方式从传统的本体论以及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向属人的、实践的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向，是一种哲学范式的更替。所以，哲学对人文的探讨一直未达到应有的理论自觉的高度。

总之，人文作为一个意义域长期被忽视或被“宏大话语”所遮蔽，没有形成真正的哲学人文转向之自觉。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

哲学从根本上、总体上眷注人的命运，昭示着人的前途。古希腊人把哲学视为“爱智慧”的学问，爱智慧也就是追求和护持智慧。智慧其实就是将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为一体的那种人的最丰富、最深邃的“思想”。柏拉图说过，哲学起自于人类对自然的惊异，起源于求知的欲望。人的一切活动都有两个指向和目的，一方面弄清世界的本来面目，属科学；另一方面，弄清人同世界的关系，属哲学，即哲学是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反思。罗素有言：“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象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3](p.11)罗素所说的“无人之域”恰恰正是作为人的最高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因此，哲学是对人的自身存在及活动的反思，其本性是要解决人自身生存的各种问题，而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自由与必然的问题，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从总体上解决自由与必然的问题，寻求人类安身立命之努力，即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这就是哲学的本性。

哲学思维方式是人类思想成果的最集中的体现。它以理论的形式表达着人的生存状态和存在方式。所谓哲学之变革，其实质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肇始于西方现代哲学的人文转向其实质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它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

从古希腊哲学产生迄今的两千多年，哲学思维方式大致经历了从古代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到近代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再到现代哲学人文论的思维方式。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也就是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超越一样，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对于我们的哲学思考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尽管在深度和广度上，它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那种科学性和高度性。

哲学是寻根问底之学。本体论思维方式是随哲学一起产生的。亚里士多德称本体之学是哲学的第一范式[4]。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都一直遵循着“第一范式”的原则，它从感性中具体的东西追问到理解中抽象的东西，以普遍性概念为事物之根底。这是一种以“主体—客体”的思维模式为前提的追根问底的方式。在追求永恒的、不属人的绝对和普遍的世界本原的过程中，哲学丧失了其本性，也就失去了为人类安身立命提供意义支撑的资格，哲学越来越变得“敌视人了”[5](p.164)，它追求的是死了的世界，而不是活人的世界。

现代西方哲学不满足于以抽象概念为根底而转向现实性，认为任何当前在场的现实事物是我们思考和关注的焦点，而不必到事物背后找东西。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伽达默尔等不满足于追求抽象的永恒的世界，而要求回到具体的、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胡塞尔要求专注于事物本身，即要求达到事物在直观中出场的本来的样子，而不允许别物闯进事物本身，不允许别物作为中介来说明事物，此即胡塞尔所谓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之第一原则，他说哲学“代表了人类对纯粹而绝对的认识之不懈追求”[6](p.2)。这里的“纯粹”、“绝对”是事物本来样子的意思。追求现实事物的意义，就是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从追求彼岸的绝对的、纯粹的自然存在到关注此时此地的人的现实生活，哲学从“天上”回到“地上”，这就是现代西方哲学人文转向的根本意义，哲学重新成了人的朋友。

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是以意义、理解和主体间性等重要范畴为支撑和指向的。人文领域是一个意义领域，赫舍尔说：“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dimension)是做人所固有的……正像人占有空间位置一样，他在可以被称作意义的向度中也占据位置。人甚至在尚未认识到意义之前就同意义有牵连。他可能创造意义，也可能破坏意义；但他不能脱离意义而生存……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性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性。”[7](pp.46～47)对“意义”的追求表现了现代西方哲学对实证主义唯科学观的批判，把哲学从自然科学典范的统治下解救出来，把哲学自身的逻辑贯彻到底，从而恢复了哲学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和努力的本性。如果说意义和价值是哲学人文的前提，那么理解便是把握具有如此意义的人类生活和历史的基本手段，这是人文科学在方法上区别于科学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主体间性”表达了人文领域个体性、偶然性、主观性现象的可沟通性和可理解性，使人文科学的哲学逻辑统一在主体间性上。意义（价值）、理解、主体间性勾勒了哲学层面的人文内涵。建立在这些范畴基础上的现代西方哲学实现的人文转向，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超越，标志着哲学思维方式、哲学对象、功能和本质的全面的根本的转向，在特征上表现为对本体论的解构、对认识论的意义追问和对自然科学基础的诘难。对传统本体论的解构，其实质是反对古代哲学对人类生存、人类现实生活意义遗忘的倾向，力图把哲学重新引回到关注现实生活的轨道上来；对认识论的意义追问实质是反对近代哲学为认识而认识的哲学观，“扩大认识论”，使认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的追问深入到以一种意义论的方式直接切入人的生活世界的具体性之中；对自然科学基础的诘难实质是要摧毁自然科学成为一切科学的“方法典范”，让自然科学的“基础深植”（卡西尔语），以期将哲学的人文基础从一种方法论迷失或世界观迷失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并以此着手改变传统哲学的基础和方向。这些正是现代西方哲学人文转向留给我们的基本理念和范式特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取向

与现代西方哲学人文转向发生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观作为自己的基石，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超越。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着人文精神，有着人文取向的价值尺度，而这个维度恰恰被我们所忽视了。

马克思明确说过：“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8](p.128)。尽管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完成“关于人的科学”，但它的哲学中处处体现着人文的意涵。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精神就在于，它确立了实践基础上的主体性维度，蕴寓了哲学是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反思，是植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两个要义。一个维度、两个要义实质就是一种哲学的人文关怀。

过去，我们对于实践的理解主要依照前苏联的模式，往往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实践的本性，把实践视为客观的活动，看作一种客观的存在，片面地强调一种纯粹的客观性，未能完全理解实践活动的存在论意义，从而也就取消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主体性维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成与旧唯物主义没有多少差别的东西，而这正是马克思所严厉批评的。实质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实践，也就是注重从主体实践活动的角度来理解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关心的中心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着的世界的运动变化，而是主体活动以及由此引起的自然界对于人的生成问题。立足于实践观点，人文精神已不再是传统哲学以超验实体为支撑的对极端超越的绝对化价值理想的外在追求精神，而是把实践活动看作人最基本的价值创生活动，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积极地反对与改变现存状况”的功能性活动中体现对现实的价值理想的内在追求精神。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进一步把实践主体理解为“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是实践主体的出发点和归宿。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复强调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的意义。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个人的发展。马克思不仅把“现实的个人”看作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他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9](p.67)。马克思还明确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10](p.532)。所以，个人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强调了“现实的个人”的“现实性”。马克思说“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9](pp.71～72)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把能动性和现实性统一于“现实的个人”这个主体之中，既克服了黑格尔的抽象的普遍的类主体——绝对精神的缺陷，同时也克服了旧唯物主义费尔巴哈“感性的人”的缺陷，从而超越了传统哲学，而把人文置放在实践基础上又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使哲学的人文转向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面向人生的反思，认为哲学是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反思。思想不外乎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这两方面，而关于外部世界的思想归根到底是从“为我关系”出发的。因此，关于思想的反思总要把关于人类自身活动的反思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传统哲学不懂得实践的本质，所以往往把自然界看成纯粹的不属于人的外部世界，在趋向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忘记了人自身。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引入哲学，从人与自然界的实践关系中反思人类的自身活动，在不断的批判和反思中，使晦暗的模糊不清的人生处境和人的意义感受明朗起来，使人生境界不断提升，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本性使得它以博大的胸怀关注着无产阶级的命运，它是无产阶级的生存论，从而也是人类命运的生存论。过去我们仅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实践的本性，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改变无产阶级生存状态的生存论意义，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东西的遗忘，不能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现实生活世界就是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生意义的关注和思考，正是人文精神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着一种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我们要从人类存在的本然性来理解这种终极关怀。哲学作为对人类自身活动的反思，是一种解决人类活动的自由与必然问题的努力。人类的存在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人类世界既超出了自然世界而又未脱离自然世界，既指向理想世界而又未达于理想世界。人类的活动就是要把自然世界改造成为适合于人的目的的理想世界，这是一个永不停顿、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因此，“自然必然性与自由就共同构成了人类世界的存在规律，这二者的关系就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本原性结构。”[11](pp.16～17)立足于实践观点，马克思把人的本性规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本性首先意味着，人是一种“自由”存在，“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9](p.45)人永远具有不断超越固有性限制，追求幸福和谐、创造自身价值的“自由精神”。这种不断超越自身当下存在状态而向自由本性迈进的过程体现了哲学的一种终极关怀，它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所在。这种终极关怀是建立在现实生活根基之上的、“现实的个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9](p.73)。这就决定了只有根植于现实生活世界，遵循现实生活世界运动的逻辑，才能达到终极关怀。将普遍的终极意义与现实生活汇通，这便是辩证哲学所要求的具体性。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着人文精神，有着人文价值的取向，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四、哲学人文转向的现实意义

从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转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的人文真精神，我们可以勾勒出哲学人文转向的一般模式或范式，即：市场经济社会是哲学人文转向的基础，实践（活动）论的思维方式是哲学人文转向的标志，担当起意义的追求（终极关怀）是哲学人文转向的目的。这个模式无疑应是中国哲学发展进路的一种指导。

中国哲学从传统上讲缺少了一个主体性维度，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实践上讲缺少了一个人文向度，而这两者恰好是转型社会时期所不可缺少的。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使命。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和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开始真正把中国的现代化引上正确之途。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必然要求有与之相应的思想观念作为其精神支柱，而这种思想观念的核心便是哲学中称之为主体性的东西，即人的创造性、人的价值和尊严。199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中说：“一切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取决于人的发展和进步，取决于人的尊严的维护和价值的发挥。”[12]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生命和价值的高度重视。社会转型首先是在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一切按计划、照命令行事，必定要被市场经济所特有的按价值规模办事所取代，表现在哲学上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市场经济的根本哲学意义就是解放人，把人的创造精神和潜力充分释放出来。社会转型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而且势必导致由经济所决定的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变革、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的重塑。在“破旧立新”的转折时期，人们对于生活意义的渴求也日益变得急迫起来。所以，人文向度的确立是社会现实生活对哲学提出的必然要求，哲学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是为“失职”，现实生活就会冷淡哲学；哲学仍固守传统，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到抽象王国寻找“钥匙”，就会答非所问，是为“渎职”，现实生活仍会冷淡哲学。这就是哲学从而也是哲学人文转向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哲学能够担当此重任，因为哲学的人文转向为转型社会的人文价值观的重建奠定了观念基础。考察人文价值观念必然要首先考察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方式直接决定着人文价值观的内涵。所以要审视中国当代人文价值观就要清醒地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的特殊性。我们必须看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受到两个前提的制约和影响，一是由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前提；一是当代全球性问题日益成为所有国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即人类生活的全球化趋势。把握这两个前提，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住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人文价值观的变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全球化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类生存方式发生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旧有价值框架的“失范”和新价值框架的重建。立足于以上两个基点，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人文价值观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趋势，即创造、务实和理想，它与我们时代的哲学精神即主体性、现实性和意义性是相一致的。主体性的核心是创造性，现实性的核心是务实性，意义性的核心是理想性。主体性意识的彰显满足了转型社会人们创造本质的发挥，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关注有利于转型社会的人们务实性观念的建立，对终极关怀的孜孜追求是转型社会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

由此，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人文价值观的基本框架或模型是：既要关注现实生活本身的意义，又要导引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的追求，这就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而能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唯一途径是以创造性为核心的实践活动和主体性。现实生活世界是人类历史性实践的结果，其存在已表明了对历史和以往建设性成果的尊重；同时，现实生活世界又是一个不断向自由的、理想的世界前进的历程，承认这一点意味着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与超越。对前者的尊重，构成了经验主义的历史态度；对后者的承认，构成了先验主义的理想追求，“前者是长度，累计人类历史之渊源，后者是宽幅，测量人类自由意志之极限，前者是纵向的积累，后者是横向的扩展。”[13](p.273)实践是两极之间的中介，使它们真正统一起来。这也正是哲学人文转向的基础性意义。

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立志要解构形而上学，一次次宣布形而上学已经“终结”。至今，他们仍在解构，并且用形而上学来解构形而上学，但哲学依然如故。康德说过，“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黑格尔也说过：“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然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我们说，哲学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它永远给人类生命以终极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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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晏清，王南shí＠①，李淑梅．现代唯物主义导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

[12]．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M].人民日报，1990-10-23(1～3)．

[13]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N].上海：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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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为氵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