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程理论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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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生命历程研究最近在国内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本文简单回顾了1960年以来生命历程理论的发展脉络，首先澄清了生命历程与生命周期以及生活史研究的关系，其次着重介绍了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提出轨迹、年龄、转变等时间概念不仅直接体现了生命历程理论的创新之处，还是其研究范式的重要基础，而国内有关研究还需要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思考与拓展。
关键词：生命历程时间观本土化
自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以后，以美国埃尔德（Elder）教授为代表的生命历程（LifeCourse）研究在国外得到了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1999年，李强等人第一次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对有关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以后，国内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领域都相继涌现出了不少关于生命历程的研究和著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一种崭新的视角。但我们也注意到，其中部分研究存在这样一种倾向，似乎所有与社会事件有关的分析都可以冠之为“生命历程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实际上是对生命历程理论的一种误读，事实上，生命历程理论的创新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应该在于其时间观，以社会事件来简单地概括难以真正体现其精髓所在。为进一步促进对有关理论的理解和研究，本文将着重从时间观的角度来分析生命历程理论的实质与内容。
一、历史继承与扬弃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生命历程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等于生命周期（lifecycle）或生活史（lifehistory），这两种研究是生命历程理论出现之前就存在的研究思潮，对生命历程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后者与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对生命周期概念的反思
总体来说，生命周期是将生命视为一种随个体或组织的发展，社会关系或角色的不断转换循环的过程和阶段。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命周期有不同的界定，如人类学领域，田野研究提出的生命周期是指从出生到死亡的不同阶段；家庭研究领域，生命周期是指一系列根据家庭结构与规模变化划分的父母阶段；心理学领域，则强调按自我同一性的发展来划分不同阶段。
对社会角色的重视是生命周期理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某一阶段稳定的角色关系会给人们提供方向和规则，将个体锁定在一系列社会期望和非正式的支持之中。这种锁定带来的责任感保证了人格的稳定性，同时也保证了个体生活的稳定，使各种危险与意外的可能性最小化。如国外学者（Robins，1966，转引自Elder，1998）研究证明，一个有行为问题的儿童，如果在成人后找到一个品性端正的伴侣，其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与这位伴侣的结合实际上就起到了锁定的作用，能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一种稳定的社会角色和情感支持。
生命周期理念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重视世代的概念。出于对繁衍和养育等成熟过程的关注，生命周期偏好从不同世代的转换来分析个体的社会阶段，如祖辈、子辈等角色的变化等等。它认为从新生儿到逐渐成熟，到社会化为成人，再到繁衍下一代，实际上就是一个代际更替的过程，生命周期中社会阶段的变化也因此具有了一种不断重复的特征。
总体来说，生命历程理论非常赞赏生命周期理论所采纳的关系或角色的视角，并将其视为自己理论的重要出发点，但同时也认为围绕世代展开的生命周期概念存在下列诸多不足：
第一，生命周期致力于寻找人类共同的阶段模式，这种模式化思维将人类生命及其发展简单化、统一化，限制了对生命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的发现。如结婚、生育和养育等家庭生命周期只适用于传统社会的普通人，却不能用于解释当代社会中大量出现的未婚、未育以及多次离婚的个体的生命轨迹。
其次，生命周期无法解决多重角色的问题。每个人通常都在同一时间扮演多个角色，如一个人可能同时是妻子、母亲和雇员，这种同时性的角色扮演不在生命周期的思考范畴之内，相应，它也无法探讨多重角色的管理与协调，如家庭角色与工作角色的互相支持或冲突。
最后，生命历程对生命周期理论最重要的批评在于，生命周期概念对时空位置与重要性不敏感。世代这一术语不包含时间性的维度，上一世代的成员并不一定是拥有共同历史位置的人，如父辈世代的出生年代可能上下相差近30年。时间跨度越长，同一世代的历史体验差异越大。如就现阶段的中国人群体而言，中年世代可能出生在50年代，也可能出生在60年代，而这两种时间点出生的人虽然属于同一世代，他们所经历的社会事件已经大为不同。从此角度出发，世代的概念显然无法提供一种将人类生命与社会变化相联系的精确方式。
仅关注新旧角色带来的身份变化，对贯穿毕生的时间过程、历史时代或地理位置毫无介绍，就无法去寻找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的联结点。从这类存在时空局限的研究视角出发去判断，人们可能认为无论在儿童期还是老年期经历生老病死，在20岁还是50岁发生家庭解体，在职业生涯的开始还是终点失业都没有差别。然而，事实证明，时空记录在所有这些方面都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受着社会时间表、年龄规律以及年龄段身份的制约。这也是生命历程理论最为重视的方面，我们将在后文着重阐述。
（二）来自生活史研究的启发
生活史研究最早出现在1918-1920年，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早期代表托马斯（W.I.Thomas）和兹纳涅茨基(F.Znaniecki)发表了五卷本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这一研究突破了史学界传统上的英雄史观，从“普通人”的失业、贫困、移民等问题入手，“自下而上”的书写历史，并完全改变了社会学界学院派的研究思路。该研究最大的特色就是反对用“社会普查”堆积的数据和偏于道德说教的“常识社会学”（common-sensesociology），采用了一种崭新的“生活研究法”（thelifestudymethod）。具体而言，就是注重收集有关研究对象生活经历的文献，特别是信件、报纸等“活材料”，让外来移民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注重让材料本身说话而不是由作者对这些材料进行解释和分析。
李强等学者把生活史研究视为生命历程理论的代表，但事实上生命历程理论与生活史研究的差异还是很大：首先，生命历程理论对托马斯等人的研究最欣赏之处不在于其所采用的开创性的文献方法，而在于其无意中将移民和年龄结合起来进行的思考（埃尔德、葛小佳，1998）。移民们在一个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世界完成了社会化，成人之后却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些个体的发展和适应中，他们所离开和进入的社会的“发生路线”(linesofgenesis)完全对立，社会角色的基本顺序也完全不同。其次，生命历程理论认为，虽然生活史学派在研究中不自觉地运用了社会或历史时间概念的一些雏型，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如研究还未能做到根据出生时间信息来确定和比较波兰农民所处的历史年代，没能将生活变迁与特定的年龄段相联系，也没有分析年龄在适应中的意义。而这些概念却恰恰是生命历程所特别关注的重要内容。故某种意义上，只能说生活史研究给生命历程理论的提出带来了不少启发，但还不足以作为生命历程学派的典型代表。
(三)对毕生发展理论的发展
生命历程理论的提出者埃尔德本人是一位跨领域的研究者，既是儿童心理学家，也是社会学教授，这种理论背景决定了生命历程概念不免受到心理学发展的影响。毕生发展理论即是对他这一理论影响最大的心理学思潮之一。所谓毕生发展，简言之就是认为个体发展不仅限于儿童，也是贯穿一生的过程。生命历程理论对这一学派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毕生发展是个体终生适应过程的结果。
(2)发展是特定时间地点的产物。
(3)依赖期（如儿童青少年期和老年期）成熟的影响最为明显，但独立期（成人期）中，历史和偶发事件的影响就大得多。
(4)虽然生物资源在个体的整个生命期是不断下降的，但像经验这样的可积累的文化性资源却可能增长。
(5)毕生发展促成了“选择”、“最佳化”和“弥补”等机制，使个体所获得的最大化，所丧失的最小化。
生命历程理论吸收了毕生发展观的精华，主张个体的发展横跨一生，并强调个体在自身发展和生命历程的社会构造中的主动性，但毕生发展理论的不足在于未能将社会结构作为一个构造因素整合进个体发展的框架之中；另外，历史因素也被忽略。总之，毕生发展是一种带有普适性、规律性的理论，大部分停留于个体水平，还没能综合体现历史、社会、个体三种水平对发展的影响因素。
60年代，随着埃尔德本人的努力，毕生发展思潮被吸收到生命历程的概念中来，并开始融入对年龄的最新理解，建构起了生命历程最初的理论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不仅毕生发展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生命周期和生活史这两种理论传统的可贵处也得到了继承，一方面生命与毕生和世代相联系，另一方面变迁社会中各种事件和社会角色的年龄序列也出现了，这些都是生命历程框架的时间观的表现。在第二部分中我们会对这种时间观的有关概念、内容和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二、生命历程时间观的基本概念
要理解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首先要对什么是生命历程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所谓生命历程，用埃尔德自己的话说就是，“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的、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或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显然，这是一种基于个体水平的定义，但埃尔德同时也认为：“年龄、成长和死亡这些生物意义在生命历程中是由社会建构的，年龄层级表达的也是一种社会期望。”显然，生命历程理论极力寻找的是一种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点，它试图找到一种将生命的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相联系的方式，而时间维度是寻找这种联结的重要方向。
（一）轨迹概念：个人生命历程中转变与延续的痕迹
轨迹（trajectory）、转变（transition）、延续（duration）这三个时间性的概念都是有关个体生命历程动力的长期或短期观。
轨迹指毕生发展中的某一实质上相联系的社会或心理状态，这种具有跨时间性的倾向或行为模式可能转变，也可能持续，所以，轨迹实质上是一种长期概念。在个体身上，轨迹可以表现为某种延续很长时间的社会角色，如子女或父母、下属或领导等等。
转变则是一种短期观，描述了各种状态的变化，如孩子从依赖发展到独立或心情从忧郁转为开心等。转折点对于转变非常重要，代表了一种方向的变化。
延续是指相邻的转变之间的时间跨度。延续的时期可长可短，取决于当时所处的情境自身。而且延续的时间越长越可能导致相应行为的稳定性上升，如婚姻持续时间越长越稳定，因为婚后共有财产之类的物质障碍随时间而增长。
转变和延续都是轨迹的元素。转变往往以入学、毕业这样社会规定的事件为标志，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每一次转变都嵌套在一定轨迹中，代表着一定角色的建立和丧失。所以，工作变动是职业生涯轨迹的核心，新生命诞生是抚育行为轨迹的标志，每一关键性的转折点都会给轨迹带来一种方向的变化，并在个人身上留下了社会影响的烙印。
而延续是轨迹的主要构成部分。在分析某一行为或倾向为什么延续时，研究者经常喜欢从社会层面上去寻找其原因，但这种解释往往不能自圆其说。如一份有关贫困的纵向研究（Bane，1986，转引自Elder，1998）提出，出生于贫困或单亲家庭会增加各种行为问题的风险，并认为这种不利影响会像魔咒一样持续40年，但事实上大部分弱势家庭的孩子在条件改善之后，行为问题都很快改善。另外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亚利山大（Alexander,1988，转引自Elder，1998）关于学生留级现象的调查：入学一开始就留级的孩子在以后的学习中往往都表现得很糟糕，而高年级才留级的孩子则能很快从中吸取教训，改善学习。所以，在作横断研究时，不能简单地将行为问题的原因归于社会、家庭或者上面提到的留级事件，应该结合转变点所处的个人生命时间位置，来综合评价和解释他们某一种行为持续的原因。
但最近不少关于中国社会生命历程的研究，都忽略了上述概念，在研究中不太注重把社会、历史层面因素与个体层面相结整合，表现为过分强调社会原因，不关心个人因素。如周雪光等人1999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的对下乡知青的研究，出于对社会分层的关注，研究者非常强调社会出身的影响，4个自变量包括父母的文化程度、社会出生、单位性质和地区差异等社会性变量，却没有包含任何个人生命时间的信息。凯文(Chen,1999)等人在对该研究高度肯定之余也很疑惑，为什么“下乡”事件并未如预期的一样对知青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我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个人变量，将个体完全视为社会事件的被动承受者，没有进一步开展相邻出生组和地域差异的研究，所以当然很难发现行为的异质性。这种社会分层视角实际上仍旧囿于生命周期的角色观，希望以单一的社会属性来分析人的丰富性，当然就很难真正实现生命历程个人、社会、历史“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
那么，研究怎样才能真正实现“三位一体”？轨迹、转变和延续这一系列概念为用生命历程解释个体层面的行为、过程及其原因提供了基础。在此基础上，生命历程理论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关于个体发展的概念体系，提出个体生命中的转变效应和连接机制，并作了有关动力学的分析，从而奠定了生命历程学派在心理学界的地位。但如果仅限于此，生命历程理论很难具备社会性和宏观性，也很难在人口学、社会学乃至历史学都产生巨大影响。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会进一步围绕“三位一体”的问题展开讨论。
（二）年龄概念：个体生命、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的联结点
生命历程提出的“年龄”概念对于理解上面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就跨越了个体层面，体现了一种从微观到宏观、再到纵向的空间里对事件和角色等生命历程轨迹的建构。
首先，生命历程理论解构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年龄概念，以一种崭新的方式，从社会和心理的角度对年龄进行多元化的分析。简单地说，它从生命时间、社会时间以及历史时间三个角度对年龄重新进行了思考。
生命时间是指实际年龄，代表个体在自身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即生命周期的阶段。这个维度符合人们日常概念中的年龄。但如果仅仅按生命时间划分群组，就很难用社会或历史因素解释群组之间的差异，也无法发现生命与时代变化的联系。
社会时间，指扮演特定角色的恰当时间。以“家庭时间”为例，社会时间通常是指个体离家、结婚和生育的恰当年龄。社会时间的概念充分反映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实时影响，与生命周期和生命阶段的概念有密切联系，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详加阐析。
历史时间指出生年份，代表个体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这一时间概念强调的是把个人置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中，由此出发去关注历史事件和环境对人的影响。
国内学者刘精明（1999）曾将埃尔德的“出生组”（CohortGroup）视为一种与周雪光的历史时期分析相对立的研究传统，认为只关注固定的“出生组”会导致对其他“出生组”的忽略。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出生组概念的一种比较片面的理解。所谓“出生组”指在相同历史时间出生的一代人，相邻出生组是指出生历史时间相近的两组或更多组的人群。埃尔德认为只有通过对相邻出生组的分析，才可能找到历史变化与生命历程的联结，所以无论是在对大萧条还是中国的研究中，他一直都非常关注相邻出生组，希望从经历了相同社会事件的不同生命轨迹中找到历史的痕迹。如他在研究中发现奥克兰地区大萧条早期(1920-1921)出生的青少年群体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已经独立，因此贫困对他们的影响不大，相反还磨练了他们的抗挫折能力；而晚期(1928－1929)出生的孩子，贫困使他们的教育和生活资源严重受损，以至影响到成年后的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埃尔德提出经济剥夺对大萧条早期出生和晚期出生的青少年影响各不相同：虽然这两个不同出生组都在青少年这一生命时间承受过大萧条的冲击，但历史时间的不同使他们所经历和体验的生态环境已经完全不同。
生活史研究之所以与生命历程理论还有一定距离，就因为它虽然提出了年龄与移民的关系，但对年龄的思考还停留在日常的层面，还不能从生命、社会、历史三个维度对其进行分析，故也还谈不上分析历史背景对移民生活的影响。用埃尔德（1998）自己的话来说即托马斯的波兰农民研究“没有按年龄和历史背景来区分出生组，也没有按移民时的生命阶段来进行分析……将世代和血缘分析置于一个完全抽象的非现实空间”。事实上，不少从社会分层角度出发的研究都很容易忽略出生组因素，希望从社会变迁中找到一种对所有群体产生同样影响的力量，刘精明（1999）关于入学模式的研究应该说较好地考虑了不同子群体所承受的不同影响，但他在最后的分析中却没有按年代对不同风险组(出生组)的权力影响进行讨论，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
仅仅基于群体层面的理论思考，往往难以找到个体生命与时代变化的联系点，也无法用数据来解释为什么同样社会或历史条件下会出现个体发展差异。群组也因而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因果联结信息的“黑箱”，只能以思辨代替科学解释。针对这种局限，生命历程理论提出了年龄的三种时间维度，强调通过不同历史时间中的出生组进行群组内比较，讨论历史变迁的影响，并借社会时间的维度进行社会文化分析。这样就以年龄概念为核心兼顾了个体、社会、历史三种层面，不愧为方法论上的一种创新。下面我们将着重对生命历程时间概念的社会属性做进一步的介绍，从三种层面分析生命历程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三、恰当时间：一定时空中的社会与生命
社会科学领域对个体的关注有两种思潮：心理学主要强调微观水平上个体的功能与发展轨迹；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主要关注宏观水平上不同领域的社会影响与外部动力。很少有研究在对个体进行研究时能将宏观与微观相联系，领域与领域相沟通。生命历程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在多个水平上，联合多种领域开展研究。前者如埃尔德本人对大萧条时间儿童发展的研究，后者如罗斯（Rossi，1980，转引自Elder，1998)等人对个体职业体验和婚育模式关系的研究。而生命历程研究这种跨水平跨领域研究的重要基础，则是其提出的四大范式：一定时空中的人类生命、生命的恰当时间、互相依赖的生命、选择和行动中的人类主动性。其中，“恰当时间”原则突出了年龄、转变以及时间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生命历程时间观的集中体现。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对该范式原则及其相关理论进行深入讨论。
所谓“恰当时间”（Timing），具体含义如下：1）首先它是一种以年龄层级的概念来对一生中社会角色和事件进行组织的方式；2）同时它也是一种以恰当的方式安排生命中各种变化的过程；3）另外，它还反映了个人生命历程和历史的位置（Elder，1998）。李强（1999）在有关介绍中曾将“恰当时间”原则译为“时间性”，我们之所以采取新译法，主要原因是“时间性”的说法过于模糊，无法反映出其暗含的社会路线、个人路线以及发展路线等多层面的含义。
事实上，生命历程理论试图通过“恰当时间”原则建立起一种将社会需要与个体生命历程轨迹结合的视角。它既是一种组织方式，也是一种过程和位置。要真正理解恰当时间，必须首先对社会路线和个人路线的概念有所了解。
(一)社会期望：生命的社会时间表
恰当时间原则的第一层含义——“一种以年龄层级的概念来对一生中社会角色和事件进行组织的方式”，代表的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期望，类似于前面提到过的年龄的社会时间。如瑞里（Riley）等人提出的“年龄层级模型”和纽加顿（BerniceNeugarten,转引自Elder，1998）的标准时间表，都反映了人们对有关事件发生或生命阶段起始的年龄期望。理论上，这种年龄期望说明了社会所规定的人生主要变化发生的适当时间，如入学、生育以及退休，并以序列的形式表达出整个社会文化对个体发展方向的一种规定。
简单地说，这种年龄级别或序列可以视为一种具有明显时间特征的公共意义或社会路线。如就业和退休年龄、结婚和离婚年龄，求学与毕业年龄等等。从这个角度去看，社会路线有明显的约束性，因为大部分都是由立法机构之类的社会机构确定的。有学者因此提出，“社会机构扮演了一种分类者的角色，将个体的转折点标准化，把个人的生命阶段变为独断式的公共事件，成为一种‘公共生命历程’”（Buchmann，1989，转引自Elder，1998）。时期下乡知青下乡和回城时间点的规定，就是这种社会意志的极端体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这种约束性不仅体现在社会机构的规定上，还体现在经济、家庭、教育、职业等种种社会文化领域的限制上。如由于居住条件和社会经济水平的限制，以色列在二战后实行的集体托儿体制（KIBBUTZIM集体农庄），为孩子的成长确定了一种特殊的个人路线；再如大部分工业国家中，教育机构为个体设计了统一的、根据年龄和活动安排的结构化时间表，留级、晚入学等等脱离了这个时间表的事件会对孩子未来的道路产生不良影响；职场情况也不例外，年龄级别与职位提升的关系密切，什么年龄能升到局级，什么年龄能升到厅级，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企业中也有类似的“玻璃天花板”。
简而言之，从微观到宏观，每一种水平都会存在相应的社会路线制定者和调控者。在个体水平，调控者可能是朋友、雇主、或者父母；在地区水平，可能是当地社区、学校；而宏观水平社会路线的最终决定者可能是国家或者政府。“不同的社会机构和组织对生命历程进行年龄分层，每一水平的控制代码都对生命历程发展产生影响，监督并促使个体符合一定的社会路线”（Sameroff，1996）。根据即定的时间表，人们可以知道各种行为是否适时，社会的发展也因而保证了稳定与持续。所以说，恰当时间的第一层含义实际上强调了作为社会文化模式集中体现的社会路线的意义。
（二）个人路线：个人主动性的体现
但另一方面，从生命时间和历史时间的角度出发，生命历程理论也反对将社会路线视为个人生命历程的惟一决定因素，认为除此之外不仅历史时间和社会变化对于塑造个体生命历程有着重要的意义，个人的选择和行动对这种社会期望的解释也非常重要，用生态观的术语来说，即“近体过程”才是最终决定个人生命历程的机制。
事实上，生命历程研究显示，同一出生组的成员虽然可能经历相同的社会事件，其生命历程却并不完全协调同步。如纽加顿的研究发现，个体会出现种种对常规时间表的偏离；有关家庭变迁的研究也表明，从20世纪起西方社会就很难为个体的婚育时间确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社会路线的制约性正在不断减弱。
所以，生命历程学派提出，在研究社会变迁的发展结果时，应该考虑到特定路线或个人路线的存在。事实上不同学科已经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如为了实现多水平分析生命历程的目的，历史学采用了历史分析的方法，社会学家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心理学家则主张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的结合，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把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宏观性和微观性的耦合。
国内已有的生命历程研究非常重视以历史的眼光来分析个人的命运，如、改革开放、三峡移民等，将个体或群体置于一定的历史社会事件中，分析这些历史社会事件对个体命运的影响，但大部分研究都忽略了一点，在受限制的环境下，个体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种选择，而这恰恰是生命历程理论非常关注的问题。发展的个体是一个动力性的整体，既不是简单受制于社会路线的被动承受者，也不是情感、认知、动机等元素的集合。时空的影响力只有通过个体的选择决策才能渗透到生命历程的框架中去，表现在方法论上，即我们在关注社会属性的同时，还需要关注个人属性，整合多学科的力量共同分析嵌套在不同水平动力系统中的群体和个人。
（三）恰当时间的转变：人与环境匹配的视角
从恰当时间的第二层含义——“以恰当的方式安排生命中各种转变的过程”——出发，生命历程非常重视对于“转变”的研究。这里所谓转变和前面提到的社会规定的转变时间有所不同，强调的是将历史时代要求与人类主动性相联系。
为了进一步说明“转变”是如何将环境要求与人类主动性联系在一起的，埃尔德提出了5种联结机制：生命阶段、社会需求、控制循环、彼此联系的生命和强调机制，藉助这5种机制，我们可以寻找到合适的视角来进行整合性的研究。
（1）生命阶段机制
根据该机制，转变效应与所处的生命阶段有密切关系，我们可以从不同生命阶段的转变来分析人与环境的匹配度。首先，同一“转变”对不同年龄和担当不同角色的人的影响是不同的。譬如，离婚这一家庭“转变”更容易损伤青少年和年长儿童，而不是年幼儿童。另外，这一转变在该生命阶段是意料中或意料外的，作用也各不相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儿童期丧父或丧母，早期经验中亲子的这种变化比成人期丧父或丧母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
（2）社会需求机制
指社会规定或新情境对个体的要求。规定越多的社会或要求越多的情境中，越容易出现迎合角色期望的个体行为。如传统社会中，个人生命周期的转变往往倾向于符合社会时间表，越是封闭的乡村，婚龄、习俗对女性的约束就越大。而紧急状态下的家庭非常需要帮助性反应，此刻，平时冲突严重的个体在这种背景下也可能彼此合作，如美国的911灾后反应研究，台湾的920大地震研究，以及国内有关SARS的研究，都提供了大量灾变增加凝聚力的实证数据。如何将社会情境的特点与个体需求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对未来的研究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3)控制循环机制
当人们刚进入转变阶段时，对周围环境的控制能力往往会下降。转变会使资源、目标和成就之间出现分化。分化越严重，失去控制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控制丧失的预期和体验会促使个体努力恢复控制(Thomas拮抗理论，见Elder,1998)。一旦获得控制，期望或要求就会提高，从而激发另一轮控制循环。
埃尔德在研究大萧条时发现，收入骤减会通过控制循环中的这种适应来影响儿童的发展。随着资源的持续减少，需求和资源之间的不连续性会越来越大，从而使个体的失落感越来越强，为了恢复控制，家庭决策者可能限制要求、资源或者调整二者间的关系，如削减家庭消费，降低生活标准，让更多的成员外出就业。这些适应不仅可能改变家庭生命周期，对儿童将来的发展也造成重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控制循环也是个体主动性的一种表现，如何让通过对这种动态过程的揭示来体现个体的主动性，值得研究者深思。
（4）彼此联系的生命
该机制认为，转变效应是间接通过有关联的“他人”生命来实现的。人际网络为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提供了有形无形的支持。以准备怀孕的子女与母亲为例，女儿怀孕这一事件会令母亲升级为祖母，故对大部分母亲来说都是喜事，但对少女妈妈的母亲来说却是悲剧，女儿的这种转变会直接影响与之联系的母亲的人生。
科尔曼（Coleman，1987)提出“功能团体”的概念来描述彼此相关的人，这一团体中无血缘关系的人彼此相关，共享一种价值。如乡村社区和教区宗教团体。在这种团体中长大的儿童更明白是什么是适宜什么是不适宜的行为，这种团体更鼓励亲社会行为。但这种彼此的关联也使个人的转变也有了一种扩大效应，从而承受更多的群体压力。在国内关于三峡库区移民的研究中，这种彼此联系的特征之所以表现得比较明显，与当地相对传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有很大的关系。
（5）强调机制
通过这一机制，转变体验获得了与过去和历史的一种联系。转变对于个体来说也是一种选择，经历转变之后，个性中原有的某些特质可能被放大。如关于单亲家庭的一些研究发现，孩子行为问题并不是由离婚这一转变带来的，而是在离婚前就存在，只是离婚这一事件对孩子的问题行为起到了强调作用，从而让个人过去历史中的某些固有轨迹得到了进一步的积累。所以生命历程理论认为，生活史某种程度上是由个人重构的，每一次转变都会使个体对以前的生活经验重新解释，而这种重写会改变生活轨迹并使之变化。
根据上述五种机制，转变将背景与个人的主动性相结合，如果转变发生或被安排在恰当时机就会非常受欢迎，如果在不恰当的时机则会降低彼此联系的生命之间的支持，故生命历程理论非常重视对转变的研究。以转变为切入点，多角度多水平地分析个体、社会、历史三个层面的事件在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反映，这一视角对国内学者开展未来的研究不失为一种借鉴。
自其于60年代诞生以来，生命历程理论在心理发展过程—生命历程—社会变化三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其中一个基本假设即年龄将人们置于社会结构和特定的同龄群组中，对年龄进行深入分析能够帮助学者多方面了解社会变化在个体身上留下的烙印。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借鉴，启发他们从三维的空间去观察个人，还为社会事件赋予了历史纵深感。对于当代中国学者来说，新的挑战不仅在于如何将西方的这种新思潮本土化，还在于如何从中国的经验研究中寻找进一步值得拓展的空间。总体来说，生命历程理论所试图建立的是一种跨水平跨领域的宏观视域，但其落足点还是更多地在于生命的发展轨迹，时间观对于它来说不仅是一种崭新的解读社会的方式，还是重要的研究范式。
当然，由于生命历程学派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有很多有待进一步澄清的理论问题，如社会变迁中的时空结合问题，个人差异带来的不同生长环境问题等等(Elder，2001)。如何借鉴最新的研究技术，更好地把这些复杂因素结合到生命历程研究中，将是未来该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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