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核心价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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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与西方两个文明体系的全面良性竞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东方的代表，中国占领的第一个制高点似乎是竞技体育。接下去将要冲击的最重大目标自然是GDP。这最难冲击似乎也是最后的一个目标才是意识形态。在这个方面，西方靠着他们的民主话语体系，至今占据着牢不可破的优势地位。在这个话语体系中，一系列众所周知的价值概念处于核心的地位。我的这篇文章，绝无想对这些可贵的价值发起任何攻击之意。我只是有两个看法希望表述：第一，在当下，这些价值观念简单直接移植到中国似有水土不服之症，它们似乎应当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某种综合、融汇，或考虑到现在中国的发展中的国情有所折中，才能对当下中国的进步有更好的助益。第二，如果数十年内中国真有领导世界的机会，中国也必须为世界提供一套与现行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不完全相同的（完全创新是不可能的）革新版的价值体系。否则，中国的这个崛起也绝不是完整的。
这两个任务都过于庞大，说句实话确非我能力之所及。但由于特别的情势，我必须就这个题目发表意见，就只好不揣冒昧，斗胆发表一些浅见了。说得如果有一点新意，大家不妨附和一下。如果说得离谱，也准备迎接板砖。
在我看来，西方的价值体系，有一个最基础的核心，就是个人主义。简言之，就是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政治结构都是从个人出发，个人天然拥有全部的权利，家庭、社区、国家的权利是个人让渡出荣年内消失，实在很难说哪一种价值体系更先进，因为这两种价值体系的较量总是以集体主义的最终胜利而告终。连古希腊城邦的最重要内战，伯罗奔尼萨战争，也是以更集权的斯巴达同盟战胜了更民主的雅典同盟。再后来也是君主制的马其顿统一了古希腊，灭掉了那些独立的城邦。罗马帝国也取代的罗马共和国，公民权利被几乎取消殆尽。中世纪末期意大利北部城市的繁荣也是以封建势力的脆弱，民族国家迟迟未能形成为代价的。欧洲人的普遍性格自古以来就是争强好胜，谁也不服谁。那种细碎分割的政治格局，几十万人口的国家规模，（这已经是超大规模的城邦。据说，一个城邦的理想规模是，站在一个山头上就可以看到全境。）几万人口的中世纪领地规模，必然导致无穷无尽的战争。（想一下你脑海中的欧洲中世纪的形象，是不是一个全身盔甲，不见面目的持枪骑士？）统一的和平红利在欧洲的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就是罗马帝国前期200年。（现在的欧盟是第二次。除此之外，整个欧洲的历史，都是细碎分割，战乱不休，从没有过100年的和平。）城市文明的优势只是在15世纪以后才开始呈现。工商业，城市经济在一个民族国家中占主导地位，只有从近世的大英帝国时代才开始出现。
东方价值体系中最早出现也最基础的是集体主义。它应该在原始社会的氏族时代既已产生。集体的代表就是领袖。在中国哪怕最古老的传说中，原始氏族民主制的痕迹都极为稀有。（禅让也是领袖做主，只不过不是传给自己的血亲。）领袖们的地位一直极为崇高。从三皇五帝开始，都是大有功于人群的英雄成为帝王（比如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有巢氏发明房屋，大禹治水等）。领袖与人民间的距离，自始就比古希腊大得多。（不过还达不到古埃及的水平。金字塔那样宏伟的王家陵寝，在中国还不可以想象。）中国和大河流域的其它古文明一样，早早就形成了巨大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城市只是行政中心，最大的城市自然是皇都。城市和手工商业从来都处于附属的地位。除了吕不韦一个唯一的例外，商人从未掌握过最高政治权力。官府、士绅、农民的三级结构根深蒂固。三纲五常、仁智礼义信等是中华古典文明的核心价值，就在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上建立。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由孔夫子奠定。他的学说中，仁的概念无疑居于核心的地位。但他主张的仁，与西方基督教尤其是《圣经新约》主张的无差别的仁，甚至主张爱敌人的仁是有原则差别的。孔夫子的仁是有等差的仁，他在很多地方表达了这个等差。发展到最后，就是君臣父子，等级森严。这一套在农耕时代大河流域大民族大国家中是必须的。中华民族在这个价值框架内也取得了及其伟大的成就。一个庞大的，有至少数以千万计的人口的农业国家，在那个时代，集权主义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结构。历史上无数次，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宦官手捧“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可以立马解除一个统兵数十万的将军的兵权。太平天国被镇平之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汉人手里，握有清朝的几乎全部能战之军。然而他们一个个毫不犹豫地解散了绝大部分军队，把剩余的也上交朝廷。1900年，已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末世，八国联军入侵，光绪慈禧西狩长安，中央权力瘫痪。各地督抚，尚无一人趁乱割据。与此相反的藩镇割据、同姓王异姓王掌有实权的年代，都是乱世。不可以说中央集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郡县制）那一套毫无积极意义，否则绝不会有中国这么大一个民族国家存在于世，让中国彪炳于世的那些文景、汉武、贞观、开元天宝、康乾等盛世也都不可能存在。如果像欧洲中世纪那样那样，（失去了皇权的民国初年差不多就那样。）就会有数十个国家，数百数千数万个公侯伯子男爵，（我的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无穷无尽的战争杀戮。到今天都还会留下一批像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那样的袖珍国家。那会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之福吗？
二、当今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
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暴力打击下一败再败。救亡图存自然成了中国人的核心议题。学习西方的一切就成了当然的路径。一波波的现代化运动搞下来，最终人们很容易观察到，西方的器物，或者说科学技术是比较容易学的。而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则显然难学得多。中国人在这方面决不是没有付出努力。康梁、清末立宪运动、中华民国初立并击溃袁世凯洪宪帝制及张勋复辟、抗战胜利后的老政协和中华民国国会总统选举、中共建政初期的新政协和54宪法，100年来，中国人在这个议题上至少大规模地努力了五次，统统以失败终结，这绝非偶然。因已超出本文题目所限，这里不能展开，我只能引述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的一个结论：民主当然是一个好东西，但它绝不能简单地放之四海而皆准。我的基本感觉是，这种制度很娇嫩，它要正常生长，对环境条件有相当的苛求。举其大者如：至少小康以上的总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发展水平；一个已经成型的稳健而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太过激烈的大规模的族群、宗教或其它的社会冲突，总之要有一个相对平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氛围。我认定，在一个拥有庞大贫困人口，文化水平低落，农业人口多过一半的国度里，是建不成合格的现代民主制度的。然后是意识形态。没有对自由平等人权宽容契约精神等意识的长期培养训练，合格的民主制度也同样不会从天而降。
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先去寻找一种最好最快的过渡机制。条件不够时，我们就要寻找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走出戈壁）去取得那些必须的条件。这样我们就需要去构建一套过渡时期的核心价值了。
中国今天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可以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核心价值体系，个人主张：第一：应当把已经吸取了一部分个人主义精华的合理化了的集体主义视作整个意识形态的基础（而不是象西方那样把个人主义视作基础）。第二：把尽可能快而全面的并且可持续的发展（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放到一切施政的核心地位。（邓小平的话：发展是硬道理。）第三：认识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保证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不认同“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但我认同稳定绝对重要。第四：认识到各项基本自由（首先：a人身自由，b财产自由，c思想自由）是社会发展的必须条件。第五：认识到（无差别的，自然的，所有的）人的整体的公平的利益，是一切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以人为本）。第六，在不发达和发展中的基本社会条件下，（比如贫穷人口还远占多数，比如农村人口还占多数甚至压倒多数，比如文盲还超过人口半数—这已不是中国今天的情况，但中国人民的平均文化水平还相当的不高。）在不影响稳定，有利于发展的前提下，努力寻找各种合适的方式去逐步落实人民主权的伟大崇高理想。第七、以和谐（妥协）取代斗争作为处理各种分歧（比如阶级、文化、宗教、种族、国家乃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原则。认识到各个阶级、文化、宗教、种族、国家乃至各种自然生物（动物植物）都有在这个地球上合理生存的权利。互相之间的利益冲突，都要寻找妥协之道，而不要妄想吃掉谁，消灭谁。推荐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
下面开始简单而基本的阐述。
中华价值体系与西方价值体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集体（本位）主义与个人（本位）主义的区别。这两个价值体系，其实是各有优劣、各有适应性的。简单地说，在越是不发达的国家中，集体本位主义就越有更多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而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个人本位路线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就日益呈现。当我们到达一个成熟的富裕文明社会之时，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很可能就应当占有一个相当主要的地位了。建议参看我的另一篇文章：《我的基本人权理念》。
个人建议，人均年收入1000美元以下，称为不发达社会。人均1000~10000美金称之为发展中社会。人均10000以上称之为发达社会。在不发达社会中，稳定与发展绝对首要。民主制度建设建议暂缓。进入发展中之后，稳定与发展的权份逐级递减，各项社会公平（比如公共福利）、法治、人权、民主制度建设都要一一逐步进入日程，找出恰当的解决途径。在人均达到10000之前，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妥善的处理。否则必会出现新的社会紧张。
中国现在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全力渡过小康迈向富裕的中间偏下阶段。（人均3000美金。）因此，稳定与发展还是优先议题。为了保证整体能得到尽可能快的发展，强调集体主义，对个人权利进行一些不过分的限制，还有一定得合理性即社会利益。但这个阶段正迅速地成为过去时。用不了几年，中国的总产值就会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二，人均就会超过5000美元，城市人口就会接近总人口的半数，中产阶级（除了权贵，所有工人农民以上的社会阶层）的总和也会迅速地增加。从这时起，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西方那一套价值体系的合理利益就会迅速增加。当局应当因势利导，努力主动地去寻找各种能够满足这类利益要求的途径方法，推进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更具体一点，个人认为当下的中国绝不可以急于去试行西式普选多党民主。但应当开始广泛地去实验摸索20-30年后，应当在发达后的中国广泛推行的适合中国当时具体国情的肯定是介乎于当今中国政制现状和西方现行制度的很可能带有某些重大创新的某种综合政制。这些民主试验，应当着重、先行在城市、在统治集团内部、在知识分子、在传统中产阶级（各种规格的老板们-除了最大的）中间展开。（而不应当让相对贫穷落后的农村先行。）根据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中产阶级-民主核心”理论，他们是任何健康民主制度的当仁不让的核心。（我有多篇论文阐述此论，请参看。）（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为了人民（forpeople,pourpeuple）这个宗旨是没有分歧的。有分歧的是：是否以及如何通过人民。民主主义一定是要经过人民，（pypeople，parpeuple）。民本主义则可以由一个父家长式的政府来管理人民的利益。我们将来要去建立的政制，当然必须要通过人民。但怎么个具体通过法，就是要研讨的中心。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特质区别之一，是对概念的模糊与清晰的偏好。比如民本与民主。在东方，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放大。人民有服从政府的义务，政府有保护人民的责任。谁完成这个任务好谁就可以合法坐台上，称之为“得天命”。反之不论任期，随时都应该下台。但西方人则认为这个办法太含糊。他们一定要弄出一个选举制度来，50.1%就可以让那49.9%下去（比如陈水扁胜连战，小布什胜科尔），而且做满任期没商量。东方人则一定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其实这两种制度真的是各有利弊的，最好还是想办法综合。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我的确是不信了。但是对于它的哲学，辩证法乃至于历史唯物主义，比如存在决定意识（网上看来一个有趣的表述：屁股决定脑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还有很多相信之处。价值观价值体系属于上层建筑的最上层，就是意识形态。它绝对要受到社会基础的层层约束，不可能脱离基础而独自存在。举例：饱暖思淫欲（比如今天中国到处泛滥的“小姐文化”），饥寒起盗心（比如眼下在索马里疯狂滋长的海盗行径）。
当然我也看得到，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权暴力机构，可以对经济基础进行极大规模的改造。负面的例子：比如共产政权可以在短短数年之内，把一个国家内的所有有产阶级连根拔掉。而意识形态的开放又可能何等灿烂地推动社会发展。正面例子：现代意义的自由概念在中国实在晚近。但在最近30年的改革大潮中，人们已经可以深刻地体认到，哪怕仅仅是让中国人民享受财产自由，就已经可以创造何等伟大的经济奇迹。调整的例子：这个自由的肆意发挥很快的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于是西方的平等概念再次开始登场。说句实话，平等这个概念有着极大的漏洞。因为它是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做到的。多的不说，就说经济平等，所有的人都有大体相当的收入，这可能做到吗？回到共产时代，高官们的货币收入也比平民多出10倍，非货币收入根本无法计量。政治权利也一样，什么时候，在哪里真正平等过呀？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大资本家在政治选举中的确也和失业者一样只能投一票（他们想必根本就不屑于去投票），但他们还有没有比投一票要强大得多的办法来影响政局呢？比如政治献金。不过相对的平等还是可以争取的，只是其间恰到好处的度又极难把握。其实和谐比起平等是一个模糊得多，也灵活得多的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朝好的方向发展，它可以囊括进极多的恰当社会政策，而没有平等概念那么机械。比如阶级和谐讲得通，阶级平等就讲不通。当然如果朝坏的方向牵引，它也可以变成压制不同意见的强横工具。所以这个词在某些极有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