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化文化向度基本原则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马克思主义化文化向度基本原则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摘要：从文化的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关键要坚持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这种结合的表现形式；二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主要是理论的创新和形式的创新；三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实现大众化必须抓好理论内容常识化、与公众实践相结合、走进日常话语、走进日常意义、接受超常识的整合等五个环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文化；创新；大众化
Abstract:ItissignificanttomakeastudyonsinicizationofMarxismfromtheperspectiveofculture.IfthesinicizationofMarxismintendstomaintainitsvitalityandbecomesthemainstreamcultureofChinesesociety,thekeyistopersistinthreebasicprinciples.Firstly,itmustcombinewith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MaoZedongThoughts,DengXiaopingTheory,Thoughtsof“ThreeRepresents”andthe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aremanifestationsofthiskindofcombination.Secondly,itmustpersistininnovationofsinicizationofMarxism,mainlyintheoryandform.Thirdly,itmustpersistin“popularity”ofsinicizationofMarxism.Toachieve“popularity”,thefollowingfiveaspectsshouldbecarriedout:topopularizethecontentoftheory,tocombinewithpublicpractice,toapproachthedailydiscourse,toapproachthedailysignificance,andtoaccepttheintegrationofultrageneralknowledge.
Keywords:sinicizationofMarxism;traditionalculture;innovation;popularity
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狭隘化的理解，过多注重它的政治意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始终同政治斗争、政治实践联系起来，忽视了其文化过程。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由文化过程开始，然后才是政治过程，因而从文化的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坚持什么原则使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呢？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从文化的视角看，任何文化体系的外传，都必须有其文化“知音”，即文化的共通性，才能被另一种异体文化认同、吸收和同化，并在此基础上重构新的文化形态，这种外来文化才会在相对于它的另一异体文化土壤里生根并结果。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模式下的产物，具有西方文化的内在气质和文化品性。从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历史积淀性等特性来看，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谱系”关系和“家族相似性”，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中华民族来说，确确实实是一种异体文化。这种异质文化传到中国，必然要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交锋、碰撞、对话与沟通，否则它难以得到中国人思想上的认同。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思想文化传播到一个新的民族或地区中，要为该民族或地区的人民接受并发展，就必须与其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相结合，这可以称为文化传播的本土化规律。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首先必须解决文化的认同与重构问题，即首先找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同的契合点，然后再以中国人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
无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观、社会理想观、人本观等方面有契合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但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就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它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的可能性。使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人接受的形式出现，这一重任就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而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契合点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马克思主义以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形式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从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可明了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
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和很深的造诣，在他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成功地解决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机体中最为关键的农民土地问题、革命道路问题、工作重心问题以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军队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质的飞跃，产生了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影响下，思想不可避免打上传统文化的印记。就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来说，均可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它的根源。实事求是源于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来用“实事求是”四个字概括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并对“实事求是”进行了新的辨析。群众路线是中国传统伦理政治中“贵民”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扬光大。继承了中国历来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水君舟”、“载舟覆舟”等一系列光辉的民本思想，主张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独立自主是及中国共产党人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升华，表达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凛然不屈的民族气节。而自尊自强是中国传统道德中重要的伦理规范，也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此外，思想中的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辩证发展过程的理论同中国传统哲学中重视习行践履和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思想结合起来，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学说与和谐统一思想结合起来，创建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而的爱国主义思想、“农业基础”经济思想、军事思想、道德伦理思想等无不折射出受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痕迹。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质的飞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对马克思主义继承与发展结合起来。比如，邓小平理论中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传统的务实求真思想之间，就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传统社会中对美好理想社会的追求，已被落实在“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部署之中；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传统，已被生动地体现在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各项方针政策中；传统的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已反映在小康社会的建设中；在对立中把握统一的传统，已被吸收在“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之中，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博大精深的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承、创新和发展。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使邓小平理论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开放精神。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必须利用民族文化资源，面对我们的文化传统，从民族文化资源中寻找展示、振奋、提升民族精神的内容，诸如民族的情感、民族的凝聚力、民族的特征、民族有号召力的人物，等等；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归根结底就是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是对传统文化中富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等等，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思想；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则囊括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方方面面的问题，是对传统贵和尚中及天人合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然而，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途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这主要表现在不顾中国实际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生搬硬套地在中国运用。实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既脱离中国实际，又脱离了中国传统。如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时期党的“左”倾领导人照搬前苏联的革命经验，抛弃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攻打大城市，结果使党的革命事业受到重创。再如我党从建国初期的、实行农民个人土地所有制，到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再到农村实行运动，实际上是在生产关系方面促使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转变，从私有到公有的转变，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然而，“乡村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改变了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但没有根本改变大多数农民的传统的价值观念”[4]430，“尽管公社日复一日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我们也没有理由对农民的所谓‘世界观转变’作过高的估价。公社长期存在着家庭本位的价值观与集体本位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4]432。这实际表明我们不顾传统，强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割裂开来，结果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损失。还有最为典型的“”，将所有传统的东西都作为“四旧”给废除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来对抗传统文化，使得传统文化在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对抗中败下阵来，传统文化在这场运动中也受到严重的打击。
历史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而且是当代中国走向世界、争取民族富强的坚强保证。
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知识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的时代，其中重要的是文化的创新。这是因为，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没有文化的创新，没有思想、理论和精神上的创新，也就没有其他实践领域内的创新。而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缺乏创新的意识，那么这个民族就会缺乏生机活力，僵化而停滞；而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在当今各种文化的激烈竞争中，就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是极其重要的。这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也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肩负着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文化的不断创新过程，是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不断整合、扬弃的过程。缺少了这种文化的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就会因为缺少生机而僵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会因此而停滞。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崭新文化秉承了民族文化创新的重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首先表现在理论的创新。
党的十七大号召，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实践性和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时代紧密结合的文化。文化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性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体现为对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时代精神的升华。时代在变化，实践主题也在变化。对变化了的时代和实践主题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和分析，使理论符合实际情况，并指导新的实践，是时代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和重任。时代性的目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中心问题。从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改革开放不断创新体制和完善制度，再到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把时代要求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强调要在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解决时代课题，创新思想理论，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实践性特质。实践是理论创新不竭的源泉，任何一种理论的真正价值和生命力都深藏于现实社会实践之中。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结晶，成为不断与时俱进的典范，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坚持以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并能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和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根据或本质根据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因此，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另外一种创新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才能得以中国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离不开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民族化特质。文化首先具有民族性的特征。民族文化是该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创造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维系该民族的纽带和凝聚力，它在世代传承中积累和发展，具有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是无法割断的历史链条。人类文明、世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要以各国、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作为载体和基础，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也一样不能回避这一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5]马克思主义落脚中国及在中国的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阐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产生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化的表现形式。为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必须体现民族的特性，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还表现在形式的创新。
一定的文化形式是任何一种文化生存、传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化创新不仅需要内容创新，而且需要在形式和手段上不断创新。作为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创新新的表现形式。
前文说过，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必定要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得以中国化。因此，它的表现形式既不可能是以马克思主义原有形式出现，又不可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原有形式出现，而必定是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而这一新的表现形式必须是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以大多数中国人能接受的文化语言与文化表现形式表达出来，形成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而支撑“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因为先进文化的发展，从来都是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实现的。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的深厚根基。
以传统优秀文化为基础、依据中国时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正如上文所述，这些表现形式既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脉相承，又继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既切合时展需要，又形成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必须坚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要有反映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的内容，又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二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只有真理性的内容而无恰当的民族形式，理论就会被束之高阁、远离群众，但若只有一定的民族形式而无真理性的内容，这样的理论毫无用处，也就不能称之为真理。因此，创新必须坚持和遵循二者的有机统一。一方面，从真理性的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确把握了时展的脉搏，深刻揭示蕴含于时展变化和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真理性的内容只有具有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和表现形式，让广大人民群众易学易懂、易于接受，才能够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真理性的内容和鲜活的民族形式相统一的典范。其语言风格都极具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都极易使广大人民在思想上和情感上产生共鸣和认同感。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具有旺盛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奥秘所在。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既要依据中国实际需要，面临时代的发展需求，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新的光彩，又要善于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长处，充分汲取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精华，辩证取舍，择善而从，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繁荣发展。
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
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向社会生活全面渗透的时代，对我们来说，文化的大众化是不可回避的，也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而对于异质文化来说，要想在中国扎根并传承，一是中国化，二是大众化。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并代代传承，一是佛教能中国化，二是与佛教在弘教中总不忘贴近世间、贴近人生、贴近日常生活分不开的。远离人间的佛教，是没有生命力的，也难有大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已实现了中国化，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何成为普通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涉及大众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再仅仅是“论坛”上或“讲坛”上的，而是真正成为“生活中的文化”、“大众的文化”。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前的“学院化”或“学理化”读本转换为“生活化”或“大众化”读本，进行再创造。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伟大工程，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必要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发挥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就必须大众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注意采用通俗的语言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及知识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有两层含义：一是通俗化，二是现实化。指出:“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一个最好说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理论内容常识化。理论内容的常识化，正如科学的常识化，是以理论或科学去变革和更新常识。具体地说，主要是以理论的或科学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去变革和更新常识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也就是使理论和科学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和普遍遵循的常识。在现代社会中，非常识的常识化对于人和社会的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对于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具有最基础性的和最普遍性的规范、协调和支撑的重大历史作用。而特别是对在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讲，理论内容的常识化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在理论的表述方式上必须摒弃过于繁琐的逻辑论证；在思想内容上必须贴近大众的现实生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把理论原则转化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另外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融入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血脉中去，与民族文化中的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资源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方面才能真正实现大众化。
二是与公众实践相结合。前文说过，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结晶，就在于它不断解决人类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承了这种理论品质。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实现大众化就不仅要解决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实际问题，还要与中国公众自身的日常实践结合起来。就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因此，在公众日常实践中，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自己的实际工作起指导作用，并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来检验日常工作成效？又如何使公众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体会到作为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也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走进公众的日常生活？只要解决了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也就水到渠成。
三是走进日常话语。这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要采用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语言。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话语表现方面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第一，由经典化向通俗化转变。对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在话语表达上应该使之具有通俗化的表达形式。《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的代表之作。第二，由抽象的理论向具体化的生活世界转变，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理念实现对大众文化的整合和引领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过程中必须向具体的现实生活世界回归，即应该从一般的原理层面的研究转向对当下中国人生活世界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理论思考，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性文化。第三，由比较单一的文化资源向多元的文化资源转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来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然而时代的发展使得我国处于多元文化包围之中。单一文化资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难解决“一元与多元”、“一元”与“多样”的矛盾，这就要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多元差异的文化中，通过多元主体的精神交往、协商和话语实践，扩大自己的文化资源，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大众化。
四是走进日常意义。所谓日常意义，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大众个人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意义。以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的宣传，往往将其置于很高的位置，抽象地描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具有的意义。如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命运和出路、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命运和出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出路。诸如此类的论述，对大多数民众来说，与他们有很大的距离，或者说他们中有的根本难以理解，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不利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使民众知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其具有的日常意义，使民众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个人生活幸福所具有的意义。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才具有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五是接受超常识的整合。经济全球化使我们正处在多元化社会，相应地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多元、多样和多变的状况。文化的多元必然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带来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整合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经过整合成为自己的内容。这就存在一个超常识的整合问题，就如当年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整合为思想一样。超常识可能在当时不为多数人理解，但今天的超常识也就是明天的常识，重要的是要将超常识引领成常识。而引领常识的方式方法也要为公众所能接受，如通俗易懂的语言、心理习惯，等等。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一步一步自上而下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实现大众化。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依照上述环节稳妥进行。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从当前的“学院化”或“学理化”读本，转换为“生活化”或“大众化”读本，也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具有更大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李海荣.从文化认同到实践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过程[J].学术论坛,2002(3):1-2.
[2]王伟,李成增，刘莹，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初条件及历史启示[J].思想研究,2006(1):137.
[3]陆源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J].船山学刊,2002(2):82-83.
[4]张乐天.告别理想：制度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5].选集:第2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6]张国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十大辩证要求[J].探索,2008(1):19.
[7]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05.
[8]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27.
[9]郑传芳.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意义[N].光明日报,2006-10-22(07).
相关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