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政府民主和现实相结合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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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与美国的外交实践的有效融合,构成了布什政府奉行的外交哲学的思想主流[CD2]民主与现实的结合。从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出发,探讨了输出民主问题是布什政府的外交战略和终极目标;现实主义态度是布什政府外交战略的姿态和理念,即追求国家安全、国家利益至上及不排除以寻求武力推进民主;对民主和现实之所以得以结合并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主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阐述了民主与现实相结合的外交哲学在处理对华政策方面发生的转变及原因。
关键词:新保守主义;外交哲学;民主;国家利益
毫无疑问,共和党人布什负责组建的两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指导思想都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者已经进入到了美国国家权力的中心,代表人物如切尼、赖斯、拉姆斯菲尔德等。小布什的再次当选也表明新保守主义的观点已经得到了一些美国民众的支持。
新保守主义是传统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一个极端右翼派别,在里根政府中初露锋芒,在小布什的任内获得最大影响力。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要有两条:其一是自由民主跟专制水火不容,民主国家应挺身反对暴政;其二是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本文对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与现今美国外交实践的结合进行分析,对我们理解布什政府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输出民主是布什政府的外交战略和终极目标
输出民主指的是美国以自己的民主制度作为是非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有将自己的民主制度推广到世界各地的使命,并最终在全世界实现美国式的民主制,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大同世界”。
这一理念,在以新保守主义者居多数的布什政府任内表现得更为突出。
首先,从理论基础上讲,新保守主义者居多数的布什政府强调民主战略的理论源自著名政治哲学家、新保守主义思想的鼻祖列奥·施特劳斯。
第一,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世界上并存着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而民主和专制是两个对立面。施特劳斯特别强调“政治态度”的不可避免性,政治态度是对置身其中且自身为其一部分的社会文化及其外在表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和恒久性的评价［1］。政治态度最重要的表现是政治制度,任何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清楚地了解政体之间的差别以及每一种政体对在其中生活的人们的思想所施加的巨大影响。如果对政治现象不加以评价(诸如正义的或不正义的、残忍的或仁慈的、破坏性的或建设性的),就不可能按照它们的本来面目来真正认识、把握和理解它们。所以,政治制度的区分在实践上是可能的和非常必要的。制度有民主和专制之分、好坏之分,制度规范下的政权同样有民主和专制之分、好坏之分。政权的好坏之分的同时也意味着敌我之别。所以,对一个政权的价值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布什政府的外交实践中,那就是世界各国被区分成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民主国家奉行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专制国家则缺乏民主制度、自由观念。
第二,民主制度有着与生俱来的脆弱性。民主政体本质上是一种缺乏稳定性与延续性的政治体制,民主政体时刻受到专制的威胁。施特劳斯终生关注民主制度的脆弱性这个重大课题,认为如果民主政体软弱,在本质上是扩张主义的暴政面前无所作为,就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可能性。因此,好的政权有责任反对坏的政权,而为了使西方民主政体能够处在安全之中,就应当使全球都实现民主。关于现实政制,施特劳斯认为美国的民主政体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比之更好的替代方案,以促进人的充分发展和世界和平与繁荣。
施特劳斯的理论在实践中成为新保守主义者所遵循的政治信条。一方面,为政权的性质定性成为布什政府最重要的问题。布什政府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所以,新保守派将人类区分成“我们”和“他们”、“朋友”和“敌人”,把国家定性为“好”或者“坏”、“正义”或者“邪恶”就显得非常自然。“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好”国家,“他们”是专制独裁的“坏”国家,“我们”对“他们”所采取的一切行为都具有神圣性。“他们”过去以苏联为首的红色政权为代表,目前则来自伊斯兰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适用于全世界。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运用其庞大的软、硬实力造福全球,美国的政策最注重道义和理想,以维护全世界的福祉为己任,美国可以主宰全球。结论就是,美国的一切是最好的,这个世界要由美国领导,否则会陷入混乱,美国应当干预国际事务,应当扮演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和人民的保护者的角色。按照这个逻辑推导下去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民主的输出成为施特劳斯的信徒们所组成的布什政府最重要的目标,甚至可以说成是“责任”。
其次,从外交战略的传承来看,输出民主是自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后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杜鲁门就曾经鼓吹过要“保护自由地区自由的人民的自由的生活方式”。之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都加以传承。“9·11”事件更坚定了美国政府输出民主的决心,美国人相信民主国家极少相互打仗和以恐怖主义相威胁,民主是防止恐怖主义的灵丹妙药。民主会带来安宁,民主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恐怖主义势力的减弱。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在经历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政府的“大中东计划”新鲜出炉,2004年,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宣称:“在中东地区,只要仍然存在暴政、绝望和怨恨,就将继续产生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安全的活动。因此,美国执行在大中东地区促进自由的前进战略。”赖斯对这一计划的动因是这样解释的:中东地区如果希望摆脱停滞状态并结束暴政,必须促使自由在整个中东地区深深扎根。
目前,布什政府除了继续推行“大中东计划”外,“暴政前哨”国家也是其推行民主的重点,即古巴、缅甸、伊朗、朝鲜、白俄罗斯、津巴布韦。以“专制”为标准的“暴政前哨”国家的提法代替了此前的以“反美”、“专制”为标准的“邪恶轴心”与“无赖国家”的提法,反映出美国推进民主的全球战略的实质,即不符合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国家将被予以改造,其世界警察、霸权嘴脸暴露无遗。
二、现实主义是布什政府外交战略的姿态和理念
提起现实主义,人们更多的是想起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和由肯尼思·沃尔兹开创的结构现实主义。但本文在这里所探讨的现实主义更多的是指一种承载古典现实主义传统,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务实主义态度。
具体到布什政府的外交行动中,现实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输出民主的大背景下,追求国家安全成为布什政府的基本原则。在“民主和平论”的核心命题[CD2]“民主是促进和平的手段”[CD2]的指引下,布什政府坚信“不民主的国家生性好战并且邪恶;而民主国家是和平的、有道德的,这种国家受人民监督并定期更换他们的领袖”［2］。因此,“在国外促进民主与人权不仅是一种道义上的需要迫切履行的义务,而且是一种支持美国国家安全的可靠战略方式”［3］。所以,民主的推广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实现其国家利益。在恐怖主义盛行的今天,美国政府坚信推进民主是解决恐怖主义危险的基本手段。特别是伊斯兰文明曾经被新保守主义者、美国政府的智库人物塞缪尔·亨廷顿描述成阻碍美式民主普世化的文明之一,当两种极端思潮[CD2]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即新保守主义)[CD2]相碰撞的时候,对伊斯兰世界的改造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实现就显得至关重要。追求国家安全是任何一个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主体所追求的基本目标,这一点无可置疑,但如果将自身安全置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其合法性则值得探讨。
第二,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原则,以务实主义精神选择民主输出的对象。虽然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主义者们痛恨专制,将推进民主作为其对外战略,但并不主张对所有专制进行民主改造,而是有针对性的、有所选择的,将务实主义精神体现在所制定的对外政策中。一般来说,美国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需要进行民主改造有两个标准,一是一个专制政权被推翻并实行了民主政体将导致该“暴政”所在地区出现大规模的民主化浪潮,即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以有更多的国家采纳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宪政为理想结果;二是推翻一个专制政权,将绝对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实现。具体到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的实践中,伊拉克战争当属“经典案例”,对萨达姆政权的颠覆,既符合在大中东推行其民主的主导战略,又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CD2]在以能源为核心的新的地缘政治的争夺中占据有利地位,同时也不排除在伊斯兰世界出现一次新的民主化浪潮的可能,还可以将反恐与防核武器扩散融为一体。对此,布什直言不讳:“我们将完成使阿富汗和伊拉克民主化的历史性工作,这些国家能照亮其他国家前进的道路。希望自由的伊拉克能够帮助改变中东,并将改变整个世界。”至此可以看出,布什政府所谓的输出民主、推翻专制,只不过是在那些既关系到美国国家利益而又与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相异的国家或地区实施的新殖民化的战略。第三,从推进民主的方式上看,如果外交手段不能达到目的,则不排除强硬路线,甚至不惜以武力推进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价值观,这集中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权力的重要性。正如修昔底德所讲“强者做其权力所能,弱者受其所不得不受”一样。按照以强硬著称的新保守主义者的逻辑,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就是其所力主的强硬路线的胜利。里根时代出笼并拖垮苏联的“星球大战”计划的始作俑者就是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位鼻祖[CD2]美国的战略专家阿伯特·沃尔特泰尔,强烈批评美苏反导条约并力主将其废除且获成功的美国朝野人士大部分也是其门徒。施特劳斯和他的传人也都认为一个好的制度有权利乃至有义务去反对坏的制度,即使要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他们还堂而皇之地强调,美国是在运用自己的力量造福全世界。在布什政府外交政策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以反对恐怖主义、结束“暴政”为名义,在大中东推进民主,实践上以伊拉克战争为代表;而且,目前在全球推进民主时还特别强调要在需要结束“暴政”的前哨国家推进民主,是美国“国家安全提出的迫切要求”,是“美国的政策”,“其最终目标是结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暴政”。
三、民主与现实相结合的外交哲学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影响
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查尔斯·克劳萨默曾经讲过:“我们支持一切地方的民主,但只有在具有战略必要性的地方。”［4］这实际上就是民主和现实的结合,我们可以把其称为“民主现实主义”。
以民主和现实相结合为基本特点的民主现实主义之所以成为布什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主导思想,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布什政府继承了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主流,即推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其眼中的异类国家以及奉行不同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国家不遗余力地加以批判,特别是当主张把美国的力量与其文明使命结合起来,认为美国的利益是跟世界上捍卫其价值观交织在一起的新保守主义者走上外交舞台的前台以后,推进民主、推崇积极进取的民主制度的理念就变得更加露骨。
另一方面,在经历了“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后,布什政府及其本人在外交方面变得越发成熟和老练,在倡导推进民主战略的同时,不仅承载了古典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利益与权力的传统,而且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还积极提倡务实主义态度。
在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上,民主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儒家文明是亨廷顿所论述的能够阻碍美式民主普世化的两种文明之一,代表国家自然是中国,这使得自乔治·凯南而始的对华遏制战略得以延续。布什的第一任期基本上承袭了这一理念,在“9·11”事件之前更加明显,但在第二任期则发生了转变,重要的标志就是追求经贸和安全利益的现实主义路线的核心人物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成为决定对华政策的主导力量。2005年9月21日佐利克在中美关系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批评了认为美国坚持民主将排斥与中国的长期合作的这种观点,认为“即使在我们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之际,我们也能与今日正在崛起的中国合作”。
所以,布什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对中国在美国战略全局中的地位的理解有所转变。转变的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中美关系的描述发生转变。2000年布什在首次竞选总统期间和入主白宫之初,中国曾经被描述成20世纪40年代的苏联,用战略竞争者(战略对手)来描述和中国的关系。而在2005年,佐利克在中美关系委员会上演讲时称中国是美国的“利益相关者”,2005年11月20日中美首脑会晤,双方都同意全面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今年4月20日主席访美,布什认为,中美合作领域日益宽广,中国国际地位显著上升,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伙伴,对世界和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其次,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转变,从遏制为主向欢迎和平崛起转变。布什首次竞选总统时,把中国大陆形容为“令外国警戒”的政府,指出,美国“不会威胁中国,但也不会不予抑制”;2001年,拉姆斯菲尔德认为,美国应该在亚太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遏制中国的威胁”。在2004年,布什谋求连任,是这样为中美关系进行定位的:“共和党人相信美中关系是我们推动亚太地区稳定、和平与繁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在今年4月的中美首脑会谈上,双方都同意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全面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再次,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也有一些变化。2000年布什的竞选政纲重申了历届美国政府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但强调这是建立在中国大陆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原则基础之上的。2004年,布什的竞选政纲在关于台湾问题上基本是老调重弹,比四年前多了“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一句话。今年4月的中美首脑会谈上,布什重申美国坚持“一中”政策,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湾的现状,并吁请各方避免对抗和挑衅的行为,称台湾的将来应当以和平方式解决。布什表示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理解中方的立场,不希望台湾改变现状,也不希望台湾问题影响中美关系。
至于为什么转变,可以说是布什政府认识到良好的中美关系对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具有战略意义,具体讲,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①合作反恐[CD2]共同反对恐怖主义,中美两国都找到利益的交集[CD2]共同赞同的东西,特别是美国所进行的国际性的反恐战争,更需要中国在道义上的支持。②防核扩散[CD2]特别是朝核问题(该问题是美国最关心的核不扩散领域)的解决,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因为中国对于朝鲜的重要影响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取代的,并且中国也表示愿意在当中发挥作用。③贸易问题[CD2]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的现实是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欧美国家必须面对的,涉及到各个方面的中美贸易的势头迅猛攀升,由懂经济的佐利克处理对华问题就是一个标志。2005年布什访华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贸易,2006年中美首脑会谈的共识是双方都同意共同推进互利双赢的中美经贸关系。④地缘政治[CD2]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心在苏东剧变之后就已经不再属于东欧,而未来的地缘政治重心在反恐和中国崛起的事实面前毫无疑问属于亚洲,而中国在亚洲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影响是其他任何国家无法代替的。
这些方面恰恰都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制高点,也充分反映了布什政府所奉行的民主与现实相结合的外交哲学。当然,中美关系不可能这么简单,两国之间不可能毫无芥蒂,而且在2005年的中美首脑会晤中布什总统和主席也涉及了民主问题,只不过布什对此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在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面前,民主问题在国家利益的大背景下暂退二线。
参考文献:
［1］王联合.施特劳斯主义与美国新保守派［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8):26.
［2］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M］.段若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1.
［3］罗艳华.试论冷战后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新发展［J］.国际政治研究,2005,(1):94.
［4］张剑荆.大博弈:国际体系下的中国和美国［J］.南风窗,2005,(12上):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