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冒险中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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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新哲学”领袖列维（Bernard-HenriLévy，1948-），是一位揭示法兰西思想意识的人、犹太人团体的代言人、左派分子、自由悲观主义者。他在1991年出版了《自由的冒险历程》（LesAventuresdelaLiberté：unehistoiresubjectivedesintellectuels），宣示了他的知识分子主体史观，立即在法国引起巨大轰动。该书中文版已由曼玲和张放翻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作者原本编导一部同名电影，后来写成此书，实现了图像和文本的结合。这是一种立体创作。本书以“巨大的希望”起笔，经“轻蔑的时代”、“幻灭”，到“先知者的末日”落笔，向我们放送着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背影，展现着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为自由而冒险的辉煌历程，突显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对我们来说，这些背影中的绝大多数已背向我们走进了历史，一去不复返。

可以说，列维构思本著的过程也是一次冒险历程，历时五年，调查、探索、访问、旅行、分析、反思……，在历史与现实、文献与谈话、死人与活人、图书馆与社会、头脑与书本之间奔跑、工作。于是，他用独特的构思写出了一部与以往不同的法国知识分子史，为我们磨出了一面崭新的思想史之镜。他自己也在这面镜子里。

这面镜子充满诱惑。事实上，20世纪法国所有知识分子的身影都纳入其中，尽管在书中还有许多人物没有出现，也许他们排列在队伍的后面。知识分子的一切行为都是为自由而冒险的行为。自由！冒险！如此而已。列维热情为“自由的冒险”陈述。自由冒险意味着希望、轻蔑、幻灭和末日恐怖。

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巴特、萨特、阿拉贡、福柯、布罗代尔、波伏瓦……，这些思想大师们一位接一位地倒下了，犹如山崩地裂，令人不安。萨特死后，人们还没缓过气来，另一震惊人间的事件发生了：大师阿尔杜塞因抑郁发作而勒死了他的妻子埃莱娜！阿尔杜塞病了！阿尔杜塞疯了！大师怎么啦？他的弟子和追随者们都难以承受这一重击，然而的确是明摆着的事实。自此以后，伴随着他的永远是疾病-医院、孤独-老人院、静默、空洞的躯体、灵魂的黑夜、世纪的黑夜……。唉，时代的思想大师！

这一代思想大师是自由冒险的最佳见证人，有着太多的秘密。列维关心的是何以从知识分子的秘密出发进行自由探索。他把我们引向莫斯科、阿尔及尔、柏林、布拉格、北京……，把我们引向著名的德雷福斯案、“知识分子”概念的发生史（德雷福斯案引起人民强烈不满，导致民主力量与法国当局间的冲突，使本具侮辱性的称谓“知识分子”上升为一面旗帜、一种荣耀、一种象征），把我们引向数目惊人的知识分子群落（新型人物、诗人、作家、画家、教授），把我们引向为价值而战的行列（知识分子成为世俗空间与空想天国间的桥梁，成为正义、真实、善良与国家间的中介）。知识分子开始脚踏两只船：写作与战斗，奔忙于哲学、神学、政治和媒体之间。这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是前辈知识分子的接班人，而在临近20世纪末之际，他们已经消逝或正向消逝的终点靠近，把未竞使命赋予给了年轻一代。

新小说派代表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蒙是本书的启场人物，原本置身于战斗之外，但后来为了战斗，不得不弃笔从戎，担负社会责任，成为骑兵，是屠杀中的幸存者。他认为写作就是参与，作家的责任是尽可能写出最好的文学，如同学者应尽力做出最好的学问。作家应不停地写作，只有死亡才是了结写作战斗的最后手段。

在西蒙眼里，马尔罗是个平庸之辈，列维却是马尔罗的崇拜者。马尔罗是本书的重点人物，作者不惜笔墨。这不奇怪。马尔罗迷恋冒险，令人着迷，恰恰对作者胃口。马尔罗何许人？他生于1901年，死于1976年。其正式身份是法国作家。他除了写作外，还从事社会政治活动。1927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广州起义时访问了中国。小说《征服者》反映亚洲人民的觉醒，《人类处境》描写上海四一二大屠杀，《希望》则反映了他亲身参加的西班牙内战。还有作品《反回忆录》、《蔑视的时代》、《沉默的声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领导阿尔萨斯游击队。在戴高乐执政期间，他担任新闻部长和文化部长。他在西班牙飞行中队的某些战役中发挥过关键作用，作为一位作家获得了战争体验，并梦想成为战争领袖。当年在马尔罗身边工作的人、飞行中队最后的幸存者诺通认为，马尔罗神气而有才华，举止非凡。马尔罗就是马尔罗。他所领导的西班牙空军中队人员都是左派分子，处于无政府状态。中队运作不靠任何纪律、任何强制，其成员充分体验了自由。他还充当过前机，这种躬亲实践是一种冒险。他带领空军中队去西班牙的目的是革命，至少使革命成为可能。他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如罗素、奥尔维尔、帕索斯之间的立场相反。他比他们勇敢，但没有他们清醒。马尔罗的一生充满传奇、神秘、冒险色彩，犹如历史画面中的阴影。后来的马尔罗背弃了青年时代的理想。他经过苦心经营，已成为勇士、红人、上校、演说家、抵抗战士、战斗员、革命者、叛逆者、左派知识分子的化身。最令人熟悉的形象是出色的小说家、伟大的反叛知识分子。可是，他当上了政府部长，参加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他改宗了。这引起了失望者和愤怒者的咒骂：恶棍、变节者、法西斯分子，但对马尔罗来说，只过知识分子生活是不够的。人的一生就是经营光荣的历史。马尔罗十分明白，20世纪的历史是民族力量与国际主义力量对峙的历史，于是，冒险地选择了通往国际主义英雄的道路。然而，他的算计出现了严重失误。共产主义首先是民族的，继而才是国际的。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民族优先原则。他为自己塑造的国际使者形象实际上是冒险的影子，在国与国之间奔波忙碌。战争让他看到了和听见了一切可怕的冒险故事。他与戴高乐结好，把自己视为诗人、奴仆、作家，而把戴高乐看作君王、领主、伟人。在法国，多数作家是失败的政治家（作家的失足），而多数政治家是失败的作家（政治家的失足）。知识分子不是当政治家的料，政治家不是当知识分子的料，否则，必然都是半瓶醋。行为的作家与著书的政治家之间难以存在永久和谐。只能以一个领域的失败换取另一个领域的胜利。知识分子最终发现自己选定的对象的凶恶面目时，会感到失望和痛苦。但一切已成定局，裂痕和伤口都有了，够痛的。

法国超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者，是自由冒险历程中涌现出来的又一大奇迹。当时，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成为时髦，超现实主义者中不少人都是共产党员，后来又退出。列维指出，劳动社会学创始人纳维勒是超现实主义的最后见证人。超现实主义阵营拥有一批著名人物：佩雷、布勒东、阿尔托、阿拉贡、洛特雷阿蒙、纳维勒、贝尔尼埃、巴塔伊等等。其中，布勒东居于领导地位，既严肃又好讽刺，不喜欢肤浅的玩笑，好摆权威架子。尽管纳维勒与布勒东之间存在严重的情感化分歧，还是把友谊关系保持到底，但与阿拉贡等人没能保持良好关系，不再来往。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细节观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纳维勒与布勒东发生冲突后有十年未见。有一天，他们在巴黎一家咖啡馆的小型会议上相见，几乎相对而坐。当对一项决议进行表决时，差不多大家都举手表示同意，只有布勒东一个人举手（其实是举起了一个指头）表示反对，却一言不发便起身走出了咖啡馆。这是一个多么滑稽的背影。这个背影是矛盾、主宰、权力、立场、信念的象征。

布勒东绝不允许任何人做有损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事情，不喜欢别人如巴塔伊具有摇摆不定的危险信念，也严格要求自己绝不走回头路，而阿尔托更是一个极端的超现实主义者。他们有着明确而坚定的原则和立场。超现实主义者之间常常互相诅咒、侮辱、谩骂、抨击、贬斥、争吵，充满污垢，极尽粗言之能事，把口头斗争和粗话推向崇高的文坛。作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布勒东开除了与己不和的人：纳维勒、贝尔尼埃和巴塔伊（他们是孤立地进行愚蠢的文学冒险之徒）。超现实主义者必须始终如一，必须具有完整的品格、全面的身份。他们对本书作者列维一代影响巨大，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同代人。超现实主义者具有好战精神，把不同路线上的人交织在一起。列维指出，未来岁月的任务在于帮助一种现代精神的涌现，它将丝毫不依赖前卫派的主题、措辞、非思想手段。超现实主义对冒险的贡献之一是树立宗派精神，主张集体冒险。超现实主义者信奉弗洛伊德，但就群体观念而言，倒更像荣格主义的信徒。他们自以为是创造与天才相结合的浪漫主义者，但事实上实行恐怖的专制主义和好战策略。在今天看来，超现实主义运动是一场文学恶梦，是一场幽灵战争，是荒唐、混乱、矛盾、恶毒的组合运动，因为它对思想推行警察式管制。让我们忘记它吧。萨特这个人怎样？萨特的情况相当复杂。在萨特那里，两种矛盾的象征并存：知识分子的完美无缺的象征和知识分子的蒙受耻辱的象征。他既是最好的人又是最坏的人，既是最光荣的人又是最可耻的人。他因错过了法国抵抗运动而在自己提出的介入理论领域做了许多事情，甚至过多。从德国战俘集中营回到了法国，过上正常生活，当时的萨特还不是伟大的萨特（《存在与虚无》的作者），而是渺小的萨特（只是《恶心》和《墙》的作者），他的名字还没有分量。尽管他一回到法国就寻找他的朋友们，并把他们聚集起来，打算大干一番，最后还是白干了。在伟大的马尔罗面前，他只是个天真的小伙子或幼稚的童子军，被认为是犹豫不决或等待时机的晚期抵抗分子。会见马尔罗后，只好羞愧尴尬地上路回家。作者认为，萨特是个野心家，在利益与信念发生冲突时，会倒向敌人一边，比如出现了著名的《苍蝇》事件，这一事件无疑是萨特一生的污点。列维对萨特的再思是很有意思的。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知识分子，萨特是否对社会政治负责？或者说，对知识分子来说，介入应当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法国知识分子一直有着社会政治敏感性，他们把自身视为“社会中坚”，对社会肩负启蒙的使命，在理论上启蒙，在实践中适应。启蒙与适应使介入有了双重含义。他们易于生气、激动，积极抗议请愿。只要他们发表声明，整个世界都会动起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女人在知识分子史中的影子。即使女人不从事写作，不成为作家，也会成为男人和男作家的图腾。这种图腾是建立和维系社团圈子的绳索，进而把男人们紧紧拴住。佩尼奥、奴葸、嘉拉、西蒙娜·布勒东……就是这样的人物，她们与男人们（比如贝尔尼埃、苏瓦林、巴塔伊、……）狂热地玩一种多角恋爱游戏（也是一种自由的冒险），身兼数职，善于建立关系网，善于调停和选择，喜欢联系、接通和交流；她们本就是一张巨网，各自联系着一个完整的世界，处于男人们的边缘和中间地带；她们是心灵上和风格上的世界主义者、磁铁、舷梯、卫星、管道、新闻者，容易打通各种关节；她们还是世界、宫殿、城市、普遍和绝对，积极参与知识分子的历史冒险，可以说，女人是冒险的真正源泉，是冒险家手中的王牌。这些正是女人的魅力所在。男人则通过女人进行较量、形成对峙、发生争吵、出现争夺。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较量、对峙、争吵和争夺。男人与女人彼此具有天生的欲望，人是欲望机器。男人可以拼命追求女人而使其成为冒险伴侣。只要女人一出场，男人的全部冒险史就行将完成。许多作家为女人写作，依凭女人安身立命，因女人而写出了杰作，如费兹杰拉德《夜温馨》、布勒东作品、海明威作品、乔伊斯作品、马尔罗作品……，他们的生活也因女人而大放异彩。即使女人不动一笔一字，在文学中的地位也会不朽；然而，女人一旦委身于作家就面临着多种结局：或被娶，或被弃，或被诈，或被抢，或被骂；她们在作品中的名字和身心形象已经被幻化虚化了，不能获得真实的再现；作品也不是她们的传记，她们不够传主的格。冒险让女人付出巨大代价，女人因此造成自身的不幸。

政治性自由冒险把知识分子引入“出”与“不出”的矛盾境地。自由冒险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无可选择地参与时代，投身政治，必须忘记所知的一切，如德苏条约、集中营……，这是为了某种形势的需要。因为他们认为政治事务成了唯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必须全心全意为政治服务。为此，他们以前确立起来的原则倾刻化为乌有。不过，他们一旦成为战斗作家（政治作家），其想象力、创造力、智慧和才华就会荡然无存。政治事务偷走了作家的时间。时间失去，年华飞逝。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明知如此，却执意想继续当作家，只是免强写作而已。他们已经失去了写真小说的权利和时间。最明智的选择是退笔从政。作家在政治介入期的作品量少而质劣，介入期即作家作品的萧条期。作家只有摆脱介入，才能恢复行使自己的完整权利，才能重返自由的精神领域。不然，时至晚年会真正感到气怒和烦心，因为逝水年华永不复现，一生中最想做的事业被延搁而终无实现之日，青春曾为政务而耗尽，中年和晚年悄悄来到了面前。人生充满幻灭。在政治冒险的苦乐园，阿拉贡是一个突出代表，代表一个自由冒险的时代。我们可以称这个时代为“阿拉贡时代”。阿拉贡作为共产党的伟大作家对法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他的重大问题是共产主义问题，当然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或政治上的问题。他在法共扮演了半个世纪的重要角色，这完全是他的肉体存在。作者关心的是，他做了什么事？想了什么事？能对此说些什么？这么重要的大作家以法共为安身立命之所，这是难能可贵的一面。当然他经历了不断寻觅的冒险，由达达主义而超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终至共产主义。20世纪法国的大作家中许多人都在寻找“安居工程”，终于有一天他们找到了，就下决心定居下来，如马尔罗象征戴高乐主义，纪德即背叛者，加缪象征正义，萨特象征信仰，莫里亚克只不过是个坏孩子。

在举世闻名的阿尔及利亚事件上，不同的知识分子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列维在书中主要举出了社会学家阿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里亚克和加缪、以及让松和布朗肖。

“阿尔及利亚”这块法属领地（法国把它作为自己的海外省），被视为法西斯分子、贝当分子与其他坏人的杂居地。作者把一位法国小学教师（小知识分子）莫诺罗因起义而死视作一种象征。莫诺罗远赴阿尔及利亚传播法国文化，成为法国自由、民主、人道的“神秘英雄”、“神圣人物”。当时众多的法国知识分子认为，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斗争就是保卫普遍民主的意义。比如原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成员里维撰文指出，如果阿尔及利亚脱离欧洲，就会给它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和衰亡。德拉维涅特是一位典型的殖民地人道主义者。最可憎恨的是完全由杀手组成的秘密军队组织，它常常在“抵抗运动”的大旗下展开其种种活动，实际上犯了不少血腥罪行。大旗与罪行使历史成为一个远比人们所想要复杂得多的东西。错综复杂的历史会变得模糊不清，好人与恶人的界线在历史中也无法确定。历史一旦落入恶人之手，就会成为其借口。恶人必然会在历史档案中抹去他们曾经干过的形形色色的坏事，甚至粉饰他们对于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在历史简单主义者看来，阿尔及利亚战争只不过是一场善恶之战。

阿龙对阿尔及利亚事件采取了什么立场？介入便是阿龙的立场。他被捧为“介入模范”。他的这一立场选择的确是一种英雄行为。他与萨特达成共识。他既不喜欢造反也不对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打赌，也不把革命病毒带到法国本土。他的介入立场源于一种理论分析、一种经济考虑，也源于历史哲学的思考。他认为，使别国殖民化是很花钱的事情，与其这样，不如把钱用于法国本土的发展。因此，他必须尽快离开阿尔及利亚。对于政治家的政治失足，那些介入社会活动的知识分子们要负很大的责任。处于常识环境和事实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应当对人类、社会、历史和宇宙负责。当时的欧洲人流行地说：不是和共产主义一起拯救这个世界，就是和法西斯主义一起毁灭这个世界。对此，知识分子们必须作出痛苦的抉择。于是，有的要共产主义，有的要法西斯主义，有的则都想试一试。天真的知识分子易于迈入歧途。对阿龙来说，不论是思想上还是做人方面，人们都把他视为道德化身。他时刻保持着非凡的理性冷静，曾想与他的小同学萨特展开对话，但后者总是回避。他有三部代表作存世：《历史哲学引论》、《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和《克罗兹威茨》。

莫里亚克虽然在1952年声明过他将把所获诺贝尔文学奖献给为正义、尊严和自由而进行的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但他想的是摩纳哥，而非阿尔及利亚。当然有迹象表明，他也极其关心阿尔及利亚，因为他认为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实况负有不可减轻的罪责。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的态度又如何呢？加缪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报告会上的插话颇令四座惊诧。他说：“在正义与我母亲之间，我将选择我母亲。”这是一句没有事先出现在讲稿里的话。为了堵塞找茬者的嘴，不得不如是说。当时在座的人们以为这是加缪的应急性幽默，因而给予支持。这句话得以广为传诵。加缪当时说出这句话时的表情和造成的场面一定美极了。这充分表现出了他固有的勇敢。让松觉得加缪的话相当可怕。事实上，加缪一直在揭露贫穷、酷刑和殖民主义。他的立场不止在书里，更在大街上。难怪人们说，加缪是正义的象征。让松和布朗肖也都有各自的明确立场。他们的生命都随着事件的结束而结束了知识分子是有学问的反抗者。他们要么醒世乐观，要么粉饰悲观。列维也自认为是正统派、随大流的人、讲究礼貌的平民，曾是极端结构主义者、力做有学问的反抗者、各种政治语言的宣传者、阿尔杜塞、福柯、德里达等人心中典型的狂热信徒。阿尔杜塞等思想大师对列维一代产生过巨大影响，并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法国知识分子群体后继有人。

哦，我们还应提及福柯。在当代法国知识分子中，福柯是不应该被忘却的。福柯早就被奉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康德”。后期福柯的主要问题是寻找真实的政治。他认为，真理的立场即风格的立场与生活的立场。这位新康德在法国本土总过着不自在的生活，头脑里和心灵深处一直存在着离乡情结，总想过一种异乡生活，以至打算去旧金山定居。从福柯的实际生活经历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点。究竟什么是福柯所谓的“真实政治”？在他看来，革命欲望当时已成了问题，而权力和它构成的关系才是生产性的，权力的效应与真理的产生一直是缠绵于他心中的问题。权力与真理被人们用来表明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及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关系。权力既最显又最隐，开始于经济对社会的决定作用，存在于国家机器和国家形式之中。福柯试图寻找到这种权力。权力中未澄明的真实政治（政治真相）是现实社会疾病的潜在诱因。因此，只有真正寻找到这种潜在诱因，才能根治社会疾病。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两面都是锋利的。自19世纪以来，哲学就不断接近“现时问题”，福柯正是在努力接近它。现时既是政治的又是历史的，它是政治的历史，是历史的政治，是历史在现实政治上的内在展开。它表明了我们的目前状况和目前发生的事件的统一。

知识分子的革命欲望主要表现为呐喊，从事非政客式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严格地讲，这是一种低下政治或准政治实验。知识分子往往脚踏两只船：创立革命理论与从事革命实践。这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基本身份：甘愿为自由而冒险的在者。

随着灵魂与世纪的黑夜降临，法国知识分子的20世纪就这样结束了，自由冒险就这样结束了，出现在我们身后的是一群群晃动着、扭曲着、高矮长短的背影。笔者在本文中只能向读者展示所有这些背影中的几个片断、一些形象、部分面孔，它们足以引起我们的联想。若读者欲进一步穿过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最好阅读列维的书了。

《自由的冒险历程》是一部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还不是所有的）的澄明史、一部当代法国思想史，其背后还有一部未在本书中澄明的历史（也许已被别人书写出或正被别人书写着）。澄明的背影与未被澄明的背影都总是同时存在着，也同时晃动着。我们观看着。自由与冒险成就了知识分子，引发了种种知识分子事件，也确认了其作为为自由而冒险的法兰西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的大背影早已混入普通人群之中，不见了，但永远留在列维这本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