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耶阿本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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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费耶阿本德哲学虽然不是从美国的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却充满着实用主义的精神:从思想来源看,费耶阿本德哲学充满了实用主义的批判精神;从思想内容看,“什么都行”的认识论无政府主义是最彻底的实用主义。
关键词：费耶阿本德;实用主义;批判精神
国内很多的教材、论文和著作在谈到费耶阿本德哲学的思想来源时,绝大多数认为他的思想来源于库恩的历史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其实他的哲学来源非常广泛,并不仅仅限于库恩的思想。费耶阿本德自称是用非常“实用的”态度来对待各种哲学思想的,可以说他的哲学思想是在博采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想之后锻造、精炼出来的批判哲学。具体说来,费耶阿本德哲学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非常“实用地”整合了以下哲学资源:
1.克拉夫特小组的研究与辩论风格。克拉夫特小组是以VictorKraft为核心的大学生哲学俱乐部。费耶阿本德是这个小组的学生负责人。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多数是学生,但经常邀请教师和职位很高的外国学者来访问。费耶阿本德在这里遇到了一些杰出的学者、艺术家、政治家。这个小组的讨论直接影响了他的哲学思想的叙述风格。费耶阿本德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在公开辩论中起作用的并不是论证,而是表达自己观点的某种方式。”[1](P118)
2.英国哲学家伊丽莎白·安斯库默的研究成果。安斯库默为了翻译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曾专门到维也纳学习过德语。她给费耶阿本德看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写作的手稿,并进行了讨论。这些讨论持续了好几个月。这对费耶阿本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安斯库默用一系列巧妙的问题使他意识到,我们定义清楚的概念和显然独立的事实如何可能依赖于并不在它们中间出现的环境。
3.波普的自由批判精神。对于波普的哲学,费耶阿本德看重的是他的自由批判精神,不是波普的证伪主义。费耶阿本德说他喜欢波普的“自由风度、他的面颊、他对那些在许多意义上使会记录显得重要的德国哲学家的不敬态度、他的幽默感”。这是一颗自由的心灵,他愉快地提出自己的思想,而不管“内行”的反应。
4.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维特根斯坦对费耶阿本德的思想风格和观点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中有三点对费耶阿本德的影响非常明显:(1)世界是由各种生活形式组成的异质类聚物,语言是由各种语言游戏组成的异质类聚物。(2)人生问题不存在惟一答案。在不同的生活形式中,或者说对于不同的人而言,人生问题必然具有不同的答案。不过,在任何生活形式中,人生问题的答案都不可能存在于所谓超验的神秘领域中,而只能存在于这种具体生活形式之中。(3)费耶阿本德还直接继承了维特根斯坦关于规则的看法。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规则并不决定其本身的应用,从逻辑上说,规则根本不约束人的行为。根据规则行事是一种习俗,是我们从小就养成的在我们的文化中遵从的习俗[2]。
5.作为论敌的拉卡托斯的哲学。拉卡托斯是费耶阿本德哲学思想发展的长期激发源。两人是论敌型的朋友,如果没有双方观点的对立交锋与交流,两人不会成为朋友,也不会有费耶阿本德思想的系统叙述。拉卡托斯对费耶阿本德的影响可以细微到一句话。《反对方法》一书原来是两人准备合写的著作的上半部。费耶阿本德说他写《反对方法》时,字斟句酌,每一句话都会考虑到拉卡托斯会怎样反驳。
6.马赫对科学的批判精神。在科学家之中,费耶阿本德最钦佩马赫的批判精神。马赫是一个哲学思想丰富多样的科学家,不同的人对他的评价也极为不同。马赫的科学观有三点对费耶阿本德影响最大、最直接:第一,马赫对整个科学持批判态度。第二,马赫对科学思想的批评不是通过把它们与外部标准进行比较,而是通过揭示科学研究本身如何提示了变化来进行的。第三,马赫哲学无视研究领域之间的区分,任何方法、任何类型的知识都可以参加对特殊问题的讨论。马赫总是把不同领域提供的知识结
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思想[1](P226)。
7.菲利浦·弗兰克关于合理性的看法。弗兰克证明反对哥白尼的那些论证是完全有效的,并且符合经验,而从现代观点来看,伽利略的程序是“非科学的”。他的看法强烈地吸引了费耶阿本德,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中进一步考察了这个问题,第8章到第11章是这一研究的结果[1](P121)。
8.冯·威兹扎克教授的自由思想。1965年在汉堡,费耶阿本德与C·F·冯·威兹扎克讨论量子力学,威兹扎克证明了量子力学是怎样从具体研究中产生的,并由此推导出,科学家需要的是自由,不是先验的规则。费耶阿本德说:“威兹扎克教授对我向‘无政府主义’的转变负有主要责任”[1](P128)。
9.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思想观点。费耶阿本德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者瓦尔特·霍利谢尔使费耶阿本德从一个“狂热的实证主义者”转向实在论者。霍利谢尔通过讨论具体的实例,让费耶阿本德感到自己的实证主义很愚蠢,费耶阿本德认识到,实在论富有成果,实证主义却没有[1](P123)。费耶阿本德的论著还曾多处引用列宁、等人的话来加强他的观点。
10.穆勒的自由主义。费耶阿本德说他“喜欢穆勒”,主要是喜欢穆勒的自由主义。穆勒在《论自由》这本书中提出四条支持意见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理由:第一,压迫任何一种观点都有可能是在压迫一种正确的观点;第二,即便沉默的观点也可能包含部分的真理;由于普遍的观点或者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很难是全部的真理,所以,要想发现这种观点的谬误之处,惟有借助对立观点之间的碰撞才可以进行。第三,即使公认的观点全部为真,若未经历一场与对手的搏斗,人们即使相信它,这种信奉也只是出于偏见,而不是出于对其思想根源的把握与领悟。第四,学说本身的意义可能会丧失、无效;或是变得对个性与行为毫无影响。以上四条理由被费耶阿本德多次引证,作为自己倡导自由创造的依据。他认为,民主和自由的生活高于理性。他把民主、人们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看成是第一位的,而“合理性”、“真理”及我们的知识分子的一切其他发明是第二位的。
从以上的资料来看,费耶阿本德并不看重某一种思想传统的重要性,只要对他的思想论证有用,他就拿过来,由此可见,他的哲学的实用主义精神十足。
费耶阿本德有一句名言,叫“什么都行”。“什么都行”表达了费耶阿本德哲学最彻底的实用主义精神,但是费耶阿本德哲学不是建设性的实用主义哲学,而是批判性的实用主义,他本人更喜欢用“认识论无政府主义”来表达他的批判实用主义思想。从以下的观点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费耶阿本德更鲜明的实用主义的批判精神。
1.任何方法都是有限的,因而没有惟一普适的标准、普遍的定律和普遍的观念。在现代社会,科学被视为理性的完美标志。但人类学研究表明,科学总是充满缺陷和矛盾,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逻辑体系。费耶阿本德指出,逻辑原理不仅在推动科学前进的(论证性的和非论证性的)手段中起着小得多的作用,而且企图普遍地强加它们的努力将严重阻碍科学。费耶阿本德为了通俗地说明单一科学方法的局限性,多次举出科学医学的例证。科学的医学在许多地方是惟一存在的医学形式,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是最好的,在其他医学形式获得成功的地方,科学医学却不得不求助于外科手术,这个事实表明它有严重的缺陷:许多妇女拒绝医生要她们切除乳房的建议,而去求医于针灸、草药医生,并得到治愈。伊里奇的《医学的复仇女神》以充分的文件讨论了现代科学医学的缺陷。在《反对方法》中,费耶阿本德试图表明,理性,至少在逻辑学家、科学哲学家和某些科学家为它辩护的那种形式中,并不符合科学,不能对科学的成长做出贡献。
任何知识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讲话方式都是特定的历史发展的产物。然而,科学哲学的普遍主义的理想就是要发明出一套惟一普适的指导科学研究的标准、规则或方法。逻辑经验主义认为,“一个科学的陈述却应当能够得到普遍的证明,应当为任何一个谨慎的观察者所接受”[3]。费耶阿本德的批判哲学正是针对这种普遍主义思维而展开的。费耶阿本德“明确而绝对反对的一样东西,是普适标准、普遍定律、普遍观念,例如‘真理’、‘理性’、‘正义’、‘爱’,以及它们所带来的行为。”[4](P158)与此相适应,费耶阿本德主张科学的教育应建基于好奇心,而不是建基于命令,“教师”应该去促进这种好奇心,而不是依赖任何固定的方法。这些观点表明,费耶阿本德引进无政府主义是引进其反对现有秩序、规则,突出个人自由的思想,反对普适标准、普遍定律、普遍观念的普遍主义思维方式,即为了批判科学哲学中的普遍主义思维,而不是为了建造一种名字叫做无政府主义的科学哲学。所有的方法都有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放弃方法。有人指出,“永远不能缺少方法。例如,歌唱家必须以某种方式唱歌,否则嗓子会哑的。”费耶阿本德回答:很对!但是这个“某种方式”不能用固定的不变的规则获得,这就是为什么有各种歌唱学派,为什么一个歌唱家违反了几乎一切学派所共有的基本规则却仍然可以比受规则约束的同事唱得好的缘故。费耶阿本德认为,现实的科学中没有固定不变的惟一法则,由于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所以,科学家往往是多种方法并用。
2.没有固定不变的惟一法则,科学家往往是多种方法并用。实际上,科学家并不僵化地尊崇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往往是多种方法并用。科学家从由大量各种各样相互的冲突的成分所组成的材料出发:有按照最高的严密性和精确性标准表述的理论和按照没有根据的粗劣近似法表述的理论,有“牢靠的”事实和以某些这样的事实为依据的局部定律,有启发性原则;有对新观点的尝试性表述;这种新观点部分地符合、部分地违反业已接受的事实;还有模糊的哲学思想、合理性标准和与这些相冲突的程序。由于不能使这种材料符合关于秩序和一致性的简单观点,科学家通常提出一种可以使自己在混乱和不一致中得出结果的实用逻辑。这种实用逻辑的多数规则和标准是被特设地表达出来的,它们的作用是消除特殊的困难,把它们变成一种研究原则是不可能的。费耶阿本德经常引用爱因斯坦的说法:“科学家在构造自己的概念世界时,为[科学家]所设立的那些外部条件⋯⋯不得由于他信奉一种认识论体系而使他太受限制。因此,在前后一贯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而尼尔斯·
玻尔从来不会试图画出任何完成了的图画的轮廓,而是不厌其烦地全面考虑一个问题的所有方面,从某种明显的悖论开始,逐渐阐明问题。事实上,他从未用任何其他眼光来看待业已获得的成果,而是把它们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在考虑某种研究路线的前景时,他会取消通常关于简单性、优雅性甚至一致性的考虑,指出这种性质只有事后才能得到恰当的判定。科学研究,尤其是马赫所设想的那种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无视业已确立的界限。伽利略论证地动说的时候似乎天文学和物理学之间的区分根本就不存在,而这种区分是当时知识的一个基本预设。玻尔兹曼为了确定分子运动论的范围,采用了力学、热的唯象论和光学中的考虑。爱因斯坦把特定的近似法与关于物理世界观的全面的非常抽象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海森堡从《蒂迈欧篇》后来又从阿那克西曼德那里获得了自己的一些基本观念。
“形而上学原则被用来促进研究,逻辑定律和方法论标准由于造成过度的限制干脆被中止,冒险的和‘非理性的’观念到处都是。成功的研究者经常是善于写作的人,他知道许多花招、观点和说话的方式,他熟悉历史的细节和宇宙论的抽象观念,他可以把广为不同的观点的断片结合起来,迅速地从一个框架转向另一个框架。他不受任何特殊语言的限制,因为他可以同时说事实的语言和神话的语言,以最令人意外的方式把它们混合起来。”[1](P229)我们能够从这些描述中得出的惟一教训是告诫性的:永远不要指望有更加聪明的适用于一切情况的诀窍或“原则”。
费耶阿本德反对惟一普适的观念目的是想说明在实际的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是很实用的,只要能促进科学进步,他们什么方法都用,科学家个个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自由地使用任何方法,他们并不使用哲学家推荐的“惟一普适的”证实方法或证伪方法。他一再表白说,他提出的“什么都行”不是推荐一种新的方法,而是强调他不奉行什么固定不变的教条。他拥护唯物主义者对于精神的说明以反对那些把他们的理论建立在对英语词义的理解上的人。对于科学来说,比起工具主义他倒更喜欢实在论,然而他主要基于这样的立场:实在论鼓励科学研究,能对真理提供分析,即使是经验陈述的真理———这些陈述是由服从于特定生活方式的事实所构成的,并且这种事实的依据也是这种生活方式以某种方法搜罗来的。然而实在论和唯物主义同样都不是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基础,只不过是暂时的纲领而已。不变的东西就是被一种生生不息的机会主义所统辖的从一个案例转到另一个的众多原则,换句话说就是什么都行。
费耶阿本德在他的论著中什么方法都用,是因为在科学的实际中,科学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方法,科学家什么方法都用。他认为,“科学不是一种由遵从绝对具有约束力的方法来表明其特性的活动”。
现代主义的始祖笛卡儿在他的《方法谈》中主张,科学活动的特殊性表现在必须遵从具有约束力的方法指令上,费耶阿本德则认为,科学不可能是这样一种活动。但这一点绝没有否认科学中方法指令及其(有限)成就的存在。费耶阿本德只是主张,人们在实际上不要像奴隶般地遵循科学中的这些指令,并且也不应该这样做。费耶阿本德是提醒人们注意,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只要不想阻碍认识前进的步伐,就必须逾越目前为止很有效用的方法规则。费耶阿本德最终的主张是“方法论规则的有限的有效性”(这也是1972年一篇文章的标题)。然而,这一十分平和的观点是通过激烈得多的“反对方法”、“什么都行”的语句表达的。在这里人们必须首先考虑到这些口号的修辞学意义,更确切地说是讽刺意义。
“什么都行”实际上是对那些坚持认为肯定存在着科学活动的绝对具有约束力的规则的人的讽刺性回答。费耶阿本德给出的绝不是错误答案,因为实际上人们可以把这一规则当作科学活动(或者任何其他)的一种绝对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提出来,这一规则是不可逾越的,因为它是空的,因而是自由的,实用的。
有人误会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是从规则的局限性推出一切规则和标准都是无价值的,应该放弃。其实,费耶阿本德没有论证我们应该不要规则和标准地进行研究。费耶阿本德论证一切规则都有局限,没有全面的“合理性”,费耶阿本德并没有论证我们应该不要规则和标准地进行研究。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不是一种传统,而是许多传统,所以它产生了许多局部互不相容的标准。而且,这一程序使哲学家不可能讲出自己选择科学而不选择神话或亚里士多德的理由。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能够并且应当按照固定的普适的法则进行的思想,既不切实际,又是有害的。它所以不切实际,是因为它把人的才智和鼓励或引起才智发展的环境看得太简单了。它所以有害,是因为强加这些法则的努力必定以牺牲我们的人性为代价来提高职业的条件。此外,这思想所以不利于科学,是因为它忽视了那些影响科学变化的复杂的物理和历史条件。它使科学的适应能力减弱,变得更其独断。“科学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比起它的反面,即比起讲究理论上的法则和秩序来,更符合人本主义,也更能鼓励进步。”[4](导言)
费耶阿本德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受国家保护的科学限制了其他思想的自由发展。然而,科学并不比任何别的生活形式具有更大的权威。它的目标无疑并不比那些指导一个宗教社会或由一个神话统一起来的一个部族中的生活的目标更重要。总之,它们不该限制一个自由社会的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塑造他自己的心灵,按照他认为最合意的社会信仰生活。科学和国家的分离可能是西方社会走向自由的惟一机会,可以克服科学技术时代狂热的野蛮,达致能够实现但从未完全实现过的一种人性。
参考文献:
[1]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2]韩林合.简论维特根斯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J].哲学译丛.2001,(2):26-28.
[3]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5.
[4]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