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人总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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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从实践范畴出发去把握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然而，并非一切在实践范畴的基础上构筑起来的思想体系都属于马克思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实践范畴的基础上的，但是，却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因为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实践是社会实践，而萨特则严格地在个体的人的意义上来理解实践。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实践范畴中生长出了积极的乐观主义的历史观，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则由于陷入到个人实践的泥淖中而对历史的发展持悲观主义的态度。尽管萨特自认为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但他始终停留在对作为个人自我完善的所谓总体化问题的思考上。

一.实践与总体化

在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探讨了实践与总体化的关系，他认为，实践就是总体化，反之，总体化也就是实践。实践活动的一切成分，诸如计划、目的、选择、手段等等彼此是内在的。由于它们彼此间内在的关系而构成了辩证统一的有机联系的总体。在实践活动中，人在自己的计划中成为创造者和活动的主体，实践的每一个步骤和人所采用的每一种手段，都在他的预设中，他站在未来的角度致力于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把自己活动的每一个环节纳入总体化的过程。实践活动着的人自身就是动因、目的和手段，当他在实践活动中将自己展开时，就造成了总体化的纯粹形式。

当人的需要作为有机体的环节展开时，人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实现在自然界中继续维持自身的生命存在的。维持自身的存在是在对自我的超越中实现的，即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使自己的有机体指向未来，把未来和现在联系在一起。萨特说，总体化的活动“勾划出了一个现实的范围，这个范围作为原始实践的相关物，是需要加以融合的形式上统一的总体，当实践在这个范围中产生了最分化的多样性之后，就会试图作出最严密的综合。”[1]因此，人的实践就反映为综合活动的创造，是在对他的环境、物质世界的多样性的综合，并在综合中创造他的本质，追求他的存在与本质的统一。

萨特认为，人是作为物质实体的实践主体，人的存在就意味着进行着改变世界和改变自身的活动，这种改变世界和改变自身的实践活动就是世界趋向于人而使人总体化的过程。他说“实践就是由于内在化而从客观到客观的过渡；作为从客观到客观的主观扬弃而在环境的客观条件和可能性的领域的客观结构之间展开着的‘计划’，在它本身上面表现着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运动的统一，表现着这些的主要规定性。”[2]在实践活动中，主体的人不断地把物统一于自己的主观活动之内，使物成为人的一部分，这就是使“外在的内在化”。在内在化的过程中，人不断地超越纯粹存在的形式，得到“获得性”的质。但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并不仅仅实现“外在的内在化”这一单向运动，而是同时用自己的身体作用于物质世界，创造出以人为中心的物质世界的各种结构，实现“内在的外在化”的运动。这种“外在的内在化”和“内在的外在化”的统一就是一个总体化的运动，是通过实践的方式来进行的总体化运动。所以，当实践已经成了我的实在的生活的时候“也就是一种总体化的运动，它把我的邻人、我自己以及我的环境条件集合在正在进行的一种客观化的综合性的统一之中。”[3]

但是，萨特所考察的是个体的人，而这个个体的人的活动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才能称得上是实践活动呢？比如，儿童求哺或戏耍能称得上实践活动吗？─-这显然是不能为人所接受的；或者，人的实践活动是由他领得的第一份工资而开始加以确认的，那么结论就会是在这个人未领得他的第一份工资时，他还不是人，─-这也是荒唐的。萨特强调指出，我们不是在我们挣得工资那一年出生的，因而对人的研究决不应忘记他的童年。研究人的童年并不是回到他童年求哺、戏耍之类的活动中，而是回到他在童年中遭遇到的总体，而这个总体正是他的家长和一切与他相关的人的劳动、实践活动构成的。毫无疑问，人在拿得第一份工资之前并不是停留在总体化过程之外的，既使他并不直接是实践、劳动活动的主体，其他人的实践、劳动活动也造就着他的总体化。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总体化可以脱离实践活动，相反，这个人在拿得自己的第一份工资之前所不断生成着的本质正是根源于实践，只不过是他的家长和一切与他相关的人的实践。所以，总体化是根源于实践和从实践中获得动力的。

在实践活动中，“随着计划通过周围世界而朝着实现自己的方向前进，该计划就把它周围的工具性领域统一成一个总体，使其服务于有计划实现的个别对象。所以，实际上周围世界是各种资源和手段的被构成的统一体”。[4]一旦人开始了自己的实践活动，人与周围世界的对立就开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转化为人与物之间的“内在的”总体联系。在这种总体联系中，人与物相互作用。一方面，人赋予物以意义，使自然的自在之物变成一种人化的、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另一方面，人也使自己外化和物化，使自己在实践活动中既体现为目的又体现为工具。从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人与物都针对自己的原始状态的分离过程，当人使自在之物变成一种人化的、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时，是在把为我之物从原始的自然中分离出来。因为任何实践都不可能把整个自然存在的自在之物一下子全部转化为为我之物，而是在实践的无限持续过程中，把自然一部分一部分地转化为为我之物的，所以，自然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是被分割之后而为人所内在化的。同样，当人在使自己外化和物化时，也是一个渐近的实现过程。尽管人在实践活动中是把自己的整个机体都作为外化和物化的工具，但外化和物化根本不会在任何人的一次实践活动中就宣告完成。所以，从形式上理解，人在实践活动中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将自己外化出去的。

然而，如果从人的角度和人与物的关系方面来看这个问题，而且考虑到人在实践的起点上是一个纯粹的存在的话，那么形成的认识则完全不同。

首先，从人的角度看，自然界的自在之物并不是一个总体，它只是作为人的环境和对象的，针对于人而存在的存在物，它自身原本并无什么意义，因此对于它来说无所谓什么被分割和分离。只是当人赋予了自然以意义之后，自然才开始具有总体的性质，但这个自然已经是人的自然了，这个从自在的自然到人的自然的转变，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完成的，人的自然的总体性质所证明的恰恰是人的实践的总体化功能。

其次，就人与物的关系而言，在实践尚未开始之时，人与物处于一种分立的状态，人对于物和物对于人都是一种外在的存在，随着实践活动的开始，人与物之间也开始了综合统一的过程，一种人与物之间的总体联系开始生成。可见，人与物之间之所以能够出现一种总体的联系，完全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的总体化所造成的结果。

最后，由于“存在先于本质”，人在实践的起点上，仅仅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形式而存在着的，这种纯粹的存在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可以被分化的。因为，他尚不是一个可以被分化的总体。纯粹的存在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片面的形式。人只是在实践活动中，通过把环境和对象“内在化”才获得自己的质，才开始实现存在与本质相统一的总体化过程。所以实践活动对于人自身来说也是一个总体化。这样一来，实践活动就是总体化，而异化、物化、外在化等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或者至多也只是总体化过程中的必要环节。

所以，人的总体化也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当然，总体化不能被归结为个别的实践活动或这些实践活动的简单总和，但是，每一个别实践活动都整个地表现着全部实践，以全部实践活动的缩影的面目出现的，因而具有总体性。每一个别实践活动都是形成着的总体，而一旦这一实践活动具有充分的总体性质，即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表现为总体时，它就成了惰性的总体。这个时候，这一实践活动就必然要被另一实践活动否定或超越。作为总体化的实践活动既在每一个别的实践活动中，又否定和超越着每一个别的实践活动，因而它不断地打破实践的总体状态，使实践表现为不断更新着的和调整着的总体，或者说表现为一个无限趋近于总体的过程。

二.通过中介实现总体化

在总体化的过程中，人与物是互为中介的。萨特说：“辩证研究的关键发现是：人被物‘中介化''''和在同样程度上的物被人‘中介化''''。”[5]人作为实践主体的有机体是物质环境总体化的中介，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而使自己成为“物质世界各部分的中介”[6]。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原本孤立的物质事实被纳入到人的对象和对象工具的统一体中，发生着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在人的需要的驱动下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不仅在形式上改变了物质世界，而且改变了物质世界存在的性质，实践着的人每时每刻不仅在行动上而且也同时在观念上把物质世界变成“被加工过的物质”，人把属于自己的“一种生物学的规定加予无机物”[7]使物质世界从一种自然的自在之物变成一种人化的、为了人的存在。而人的这种为“我”的活动则造成了一种客观结果，即不自觉地使自己成了物的中介，使物质世界的各个部分联系为人的对象性的总体。

另一方面，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规定物的同时，物也规定人，人的需要、目的、手段是在与物建立起了联系之后才具有了质的意义，才作为一个统一的总体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人不能离开物，物是人的总体化的中介。

人不仅在实践活动中使物内在化而实现自己的总体化，而且也在实践活动中建立起人与人的联系，通过“他者”来实现“我”的总体化。萨特说：“每个人都是他人存在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回到了物质的外在性，这不足为怪，因为系列是由非有机的物质决定的。另一方面，从系列是由某种实践所履行的、以及这种实践包括交互性的意义上来说，它包含了一种真实的内在性：因为正是在他的真实存在中，以及作为从外部使自己总体化了的总体性的组成部分，每一个人都得在他的实在性中依赖他人。”[8]

虽然，在匮乏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人的关系，但是，这种“人被人的否定乃是人被物的否定”。[9]因此，匮乏条件下的人与人的对立和斗争并非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于“每一个意识都追求他者的死”，[10]面对普遍的匮乏和共同遭受着的物的否定，人与人之间也包含着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这种可能性就完全转化成了现实性。尽管萨特的总体化运动是从分析个人实践开始的，认为个人实践是一切形式的实践的基本形式，但他同时也承认一切现实的实践活动都不是在个人那里孤立地发生的。萨特认为，在现实的社会中“不存在孤立的个人”，[11]每个人都是处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中，当不同的实践主体各自按照自己的目的在同一个实践领域中实现着总体化时，当他们把物变成自己的对象和工具的时候，物也就成了这些实践主体之间的中介者。

所以说，在个体的有机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中必然包含一个“他者”。而且，在实践活动中由于物的中介“我”与“他者”也会必然被统一为一个总体。萨特说：“现实的交互关系总是诉诸于第三者的中介作用，并且最终表明三元结构是它的基础和实现。”[12]在“我”与“他者”之间，物就是以这个“第三者”的面目出现的，物使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彼此发生相互关联。也就是说，由于物的中介作用，本来相互孤立的个人就在实践活动中联为一个总体，物是他们共处的环境和共同的对象。进一步地说，处于共同环境中的人面对着共同的对象。个体的人作为实践的主体，已经不足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和达到对自己需要的满足。这时，在实践的计划中，就必须把这个共同环境中的他人，也谋划到实践的主体之中。既使各实践主体是分立的，也会因共处于同一实践领域、与同一对象发生关系，而构成为统一的总体，或者，他们的行为是彼此关联在一起的。萨特说：“在一定条件下，个人之间的直接关系是取决于别种特殊关系的，这些特殊关系之所以为别种关系，还因为在具体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客观的强制；造成这种的强制的，并不是别人的在场，不是他们的联合，却是他们的分散。”所以，“集体对象的现实性是存在于循环性之上的；它表明着总体化从来没有完成过，而且，总体至多只存在于化整为零的总体的名目之下。”[13]

由于他的出现和三元结构的形成，总体化的情况则变得复杂了，也就是说，在这种活动中，个体的人则具有了二重性：一方面，个体的“我”和“他”由于把环境和对象内在化而建立起了彼此内在的关系，因而，在共同的实践范围内都是作为实践的主体而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种彼此内在的关系，“我”和“他”彼此都在实践活动中相互以对方为工具，这样一来，“他”就是“我”的客体，同时，“我”也是“他”的客体。在这个同一的实践活动中“我”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所以，萨特说：“每一个人在凭借自己的活动去规定一个辩证领域、从而进行总体化的时候，他也在这个领域中被别人的总体化所总体化。这就是说，每一次的总体化都是多元性的。”[14]

对于“我”来说，当“我”的总体化被“他人”的总体化所总体化时，就会产生两种可能的情况：其一，“我”的总体化与“他人”的总体化是一致的，因而形成了一种总体化的合力，使“我”的总体化在事半功倍中实现；其二，“我”的总体化与“他人”的总体化是矛盾甚至对立的，这样一来，当“我”的总体化被“他人”的总体化所总体化时，实际上所意味着的是“我”的片面化。事实上，在匮乏的环境下，总体化往往是表现为第二种情况。因此，萨特又指出：无论是相互性，还是三重性关系，都不能实现总体性；它们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复合性依附，这种依附使社会保持在一种胶粘状态。”[15]

对于“我”的总体化被“他人”的总体化所总体化这一点，不能只作被动的理解。因为，“我”的总体化并不仅仅被“他人”的总体化所推动或阻遏，而是在被“他人”的总体化所总体化中保持着自身的主动性。萨特说：“人之所以为人，首先在于从某种现状超越，在于他能做到对别人在他身上所实现的东西反过来有所作为。”[16]也就是说在“我”的总体化与“他人”的总体化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相互制约和相互规定的关系。“我”的总体化被“他人”的总体化所总体化的同时，“他人”的总体化也被“我”的总体化所总体化。这也正是我们在实践主体的考察中已经看到的关系；他人是在我自己作为手段的程度上成为手段的；当我把他人作为对象包括在我活动的总计划中的时候，也就承认了他人的实践活动，而且这个实践活动是一个行进着的总体化；在我奔向目的的运动中，我也发现了他人朝着他自己的目的的运动；在他人成为我的活动的对象的领域中，我也同时是他人的对象。实践主体之间的这种相互关联决定了人必然会超越自我，使他们互为对方的手段、工具、对象的情况转化为奔向目的的总体化活动的手段、工具、对象。

但是，由于萨特在个体之间的这种相互关联中看到的依然是个体的实体，所以，个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并未造成纯粹统一的总体，而是在总体化的过程中重现着个体的实践主体间的互相制约、互相规定等辩证关系，说到底，总体化就是个体的人的总体化。

三.总体化的主体是个人

当然，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萨特也希望不仅仅根据“从个人到社会”的线索去理解总体化，他也希望“从社会返回个人”。不过，在萨特那里，个人与社会的问题毕竟是轻重有序的，个人的领域是一个需要进行哲学探讨的领域，而社会的领域则只是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领域。萨特探讨个体的人的总体存在和总体化过程，只是为了解释社会和历史，为这种解释提供根据。所以，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所表现出来的是存在主义的性质，即把个体的人的存在与发展作为本体论的核心，而不是象马克思主义那样，把人的存在与发展看作社会历史运动的结果和体现。在萨特的眼中，社会无非就是亿万个的个人的实践活动的现实形态，因此，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谜底就在个人的总体化中。

萨特认为，个人的实践是惰性因素最少的实践，在个人的实践中，人能够从自己的计划中明晰地感觉到自己是创造者、建设者和活动的主体。而且在个人的实践中，他的每一个步骤、举动、手段对于他自己来说都是清楚的，他看到了自己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能够从未来的方面认识现在，去设计自己的总体化的“规则”，详细地规定他的整个实践过程及其每一个组成环节。因此，个人在自己的总体化过程中使自己同时表现为动因、目的和手段。萨特之所以推崇这种个人实践或总体化，是因为他在这种实践中看到了人对物质必然性的摆脱。认为，在“惰性”因素最少的个人实践中，物质必然性只是一种从属的因素和可以被自由地克服了的因素，是不被作为“摆脱不了的命运”而加以承受的因素，而是人在实践中不可遏止地把自己总体化。因此，人能够驾驭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萨特认为，与个人实践相反，社会实践只不过是惰性的人的复多性的总体化，是结合在“实践集合体”中的多数人进行的统一实践。在这种实践活动中，仅仅存在着实践活动的行动统一，而本体意义上的实践主体则不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物。

当然，社会实践具有着可以与个人实践相类比的特征，比如根据共同的意志制订计划、知解目的、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包含着客观化、劳动、克服物质必然性、根据具体情况对未来加以规定等等。但是，萨特认为，社会实践并不因此就有了自身的可理解性，在他看来，社会实践无非是由于共同目的和观点结合起来的个人实践，是个人实践的综合形式，虽然不能把社会实践看作个人实践的简单扩大，但社会实践却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个人实践在共同活动范围中的展开。

个人实践是社会实践不可克服的界限，共同活动是受个人实践所规定的，没有个人实践就不可能有共同活动。既然如此，那么社会实践的功能也就会在一旦与个人实践发生矛盾甚至冲突时而大打折扣，事实上，循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在社会实践中所看到的必然是处处都存在着与个人实践的不一致和不协调，因而对社会实践就只好持保留的态度了。但是，实际情况与萨特的构想恰恰相反，个人实践无论在对世界还是对自己的改造中都表现出了其有限性，在极其强大的客观世界的力的面前，个人实践是很少具有萨特所津津乐道的那种自由的，因而个人的总体化也只能是一种空想。

注:

[1][4][5][6][7][8][9][10][11][12][14][15]萨特:《辩证理性批判》

伦敦1976年英文版,第46页,第87页,第79页,第95页,第81页,第263页,第151页,第113页,

第676页,第116页,第104页,第115页。

[2][3][13][16]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4页,第114页,第59页,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