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进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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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哲学家在科学进步问题上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模式，稍微细一些可分为逻辑经验主义的积累发展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试错法式的进步图式、库恩纯历史的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科学革命观、劳丹解决问题的历史标准、普特南等科学实在论者将客观真理与人的历史活动相结合的积累发展观，以及夏皮尔介于历史主义和实在论之间的科学进步模式，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关于科学进步的观点。总起来看，最有代表性的主要科学进步观有三个：一是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的进步观点，二是历史主义的观点，三是科学实在论的科学发展模式。本文试图分析、比较和评论这三种模式，并简略地讨论科学发展模式多元并存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的进步观

传统的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是建立在证实主义基础上的积累发展观，在数十年内这种思想占了主导地位。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事实与解释之间的区别，把科学发展看作是在知识大厦中不断添加不依赖于理论而存在的新事实，旧理论不断地被更普遍、更广包的新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进步观描述的图景正是新的科学理论和思想不断地发展、修改、扩展、纠正和重新解释旧理论的持续过程。因此，这是一种渐进的、非革命的、改良的积累发展观。

这种积累发展观在方法论上可分为归纳主义和演绎主义两种倾向。归纳主义者相信科学经过经验归纳从经验命题或原子命题而得出带普遍性的科学命题。而演绎主义者则认为科学是从普遍命题和事实命题或初始条件相结合而对科学理论提供的因果说明。与逻辑实证主义关系复杂的波普尔在1959年发表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提出过一种简单的演绎说明模型：“对一个事件作出因果说明意味着运用作为演绎前提的一个或多个普遍定律，并与某些单称陈述即初始条件相结合，演绎出一个描述该事件的命题。”（［1］，p．59）

这就是说，演绎主义者认为，一个经验命题可以从多个普遍定律和关于特定系统的事实而演绎出一个理论，以此对经验定律提供说明。运用于科学理论的进步，后起的科学理论与以前的理论相比，所描述和预测的事实、所提供的说明更为精确，所适用的范围更为广泛。因此先前的理论被包含在后起理论之中。此类科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牛顿力学与开普勒和伽利略定律的关系。牛顿在其力学著作中从自己的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推导出了开普勒和伽利略定律，并指出，用他的理论可使开普勒定律适用于简化的太阳系模型。但牛顿的理论表明，当采取非简化方式考虑行星间的引力时，开普勒定律就仅仅是一种近似。

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物理学的这一典型例子证明了科学积累发展观的正确性，现代科学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至少表明库恩的科学革命观并不是科学发展的唯一模式。在这些哲学家看来，只要加上某些限制条件，可以将一切科学进步均以统一的积累主义的方式加以分析。这是库恩提出科学革命模式后经验主义者所作出的一种回答。

波普尔在后来提出自己的证伪主义科学观时，改变了上述早期演绎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此时他所提出的是以否定的方式出现的演绎主义。在他看来，科学发展遵循的不是归纳法，而是否定后件从而否定前件的特定的演绎法，即从一个普遍陈述（理论）推导出可观察的单称陈述，然后以经验证伪这个单称陈述，从而否定作为前提的普遍陈述。因此，科学发展是以试错法不断地提出问题、尝试性解决、消除错误、最后证伪理论的过程。波普尔承认科学必定发展和进步，连续性增长是科学知识的理性特征和经验特征的表现，但这种连续性并不是指观察的积累，而是指不断地推翻一种科学理论，由另一种更好的或更合乎要求的理论取而代之，即证伪理论。（［2］，pp．308－309）可见此时的波普尔放弃了前期演绎主义的观点。在讨论开普勒定律与牛顿理论的关系时，他不再以传统的演绎主义方式作出说明，而是认为牛顿理论可以解释开普勒定律，但却不能从开普勒定律演绎出来。在考虑这一问题时，波普尔也改变了自己关于一般通过经验证伪既成理论而得出新理论的看法。因为开普勒定律并没有被经验证伪；牛顿是在试图解释天体和地面力学定律时得出自己的科学理论的。只是在提出了新的理论后，有关的观察检验才着手进行。（［3］，pp．191－205）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学进步问题上，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都没有放弃实在论的前提。虽然逻辑经验主义者倾向于现象主义，对实在论等传统哲学立场未给予更多的注意，但在其科学积累发展观的背后仍隐涵着实在论的观点，特别是在谈到新理论比旧理论更为精确、更为近似时，这里仍然包含着理论与实在符合的实在论前提。当代逻辑经验主义者内格尔在1961年还讨论了理论将以前分散的现象统一起来考虑的问题（［4］，第11章）。他讨论了科学通过持续的逼近事实而取得进步的问题，讨论了如何将成功的诸理论统一起来，以消除它们之间的不一致性，这对科学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他在探讨这些问题时也显示出了实在论的立场。当代另一位著名的逻辑经验主义者亨普尔也持有类似的实在论观点。他指出，对一个科学理论的规范阐述将使阐述者决定该理论的观察结果，如果持有这种关于理论结构的观点，那就难以说明科学家为何要引入理论术语。从前述有关开普勒定律与牛顿理论的关系的例子可得出简单的答案。首先，科学说明看起来不光是演绎。因为仅仅从开普勒定律与其他定律的关系来推导出开普勒定律，还不能构成对这些定律的真正说明。（［5］，p．273）况且，在接受了牛顿理论之后，人们看到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定律不够精确，而且运动学的定律也都不正确。亨普尔从这个例子看到了它与实在论的关系：“……在观察层次上形成的理论一般来说只是近似的并限于有限的范围；而从理论上诉诸人所熟知的表层之下的实体和事件，就可得到一个广包和精确得多的说明。”（［6］，p．77）这就是说，科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简单地解释可观察的自然规律，而且要得出对实体和事件的更深层次的理论概括。而这正是科学理论进步的实在论依据。

波普尔则用逼真性概念来阐述理论进步的实在论前提。他多次强调科学的任务是探求真理，科学的进步即在于更符合事实，更接近真理。但按照可证伪性标准，科学进步总是意味着向更有趣、更不平凡、因而更不概然的理论的进步。波普尔似乎又回到了古希腊的色诺芬尼，试图把逼真性与概然性严格区分开来，强调逻辑概率体现了通过减少信息内容而逐步趋于逻辑确定性或重言式真理的观点，而逼真性则体现了趋于全面真理的观点。因此，逼真性把真理与内容结合起来，而逻辑概率则把真理与内容的匮乏结合起来。波普尔还对知识增长提出了三点要求：1．简单性，一个新理论应当从某种简单的、新的、强有力的统一观念出发，这种观念在迄今尚无联系的东西或事实中建立了某种联系。2．可独立地受到检验，即新理论必须具有可加以检验的新结论，必须引出一种对迄今还不曾观察到的现象的预测。3．要求理论应通过某种新的严峻的检验。（［2］，pp．344－346）在这些标准中，前两个基本上是先验的标准，第三个才是经验检验的标准。

虽然波普尔不属于狭义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但我们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仍然可以看出波普尔与逻辑经验主义者的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也是我们把二者归入同一节加以论述的一个主要理由）。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尔都十分重视对理论结构的逻辑分析，坚持理性主义和逻辑主义的立场，以明确的逻辑推演关系来分析科学理论之间的异同和演变及其与经验事实的联系，因此这些都属于形式规范阐述的科学进步观。他们都默认了科学进步的实在论前提（特别是波普尔的逼真性概念更为突出），即认为科学理论与实在的近似性是不断提高的，同时又相信后继理论要比以前的理论更为精确，带有更多的经验内容，统一了更多的经验现象，可经受更严格的检验。此外，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早期波普尔都持有关于因果说明的演绎主义观点，波普尔只是到了后期才突出了试错法的证伪主义的跳跃式发展观，即通过经验证伪理论而放弃旧理论，提出新理论。因此波普尔最终要求理论不要太快地被驳倒。（［2］，P．353）即便如此，波普尔在某些场合仍然相信类似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进步观，相信科学持续积累发展的总体图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进步观的典型例子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与力学的关系，但在其他大量理论进步的例子中，这种关系并不明显，而更多地仍然属于逻辑经验主义者所概括的那种积累进步观。这也是今天科学哲学家中逻辑经验主义观点仍然活跃的一个原因。

库恩的科学革命观

当库恩提出科学革命的范式理论时，他实际上把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尔的理论逼真性的实在论问题搁置一边，不予考虑。科学发展在库恩那里是信奉、持有或主张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抛弃旧的常规科学、拥立新的科学理论的革命性变化。这种革命是非积累性的发展，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被不相容的新范式所代替。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初版中，库恩看起来否定了进行合理判断的可能性，他认为，在理解科学发展时，传统的逻辑分析实际上是无用的、行不通的。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前后的理论及其范式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人们接受一个新范式，也没有多少理由可说。因为“范式之间的竞争不是一种可通过证明而解决的那种争论”（［7］，1962年初版，P．147），而更象是改变信仰，所发生的既不是标准的降低，也不是标准的提高，而是采取新范式时所要求的一种根本性的改变。

这就抛弃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积累发展观，连同强大的分析哲学传统。库恩开始时曾经认为自己的科学发展观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相类似（见［7］，1970年版，P．146），但在后来，他又指出自己科学革命观与波普尔证伪主义的重要区别。在谈到科学反常与证伪性实验结果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要么是没有一个科学理论遇到过反例，要么是所有这样的理论在所有时候都面对着反例。”（［7］，1970年版，P．80）库恩已经看到，一个理论与其预言或说明的经验概括之间的关系，要比一个经验概括与其事例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因此，他开始抛弃波普尔的一次性经验证伪的模式，采取了关于科学家行为的历史的和心理学的理论模式。然而，库恩在这样考察科学研究的环境时，仍然带有某些类似于波普尔的简单化倾向。他把常规科学看作是一个科学理论应用于自然的过程，并且认为科学家只有在常规科学的发展已经出现明显的失败之后才会面对发展新理论的难题，这时科学家才采用新的理论以解决一个现存科学理论与自然之间的反常。因此，库恩所考虑的科学发展实际上是仅有一个科学理论应用于一组自然现象的模式。

库恩的这种革命模式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其普适性问题。库恩本人总是试图把这个模式尽量推广，认为所有的科学革命都具有类似的结构，而且科学（至少是成熟科学）的进步基本上都遵循这种范式转换的革命模式。但问题正在于，是否一切重要的（在此且不论改进理论细节的一般进步）科学进步都具有库恩所总结的这种结构或遵循此革命模式？我们从前述波普尔和内格尔的观点中已经可以看出，有的理论进步并不是遵循革命模式的。比如，新的理论可以通过综合或统一现存的几种理论而产生，而不是完全抛弃一个旧理论，或是由于这个旧理论与自然现象的矛盾而导致理论革命。由此来看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提到的那些科学革命的例子，如哥白尼宣称解决了关于公历年的时间问题，牛顿将天体力学和地上物体的力学统一起来的问题，拉瓦锡解决了气体的识别和重量关系的问题，爱因斯坦使电动力学与修正了的运动学相容的问题，等等。（［7］，1970年版，P．153）这些例子中的问题在库恩看来都是使旧理论导致危机的问题。然而，象牛顿把伽利略定律与开普勒定律统一起来的问题就不是仅仅属于理论危机的问题，也不是个实验的问题，而实际上是几个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逻辑分析和推演。库恩几乎忽略掉了这样一种重要的理论进步，而这正是逻辑经验主义者所强调的积累进步方式之一种。

库恩的科学革命观的普适性问题还出在他建立有关新理论产生的一种统一模式的尝试上。他几乎没有注意两种重要的科学革命方式之间的区别。一种革命是对既成信念的摧毁，如哥白尼革命、推翻燃素说、光的波动说代替粒子说，这种革命的新理论否定旧理论的程度十分强烈。而另一种革命的积累性成分则多得多，如牛顿对伽利略和开普勒定律的综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狄拉克量子理论。库恩所论证的科学革命过多地集中于前一种，特别是哥白尼革命，即使是后来他对量子理论的讨论，也主要集中于量子理论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对经典物理学提出质疑的阶段，而不大重视其后的阶段，此时有关原子现象的新发现渐渐地溶进一个部分恢复到对自然现象统一描述的广包的理论框架之中。

因此，库恩的科学革命观显得有点简单化，未能概括科学发展的全景。而且，他的范式不可通约理论把传统的科学客观性和进步概念都抛弃了，他否定了逻辑分析在评价科学进步时的意义，因而就自己放弃了用以比较前后相继理论的逻辑工具，也就忽视了新旧理论之间的诸多逻辑联系。正因如此，库恩的科学革命观被一些评论者指责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的科学观，也使自己在科学哲学界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印象，库恩在70年代初对这些批评作答辩时称，他的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进化的，可以设想科学专业发展的进化之树是由共同的根基（比如是从早期的自然哲学）往上生长的。另外，设想一条路线沿树上行，从树干基部到某条树枝的末稍而不再折回。发端于这条线路的任何两种理论彼此都是有亲缘关系的。库恩相信，只要设计一套标准（包括预言的最大精确度、专门化程度、解答具体问题的数目），就可以使观察者在不涉及两种理论中任何一种的情况下，知道哪一种理论是年长者，哪一种是后裔。因此，库恩认为，科学进化有如生物进化，是单向的不可逆的过程，这样就可以判别两种理论的好坏。库恩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科学进步观不是相对主义的。（［8］，PP．354－355）

然而，库恩的这种以进化论作比喻的科学进步观并不很令人信服。因为这个科学进化论的基干并不很清楚和牢靠，无论是从早期自然哲学的根基，还是从理论出现的先后，都不能可靠地证明理论何以进步。这是由于在此缺乏一个可资比较的标准或基准。库恩只列举了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和发生的先后，但这只是时间的概念，而不是理论内涵进步的概念。而他所提出的预言的最大精确度等具体标准，都是对理论的先验检验和评估，与客观性、真理或经验无直接的联系。正是在真理问题上，库恩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仅仅强调真理的内在推理的用途方面，即科学共同体成员的一致看法表现在一些共有理论的结论支持着对经验的检验，并因而就是真的。（［8］，PP．354－355）于是他把真理与共同体支持的经验检验紧密联系了起来，因而他同意这样的说法，即每个理论在它那个时代都可以被认为是真的，尔后则被当作假的而抛弃掉。这就对科学真理采取了类似实用主义的主观立场，以共同体的主观信念和接受程度为唯一的标准。这也是库恩与波普尔的一个重要区别。库恩坚决反对把理论比作自然界的陈述，比作有关“什么是真实的”外在陈述的观点，这就使库恩的科学进步观带着纯粹的社会学、心理学的特征，而与客观真理无缘。

比较库恩科学革命观与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的进步观，可以看出科学进步问题的复杂性，几乎不能以一个单一的简单化的标准来加以衡量。单纯的科学进步观忽视了科学发展中的革命性变化等复杂问题，采用简单的逻辑模式来分析积累进步显然也会遇到困难。最明显的例子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经典力学相比，的确不仅仅是综合或局部修改旧理论，而是在体系上具有新的结构，并因此而否定了旧的电磁学中的“以太”理论。积累发展观在此显得捉襟见肘。但库恩完全以革命观来对付科学进步，否定积累发展的可能性，并把科学看作不同共同体成员持有的信仰和主观信念，否定其客观内容，这又走向了另一个简单化的极端。看来多元进步观的并存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普特南科学实在论的进步观

当代科学哲学在科学进步问题上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证伪主义、库恩革命观、劳丹解决问题的历史标准和夏皮尔介于历史主义与实在论中间的立场之后，又有一部分科学哲学家再度采取科学实在论的立场，其中最突出的是普特南。他对本世纪关于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的两大构想作出了颇为中肯的评论。这两种构想即前面总结的逻辑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观点。普特南指出，逻辑实证主义的构想认为“理性辩护”的方法是由某种排列表或标准型那样的东西给出的，希望“科学的逻辑学家们”有一天终会成功地写出这种排列表或标准型，它详尽地描述了科学的方法等等。在普特南看来，逻辑实证主义所允许的“证实”形式已经成了现代社会习俗化了的形式。在实证主义者眼里，凡是能被“证实”的东西，就都能被证明为正确的，或证明为大致正确的，或成功率极高的科学。而公认的正确性、大致正确或“成功率极高的科学理论”则确立、表明、赞美和巩固了以西方文化为依托的知识形象和合理规范。（［9］，PP．131－136）普特南对此评论道，假如真的有合理性这种东西，那么对于这种见解的论证便是一种自我否定：合理性与被文化习俗规范规定为合理性实例的东西是同一的，或本身包含在那种东西之中，因为仅仅按照这些规范，所有这样的论证都不可能保证是正确的或大致上是正确的。因此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没有哲学理性活动的余地。（［9］，PP．137－139）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进步观正是以这种形式化的合理性观念为依据的。在普特南看来，对科学发展合理性的论证不能仅仅用习俗约定的标准或证实概念，而其实质上是先验的论证。而且，合理性论证的实质是一种活动，“它预设了比证实概念更为宽泛的辩护概念，它也确实比习俗化的标准合理性更为宽泛。”（［9］，P．140）

普特南所批评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另一个主要构想即历史主义的观点，例如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提出的不可通约性论题。普特南认为这个论题就象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意义和证实的论题一样，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论题，如果这种不可通约性命题是真的，那么我们就根本不可能翻译另一种语言，甚至不可能翻译我们自己以前的语言了。按照此命题推论，属于其他文化的成员，包括17世纪的科学家们，就被我们理解为一些对刺激产生反应的动物了。“先告诉我们说伽利略具有‘不可通约的’概念，然后马上就详尽地描述这些概念，这种做法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说在特定的语境中某种译文没有“真正”抓住原文的意义，比如说名词A还可改译为“车轮”更好，这实际上等于说，就这个译文可以信赖的程度而言，A指称车轮（这里指称的对象即是实在论者最重要的客观性基础）。而解释方案的可行性、解释的成功并不要求原文作者的信念最终与我们自己的信念相同。它只要求那些信念最终能为我们所理解。此乃一切解释上宽容性的准则的基础。“在这个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在各自经历着快慢不一的变化着的历史的相互作用……我们能彼此解释各种信念、意愿及话语，使得人类经验总有某种意义。”（［9］，P．146）

普特南还指出了这两种合理性构想的根源。其产生的原因一个是逻辑学的成功，导致逻辑实证主义产生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归纳逻辑的革命。到1879年，弗莱格已经发现了一个规则系统，即一种机械证明的方法，它包括今天的所谓标准“二阶逻辑”。这个方法对于演绎的初级逻辑是完备的。由此人们期望在所谓的“归纳逻辑”中也取得同样的成就，使科学方法也终将成为一个规则系统。于是演绎规则系统和即将诞生的归纳逻辑的规则系统，不仅有可能详尽无遗地或理性地重构科学的合理性，而且有可能这样来描述和重构一切名副其实的合理性。产生另一种合理性构想的来源是以相对主义掩饰的科学主义，虽然“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不会同意一切合理性的存在就是人们所处的本地文化所说的存在，但这个理论是此倾向的自然极限。此乃还原主义的理论。这样一来，由理想的计算机程序定义的合理性和由地域文化规范定义的合理性，一个是受到精确科学鼓舞的科学主义理论，一个是受到人类学鼓舞的科学主义理论。普特南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我们过多地拘泥于形式化，就会在这两种科学主义之间左右摇摆。而摆脱这两种合理性构想的恰当方式是给出一个合乎情理的富有人情味的关于理性活动范围的描述。（［9］，PP．155－158）普特南的合理性概念既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僵死原则，而是坚持合理性标准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也不同于反理性的文化相对主义，而是肯定合理性概念的合法地位。

这种合理性概念与普特南对科学进步的论述直接有关。在具体阐述时，他再度强调了实在论说明的重要性，批评了库恩早期哲学研究中的反实在论倾向（［10］，讲演2）。普特南指出，如果电子也经历象燃素那样的境遇，那么我们就必须说电子并不存在。假如继续将这些推广到其他一切，那我们就该得出科学理论所使用的术语都无所指称的结论。但这在普特南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成熟科学的理论典型地包含了它们所取代的那些旧理论。这些旧理论是近似的理论。这一事实可用来批评经验主义中的反实在论那一派的观点。按照典型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科学家所期望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只是推导出该理论所预言的观察结果，尽管实证主义者经常把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但普特南认为这并不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观点。实证主义者强调的是观察作为建构和检验科学理论的基础，这意味着一个理论要显示自身的可接受性，就要与已知的事实相一致，这有可能通过相当不同的定律来解释这些事实，并涉及很不相同的机制。

为了说明自己不同于实证主义者的实在论立场，普特南借用了波义德的一些重要的观点：“波义德试图以两个原则表明实在论是一种过度扭曲的经验假设：（1）成熟科学中的术语都典型地有所指称。（2）成熟科学的一个理论的诸定律是典型地近似真的。他在自己的论文中试图表明，科学家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因为他们相信（1）和（2），而他们的做法之所以奏效，则是因为（1）和（2）是真的。”（［10］，PP．20－21）普特南所引用的波义德的这段论述是在谈到科学方法论的广泛特征时说的，而普特南则是在论及科学的积累发展特征时引用的这段话，他还进一步论述道：

“假设T1是物理学的某个核心分支中公认的理论，我是试图找到理论T2以代替T1的科学家。……如果我相信原则（1）和（2），那么我便知道T1的定律（或许）是近似真的。因此T2必须具有某种特征－－当我们从T2的立场作判断时，这个特征即是指T1的定律是‘近似真的’－－否则T2（也许）将没有成为确真的机会。由于我将只考虑具有这一特征的理论作为T2的候选者－－这是些将T1的定律当作极限情况包含在其中的理论。”（［10］，P．21）

普特南以此来说明理论进步的实在论意义，为此他用了“有一个成为确真的机会”这种表述。他引用波义德的两个原则是要说明真理和指称的概念在认识论上具有因果说明的作用，这两个原则是“解释科学家的行为和科学成功的前提”。（［10］，P．21）比较而言，实在论者和逻辑实证主义者都主张科学的积累发展，强调这种发展的继承性，但普特南试图表明，实证主义者不能象实在论者那样对这种继承性提供恰当的说明。如前所述，一些实证主义者隐涵地承认实在论前提，当然也有一些实证主义者持有反实在论的倾向，而普特南则明确地以实在论的两个原则作为科学理论发展和成功的因果说明。

普特南在科学进步问题上的确与实证主义者有所不同。虽然二者都承认科学发展的继承性，但实证主义者仅仅着眼于理论的逻辑结构及其与观察结果的关系，而普特南则超出纯粹的理论之间的逻辑结构，而考虑了科学家的心理因素。在他看来，新理论保存了旧理论，因为科学家试图保留现存的理论结构，科学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实在论的前提。然而，用科学家的心理信念作为科学理论进步的因果说明，对于某些案例是可行的，但不一定适用于一切案例。实际上，这里的实在论以两种方式出现，一为方法论的实在论，一为评价标准的实在论。方法论的实在论是指科学家怀着实在论的信念去探寻新的理论，而评价标准的实在论则指比较和评价新旧理论时以是否符合实在为标准或前提。这两种实在论立场有时相互联系，难以截然分开，但却并不总是一回事。普特南把两种实在论当作科学进步的唯一方式或答案，而不承认其他的方法论和评价标准的重要性，因而也难免有以偏概全之憾。

的确，象前面两种科学发展观一样，普特南也未能摆脱模式单一化、简单化的通病。如果以实在论的因果说明来概括一切科学理论进步，那也同样会遇到反例。比如，普特南强调，当科学家把两个现存理论结合起来而形成新理论时，如果这种接受是在相信一个理论是真的信念之下进行的，那才有意义。而如果只是相信理论的简单性和预言的成功而结合，那就没有意义，因为逻辑表明，两个真理论的合取仍然为真，而预言的成功则不能保证合取理论的真。然而，普特南并不能排除在实践上，科学家把两个预言成功的理论结合起来而取得成功，尽管在逻辑上不能证明两个预言成功的理论的结合仍可成功，但科学家完全有理由和动机去作这样的尝试，而且往往乐此不彼。对理论的简单性也可作出类似的论证，尽管两个简单的理论的结合可能不再简单，甚至还可能互相矛盾，但科学家仍然会在这方面作出大胆的尝试。反之，两个看起来都已被科学共同体接受的理论（即科学家对此怀有真的信念）在相互结合时却可能产生问题，如玻尔的原子理论和狭义相对论曾一度均被物理学界所接受，但把两者结合起来时却必须对玻尔的理论作出重要的相对论的修正。

就方法论的实在论而言，我们应当看到，科学家接受一个理论或创立一个新理论时的信念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能只是归结为相信为真这一点，有些并不带着明确的实在论立场的科学家同样可能作出成功的理论创造。而且科学家在从事研究时并不总是带着完全的或充分的信念，有时在思想上甚至还有点矛盾。加德纳在总结19世纪原子论时指出，科学家在接受理论时并不总是立场一致的（［11］），他们在解释自己的理论时有时是实在论者，有时是工具主义者。例如，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原子核模型，一为壳层模型，一为液滴模型，科学家在处理不同领域的现象时同时接受和采用了这两种模型。的确，科学家并不总是采取方法论的实在论的立场来从事科学研究，有时只是考虑理论的自治、简单性、普适性或适用范围更广也可导致重要的科学发现。而且，撇开科学家的主观信念不谈，现代科学上的一些术语的确也并无十分明确的指称，或者暂时还无明确指称。正因如此，反实在论者抓住实在论者的某些漏洞而进行反击，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双方长期对峙的局面，历史主义者也强调科学发展的历史特征而批评实在论者。

综合以上对三种主要科学发展观的评论，每一种进步观都讲出了自己一定的道理，都可以引出若干个重要的科学史实为自己作论证。但每一派都主张自己的模式概括了科学发展的主要事实，并以此来批评别的发展模式的不恰当性。然而，如果跳出流派之见，就可看到它们各自的缺陷。逻辑经验主义者和实在论者都主张科学的积累发展，强调其继承性，前者拘泥于形式化的逻辑分析，后者则以实在论和客观真理论作为解释理论进步和成功的主要法宝。普特南还以人的类的实践活动来解释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可通约性问题。但逻辑经验主义者忽视了科学共同体活动的历史性、突变性和间断性，历史主义者抓住这一弱点而实现了科学哲学向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转变，突出了理论发展的间断性和革命性，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但因此又跳到另一个极端。实在论者恢复讨论古老的实在论命题，但仅仅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科学进步，忽视了科学家研究活动和信念的多样性和主观性的一面，同样也未能概括科学进步的全部方式。

如果把评论的视角进一步扩大，我们甚至可以提出更为重要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把科学进步概括为一种统一的模式不可呢？为什么不可以提出多元论的解决办法？即干脆承认至少在目前还找不到一个统一的科学发展模式，从而允许多种模式并存，以解释不同的科学史实和案例。我们承认上述三种主要模式各自适合于自己的对象，或适合于若干案例的主要方面，但既然没有统一的模式，也就没有可统一判别的标准，需要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因案例而异地处理问题。甚至对同一个案例也可以接受从不同视角作出的不同说明。例如，哥白尼革命的确否定了旧式地心说的许多结构性的成分，但精通数学的哥白尼经过反复计算，最后得出结论说，采取日心说要比已经设置众多本轮均轮的托勒密体系简单得多，我们难道不能说简单性是哥白尼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的一个重要的追求动机和评价标准？我们也不能否认哥白尼体系中所继承的托勒密体系的某些成分。只是由于政治、神学、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众多历史局限性才使我们几乎忽视了这些方面。广而言之，追求统一性和一元论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天性，从古代的哲人到今天的普通市民，能够自觉容忍多元并存事实者并不多见。我们并不一概地反对一元论的结论，但要强调的是，当认识的条件还无法取得一元统一的结论时，倒不如承认现实，容忍方法论、评价标准等等的多元并存，这或许可以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道路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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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Putnam:MeaningandtheMoralSciences,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78．

［11］M.R.Gardner:RealismandInstrumentalismin19th-centuryAtomism,PhilosophyofScience46：604－615，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