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士科学哲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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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发展也是从基础主义到反基础主义的发展，是可误论不断加强的过程。而早在逻辑实证主义之前，美国科学家和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就比较充分地论述了反基础主义和可误论的科学知识理论。虽然皮尔士仍然把真理看做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绝对正确的知道，但他认为没有任何基础保证我们现有的信念是真理，我们的一切信念都可以受到批判或反驳。皮尔士彻底批判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基础主义，提出了反基础主义的科学知识理论。这种知识理论经过20世纪的发展，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和整个认识论的主流。

【关键词】基础主义/反基础主义/可误论/科学方法

【正文】

皮尔士（CharlesSandersPeirce1839—1914）是一个逻辑学家、职业科学家和数学家，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也是反基础主义和可误主义的认识论的创始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意义理论，而不是一种认识论或科学哲学。尽管皮尔士同他的前辈一样把真理看作是绝对正确的知识、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但他认为我们没有任何基础保证我们现有的知识是真理，我们的一切信念都可能是错误的，可能受到批判。皮尔士彻底批判了以笛卡尔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基础主义认识化，创立了反基础主义的知识理论，这种知识理论经过20世纪的发展，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和整个认识论的主流。可以说，在认识论上，皮尔士走到了他的时代的前面。

一反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是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现代认识论的主流。在笛卡尔主义者看来，认识论的根本任务是要为人类知识找到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以便在它的上面建立起整个人类知识的建筑。只要基础坚固，人类知识的真理性或正确性就有了保证。笛卡尔的主张是先找到一个绝对正确的、不容怀疑的第一原理，这就是基础。然后按照演绎逻辑的规则推导出一切人类知识。逻辑推理是从必然真的前提推出必然真的结论。这样，只要认识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有效的逻辑工具，整个人类知识就是绝对无误的。休谟怀疑论有着与基础主义同样的出发点；知识是一座需要坚实基础的大夏。由于找不到这样的基础，休谟绝望了，得出了怀疑论的结论。

认识论的基础主义这种说法是一个来自建筑业的比喻。这个比喻的根本弱点在于，如果基础不稳固或者发生了动摇，整个知识大厦就可能垮掉。于是，笛卡尔主义者建筑人类知识的任务集中到一点：什么样的知识能够成为第一原理？我们如何达到绝对可靠的第一原理？休谟和贝克莱有力地论证说，如果人类知识是一座建筑，那么它是建在沙地上的，随时会倒塌。

皮尔士承认贝克莱和休谟的论证是有效的，但既不接受其前提，也不接受其结论。皮尔士认为，我们事实上拥有知识，哲学的任务在于说明知识是如何可能的。把知识看做一种从基础开始并依赖于基础的建筑，这是一个很坏的比喻。取消建筑比喻导致了20世纪两个有深远影响的认识论论断。第一个论断是反基础主义：既然知识不是建筑，所以认识论不必去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二个论断是可误论：由于知识并非建立在牢固基础上的大厦，所以人的知识总是可误的。

在基础主义看为，知识是由命题构成的静止的体系，就像一座建筑，即使没有完工，以后的事情也只是添砖加瓦，建好的部分是不用改动的。而在皮尔士看来，知识是一个动态的研究过程（Processofinquiry）。所谓研究，是指一切人类的认识活动，因此皮尔士把他的认识论叫做关于研究的理论。皮尔士把研究过程比做走向真理的长征，长征的目的地是真理，真理是长征要到达的无穷遥远的目的地。在长征途中，我们的脚下决不会有坚硬的石板路，我们的脚下是沼泽。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茫茫无际的沼泽总是有些地方能承得起我们，这是我们唯一能取得的确实性。正是由于基础脆弱，我们被迫往前走，不断地接近目标。只有怀疑和不确实性才促使我们寻求新的知识。这就是皮尔士的长征比喻。按照这个比喻，只要我们脚下有了一块比较坚固的土地，我们就想停下来休息。一旦脚下的土地承受不住了，我们又得往前走。这种寻找坚固路面的活动是无休止的。皮尔士说：“科学并不是建立在事实的岩基上的。它走在沼泽上。我们只能说，这块土地现在还结实，我们要停在这里直到它开始动摇。”（[1]，p．589）

皮尔士用沼泽地上的长征这个新比喻取代了基础比喻，从而使认识论的任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皮尔士之后，许多哲学家以同样的方式看待知识问题，不过其中有一些并不知道皮尔士的工作。这些反基础主义的哲学家中有罗素、维特根斯坦、波普、纽拉特、夏皮尔等，当然其中有的反基础主义还不够彻底。纽拉特有一个近似的比喻：科学家就象水手，他们必须在茫茫无际的大海里修理他们的航船。他们没有码头可以停靠。修理过程中，船上的每一块板材都是可以抛弃的，但不能同时抛弃所有的板材。〔2〕皮尔士和纽拉特的两个比喻的寓意是一样的；我们不要能走出我们的实际知识的边界，找到一个类似于阿基米德点的东西，使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可以根据这个阿基米德点来论证和评价。我们能找到的观察点（立足点）是我们的实际知识的观察点，它同其他实际知识一样具有不确实性，经常与意外的、棘手的经验发生摩擦。在当代，这种主张的最知名的代表之一是蒯因，纽拉特和皮尔士都对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抛弃基础主义在认识论上有两个重要意义。笛卡尔主义寻找可靠知识的绝对保证的希望破灭了。以后，认识论再也不必去寻找那种保证。第二，我们同时又不陷入休谟的怀疑主义。只有接受基础比喻之后，找不到基础才导致怀疑主义。如果我们没有独立的观察点来论证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独立的观察点可以成为我们否定整个知识体系的依据。我们能够得到的唯一的观察点是由我们实际上拥有的知识提供的。在这个知识框架之内，我们可以个别地批判或否定这个或那个信念，但我们不能跑到这个框子外把我们的知识全部否定掉。整体怀疑论（普遍怀疑、怀疑一切）同绝对确实性一样不可能。皮尔士提出了一种既非绝对确实性、亦非怀疑论的知识观：非教条的实验态度，他称为可误论或“批判的常识主义”。这不是对前两种主张的折中或调和，而是对它们彻底否定。

“主体”概念是基础主义认识论的核心，笛卡尔称之为“心灵”。他论证人的心灵具有一些特殊的能力，这种特殊能力就是心灵对自己具有清楚明确的知识，心灵的自我认识是人类知识的来源和保证，是人类知识的基础。皮尔士于1868年在《思辨哲学月刊》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关于人的几种能力问题”、“四不能的某些推论”集中反映了他对笛卡尔主义的态度。第一篇文章逐一驳斥了笛卡尔赋予心灵的七种能力，第二篇文章集中论证心灵没有其中四种能力。“1.我们没有内省的能力，一切关于内部世界的知识都是我们根据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作假言推理得来的。2.我们没有直观能力，每一认识都是由以前的认识逻辑地决定的。3.我们没有不用符号进行思考的能力。4.我们没有关于绝对不可知物的观念。”（〔1〕，p．265）

第一个论题说，个人关于他自己的内在意识世界的知识，并不存在特殊的来源。笛卡尔把“我思”看做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最初的、最基础的出发点，我思的知识或心灵的自我认识比其他知识直接可靠。皮尔士认为，虽然心灵具有自我知识，虽然这种知识是很可靠的，但是，这种知识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基本的。皮尔士论证说，儿童在获得了较高语言技巧、学会了大量的关于外部世界事物的名字之后，才学会“我”这个词；儿童在意识到有意志（Will）和情绪（emo-tion）之后，才意识到有一个具有意志和情绪的自我。例如，儿童开始可能相信火是可以用手去摸的。他用手去摸火，结果挨了烫，于是他意识到了错误和无知。但是，犯错误的不是火，火本来就是烫的。最后，这位儿童才认识到有一个犯错误的自我。一切关于外部事实的知识都表明有一个有思维、有感情的自我。“对于我成年人的心灵，他自己的存在得到其他一切事实的佐证，因此比那些事实中的任何一个要可靠的多了。”（〔1〕p．237）因此自我知识既不是根本的，也不是绝对确实的。由于它们是根据我们的外部世界知识推演得到的，所以一方面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一样可靠，另一方面不比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更可靠。

笛卡尔认为，心灵具有直观能力，即通过直接的直观得到知识的第一原理、不需要任何前提的第一前提。这就是说，认识要从零开始。皮尔士说，每一认识都是由以前的认识逻辑地决定的，我们的知识体系中没有任何不可动摇、不能批评的信念。因此心灵没有直观的能力。笛卡尔主义的一个根本的错误是种下了怀疑论的祸根：如果找不到第一原理，结果就是怀疑主义。笛卡尔的对手经验主义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不过，经验主义的第一原理不是理性的直观，而直接的感性知觉。这两种基础主义都是皮尔士不能接受的。他主张第一原理的假定没有根据，也不是知识的进步所需要的。

心灵的“我思”或直观意味着最基本的思想是没有语言的思想。皮尔士指出，心灵没有这种不通过符号进行思考的能力。所谓符号，指一切有意义的东西或能表达意义的东西，皮尔士提出了几个方面的论证。第一，没有可以设想的反面证据。要想反驳这一论题，你必须找出一种没有符号的思维。这样，你就必须陈述那种思维，必须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凡是能明确辨认的思想都支持这一论断。（〔1〕，p．251）第二，符号之为符号，必须是可解释的，因为它有意义。如果我们要掌握一个符号的意义，我们只能找出另一些符号，如果我们是通过符号进行思维的，我们就不能越出符号之外。这一论题在现代哲学中具有极为突出的地位。由于我们只能通过符号进行思维，所以意义问题或解释问题成为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心问题。“语言哲学”、“解释学”和结构主义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当代意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思想的内容受制于说话的方式。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剪接”、切割世界，因此不同的语言意味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三国演义》中讲到吴国使者张温与蜀汉学者秦宓的舌战。秦宓用《诗经》中的话来论证天有耳、有脚，还说天有姓：天姓刘，因为“天子姓刘”。这种思维方式就是由汉语的语言特性决定的。不同观点、理论、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比较评价必须通过语言的翻译来进行。翻译的可行程序决定了比较评价的可能性大小。由于这个理由，蒯因的译不准原理才是对基础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沉重打击。

这三个论点可以相互加强。按照皮尔士的推理学说，结论不应依赖于一条单一的演绎链，而依赖于一系列平行的推理链，形成一条粗壮的推理缆。也许其中的每一根链单独看来都很弱，不能使结论很可靠，但它们集结在一起相互加强，能使结论很有力量。（〔1〕，p．265）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用过类似的比喻。）在这三个论题中，第三个与第二个相连结并加强第一、第二个论题。它对第一个论题的强论是：不存在纯私人的知识来源。任何语言（符号的使用）都预设了一个能使用和理解同一些符号的主体集团——共同体，每一个符号只有是互观（intersubjectively）可解释的，才能成为符号。如果任何思维都必须采取符号的形式，那么就不存在纯私人的内在知识、不存在不能由共同体给予证实和纠正的内省信念。第三个论题也加强第二个论题。第二个论题预设了一切知识都要采取推理的形式，因此要采取符号链的形式。同时，第三个论题表明了知识的间接性：关于事物的知识要以指示那些事物的符号为媒介。因此，不存在直接的、不可误的知识，不存在知识的基础。这里有两点特别重要。一点是强调共同体，这是后来库恩的科学哲学和解释学中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概念。可以说，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是客观性的唯一可能的形式，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有别的客观性。第二点是否认私人语言的可能性，这与后期维特根斯坦一致。现代主义哲学导致私人语言的可能性，而当代的哲学大都认定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

二可误论和批判的常识主义

在1897年手稿中，皮尔士对他的可误论做了如下概述：“有三个东西我们是毫无希望通过推理获得的，即绝对确实性、绝对精确性、绝对普遍性。”（〔3〕，p.141）1910年他又说：“我不承认我们知道任何具有绝对确实性的东西。”（〔4〕，p.108）归结起来，可误论是这样一个论题：我们的知识体系中的每一个命题或信念都不是绝对确实的（或者说都不是绝对真理），都可能也可以受到批评和修改。

有人也许马上会举出一个反例：2＋2＝4。皮尔士回答说，谁要是当真怀疑这个命题，那他一定很蠢；但是，他若是断定我们绝对确实地知道2＋2＝4，那就更愚蠢了。我们常犯加法错误，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可能再发生。2＋2＝4只算过有穷的次数，我们不能保证每一次都没回答说，这种说法意味着某个数N是足以产生确实性的最小重复次数。这等于说，重复N－1次我们还没有绝对确实性，再重复一次就有了。这显然是荒诞的。

同时，皮尔士又说，他一点也不怀疑2＋2＝4。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不。这正好说明我们并不是只有基础主义和怀疑论两条路可以选择。我们现在一点也不怀疑某个命题并不等于那个命题永远不受怀疑。任何命题都可能受到怀疑，但怀疑任何命题都要有具体的理由，这是可误论的思想核心。

在没有具体的证据时，我们不怀疑一个命题，而是集中精力去解决对其他命题的有证据的怀疑。这一主张隐含了批判的常识主义的学说。皮尔士对批判的常识主义没有作具体的规定（定义）。在“什么是实用主义”（1905年发表于《一元论》杂志）一文中，皮尔士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信而不疑，疑而有据”（Dismissmake-believes），表达了批判的常识主义的基本含义。在同一杂志上发表的“批判的常识主义的六个特点”列举了一些陈述，如有不可怀疑的命题，有初始的、非批判的信念；它们可能随时间变化，但很缓慢；它们是出于本能而不是出于理性而被相信的；它们本质上是一些模糊的信念。在“批判的常识主义的几个推断”一文中皮尔士说：“批判的常识主义者的……标志是他高度推崇怀疑，几乎可以说他如饥似渴（ascrafames）。他的饥渴是不能由泛泛的怀疑来满足的。他必须有贵重金属或其他信念。”（〔1〕，p.514）由于皮尔士没有给批判的常识主义下明确的定义，没有说明他为什么称之为批判的常识主义，我们只能猜测他使用这种说法的理由。皮尔士认为科学研究与常识认识没有本质的区别。人的一切认识都从已有的知识积累出发，在这个前提下进行批判的探讨。就常识来说，我们总是有一些信念，我们从未怀疑过它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有那些信念，所以我们是本能地相信它们的。它们作为进一步认识的出发点不受怀疑，但它们不同于通过理性获得的第一原理。所以说这是一种常识主义的态度。尽管它们还没有受到怀疑，但不等于它们不能受到怀疑，不等于它们是绝对无误的。我们不能象笛卡尔对待第一原理那样对待它们。只要有根据，我们可以怀疑其中任何一个信念。这就是要对常识采取“批判”的态度（但不是普遍怀疑的态度）所以皮尔士的常识主义是批判的常识主义。

可误论和批判的常识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认识论免遭笛卡尔主义的危害。笛卡尔主义从怀疑一切开始，走向教条主义，又导致怀疑论。皮尔士使我们免受全面怀疑的清洗，又能避免教条主义。

可误论和批判的常识主义的第一个推断是：哲学（知识的重建）不能从全面的普遍的怀疑开始，不预设一些以前取得的、我们不怀疑的知识，我们就不可能获得新知识。全面怀疑也是心理学上不可能的。我们进行研究或探索时，已经有了一个信念网，其中有的信念是以前取得的，我们没有想到要怀疑它们，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可怀疑，甚至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皮尔士把已经有的知识叫做“成见”（prejudices）。这个词一般含贬义，但在皮尔士哲学中它不含贬义，而是知识的进步所不可缺乏的前提。这个词在皮尔士哲学中的用法与几十年后在解释学中的用法是非常近似的。

皮尔士说：“我们不能从全面的怀疑开始，当我们进入哲学研究时，我们必须从我们实际上拥有的一切成见开始。这些成见不能被一个条条赶走，因为它们是我们没想到去怀疑的东西。所以，初始怀疑（全面怀疑）不过是自欺欺人，不是真正的怀疑；……我们不要在哲学上假装怀疑我们内心里并不怀疑的东西。”（〔1〕，p．256）

可误论和批判的常识主义的第二个认识论的推断是：认识论或知识论所讨论的，不是作为个人主观必然性的知识，而是作为客观有效性信念的知识。知识是社会性的，认识是一种社会活动。知识不在于任何个人的主观确实性感觉，而在于研究者共同体的共识（consensus），要根据它承受公共批判的能力来判断。“在科学中，人们达成一致。一个理论提出之后要经过试用（检验），直到达成一致。达成一致之后，确实性问题就多余其事了，因为没有人怀疑它。个人没有理由指望获得我们所追求的终极哲学，我们只能作为哲学家共同体追求它。”（〔1〕，p.265）皮尔士主张常识主义，因为常识不是怀疑一切的，而总是带着一个成见网。同时他又主张可误论，每一个信念都可能受到批判，所以他的常识主义是批判的。可误论、常识主义和共同体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伸出科学知识进化论。在这方面，皮尔士是与波普站在一条线上的。皮尔士的进化认识表现为他关于真理与科学方法的观点，这也与波普很相似。

三科学方法与科学进步

皮尔士于1877年在《普及科学月刊》上发表了“信念的确定”一文，这是“科学逻辑解脱”系列的第一篇，阐述了他关于科学方法的观点。

“信念的确定”一开头，皮尔士就采取了一种达尔文主义的立场：人是动物界的一员；人的行动是一种生理操作，指向有机体对环境的最佳适应关系。科学是人的一种活动，因此是一种适应形式。当然，作为一种特殊形式，它有其特殊内容。皮尔士说，研究就是为结束怀疑、获得信念而斗争。（〔1〕，p．374）所谓信念，就是我们认做真理（实际上不必是真理）的知识，往往是用命题表达出来的。皮尔士否认没有符号的思维，因此一切信念都要采取符号形式。获得信念，怀疑就结束了，研究也就告一段落。怀疑和相信（信念）是两个心理学范畴。这种研究活动也可以用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理状态来定义。信念（相信）是我们的行为受稳定的习惯支配时所处的状态，是“我们在一定场合将采取一定行动方式的状态”。（〔1〕，p．373）怀疑是一种不安定状态，习惯破坏了，实践活动受阻碍。但这种状态又刺激我们采取行动以消除不安，由于信念是人们准备依照着行动的东西，是潜在的实践活动，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所以信念服从自然选择。

如果把研究活动看做有机体的适应过程，那么评判各种研究方法的依据就是它们在消除怀疑、建立信念方面的实际效力，最好的方法就是最适应的方法。最适应的方法在同其他方法的长期竞争中能促进研究者适应环境，因此能生存下来。皮尔士认为科学方法最适应环境，所以比其他方法都优越。

皮尔士把现有的研究方法或确定信念的方法归纳为四种，即守成方法、权威方法、先验方法、科学方法，并对它们的进化适应性进行了逐一的分析。

守成的方法（methodoftenacity，或译做固执方法）是一种个人方法：顽固地相信已经相信的一切，不论环境如何，拒绝对已有的信念作任何改变。这种方法在短期内可以保护信念的稳定，但显然不适应环境。“社会冲击着它，采用它的人会发现其他人同他想得不一样。在比较明智的时候，他会想到，别人的意见不比他自己的差。这就会动摇他对自己的信念的坚定态度。……除非我们隐居世外，我们相互之间在意见上必然相互影响。因此，关键是如何由共同体而不是由个人来确定信念。”（〔1〕，p．378）权威方法就是让国家立法规定一切信念，进行系统的灌输，使人民不知道任何引起怀疑的事情，惩治那那些散布不同观点的人。这种方法在古埃及和中世纪的欧洲实行过，在有些地方曾经很有效。但是，这种方法不会长期有效，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就所有的问题给公共意见立法。对于许多问题，个人一定会用不同于官方规定的方法形成自己的意见。而且，当不同的共同体相互接触时，一部分人会发现，同一方法在不同的共同体中产生对立的意见，因而产生对权威方法的怀疑。先验方法又叫做理性方法，指笛卡尔主义的方法。闭塞理性方法的人主要是哲学家，他们只相信理性或逻辑，从纯理性的观念出发理行推理，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先验方法没有产生持久的一致观点，因为每一代人都从自己的理性找到了不同的东西。而且，理性主义者总是远离经验事实。所以这也不是一种产生长期稳定信念的有效方法。

第三种方法有一个共同缺陷，它们导致的信念不是由事实本身决定的，而是由生命短暂的个人、由集体偏见决定的。稳定的信念必然由稳定的东西来决定，这种稳定的东西只能是外部实在。“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根据这种方法，我们的信念不是由任何人为的东西决定的，而是由外部持久性——我们的思维影响不了的东西——来决定。”（〔1〕，p．384）

科学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它的根本假定是……这样：存在实在的事物，其特性完全独立于我们的意见；那些实在按照有规则的规律引起我们的感觉。虽然我们的感觉与我们同客体的关系一样各不相同，但是利用知觉的规律，我们能通过推理确定事物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任何人，如果有足够的经验，作了充分的推理，都会走向那唯一的真结论。”（〔1〕，p．384）皮尔士所提倡的科学推理叫做假说推理（abduction）。面对环境提出的问题或可疑的信念，我们通过研究提出理论或假说。新的假说是新的行动方案，如果它导致失败，则被反驳了，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假说；如果它导致成功，则通过了考验，我们的信念得到了暂时的确定。这种假说推理是皮尔士所说的科学方法的主要内容。皮尔士的科学方法与后来波普所说的猜测与反驳法基本相同。皮尔士早就指出，我们从反驳比从证实学到更多的东西。正是通过形成错误意见并使它们受到经验的检验，我们才逐渐接近真理。积极的科学家“喜爱极不可信的假说，并暂予推崇。他为什么这样做？就因为任何科学命题总是易于受到反驳并一荣即衰。……最好的假说，即最受研究者欢迎的假说，是这样的假说：如果它是假的，它最能痛痛快快地受到反驳。这比貌似可信之类的小优点有价值得多。”（〔3〕，p．120）皮尔士相信，每一个错误的假说，如果受到彻底的科学检验，或早或迟会被反驳。与观察相“符合并不证明猜测是对的；但如果猜是错的，终究要现原形。”（〔3〕，p．121）正是由于对科学结论采取批判态度，科学家才不断地进行实验检验，从而日益接近真理。假说推理的后一部分是从假说推出预测并对预测进行实验检验，皮尔士称为归纳法。这种归纳的合理根据在于它有自我改正的倾向：“我们也不要忽视归纳过程的自我改正的常在倾向，这是它的本质，这是它的奇迹。它的结论的可几性（probability）仅仅在于，如果所寻求的真值率没有达到，归纳过程的扩大将导致更近的近似。”（〔5〕，p．729）所以，科学方法从长远的观点看将把我们逐渐引向真理，引向“符合那独立于思想的东西，或者说独立于任何人的意见的西东”；（〔1〕，p．211）引向“抽象陈述与理想极限的一致，无穷的研究将会使科学信念日益接近那个极限。”（〔1〕，p．565）

有一些学者认为，皮尔士采用了不同的评价标准：前三种方法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根据其产生稳定信念的效力来评判的，而第四种方法是根据它同真理的关系来评判的；前者是描述的，后者是规范的。至少，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进化是没有预定的目的的。这种对皮尔士的看法并不恰当。首先，皮尔士从进化的角度对四种方法作了统一的评价；其次，虽然生物进化没有预定的目的，但研究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是有目的的。皮尔士从未原原本本地搬用达尔文理论，从未把达尔文进化论看做人的认识进化的完全解释。给知识的进化引入一个规范的目标之后，其他方面还是可以按进化论的精神来说明的：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生物，它能有意识地、反省地适应环境。如果真理性的知识最有利于人的生存，那么，最终能导致真理性知识的方法就是最适应的方法。波普的科学哲学走的是皮尔士的道路，而库恩反对知识进化有目的，因而取消了真理这个概念。

皮尔士后来（1908年）评述1877年的文章时说“此文第一部分……旨在说明，如果真理就在于满足，那也不是任何实际的满足，而必定是最后找到的满足。”（〔1〕，p．485）在这之前（1902），他谈到用炮火和利剑保卫某种意见进说：“随着文明和启蒙的进步，这种思想风格会减弱，因为自然选择反对它，它就破产了。”（〔15〕，p．149）

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方法的独特优点是，继续使用它将使我们能改正短期风犯下的错误。短期而言，即在我们生活和行动的世界，这并不是安慰，科学方法使我们犯的错误并不少。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必须获得最佳知识。没有特别的理由表明目前科学的结论比其他方法得出的结论更可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依赖科学方法，但没有特别的理由依赖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与宗教信条或道德信念相冲突，并不拥有独特的权威性。我们在使用任何方法确定信念之前，已经有了许多信念，其中有一些我们还没有理由怀疑，有一些我们已经开始怀疑。如果我们要在两个相冲突的信念之间选择一个指导行动，那么我们理当选择可疑程度更低的信念，而它不一定是由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而且，按照假说推理的逻辑，只有反驳是确实的，而且预测的成功并不表明一个假说是真的。因此由科学方法得出的暂时性的结论不一定比其他信念更正确。

不过，皮尔士首要关心的是纯认识，即科学研究。他不想把知识的实践用途问题牵扯进来。科学研究虽然也是人的一种活动，但是一种特殊活动，是追求真理的活动。科学研究的实验活动是超出了任何利害考虑的。在实验室里，研究者乐意接受任何实验结果，因此他对信念总是持批判态度。而生活世界中的行动不仅依赖于确定的信念，而且还要坚持行动信念的真理性。皮尔士说：“对于科学，没有什么要命的事情。因此他接受的命题至多只是意见，它们全部是暂时性的。科学家全没有嫁给他的结论。他不为那些结论担风险。他随时准备在经验反对它们是抛弃一个或全部信念。……但是在生存问题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行为，我们的行动要依赖的原则是信念。”（〔3〕，第635页）

这样，皮尔士在纯科学和实践应用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一方面，他力主研究的自由，使科学研究走它自己的永恒发展的道路，不受社会、政治和宗教的阻碍。一旦科学被看做达到实践目的的手段，宗教和政治权威就会拿科学来为自己的特殊目的服务，这就会威胁到科学的自由和进步。另一方面，他认为，科学无权给宗教信仰立法。科学是通过大胆而高度不确定的猜测进步的，而信仰和道德关照生存问题，需要有一定的确实性和可靠性。但皮尔士并不认为宗教可以永远不受科学的干涉，否则就会阻碍研究道路。没有任何问题是不能由科学回答的。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预言在宗教问题上应用科学方法的结果。在久远的将来，宗教将被科学所取代，或者得到科学的论证。但现在还说不准是哪种结果。此外，我们必须根据最可靠的信念来行动，而不是按最有前途的科学猜测来行动。

【参考文献】

〔1〕《皮尔士文集》英文版第5卷。

〔2〕纽拉特“记录句”，载《认识》杂志，1932年第3期。

〔3〕《皮尔士文集》英文版第1卷。

〔4〕《皮尔士文集》英文版第7卷。

〔5〕《皮尔士文集》英文版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