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结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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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80年代以来，库恩展开了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的重构工作。通过对“范式”和“不可通约性”加以语言学改造，库恩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心理主义”误区，给科学哲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但由于没有把历史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因此库恩仍未摆脱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阴影。

关键词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范式不可通约性重构

1962年，库恩发表了约10万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部标志着科学哲学中“历史学派”形成的名著直到现在仍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和热烈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所谓“不可通约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科学的合理性、科学与真理的关系等问题上。80年代以来，库恩开始全面总结自《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以来自己所走的路，试图对《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进行重构。

从“范式”到“分类学”和“辞典”

在《结构》中，库恩提供了一幅既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又不同于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发展图景：任何一门科学在形成公认的范式前，处于相互竞争的前范式阶段，一旦形成范式则进入常规发展时期，这时，科学共同体的工作就是在范式的指导下“解疑”，随着科学的发展，会出现用原有范式解释不了的各种反常现象，乃至引起危机，通过竞争，新范式推翻旧范式，新的科学共同体取代旧的共同体，这就是科学革命。这种新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可简表如下：

通过竞争解疑新范式交替

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科学革命─────→

确立范式反常、危机新旧共同体更替

新的常规科学时期……

在这幅科学发展图景中乃至于在整个《结构》中，范式都称得上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库恩的初衷是用这一概念来表示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以及科学成就和科学变革的基本单位，但由于他本身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含糊不清的，因此招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尽管独创了范式这个概念，但库恩并未给它下过定义。范式一词的原文是paradigm，原意是“词尾变化”。库恩借用语法上的paradigm这个词来说明范式具有“范例”、“模型”、“模式”等意义。在《结构》中，范式至少有20种不同的涵义，以至于有人尖锐地指出，库恩自己“造就了魔鬼，又不知道怎样对付这个魔鬼。”

面对批评，库恩一方面承认自己在阐述这一概念时确有模棱两可之处，另一方面也申明别人误用或滥用了他的这一概念。六七十年代，他先后写下了《对我的批判的反思》和《再论范式》等，首先从科学社会学角度对这一概念作了澄清。在《结构》第二版（1970）中他写道：“群体信奉的全部或大部分对象，我在原版书中都称之为范式，范式部分或范式类的，就是这种专业基质的组成部分，而且作为组分它们形成一个整体，共同起作用。”〔1〕“专业基质”不是全体共同体成员共持的整个理论，而仅仅是其中的很小部分。主要包括：a.符号概括，如“F＝ma”，“I＝V/R”，b.本体论模型和启发性模型，前者如“热是物体各组分的功能”，后者如“气体分子像微小而有弹力的台球做随机运动”，c.“形而上学假定”，d.典型例子或范例，包括社会学范例如公认的科学成就，人造范例如教科书或经典著作、工具仪器等。其次，既然范式是科学共同体共同信念的最核心部分，而“格式塔”转换往往从高科学家个人的经历并不同时发生在共同体所有成员身上，因此库恩已不再把格式塔图象这一心理的、知觉的隐喻作为范式的表现形式。第三，库恩已开始考虑从语言学角度探讨范式的内涵。在1965年《结构》日译本后记中他谈到不同的范式就是语言学中的不同的分类体系，“在过去被归为同一类的对象，革命之后被分别到不同的类别中去了，也有相反的情况”〔2〕。范式的转换就是分类学中相似性和相异性关系的变化。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运动”包含了许多相似的“变化”，是一个相似性模型。而在牛顿物理学中，这一相似性模型被打破，属于亚氏相似性模型中的诸种“运动”被牛顿分别到不同的运动类别中去了。

进入80年代以来，库恩干脆不再使用范式这个颇多歧义的恼人概念，用“辞典”取而代之。他宣称，科学共同体就是使用不同辞典的科学家语言共同体，科学革命就是用一本新辞典代替原来的旧辞典。他认为，某一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辞典”。作为人们认识实在世界的一种方式（或工具），它提供了那一时代科学语言的语境，是人们理解那一时代科学语言和科学理论之意义的钥匙。不同的科学共同体有不同的辞典，一个科学共同体要理解另一个科学共同体的科学语言和科学理论的意义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辞典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果你用现代物理学的辞典去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你会感到茫然，不知所云，而当你试着用亚氏自己的辞典去读其著作时，疑团便不难解开。辞典具有如下性质：（1）它是人们认识实在世界的一种方式，与实在世界有一种依赖关系，（2）它是一套有内在联系的特定结构的词汇表，（3）这个词汇表是与特定的理论密切结合在一起的，（4）它随理论的改变而改变，具有历史性。辞典的这种性质也决定了人们学习辞典的方法，那就是，通过范例而不是定义去整体地理解词汇表中的词汇。

用辞典代替范式的确为库恩省却了不少麻烦。辞典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范式的含糊不清。不了解“辞典”便无法理解后库恩思想。

“没有相对主义的不可通约性”？

在库恩的范式思想中，争议最大的是他的这样一个命题：“陆续出现的范式间的差异，既不可避免，又不可调和”，这就是所谓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库恩对范式的改造并不意谓着他不再坚持“不可通约性”，相反，他不遗余力地去发展着自己的“不可通约性”命题。80年代末，库恩在《〈结构〉之后的路》中深有感触地说，30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别的问题像不可通约性那样深深地萦绕着他，因为他确信不可通约性问题“必须是所有历史、发展或演化科学知识观的一个必要的成分”〔3〕。科学革命之为革命，关键在于革命前后的范式（辞典）是不可通约的。如同范式一样，“不可通约性”也是一个颇多歧义的概念。在《结构》中，库恩于不同情况下以种种方法论证：相互竞争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因为a.它们说的科学语言不一样，b.它们讲的、承认或了解的观察资料不一样，c.它们关心回答的问题或解决的难题不一样，d.它们理解什么算作合适的或甚而合法的解释的方法不一样，e.它们属于由不可比较的实体、过程等组成的领域。因此，竞争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就可能是a.语义学的，b.知觉的，c.主题的，d.解释的，e.本体论的。对库恩不可通约性命题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的范式在知觉上的不可通约性观点，因为这一观点可能预示着一种相对主义，并会导致在理论选择上陷入非理性主义。这种批评确实击中了库恩的要害。《结构》中的“鸭兔类比”以及理论选择不是靠证据和逻辑而是靠劝服的观点十分鲜明地暴露了库恩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倾向。为了摆脱困境，库恩仍企图从语义学上改造不可通约性命题。他在分析不可通约性时，坚持严格的语言学的处理方式。

首先，他用“语词结构”代替“范式”，认为“不可通约性”意谓语词结构的“不可翻译性”。他说，不同理论支持者就像操不同土话的人，这些人的交流只能通过翻译，但“可理解的过程产生的是能说两种语言的人，而不是翻译者”〔4〕。由于能说两种语言是要付出代价的，即说话者必须要时时记住双方的内容，而这几乎是做不到的，因此人们在无奈中一般只能使用一种分类对使用其他分类的人作陈述，这就“将把交流置于危险的境地”。他具体解释道：“给定了一种语词系统的分类，更多时候我将简称之为一种语词系统，就可以做出所有类别的不同陈述，也可以展开所有类别的理论，然后用一般的方法就可以推论其中有一些理论是真的可以被接受，另一些是假的要被拒斥掉。但是也有一些陈述和理论在别的分类中可以被作出并发展，但在这一个分类中却不行，反之亦然。”例如，哥白尼的“行星绕着太阳转”就不可能用托勒密的“行星绕着地球转”来表达，因为这两个陈述之间所存在的不只是事实上的差别，而且在语义上也是不可通约的。“行星”这个名词作为类名词出现在两个陈述中，但这两个词所包括的成员是交叠的，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包括在另一个中的所有天体。又例如，“燃烧是因为燃烧物中的燃素释放并被空气吸收”（燃素说）与“燃烧是因为燃烧物发生了剧烈的氧化反应”（氧化说），这两种范式就不仅是语义上不可通约的（氧化说不能完全描述燃素说所相信的燃烧物燃烧时发生的事情），而且是本体论上不可通约的（燃素说意指的“燃素”在氧化说所描绘的领域中不但不存在，甚至毫无意义）。因此，持不同范式而进行的交流的中断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所谓科学危机阶段的重要特征。造成交流中断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存在一种公共语言、中性语言来保证保真翻译的进行，翻译中必有损失（即所谓“库恩损失”）。

其次，他区分了“不可翻译性”与“不可比较性”，认为“不可通约性”并不意谓着“不可比较性”。针对费耶阿本德等人把“不可翻译性”理解为“不可比较性”，库恩多次申明这二者不是一回事。1988年，他在致梅林诚尔的信中为自己辩护道：“首先，当我谈到两个理论或范式是不可通约的，我绝不意谓着提议说，它们之间是不可比较的。‘不可通约的’这个术语本身是从数学中借用来的，指的是没有公度（nocommonmeasure）。例如，一个等边直角三角形的边与斜边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为没有一个单位使得斜边是边长的整数倍。但两者可以以任何需要的精度进行比较。斜边的长度大于边长的1.41倍而小于边长的1.42倍。‘不可通约性’应用于科学理论，意欲提示出，需要陈述一个科学理论的语言很像诗的语言。某些陈述（但只是某些），使用一种理论的语言不可能以确定真值所需要的精确性翻译为另一种理论的语言。但两者仍然是可以比较的。”〔5〕

第三，“不可翻译性”并不意谓着“不可诠释性”。库恩认为，新旧文本中的大多数词汇是相通的，可翻译的，因此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是可以部分交流的。即使在翻译不能进行时仍可求助于诠释达到不同科学共同体对话的目的。虽然这比翻译更困难，但为了促成知识的分化与分裂，这种对话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库恩针对奎因和普特南等人把翻译与诠释混为一谈的错误，严格区分了翻译与诠释。翻译是懂得两种语言的人所做的事，从事翻译的人必须在所有时间内都要记住什么时候是什么语词在起作用。而诠释则是诠释者用自己的语言去解读旧文本从中发现意义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他对旧语言的学习。这里，新旧文本中的指称的一致性成为旧文本向新文本过渡的重要桥头堡，也是诠释能够进行的决定性条件。当科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发生时，新的科学共同体会对旧语言中那些他们不熟悉的词汇进行诠释，即发现或发明其意义然后传给其他人。由于新旧文本中毕竟有可以覆盖的部分，这部分可借助于翻译而被吸收到新文本中，而且即使是那些不能覆盖的部分也可通过诠释，通过扩大旧文本中的词汇的外延或者根据旧文本中的词汇的指称赋予旧词汇以新的涵义而把它（们）纳入新文本中，因此，科学革命只不过是改变了词语的分类，并不需要放弃先前一直恪守的部分信念。这样，库恩就把他的“不可通约性”命题淡化为局部不可通约性，而且也不再从心理的、知觉的角度论述该命题。正因如此，有人把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说成是“没有相对主义的不可通约性”，而我们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库恩对别人指责他是相对主义者讳莫如深。前库恩总想根据感觉说清楚他关于范式的观点，他对于范式转换的心理学说明使得他不能轻松地卸下“相对主义”的黑锅。后库恩显然认识到“格式塔”类比的危害，试图把语言的组织作用与知觉的因果过程分离开来。经过长期而艰难的酝酿，他抛弃了“格式塔转换”的类比，转而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来类比科学的发展图景。“在一次革命之后，通常产生出比以前更多的认知领域。每个领域的分支都是从母体中分裂出来，……在一整段时间内，科学领域、专业和子专业的发展演化图看上去非常象一张外行人眼里的生物进化图。这些领域中的每一分支都有各自分类的语词系统，虽然差别是局部的，但仍然在这里或那里出现。没有任何一种混合语言可以用整体面貌表达它们全部的内容，甚至是其中的一部分。”〔6〕这种科学发展图景与生物进化的相似性表现在：a.以科学发展的诸领域间产生新的分支而表现出来的科学进化，非常象插在生物进化中的新品种的“种变”（speciation，这里特指通过进化而形成新品种），与革命性变化相似的生物进化不象前库恩所认为的那样是突变，而是种变；b.在生物进化中，种变的单元是一个在繁衍上彼此隔离的种群而非生物个体，与此相似，科学进化的单元是科学（专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具有共同的从而与其他共同体隔离开的语词系统因而被称为语言共同体。

库恩用生物种变的隐喻代替了格式塔转换的隐喻，似乎已成功地向人们表明：他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至少不是一个极端的知觉的相对主义者。然而，完全摆脱相对主义的阴影，对于库恩来讲绝非易事。

人们应高度重视库恩下面的话：“在所有这些分化和改变过程的内在基础中，总有某种永恒的、固定的和稳定的东西。但象康德的自在之物那样，它是不可言说、不可描述、不可讨论的。”〔7〕我们惊讶地发现：库恩不仅没有摆脱相对主义，反而在非理性主义和不可知论的道路上滑得更远了。在《结构》中，库恩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就鲜明地表露了出来。他别出心裁地主张，新范式的提出是洞察力和直觉的突然涌现；新范式的选择靠的也不是逻辑的论证，而是科学共同体成员间的劝服；新范式的确立靠的是科学家集团的努力和科学家怎么说，真乃“胜者王，败者寇”。总之，解释归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这些极端的观点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波普尔认为，库恩为非理性主义提供了“主要防堤”；拉卡托斯在库恩放弃对范式更替过程逻辑上的重建，而转向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论据时，挖苦库恩应用了不可理喻的“暴民心理学”。后库恩虽然转向了达尔文主义和康德主义（他自称为一个“后达尔文式的康德主义者”），但非理性主义倾向依然未变。这种非理性主义倾向集中地表现在他对于科学的合理性、真理性问题的态度上。生长在实用主义气氛浓厚的美国的库恩，其非理性主义与他的实用主义倾向是结合在一起的。在《结构》中，他认为科学的范式并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而仅仅是不同科学家集团在不同心理条件下所产生的不同信念或方便的假设，并无真理性可言。他坚决反对真理符合论和实在论，认为：“科学家并没有发现自然的真理，也没有愈来愈接近真理。”后库恩仍坚持认为：“真理概念的基本作用，是要在面临所有共有证据时，对接受或拒绝一个理论或陈述做出选择。”〔8〕换句话说，“真”理论或“假”理论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约定。当理论或证据符合某个共同体的信念时，它就会被这个共同体认为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真”理论也好，“假”理论也好，都是共同体为了某些目的而约定的某种认识方式。“没有一种方式是因为真而被接受或因为假而被拒斥；没有一种方式被赋予了接近实在的世界的特权。”既然没有客观真理，因此在库恩看来，所谓科学的进步并非是指科学越来越接近客观的绝对真理，而仅仅是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进步：“后来的科学理论比起较早的理论来，就它们在常常很不相同的环境里被应用以解决疑难而言，是较好的。”〔9〕后库恩虽然也注意到评价科学理论进步的一些元标准如精确性、广泛性、简单性等等，但这些标准只是在承认理论之间不可通约的前提下才能被应用于评价科学的进步，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判定具有不可通约性的不同辞典间到底哪个是进步的，而且即使我们说甲辞典比乙辞典进步也绝不意谓着甲辞典比乙辞典更接近所谓客观的真理。这是因为，如同生物进化遵循“适者生存”原则一样，科学发展也是适者生存，原则上没有一条确定的发展线索。科学的进步不过是解谜能力的提高，即工具意义上的进步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进步，我们不要奢望科学对于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作出最终的回答。世界的本质、绝对的真理作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言说的。

诚然，库恩并不是一个赤裸裸的相对主义者，他毕竟还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他也一再强调理论要与自然界相比较、尽可能地（虽然很困难）与自然界相符合，并且通过理论与自然界（经验、实验）相符合的程度我们甚至能判定理论的真假，但是，由于“自在之物”可望不可及，加上不同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因而我们不能最终判定支持不同理论的两个团体究竟那个是对的——也许他们都是对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说库恩不可通约性命题是一个“没有相对主义的不可通约性”命题吗？

简评

第一，把范式理解为科学成就和科学变革的基本单位并进而描绘出一幅既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逐步积累”式又不同于批判理性主义“不断推翻的增长”式的科学发展动态图景是库恩对于科学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后库恩对于范式的语言学改造使得他能更从容地描绘常规科学与科学变革过程。

第二，在重构《结构》的过程中，库恩始终没有放弃“不可通约性”，因为他确信：使用不同词语分类系统（辞典）的不同科学共同体的存在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乃是一大幸事，是使科学去解决由范围更广的自然现象所提出的疑问的必备条件。如果一味追求不同共同体的统一则“可能会把知识的增长置于危险的境地。”把不可通约性淡化为局部的不可通约性对于库恩来讲起到了既维护了自己的基本立场又避免了一些尖刻的指责的作用。在库恩的这一转向过程中，语言哲学和解释学起了重大作用。库恩一直苦苦寻求不可通约性的基本结构，致力于修补传统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以便弄清具有意义的词为何适合于词所描述的世界。通过批判地考察弗雷格、奎因等人的“语文整体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和“语言游戏”、牛津学派的“语境”以及伽达默尔的“视界的融合”等，他更加坚定地转向从语义学角度论述不可通约性。

第三，在重构《结构》的过程中，库恩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依然未变。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于科学的合理性、科学的进步、真理以及科学实在论等问题的看法上。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试图寻求一种评价科学进步的普遍标准，但没有成功；普特南等科学实在论者试图用指称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样遇到了困难故而转向“内在实在论”，库恩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理解不可通约性；从不可通约性观点看，人们是找不到评价科学的合理性、科学的进步以及真理的最终标准的。库恩陷入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他坚持了历史主义观点，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并没有把历史主义观点贯彻到底，囿于语言学领域，没有把视野放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由此看来，库恩的重建工作远未完成。对于库恩关心的问题——科学发展的机制，我们必须立足于社会实践、科学史和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去深入研究。

【注释】

〔1〕〔3〕〔4〕〔6〕〔7〕〔8〕转引自《哲学译丛》，1993年第6期，第11页，第1页，第2页，第5页，第9页，第6页。

〔2〕〔9〕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11～112页，第206页。

〔5〕转引自《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1期，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