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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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向纵深发展，其影响在世界各国不断扩大，理清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的方法，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并把握其精神实质，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第三条道路理论探索的路径体现为：

一、批判式解构：反思性学习过程

解构，是一种哲学观念，又是一种政治或思想战略，同时也是一种阅读方式(注：王治河著：《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的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51页。)。表现为对传统理性社会的结构性颠覆，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现代社会的理性模式。第三条道路秉承解构主义的批判性思维方式，驳斥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二元论如微观与宏观、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经验与规范以及类似引起巨大争论的二分法的理论基础，同时，并试图立足于当今社会复杂多变的情况，通过自身的反思性学习，来检验传统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反思性学习在尤尔根·哈贝马斯看来是发生话语当中，我们用话语把有问题或由于受到怀疑而有问题的有效性要求列举出来，通过论证来决定是加以兑现还是予以拒绝(注：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0页。)。这种反思性学习内在地包含着对过去和现实的批判解构能力。它在第三条道路作者尤其是安东尼·吉登斯的著作中随处可见。这位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在对简单现代化和反思现代化的图表式比较中，明确我们身处在反思性的能动的社会之中。是重新评价既有的价值观念以及制度的过程，是重新认识我们的生存环境以及我们自身的过程[1,P31]。这种解构来自于对传统和现实的反思性学习：

(一)对传统理论的反思性学习。这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左派)和自由主义(右派)二元对立理论的批判。

1.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性解构。第三条道路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哲学和伦理学上的冲动[3,P3]。虽然第三条道路界定社会主义时非常模糊，他即包含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苏联式共产主义)，也包含了温和的社会主义(欧美的社会民主主义)，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则趋向于1989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批驳了社会主义对于传统的坚决反对；在人与自然方面，把自然看作是工具和手段而非伙伴；在平等方面，迪尔凯姆发现平等理想与社会主义运用计划控制模式来分配财富之间的张力不断存在，这种“以保护弱者、反对强者”的消除差别的结果平等的控制论模式不仅会导致道德滑坡，而且会出现如马克斯·韦伯和尤根鲍姆-巴维尔克所认为的经济无效益和官僚统治的出现；第三条道路同样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关系是含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虽然肯定它在批判自由民主主义方面的进步性，但是他们同样认为马克思的民主观点中的卢梭主义因素似乎很强，与政治多元论难以调和……如果与经济生活的直接控制与平均主义倾向联系起来，这种民主实质上只是提供一种框架，社会主义政党可以通过它安全地掌权并实施他们的改革纲领，扩大民主意味着以这种方式“影响人民”，但是如何使经济生活的合理方面与平等相一致的两难境地依然存在；在福利国家方面，第三条道路批驳了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央集权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会导致通货膨胀、财政负担加重、高失业率、官僚政治、寻租行为、犬儒主义、权威主义、逃避责任、缺乏创造性、对改革充满敌意；在生态和全球化问题上，第三条道路批驳原有社会主义对社团主义侧重、充分就业取向以及他对福利国家的绝对强调，使他很难采取系统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在民主实践中缺乏一种全球眼光，因为它与两极化的世界依然保持联系。

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上述局限性的解构性分析，第三条道路认为，社会主义理论已不适应后传统社会的现状，其理论开始由最初的激进退向保守，转向防御，在政治舞台上的实践趋于式微。

2.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性解构。第三条道路认为，新自由主义(新右派)是保守主义政治中存在的真正激进力量[1,P35]。他们强调道德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个人主义，市场的原教旨主义，国家的最小化，对不平等现象的漠视，低度的生态意识等。第三条道路认同其在传统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遭遇困境之际，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革新性作用。但就他们理论中的激进式做法，以及彼此间的相互矛盾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对待传统，在市场力量以及富有攻击性的个人主义推进下，新自由主义对传统充满敌意，但是随着性放纵、家庭、同性恋、民族、宗教等问题出现时，新自由主义反而又依赖传统；新自由主义一方面主张国家最小化，另一方面又要有一个能够维持秩序、保证民族团结的“强国家”；一方面推崇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又担心家庭的瓦解、道德的沦丧；一方面谈政府缺陷，另一方面却忽视市场的失灵(如生态问题)；新自由主义对平等、公正责任等传统价值观的忽视所导致的矛盾冲突(如种族纠纷、贫富差距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新自由主义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却突出强调民族—国家的权力性，体现国家强弱对内对外的不一致性。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核心理论矛盾重重，必然决定了他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不会走得太远，探索适应新形势发展的新的道路成了当今时代的必然要求。

(二)对现代性的反思性学习

现代性在吉登斯看来是当代社会的代名词。虽然现代性自启蒙时代以来就成为所有理论家关注的对象，但是对他的理论研究却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没有全面地提示他的起因、本质，没有揭示他的多维制度的特征。无论是现代的马克思、迪尔凯姆，还是当代的福柯都无法摆脱这个缺陷，只从抽象的价值出发，对现代性大加批评，抛弃启蒙，走向了相对主义，非理性，乃至虚无主义[1，译者序言二PP18-19]。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概念首先是通过一种反思意识而形成的[2,P139]。这种现代性的反思是以康德的批判作为他的开端，表现为理性由他向批判向自我批判过渡。突出对现代精神(如个人主义、二元论、工具理性、世俗化)的反思性学习来认知现实社会。吉登斯以摆脱了一般进化论的“叙述方式”，认为断裂和非连续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其转变由“时空分离、脱出机制和反思性”三种动力因素所推动。这种时空转换所脱出的新的社会秩序促使人为的反思学习来建构新的社会体系。社会转换之际，环境变化显示着危机和冲突的存在。在新经济、全球化维度下，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社会、经济、系统的合法性危机，显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不合谐之音；后现代作家对传统工具理性肆意批判，现示现代性所存在范式危机；约翰·基恩在《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中以七篇论文对官僚制下的福利国家进行不厌其烦的批判；吉登斯同样认为人类社会出现了由可估计的外部风险向人为不确定风险的转变，现代性所导致的后果可能包括：极权主义的兴起，全球经济的崩溃，核大战的爆发以及生态恶化(注：AnthonyGiddens,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P171,politypress,cambridge,1990.)。第三条道路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多维度的，以提示其内在根源与本质。

第三条道路对当今社会五种两难困境——全球化、个人主义、左翼和右翼、政治机构、生态问题[3,P30]——进行了反思性批判。这种批判是建立在被传统视为理所当然的二元张力的逻辑思维之上，解构了他在反思现代化里顾此失彼的困境，为建构适应社会变迁理论的新思考埋下了种子。

二、整合式建构：理性化变迁和超越性范式导向

第三条道路对传统的解构并不是他的目的，解构只是他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在明确传统理论的局限性之后，如何扬长避短，建立新的适应社会变迁的理论体系，成为社会理论家包括第三条道路作者们的历史使命。勿庸置疑，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变迁是建立在理性化基础之上的。这种理性化变迁首先表现为对本学科建构的理性化思考。长期二元对立的社会学研究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出现了各种试图对现有理论、学派实行综合的方案。第三条道路学者尤其是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当代社会理论需要一个根本性的重建，这种重建必须从重新认识这些著作家们的著作开始[2,P8]。他分析了长期处于霸权位置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实用主义，现象社会学的局限所在，归纳了社会学方法研究的一些新规则，并在其基础上建构自己研究社会的方法论体系，他注重从人的能动性角度建立一个崭新的适应社会需要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也就是社会结构是如何由人类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结构如何又是行动得以建构起来的条件和中介[2,P28]。在吉登斯那里，他将结构视为规则和资源[2,PP41-42]。这种规则不是带来否定性意思的禁令或限制，相反，它们既是戒律性的又是建设性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它们是对某些活动方式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是对意义的积极建构，是社会实践与再生产活动中运用的技术或可以一般化的程序。而资源包括人类支配自然的配置性资源和社会中一些人支配另一些人的权威性资源，强调其在社会变迁分析框架中的中心位置，说明其二者的合理使用才能促使社会系统的有效互动。这种结构二重性理论与时空的坐标系统联系起来全面的反映了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趋势。正是在对传统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单向性的困境分析之后，基于对自身结构二重性的哲学式理性化思考，吉登斯为现代社会的变迁分析与研究提出了指向性的思维模式，也为他对传统理论的整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这种理性化变迁也体现为传统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扬弃性整合。第三条道路对传统理论的解构并不是全盘否定，只是认为他们把某些价值取向抬高到吓人的高度，奉为生命的皋圭而潜伏着致命的危机，这实际上是一种神话取代另一种神话。如果我们以多元主义的视角，以理性的观点看待这些价值取向，他们在社会实践中确实具有一定的意义。因此，第三条道路对传统理论进行了扬弃性的整合。整合的意思并非指没有冲突，而是指导致社会秩序崩溃情况的消失，但从某种社会意义上说，整合毕竟是一种矛盾或冲突相对的状况[2,P62]。用布莱尔的话说，第三条道路代表了现代社会民主，致力于社会正义和左翼目标，但却以灵活的有革新的向前看的方式来完成它，这条道路以“民主、自由、正义、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作为其价值观，但他远离了传统的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的利益及新右翼把公共投资、社会和集体的努力看作是“松绑的恶魔”的观点，主张调和过去的对抗性观念，如：“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对抗，“权力与责任”的对抗，“促进企业与消灭贫困与歧视”的对抗(注：SylviaHortonandDavidFarham,PublicManagementinBritain,P18,Macmilianpress,LTD,1999.)。这种整合性建构体现为：“市场、国家、市民社会”的互动。即在后匿乏经济时代，经济的增长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同步，个人自由与道德振兴并重，创造个人机会平等的同时，还要注重对社会大家庭的预后关怀。我们如何在不牺牲社会基本团结或者自由制度的前提下，在全球市场中创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时，不得不记住整合式建构最经典的一句话“我们支持市场经济，但不是市场社会”[4,P99]。最后，第三条道路的理性化变迁表现为对现代性的理性认识——危险与拯救同在。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所导致的变迁的绝对速度与激烈之程度是以前的变迁所无法相比的。显示现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全球化，新知识经济的兴起，日常生活中的变化以及能动的反思性的公民社会的出现[5,P66]。这种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我们不能作单向度的理解，风险这把双刃剑——例如科技带来了社会的繁荣又带来了社会的不安全感——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动力的规则。吉登斯的风险矩阵(机会、创新、安全、责任)说明了对风险的积极参与是社会与经济动员的一个必要成分，要与政治社会的理性建构联系起来如福利国家参与改革，参与世界金融市场，对技术变革的反应问题，以及地缘政治的变化，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抵御风险的保障，但也需要具有面对风险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对待风险的能力[3,PP66-67]。

这种对理论与现实的理性认识，促使作为行动性纲领的第三条道路对自己的理论不仅仅停留在扬弃整合上，更应有所超越，才能更灵活地主动应付机遇与危险并存的社会。正如吉登斯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寻求一种使社会民主适应世界性变化的一种政策决策的思想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其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3,P27]。这种超越式的范式导向表现为：首先，它立足于脱出式的社会现实，用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理论研究模式，反思性地应对传统理论回应不了的全球化、新知识经济、多元的文化以及科学与技术的变革。第二，超越性建构了自己有别于以往的指导社会实践的理论体系。具体概括为：(1)在政治价值方面，接受社会正义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确定一种“无责任即无权利”的新的社会契约。(2)在经济方面，第三条道路分析了“经济管制+道德无政府状态和经济无政府状态+强有力的道德控制”的缺陷，提出一种超越性的“新混合经济”，它是指实现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的平衡。(3)在国家与政府方面，须超越“政府是个问题”和“政府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的观念，主张政府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双向放权，政府行为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掌舵而不划桨”(注：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页。)；超越传统福利国家，变它为一种“社会投资性的国家”，确立风险和安全，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的新的平衡，福利投资不仅关注救济性分配，更应关注分配之后——福利投资应重视教育、人力资源方面，注重工作机会的创造和二次机会的供给——变消极福利国家为积极福利国家。4、在社会关系上，超越了国家神话和市场神话，主张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互动平衡，确立一种反对排斥的“包容性”关系。5、在国际问题上，第三条道路反对暴力和恐怖活动，反对强权干预，主张建立对话的民主，协商的机制。6、在自然问题上，主张自然和人类的双赢战略，而不是单向度的索取。

综上，“第三条道路”的超越式建构，是以对传统理论的扬弃性整合为前提，并在反思社会巨大变迁的现实情况下，作出的应对性的战略转变，体现了他理论建构的扬弃性整合和超越性的范式导向的特点。而这种理论变迁毫无疑问是建立在理性化的反思基础之上。

三、实践式完善：革新式行动和滤合式修正

世界上没有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方，第三条道路也不例外。第三条道路要想在社会实践中保持其不衰的生命力，须克服以下方面的固疾，须不断接受实践检验并在修正中完善自己的理论：第一，须克服理论自身还存在的缺陷。这种缺陷正如杨雪冬在《第三条道路：新路还是旧途?》中指出的，第三条道路似平折中多于创新，拿来多于内生；本身的理论缺少衔接系统和有序，既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又限制了该理论中衍生出的措施的可行性；在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中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缺少明确的经济学支撑；如何处理好党内支持，争取党内的不断支持；在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方面，第三条道路更多的是口号，没有切实的行动等[4,PP18-20]。第二，必须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如拉尔夫·达伦道夫在《第三条道路与自由：欧洲新中派的威权主义》一文中，对第三条道路可能出现的单极化和威权主义表示了自己的担心[4,PP102-104]。而法国的伊格纳本奥·格莫内特则声称：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新右派，它以空洞的机会主义的态度承担起了征服新自由主义的历史任务[4,P141]。又如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罗列出来的其它各种批评观点[PP23-26]。第三，来自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第三条道路试图立足于现代社会，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以指导社会实践，但是由于民族-国家作为社会行动的主体以其本身所有的地理环境、风俗人情、历史传统不同，所以其治理模式也会不尽相同。正如斯蒂文·卢克斯在其《放弃中间》一文中，认为：“第三条道路”这个词，暗示封闭的含义，即只有一个可供选择的道路……但他同时认为：“第三条道路”也意味着在各种社会背景之间的可转移性，是一个可以出口的模式[4,P120]。所以第三条道路不是唯一，而呈现多元趋势。如德国社会基本价值委员会一本近著中区分了欧洲的四种不同的“第三条道路”[5,P31]：英国新工党的“市场导向的”(Market-oriented)第三道路；荷兰的“市场与协商一致导向的”(MarketandConsensus-oriented)模式；瑞典走了一条“改革的福利国家”(ReformedwelfareState)之路；法国坚持了“由国家引导的道路”(State—ledway)。这种渴望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和模式探索的多元开放性的悖论确定了第三条道路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第四、政策的有效性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条道路所提出的一揽子政策，虽然在其政党大选中获得胜利，但是其政策在现实世界中的有效性及其前途更多的取决于执政期间解决以经济为核心的各种问题的能力和参与竞选的能力，取决于接受实践的不断检验。第三条道路正在以革新式的行动不断地调整和修正政策以适应当今社会的现状。这种革新式的行动没有禁区，一切都要进行探索。自布莱尔和克林顿1998年2月华盛顿会晤之后并伴随着欧洲社会纷纷走上政治舞台，第三条道路作为他们的行动纲领得以全面的实施。在70年代就已展开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依然继续，实现福利国家和政府再造；第三部门蓬勃发展，社区建设得以复兴，“民主的自由企业”：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体制(注：W.B.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冯韵文、黄育馥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318页。)——既关心自己的经济增长又关心社会的更加富有人情味的组织——正在兴旺发达，打击恐怖主义、、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和民主协商成为主流……凡此等等是第三条道路得以全面检验、修正和完善的一块块试金石。除此之外，第三条道路还以“滤合式”方式修正和完善。“滤合式”这个化学术语，在实践中体现为“模式减肥”，如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第三条道路是以调整性措施对福利国家进行改革；在理论上体现为“范式渐进”，是通过主流学术群体里工作的人以累积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开拓知识的前沿，我们从吉登斯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探索历程中可以看出，他在1994年出版的《超越左与右》一书被视为“第三条道路”的范式雏形，1998年的《第三条道路》则标志其理论范式正式形成。随后的2000年的《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则可看作是范式不断走向完善。

如上所述，第三条道路是在社会反思性进步中除了选择之外别无选择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和理论实践中以革新式的行动和滤合式的修正不断完善的。

四、结论：“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和适应性的科学探索

当我们惊讶于“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与理论家携手共奏现代社会治理的新乐章时，我们不禁会反思“是什么促使这种政治权力和学术话语的时代性对接(注：万俊人：《之间与之外：关于第三条道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3期，第39页。)?是怎样的研究方法建构了这种具有生命力的理论?”第一个问题表明政治权力需求和学术话语供给的共谋性对接。这种供需对位的一个原因是理论探索哲学理念和政治目标的趋同。第三条道路不求政策策略的同一，但求殊途同归。它试图使国家和政府——包括福利国家再加上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现代化，其含义是改革社会制度以适应全球化过程中信息秩序的要求[5,P32]。从“自然能给我们什么”走向“我们为自然作了什么”的反思性实践与研究之中，追求“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这种追求也成为政治家在这个传统不再是传统，自然不再是自然的社会中，如何回应与参与，以促进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建立民主的生活政治，实现人们幸福生活的政治目标。理论和实践在此实现了共谋性对应。第三条道路备受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其适应性的科学探索。它顺应性地把握了时代的脉膊，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反思性地学习传统理论，以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提出了一整套适应社会发展的替代性政治哲学和有效治理的政策框架，为政治家实现其政治目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这些可行政策的出炉显然得益于“第三条道路”理论家们的科学研究方法。表现为对传统理论和社会实践的反思性学习，在批判性的解构中加以扬弃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超越性的建构了适应社会现实的新的理论体系。“第三条道路”的作者们同样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一种理论是引领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的万能钥匙，因而他们寻求与政治现实结姻，并在实践中不断的检验和修正自己的理论，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建设之中，同样有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要如何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建立“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有一个道路选择的问题。这从1998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中就可看出这种选择的艰难。而西方“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的哲学理念和适应性科学探索的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开启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扇窗口。如果我们能借鉴性的利用第三条道路理论探索的路径模式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问题，找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笔者认为不无裨益的。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年5月.

[2]郎有兴著：《第三条道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

[3][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

[4]杨雪冬、薛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

[5][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