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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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去年以来出现了一股否定《红楼梦》的作者是乾隆时代的曹雪芹的思潮，舆论界、读书界出现了主张是明末清初的洪升、张岱以及曹頫等奇异说法，并且出版了好几部厚书，如陈林先生、土默热红学等，影响波及港台学界。且其红楼梦写作在明末的学说，又由出版社隆重推出，（系列红楼历史小讲出版了几本，据说还将有五六个）为此，笔者重申《红楼梦》作者是乾隆时代的论述。写下此文，他山攻错。

关键词：时间背景时代特征历史典故红楼梦文本

我们来详细探索《红楼梦》故事的具体时间背景之迷。首先确定，红楼故事大背景是在什么时代呢？我们说，《红楼梦》叙事的背景是在清朝年间。

首先，在《红楼梦》第53回是这样介绍璎珞的：

原来绣这璎珞的也是个姑苏女子，名唤慧娘。因他亦是书香宦门之家，他原精于书画，不过偶然绣一两件针线作耍，并非市卖之物。凡这屏上所绣之花卉，皆仿的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从雅，本来非一味浓艳工匠可比。每一枝花侧皆用古人题此花之旧句，或诗词歌赋不一，皆用黑绒绣出草字来，且字迹勾踢、转折、轻重、连断皆与笔草无异，亦不比市绣字迹板强可恨。他不仅仗此技获利，所以天下虽知，得者甚少，凡世宦富贵之家，无此物者甚多，当今便称为‘慧绣’。意有世俗射利者，近日仿其针迹，愚人获利。偏这慧娘命夭，十八岁便死了，如今意不能再得一件的了。凡所有之家，纵有一两件，皆珍藏不用。有那一干翰林方魔先生们，因深惜‘慧绣’之佳，便说这‘绣’字不能尽其妙，这样笔迹说一‘绣’字反似乎唐突了，便大家商议了，将‘绣’字便隐去，换了一个‘纹’字，所以如今都称这‘慧纹’。若有一件真‘慧纹’之物，价则无限。贾府之荣，也只有再三件，上年将那两件已进了上，目下只剩这一副璎珞，一花十四扇，贾母爱如珍宝，不入在请客各色陈设之内，只留在自己这边，高兴摆酒时赏玩。（见脂本，程本缺）

“皆仿的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这说明故事中的人物叙述站在清朝了。说明《红楼梦》故事背景应在清朝了。

再从《红楼梦》中“养生堂”，即“育婴堂”说起。

“养生堂”名称，宋朝即有之，明朝尚存。据有人考证，《四库全书》载宋李光《庄简集·卷十六》及明代郑真《荥阳外史集·卷九》均有“养生堂记”，但是其意义不是孤儿寄生所意义的“育婴堂”。“养生堂”作为“育婴堂”之意义，在《聊斋志异》中有出现。现存记载中国最早的“育婴堂”在顺治朝出现，在1650-1740年在江南46个州府县中有38个设有育婴堂，共有44所。此育婴堂現象，在十七世纪后期至十八世纪中期这九十年之中，至少在江南地区，已普遍建立起来了，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红楼梦》第8回《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他父亲秦邦业现任营缮司郎中，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年至五旬时尚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谁知儿子又死了，只剩下个女儿，小名叫可儿，又起个官名叫做兼美。长大时，生得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因素与贾家有些瓜葛，故结了亲。秦邦业却于五十三岁上得了秦钟，今年十二岁了。因去岁业师回南，在家温习旧课，正要与贾亲家商议附往他家塾中去。

笔者翻阅陈康祺所著清史笔记《郎潜纪闻·初笔卷四》，第140条目为“育婴堂”：

“元明之世，育婴堂尚未通行。自国家忠厚开基……世祖皇帝讲筵触发，特严溺女之禁，海内始知育婴堂为善举，然在官尚无常饩（笔者注：指供给的粮食）也。仰维孝庄皇后首颁禄米，满汉诸臣，依次输助。不数年，由京师以达郡县，育婴之堂，遍天下矣。”（P70，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据《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下令在全国推广育婴堂、普济堂，由此开始了善堂近一个世纪的“官僚化”过程。《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乃出身养生堂，即从“育婴堂”所抱养也。

可以说，写实主义的《红楼梦》，历史背景必在康熙朝后出现此现象之后了，因为明朝即便开始有私人救济所的，称谓是“慈幼局”。据考证，清时得到官方資助最厚的是江宁府的育婴堂（1679）和苏州府長州县育婴堂（1737）。其中江宁府的可能接近《红楼梦》的背景设置，第13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年二十岁。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乙卯科进士（注：程本为“丙辰科进士”，下论）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

可以说，《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是合乎乾隆时代江南广泛出现育婴堂这个普遍的社会现象的。

其次，从《红楼梦》避讳“丘”来看，确定背景在乾隆时代。

中国人最尊敬的大偶像孔夫子名字叫孔丘，宋朝时候朝廷下明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不准念成“丘”字，该念成“某”字才算尊敬。还规定，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以“丘”和“邱”为姓的家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满清入关以前，一直到清雍正朝，都有区别。雍正三年（1725）皇帝下旨：为避讳孔丘名，除四书五经外，凡遇“丘”字都应加耳字旁为“邱”。由于避讳孔子的名号而下令把“丘”姓一律改为姓“邱”，在原字的右边增加一个“邑”旁，借以表示对至圣先师的崇高敬意。从此，凡是天下姓“丘”的，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直到民国前。

《红楼梦》用丘、邱或坵字的，共计有六七处。在第67回《见土仪颦卿思故里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母女二人看时，却是些笔、墨、纸、砚，各色笺纸、香袋、香珠、扇子、扇坠、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带来的自行人，酒令儿，水银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灯，一出一出的泥人儿的戏用青纱罩的匣子装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与薛蟠毫无相差。宝钗见了别的都不理论，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细细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来了。因叫莺儿带着几个老婆子，将这些东西连箱子送到园子里去。又和母亲哥哥说了一回闲话，才回园子里去。这里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点清楚，叫同喜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不提。（以上己卯本、庚辰本、列藏本、程本均同）

其中，“虎邱”（此前及现在都写作“虎丘”）为1725年之后的避讳写法。如果加上作者的“批阅十载”，还有写作的酝酿期，故事成书应该还要往后推迟，在乾隆初年（1735年）以后了。

此外，第27回《葬花诗》：“天尽头，何处有香坵？”；第78回“荒坵”二字：“尔乃西风古寺，淹滞青燐；落日荒坵，零星白骨。”以上两处，庚辰本、列藏本均作“坵”字。

但是，第42回有“丘壑”字：

林黛玉早红了脸，拉着宝钗说：“咱们放他一年的假罢。”宝钗道：“我有一句公道话，你们听听。藕丫头虽会画，不过是几笔写意。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几幅邱壑的才能成画。”

在庚辰本中仍作“丘壑”，没有避讳，而程甲本、列藏本作“邱壑”。说明例外总是有的。当然，历史上个别抄本或刻本，也有忘记避讳的，有专家曾经考察,《石头记》中还有不避讳“寅”字，曹寅的集子里还有不避康熙的讳的例子。比如第58回，庚辰本和列藏本等均写作“比丘尼”。比丘尼“丘”字不避违，可能有原典不避讳。笔者考量，“比丘尼”其意义是德行高的尼姑。因清代一直崇尚佛教，尊称不改“丘”字。譬如，早在南朝萧梁时期，僧人宝唱纂著《比丘尼传》，此后关于女尼的传记专著似乎无人写作，或有而未能传世（据云抗战前在北平有明抄本比丘尼传八卷，然人们不详其所以）僧尼的传记。据孙殿起的《贩书偶记》著录，有长洲彭际清撰的《净土圣贤录》九卷，乾隆四十八年二林居刊本；云间比丘悟灵辑《净业染香集》二卷。

清自康熙时代始注意避讳帝之名号，雍乾时代更严，乾隆后期稍松。但也屡见避讳不严、不全，甚至完全不避讳的抄本、稿本、刻本。那么，《红楼梦》本子出现大量避讳的情况，说明它反而是母本残留下来的时代印记了。

再者，从《时宪书》的称呼来看。因为明后到清雍正朝以前，历法名称为《時憲曆》，只是在乾隆以后，因避讳乾隆“弘曆”名，社会生活和史料上才改成“時憲書”（《时宪书》）的。明代通行“大统历”，明末传教士西来，传入西洋历法。徐光启等首先学习西法主持撰成《崇祯历书》。无奈大厦将倾，新法未及颁行而明亡。满清入关，西人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汤删改《崇祯历书》作成《西洋新法历书》。现在所说的“农历”，本质上是由汤若望等编制的《时宪历》。

第62回《憨湘云醉眠芍药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湘云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猜起拳来。那边尤氏和鸳鸯隔着席，也“七”“八”乱叫，起拳来。平儿、袭人也作了一对。叮叮当当，只听得腕上镯子响。一时湘云赢了宝玉，袭人赢了平儿，二人限酒底酒面。湘云便说：“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有的话，共总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众人听了，都说：“惟有他的令比人唠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宝玉快说。宝玉笑道：“谁说过这个，也等想一想儿。”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钟，我替你说。”（庚辰本、程本）《红楼梦》中的“時憲書”这段文字，在庚辰本等抄本或程本刻本都一样存在。它可以作为一个成书在乾隆时代的标志。

至于说到是否抄胥避讳的疑问——譬如说，它是否可能是乾隆朝后的抄胥过录时改成现在的样子，即把文内的“時憲曆”改成了“時憲書”了呢？我们可以明确否定有这样的可能。因为《红楼梦》所有的本子，包括列藏本、程本以及脂批系列等流传下来的本子，都是原本文字和格式的忠实抄录，抄手对“歴或歷”字不注意避讳，都大量存在。

清自康熙时代，始注意避讳帝之名号，雍正、乾隆尤严，但文献上屡见避讳不严、不全，甚至完全不避讳的抄本、稿本、刻本，说明当时有时避讳很不严格。比如，康熙十七年（1678）刻本《巍巍不动太山根深结果宝卷》、三十七年（1698）年刻本《正学鏐石》、五十三年（1714）抄本《销释孟姜忠孝贞节贤良宝卷》等通篇不避讳“玄”字。康熙五十二年（1713）刻曹寅《楝亭集》避讳比较严格，但也有个别“玄”字不存在如缺笔避讳。晚清抄本《读红楼梦随笔》通篇不避“玄”字，但“宁”字避讳却严，说明本子是道光（爱新觉罗·旻宁，初名绵宁）时代了。仅个别处由他人校改的字如“泫”字缺末笔。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刻本《红楼梦》中避讳也不严，如“弦、眩”等字常见不缺笔的例子：1992年影印的程甲本《红楼梦》，其中第10回尤氏和璜大奶奶谈论秦氏病情：“话也懒怠说，眼神发眩。”；张先生说秦氏的病症“头目不时眩晕”；第11回尤氏说吃了张先生的药“今日头眩的略好些”等。几处的“眩”字，都没有缺末笔，也没有避康熙的通讳。

再说“歴”字。早在王羲之草书《圣教序》上，就有两个“歴”字。据考证，弘曆的“曆”字，起初是把其中的“禾”改成“木”，下方仍是“日”字，但到了乾隆二十八年后更严，以心代日，改成“厯”字。他们草写相似，因此就有了“歴”和“厯”的通用。如第1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甲戌本、程甲本三处“历”均作“歴”，程乙本也有一个作“歴”）

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末投胎人世。趁此机会，就将此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家又将造劫历世，但不知起于何处，落于何方？”那僧道：“此事说来好笑。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中，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程本。以上文字在甲戌本和己卯本文字至“那僧道”前与其同）

其中，“经历经历”、“来历”等之“歴”，甲戌本、己卯本和程本均为“歴”字。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来，有些趣味，故镌写此，意欲闻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纵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种奇书。”石头果然答道：“我师何必太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程甲、乙本）

其中“来历”与“历来”，都有严格避讳，“来厯”与“厯来”，替代字是“厯”。

再，甲戌本第1回侧批：

【转得更好。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阅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斯亦太过。】

【饮食之名奇甚，出身履历更奇甚，写黛玉来历自与别个不同。】

【观者至此，请掩卷思想，历来小说中可曾有此句？千古未闻之奇文。】

还有第13回正文：

戴权看了，回手便递与一个贴身的小厮收了，说道：“回来送与户部堂官老赵，说我拜上他，起一张五品龙禁尉的票，再给个执照，就把这履历填上，明儿我来兑银子送去。”

其中上面之“历”均严格避讳为“厯”字。己卯本同上。庚辰本、程甲本仍作“歴”字。

但是，大部分文本不避讳，譬如：

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一路设譬之文，迥非《石头记》大笔所屑，别有他属，余所不知。】于是众奶母伏侍宝玉卧好，款款散了，只留袭人【一个再见】、媚人【二新出】、晴雯【三新出，名秒而文。】麝月【四新出，尤妙看此四婢之名，则知历来小说难与并肩。】四个丫鬟为伴。【文至此不知从何处想来。】秦氏便分咐小丫鬟们,好生在廊檐下看着猫儿狗儿打架。（甲戌本第5回）

戴权道：“事倒凑巧，正有个美缺。如今三百员龙禁尉短了两员，昨日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现拿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到我家里。你知道，咱们都是老相与，不拘怎么样，看着他爷爷的分上，胡乱应了。【忙中写闲。】还剩了一个缺，谁知永兴节度使冯胖子来求，要与他孩子捐，我就没工夫应他。既是咱们的孩子要捐，【奇谈，画尽阉关口文。】快写个履历来。”贾珍听说，忙吩咐：“快命书房里人恭敬写了大爷的履历来。”小厮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张红纸来与贾珍。贾珍看了，忙送与戴权。（甲戌本第13回）

其中上文甲戌本都没有严格避讳，“历”均作“歴”。己卯本和程甲本上全部避讳了，是“厯”字。总之，以不严格避讳来判断为伪本，恐非确据。因此，如果否定“時憲書”不是作者的原来的意义，而是程高木活字印刷包括抄本抄胥等的改笔，那么，就要先否定流传现今的程本都不是乾隆时代刊行的原本子，目前看来这个很难做到，那么抄手避讳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

另外，关于《时宪历》前而《时宪书》后的关系，有清史料确证。①“时宪”来自《书·说命中》“惟天聪明，惟圣宪法”句。在由湯若望等奉教監官負責編製的新历书封面上，印有：“欽天監欽奉上傳，依西洋新法印造時憲曆頒行天下”。②清·上海人叶梦珠的《阅世编》十卷，对明末清初以松江府为中心的这一地区之自然、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人事各方面之情形，尤其是社会经济，记述甚为详细。《阅世编卷一历法》：

明代之《大统历》，其法本于元太史令郭守敬之《授时历》。……本朝创兴，肇颁时宪历日，用西洋陪臣汤若望为钦天监正，依其国之算法，凡逐月日之出入以及十二月之二十四气，俱各就京城、省城准定。……康熙五年丙午，退汤若望而以张其淳为监正，始于历面去“钦奉上传依西洋新法”字样，仍仿《授时》、《大统》历法，然而西洋法犹参用之，未尽废也。六年丁末，以进士马祜、武举杨光先为钦天监正，尽出西洋法，悉因《授时》、《大统》之制。八年己酉，推定是岁闰十二月，论者力辩其非，改闰来年之二月，以颁历在先，不便重颁，申饬天下不准本年之闰，而仍俟来岁颁历之闰为准。九年庚戌闰二月。是岁，杨光先罢去，马祜超升都御史，巡抚江南，而历法又变，渐复西洋之制矣。十年辛亥，更用西洋人南怀仁治理西历法，遂尽复西洋历法，以十二时共九十六刻定日分，直省定二十四气及日之出入。月之上旬仍加初字，改二十八宿于开成收闭等之上，而以参商列觜宿之前。特历面仍如丙午所颁，止云：“钦天监奏准印造《时宪历》颁行天下”云云，无“钦奉上传依西洋新法”等字样，至今因之。

总之，乾隆之前并不存在《时宪书》的称呼。“时宪书”是乾隆时编制，建元从雍正元年，乾隆七年开始颁行社会。“时宪历”这个名称，见于《清史稿·本纪四·世祖本纪一》记载：“顺治元年……秋七月丁亥，考定历法，为时宪历。”它后来有两个修订版本。一是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历象考成》，编成后用该书中所译第谷的数据做岁实来修订，叫做《甲子元历》；二是乾隆七年（1742）年重修，以雍正元年（癸卯，1723）为元，用牛顿的数据做岁实来修订，叫《癸卯元历》——颁行社会时叫“時憲書”，比如现存的《大清光绪二十三年時憲書》等。《癸卯元历》这部历法由戴进贤等人着手修订。这部历法的特点是采用了开普勒行星运动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公元1742年大清王朝开始使用这部历法了，一直使用到大清王朝灭亡，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现在，民间还使用着，例如在民间还有人将历书叫“时宪书”。

再者，“丙辰科进士”的典故。《红楼梦》第13回：

上面写道：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年二十岁。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乙卯科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等相同,但区别是:己卯本上“江南”为“江宁”字上涂改的）

上面写道：江南应天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年二十岁。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丙辰科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程甲、乙本）

那么，比较此处贾敬的“乙卯科进士”和“丙辰科进士”，究竟哪个更合乎历史典故呢？因为六十年一循环，所以我们考察起来也方便。

清朝与明朝一样，选取官员实行科举取士。科举分三个等次，初级为“童试”，取中者为“秀才”；中级为“乡试”，取中者为“举人”；高级为“会试”（中试者叫做“贡士”，其中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也叫“廷试”，皇帝亲自出廷取士），取中者为“进士”。“殿试”取中者又分三甲，泛称“进士”。清朝从顺治三年（1646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共举行会试、殿试112科，产生状元114名。正科进士会试中式的年份应为“丑、辰、未、戌”年。③由此可见，“进士”不存在“卯科”年中式的会试考的。我们查所有清代科举会试的历史，从顺治三年到程本刊布的乾隆五十七年之前，不论恩科或正科，实际确实都不存在所谓的“乙卯科进士”，只有“丙辰科进士”。又如，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纳兰氏，后为避太子讳始改性德，于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二十二岁时参加了殿试，得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从乾隆六十年以后才真正有乙卯科进士，如高鹗就是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科进士。对照万年历，契合小说背景“丙辰科”的只有两个年份：乾隆元年丙辰（1736年）或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其上为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和往下1791年程本出现前，都不合乎红楼背景。

结合上面考论已经确定了《红楼梦》必须是写作在乾隆时代的，所以推断贾敬“丙辰科进士”，应是1736年的而不是1676年的。可以说，程本《红楼梦》第13回的“丙辰科进士”是契合历史的。

我们再来看以下“文勤公”的典故。第96回《瞒消息凤姐设奇谋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贾琏请了安，将到十里屯料理王子腾的丧事的话说了一遍，便说：“有恩旨赏了内阁的职衔，谥了文勤公，命本家扶柩回籍，着沿途地方宫员照料。昨日起身，连家眷回南去了。舅太太叫我回来请安问好，说：‘如今想不到不能进京，有多少话不能说。听见我大舅子要进京，若是路上遇见了，便叫他来到咱们这里细细的说。''''”（程本）

这个四大家族的“王家”人在死后封号“文勤公”。那么，乾隆时的文勤公有谁呢？经专家考订，在清初到乾隆时代，只有文臣陈世倌谥号“文勤公”。孟森在《海寧陳家》中考证，康熙南巡未曾一至海宁。据载，雍正二年(1724)奉旨动用正项钱粮修海塘，十一年，又准许“捐官”，以其所得为修塘款。十三年十月，高宗弘历即位，认为捐资得官之法，于吏治无益，钱塘江海塘工程经费，用正项钱粮拨支。所以，呼应《红楼梦》中“修海塘”之文本，不可能是康熙朝的。唯其乾隆后四次南巡，皆至海宁，“修海塘”自是乾隆背景。看来如果作者要坐实历史素材，《红楼梦》成书必须在乾隆二十三年，即1758年之后了。不过，还有资料记载文武大臣阿克敦谥号文勤。④所以，即便第96回的“文勤公”为阿克敦，也说明《红楼梦》后40回也应该是1756年，即乾隆21年以后的。

下面再仔细考量一番系列旁证，与乾隆年间的历史契合的证据有：

一、《红楼梦》第18回“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少时便来了十来对，方闻隐隐鼓乐之声。一对对凤龙旌，稚雉羽宫扇，又有销金提炉，焚着御香，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金黄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巾、绣帕、漱盂、拂尘等物。一队队过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鹅黄绣凤銮舆，缓缓行来。贾母等连忙跪下。

叙述元妃“然后是一把曲柄七凤金黄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曲盖，即古时仪仗用的曲柄伞，历代多沿袭此制。⑤《清史稿·一○五·舆服制四》则多次载述“九龙曲柄黄盖”。在贵妃仪仗中，亦提及“七凤金黄曲柄盖”等。有历史专家考证，皇室权威的象征“黄金伞”，从乾隆朝十三年改制时贵妃才创设有“曲柄七凤金黄伞”。据《雍正会典》记载，清初到雍正朝皇贵妃、贵妃所用者为“红缎七凤曲柄伞”，皇贵妃、贵妃使用的伞盖为金黄色，典故是乾隆十三年以后。⑥其中，庚辰本和程本系列是“曲柄七凤金黄伞”，只有己卯本“金黄”两字颠倒了，为“曲柄七凤黄金伞”应为讹误。

贵妃在乾隆十三年开始有“七凤金黄曲柄盖”的待遇。那么《红楼梦》中这个典故确实是乾隆十年（1745）后才有的。作者开始酝酿的故事时间必将在1745年后了。如果再加上曹雪芹“批阅十载”，那么《红楼梦》成书至少在1758年之后了。

二、《红楼梦》第53回，“已到了腊月二十九了……次日，贾母有诰封者……进宫朝贺”。

朝仪“元旦朝贺”典故，见故宫博物院授权的“明清五百年—清代宫廷大事表”网站有载：“乾隆三年（1738年戊午）正月，初行元旦朝贺礼。乾隆帝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诣寿康宫庆贺皇太后礼成，再御太和殿受百官之贺，自是每年元旦如此。祈谷于上帝，奉世宗配享。初幸圆明园，奉皇太后居畅春园。”可证从清朝乾隆3年始有“元旦朝贺”的。《刘心武揭谜〈红楼梦〉》认为第18回到第53回写的是乾隆元年的事件是不可能的，是忽略了乾隆皇帝在雍正薨逝后即位应有27个月的功服。也让故事的贾母“寅吃卯粮”了，这样的附会仿佛是考古在秦佣的地坑内突然发掘出一个现代的洛阳铲来，当作骨董了呢。钱钟书先生在《管椎编》中曾拈出古人作家“寅吃卯粮”的荒唐了。《红楼梦》作者如此精细，又不是前知后算的神仙，怎能预支以后的典章制度呢。

此外，在53回还有“衍圣公孔继宗”典故，说明文本背景在乾隆初年之后。

第53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宁国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塞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照，点的两条金龙一般。次日，由贾母有诰封者，皆按品级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轿，带领着众人进宫朝贺，行礼领宴毕回来，便到宁国府暖阁下轿。诸子弟有未随入朝者，皆在宁府门前排班伺候，然后引入宗祠。且说宝琴是初次，一面细细留神打谅这宗祠，原来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子，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上悬一块匾，写着是“贾氏宗祠”四个字，旁书“衍圣公孔继宗书”。两旁有一副长联。（庚辰、己卯抄本）

而程甲、乙本刻本上缺此典故，文字为：

且说宝琴，是初次进贾祠观看。一面细细留神打量这宗祠，原来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子，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上面悬一匾，写着是“贾氏宗祠”四个字，旁书“特晋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献书”。两边有一副长联。

据孔氏家谱⑦查看,“传”字辈衍圣公后应是“继”字辈,但继字辈长子早亡,衍圣公直接传至长孙“广”字辈，而继字辈生活在1700年至1780年。因为第69代孔继护为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才追赠为“衍圣公”的。⑧从抄本上的“衍圣公孔继宗”典故来推断，其与《红楼梦》作者应是同时代的人。

因此，红楼故事背景在乾隆朝了，可见主张“作者为明遗老”说，实在不靠谱了。

三、专家确定，“钦定乡试增五言排律”（五言八韵诗）的科举典故，史实确在1757年，乾隆22年丁丑年。⑨俞樾最早就指出，后40回写乡会试要作“五言八韵”诗，这是乾隆年间的事。譬如，第97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提到李纨为贾兰应考“改诗”：

李纨正在那里给贾兰改诗，冒冒失失的见一个丫头进来回说：“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那里都哭呢。”李纨听了，吓了一大跳，也不及问了，连忙站起身来便走。素云、碧月跟着，一头走着，一头落泪，想着：“姐妹在一处一场，更兼他那客貌才情，真是寡二少双，惟有青女素娥可以仿佛一二。竟这样小小的年纪，就作了北邙乡女。偏偏凤姐想出一条偷梁换柱之计，自己也不好过潇湘馆来，竟未能少尽姊妹之情，真真可怜可叹！”一头想着，已走到潇馆的门口。

看来，清乾隆年间，科举考试中增加了试帖诗的内容，所以李纨为贾兰应考“改诗”必须是乾隆二十二年后的典故。

此外，《红楼梦》第118回《记微嫌舅兄欺弱女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一时贾兰回去，便将书子留给宝玉了。那宝玉看着书子，笑嘻嘻走进来，递给麝月收了，便出来将那本《庄子》收了。把几部向来最得意的，如《参同契》、《元命苞》、《五灯会元》之类，叫出麝月、秋纹、莺儿等都搬了搁在一边。宝钗见他这番举动，甚为罕异，因欲试探他，便笑问道：“不看他倒是正经，但又何必搬开呢。”宝玉道：“如今才明白过来了。这些书都算不得什么。我还要一火焚之，方为干净。”宝钗听了，更欣喜异常。只听宝玉口中微吟道：“内典语中无佛性，金丹法外有仙舟。”宝钗也没很听真，只听得“无佛性”，“有仙舟”几个字，心中转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宝玉便命麝月秋纹等收拾一间静室，把那些语录名稿及应制诗之类都找出来，搁在静室中，自己却当真静静的用起功来。宝钗这才放了心。

其中，有“应制诗”反映是“五言排律”。

四、《红楼梦》第78回“老学士闲征《姽婳词》”。《姽婳词》的故事应出自《聊斋志异》卷四的《林四娘》或《池北偶谈》中有关林四娘的叙述，这是因为《姽婳词》中的人名、地名与上述两小说相同。⑩从成书年代看，在作者的生活年代，《聊斋》与《池北偶谈》，产生于清初，已在社会上以抄本形式流传。著名红学家启功先生考证，此中的“恒王（衡王）”和“青州”，都是明代才有真实的衡王王爵封号和地名。《红楼梦》第78回“老学士闲征词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贾政乃道：“当日曾有一位王爵，封曰恒王，出镇青州。（程本）

贾政乃道：“当日曾有一位王，封曰恒王，出镇青州。（庚辰本）

贾政道：“不过如此。他们那里已有原序。昨日内又奉恩旨，着察核前代以来应加褒奖而遗落未经奏请各项人等，无论僧、尼、乞丐、女妇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汇送履历至礼部，备请恩奖。”（庚辰本、程本均同）

其中有“前代以来”，如果说“恒王”在明朝代，那么说故事者当然是在明代后的清朝了。又薛蟠有“唐寅”、“庚黄”的笑话，说明故事的现实历史必在明代唐寅（伯虎）时期之后，还有《牡丹亭》、林四娘、鼻烟壶、西洋镜等等典故和器物，前80回的作者也是隐指红楼背景为清朝了。

上面一系列的细节物证和“征候”，充分显示了《红楼梦》作者的时代烙印和时代气息。因此，把《红楼梦》时间背景确定在乾隆年间来考察，应该是可靠的。这是立论前，考察时间界定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陈传坤）

注释：

①由“易”字可以推论“書”字是高宗弘曆后颁行的。《本紀十二·高宗一》：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高起、憲德以不職解任，命鄂爾泰總理兵部，以甘汝來為兵部尚書，命果親王總理刑部，莊親王總理工部，以弘昇管理正黃旗滿洲都統。己亥，帝即位於太和殿，以明年為乾隆元年。庚子，命議行三年喪制，卻群臣以日易月之請。命朱軾協同王、大臣總理事務。辛丑，召西安巡撫史貽直回京。壬寅，止進獻方物。總理事務王、大臣奏，孟冬頒朔，請易時憲下一字為“書”字。禁內廷行走僧人招搖。鑄乾隆錢。遣官頒詔朝鮮。——所以，由“易”字可以推论“書”字是乾隆弘曆后颁行的。

②清史料充分记载了《崇祯历书》改名，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二·列传五十九》：

○汤若望：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是岁六月，汤若望启言：“臣於明崇祯二年来京，用西洋新法釐正旧历，制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近遭贼毁，拟重制进呈。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开列呈览。”王命汤若望修正历法。七月，礼部启请颁历，王言：“治历明时，帝王所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宜名时宪历，用称朝廷宪天乂民之至意。自顺治二年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汤若望复启言：“敬授人时，全以节气交宫，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为重。今节气、日时、刻分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俱照道里远近推算，增加历首，以协民时，利民用。”王奖其精确。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王令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率钦天监官赴观象台测验，惟新法吻合，大统、回回二法时刻俱不协。

世祖定鼎京师，十一月，以汤若望掌钦天监事。汤若望疏辞，上不许。又疏请别给敕印，而以监印缴部，谓治历之责，学道之志，庶可并行不悖，上亦不许。并谕汤若望遵旨率属精修历法，整顿监规，如有怠玩侵紊，即行参奏。加太仆寺卿，寻改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号通玄教师，敕曰：“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务。羲和而后，如汉洛下闳、张衡，唐李淳风、僧一行，於历法代有损益。元郭守敬号为精密，然经纬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遂以积差。尔汤若望来自西洋，精於象纬，闳通历法。徐光启特荐於朝，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魁等，实不及尔。但以远人，多忌成功，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尔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於有成。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今特锡尔嘉名，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阙略，非偶然也。”旋复加通政使，进秩正一品。钦天监旧设回回科，汤若望用新法，久之，罢回回科不置。

○杨光先：字长公，江南歙县人。在明时为新安所千户。崇祯十年，上疏劾大学士温体仁、给事中陈启新，舁棺自随。廷杖，戍辽西。国初，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用。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上所为摘谬、辟邪诸论，攻汤若望甚力，斥所奉天主教为妄言惑众。圣祖即位，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下礼、吏二部会鞫。康熙四年，议政王等定谳，尽用光先说，谴汤若望，其属官至坐死。遂罢新法，复用大统术。除光先右监副，疏辞，不许；即授监正，疏辞，复不许。

③据《清史稿·选举志》：“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均初九日首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三场……乾隆间改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定制。”又，《清通考·卷四七·选举考一》记载，有清一代的乡试正科在“子、午、卯、酉年的八月举行，每三年一次，五年两次。会试于乡试的次年的二月举行，同年此后举行殿试。乾隆十年后，会试改为乡试次年的三月举行。除正科外，如遇皇帝万寿、登极或大庆典而加恩科，此时恩科如适逢正科之年，则为恩科，而正科或于前一年或后一年补试。

④陈世倌(1680—1758)：字秉之，号莲宇，海宁盐官人，谥文勤，著有《学辩质疑》、《读书管见》、《宋十贤传》、《嘉惠堂集》等。

阿克敦（1685～1756）：“阿克敦，字仲和，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乾隆）二十年，以目疾乞假，上遣医视疾。屡乞休，命致仕。二十一年，卒，赐祭葬，谥文勤。”（《清史稿卷九十·阿克敦传》）

⑤《晋书》五七《马隆传》：“其假节宣威将军，加赤幢、曲盖、鼓吹。”这一相沿已久的仪制，甚至还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元代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就曾叙及刘邦还乡仪仗中的“黄金伞柄天生曲”（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页）。可知，曲盖在古代仪仗中常见。《金史》七九《舆服二》：“曲盖，制如华盖，绯沥水，绣瑞草，曲柄，上施金浮屠。”伞，则“正方，四角铜螭首”；盖，“制如伞而圆顶隆起”。《明史·仪卫》亦多处叙及曲盖。

⑥《清史稿·志八十》：清自太宗天聪六年（笔者注：公元1632年）定仪仗之制，凡国中往来，御前旗三对，伞二柄，校尉六人，其制甚简。自天聪十年改元崇德，始定御仗数目及品官仪从。迨世祖入关定鼎，参稽往制，量加增饰。原定皇帝仪卫有大驾卤簿、行驾仪仗、行幸仪仗之别，乾隆十三年，复就原定器数增改釐订，遂更大驾卤簿为法驾卤簿，行驾仪仗为銮驾卤簿，行幸仪仗为骑驾卤簿。三者合，则为大驾卤簿。而凡皇后仪驾、妃嫔仪仗采仗以及亲王以下仪卫，均视原定加详。兹依乾隆朝所定者标目，而以原定器数及崇德初年所定者附见于后。又太上皇卤簿、皇太子仪卫，皆一时之制，非同常设，亦并著于篇。庶考因革者，得以沿流溯源，详稽一代之制焉。

皇后仪驾：原名卤簿。吾仗四，立瓜四，卧瓜四，五色龙凤旗十。次赤、黄龙、凤扇各四，雉尾扇八，次赤、素方伞四，黄缎绣四季花伞四，五色九凤伞十。次金节二。次拂二，金香炉二，金香盒二，金盥盘一，金盂一，金瓶二，金椅一，金方几一。次九凤曲柄黄盖一。凤舆一乘，仪舆二乘，凤车一乘，仪车二乘。(原定：太皇太后卤簿，销金龙凤旗八。金节二。吾仗四，立瓜四，卧瓜四。黄曲柄九凤伞一，黄直柄花伞四，红直柄瑞草伞二，青黑直柄九凤伞各二，红方伞二，黄、红销金龙、凤扇各二，金黄素扇二，红鸾凤扇二。拂二，金香炉二，金瓶二，金香盒二，金唾壶一，金盆一，金杌一，金交椅一，金脚踏一。)凡万寿节、元旦、冬至及诸庆典，銮仪卫先时陈设。皇太后、皇后卤簿并同。

太皇太后仪驾暨皇太后仪驾，均与皇后仪驾同。惟车、舆兼绘龙凤文。

皇贵妃仪仗：吾仗四，立瓜四，卧瓜四。赤、黑素旗各二，金黄色凤旗二，赤、黑凤旗各二。金黄、赤、黑三色素扇各二，赤、黑鸾凤扇各二，赤、黑瑞草伞各二，明黄、赤、黑三色花伞各二。金节二。拂二，金香炉、香盒、盥盘、盂各一，金瓶二，金椅一，金方几一。七凤明黄曲柄盖一。翟舆一乘，仪舆一乘，翟车一乘。（原定：皇贵妃仪仗，红、黑凤旗各二，金节二，吾仗二，立瓜二，卧瓜二。红曲柄七凤伞一，红直柄花伞二，红直柄瑞草伞二，红方伞二，金黄素扇二，红绣扇二。拂二，金香炉一，金瓶二，金香盒一，金唾壶一，金盆一，马杌一，交椅一，脚踏一。贵妃仪仗同。）

贵妃仪仗：吾仗二，立瓜二，卧瓜二。赤、黑素旗各二，赤、黑凤旗各二，金黄、赤、黑三色素扇各二，赤、黑鸾凤扇各二，赤、黑瑞草伞各二，金黄、赤、黑三色花伞各二。金节二。拂二，金香炉、香盒、盥盘、盂各一，金瓶二，金椅一，金方几一。七凤金黄曲柄盖一。翟舆一乘，仪舆一乘，仪车一乘。（原定：妃仪仗，黑凤旗二。金节二。吾仗二，立瓜二，卧瓜二。红直柄花伞二，红直柄瑞草伞二，金黄素扇二。拂二，银质饰金香炉、香盒各一，瓶一，唾壶一，盆一，马杌一，交椅一，脚踏一。）

嫔采仗：原名仪仗。视妃采仗少直柄瑞草伞二。馀同。

以上可见，《红楼梦》中贵妃在乾隆十三年开始有“七凤金黄曲柄盖”的待遇。

⑦孔子家谱的史料记载，孔孟后人现在取名，正式订出行辈的时间是在明朝。明初皇帝御赐孔氏八个辈字：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以供起名之用。后因洪武元年五十六代孔希学及洪武十七年五十七代孔讷先后袭封衍圣公，就把“希”和“言”旁加上去为十个字，即：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后清代为避帝讳，将弘改为宏，胤改为衍）。明天启年间，这十个字已不够用，由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孔荫植)奏准。后续二十个字，即：“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八年，由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又立二十个字咨请当时的北洋政府核准公布。亦即第八十六代至一百零五代。即“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到现在为止已知最小辈是“钦”字辈。因此，不少孔孟后人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辈分大小。

这并非是孔孟传人一直使用的，而是在清乾隆九年（1744年），由礼部调查整理，报皇帝钦定作为孔孟后裔行辈的顺序的。在此之前，孔子家谱非常繁芜，这个取字方法比先前大大简化，又经皇帝提倡，使得中国其他大家族谱系的也开始效仿这种方法。

孔子的嫡系后裔。

第六十八代，传铎，字振路，号牗民。好读书，学识广博，通礼乐，工诗词。其著作甚多。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袭封衍圣公。康熙年间赐孔传铎二品冠服，袭爵一年以后，世宗幸学，召孔传铎陪祀，六月孔庙遭火灾，率族人素服哭三日，清世宗派人祭告，并传旨慰问，拨款重建。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孔庙重建工程完成，九年世宗又命修孔林，十年孔林峻工，复开馆辑《阙里盛典》。享年63岁。

第六十九代，继护，字体和，号纯斋。未袭爵即病故，后被追封为衍圣公。享年23岁。

第七十代，广棨，字京立，号石门。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袭封衍圣公，授二品冠服。多次受世宗、高宗召见，并给赏赐。能诗文，著有多集诗卷。享年31岁。

第七十一代，昭焕，字显文，号尧峰。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袭封衍圣公。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正月，弘历巡幸阙里，祭祀孔子，孔昭焕命其族人、举人孔继汾等在诗礼堂给皇帝讲经，是日弘历谒孔林，赐孔昭焕宴、书籍、文绮、貂币，升孔继汾中书，族人有官者，皆进秩。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孔昭焕上疏，弘历大为不满，下吏建议夺其爵，弘历念其年少未夺。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弘历到曲阜祀孔子，还京师后，将内府所藏十件商周祭器赐给孔府，以便在国祭时陈设。享年40岁。

第七十二代，宪培，字养元，号笃斋。博学多才，工书画，善画兰，得先祖孔毓圻遗法。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袭封衍圣公。孔宪培原名孔宪允，乾隆皇帝亲自为其改名，并将女儿嫁给他，由此，孔府步入盛世。仅在孔宪培生时，乾隆皇帝就曾5次到曲阜，并每年得到貂皮、锦缎、笔、砚、徽墨、貂冠朝服、蟒袍、御制诗、御论、御制墨刻等多种赏赐。享年38岁。

⑧袭封“衍圣公”传承概况。孔子去世后第二年，中国历史上历代皇帝尊信儒家，给孔子加封了不同的封号，并对孔子祭祀活动十分重视，由皇帝册封孔子长子后世专门负责祭孔，祭孔负责人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封号，但自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始，有了袭封“衍圣公”封号：

第六十六代，兴燮，字起吕，号辅垣，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

第六十七代，毓圻，字钟在，号兰堂，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

第六十八代，传铎，振路，号牗民，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

第六十九代，继濩，字体和，号纯斋，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追赠；

第七十代，广棨，字京立，号石门，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

第七十一代，昭焕，字显文，号尧峰，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

第七十二代，宪培，字养元，号笃斋，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

第七十三代，庆榕，字陶甫，号冶山，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

⑨据专家启功先生考证：在科场考试中，与八股文并行的一种文体，就是“试帖诗”。考试所用的文体，本有多种，如赋、论等等，但最主要的，一直与科举考试制度相终始的，八股之外，要数试帖诗了。试帖诗又称为“五言八韵诗”。它的形式，即是“五言排律诗”。（《说八股：十、试帖诗（附记）》）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邓瑞全先生也有详细介绍：在清代科举考试的各种文体中，除大家知道的八股文外，还有试帖诗。试帖诗有着严格的格式和规范，比之八股文，其程式化更为严重。

试帖诗源于唐代律诗，但唐代选择做诗的题目非常宽泛，对诗的内容也没有过多硬性要求，考生容易发挥水平，展示才能。自宋熙宁至于清初，科举场中基本不考诗赋。到了清乾隆年间，科举考试中增加了试帖诗的内容，且分量越来越重。试帖诗和八股文一样，都是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首先在乡试和会试中增考五言八韵诗一首，此后成为定式。其他考试如生员岁考、科考、贡生考试与覆试朝考等，都要求用五言八韵，童试可以降低要求，用五言六韵就可以了。试帖诗必须用官韵，且每首只限一韵，在题目旁注明，为得某字，取用平声，诗内不许出现重字。

同八股文相比，试帖诗的内容远远超出四书五经的范围，历代经、史、子、集中的名言名句或故事，以及前人诗句，都可以成为考试题目。因此，应试的很多举子虽然做的一手标准规范的八股文，但常常因做不好试帖诗而失利。（《清代科考另一卷——试帖诗》）

⑩《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1640～1715），代小说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淄川（今山东淄博）人。今人搜集编定为《蒲松龄集》。《池北偶谈》作者：王士祯（1678--1711），字子真，因钦慕唐代司空图隐居于禛贻溪的事迹，又字贻上，号阮亭，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

青州是中国古九州之一，位于山东半岛中部，胶济铁路中段，东接风筝之都潍坊。在七千年的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这里留下了众多的“北辛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遗址，被史学家称为“东夷文化”的发祥地。青州名胜古迹众多，云门山摩崖巨“寿”名扬天下，（这个巨大的“寿”字刻于明代嘉靖30年，公元1560年，是明宗室衡王为自己祝寿时请人镌刻的。）驼山北周佛教石窟造像为华东之最，玲珑山北魏郑道昭书法题刻饮誉海内外，龙兴寺遗址窖藏佛像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