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无限性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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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其积极的表现之一在于人不仅能意识到他与外在对象的区别（人与物、人与外在世界的分离，这种分离即是人从原始混沌中独立的开始），而且意识到时间对其生命的限制是那么具体而且充满着悲剧性。生命的悲剧性意识不仅体现为人对自己力量渺小的意识，而更重要的是意识到生命存在的时间性限制，即生命的有限性。由此，人才发展出对这种有限性进行超越的渴望，并由此在有限性生命存在中寻求无限性的发展的空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因时间意识而发展出超越性和永恒性的意识，是审美时间意识的根本精神。

中国的时空意识源自原始神话思维，它体现为“以‘昆’和‘昔’两字为垂直轴线的时空系统和以‘旦’与‘’两字为水平轴线的时空系统。”[2]由这种神话宇宙模式的时空系统，中国文化发展出具有哲学意义的二元对立价值系统和象征系统：光明与黑暗、永生与死亡、阳与阴、男与女、动与静、实与虚、有与无、正统与非正统、中心与边远、明与昏（不明）、南（阳、男性、帝王之空间格局）与北（阴、女性、王后之空间格局）。

有限性的意识在老子思想中发现出“常”、“久”的时间意识。（注：《老子》书中“天长地久”、“故能长生”（第七章），“不可长久”（第九章），“复命日常，知常日明……道乃久，没身不殆”（第十六章），“常德（第六章），“不失其所者久”（第三十三章），“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常足”（第四十六章），“知和日常”（第五十五章），“可以长久”，“长生久视之道”（第五十九章）等等。）老子思想中的“观始”、“观妙”、“观复”、“观前”、“窥始”、“慎始”、“知始”都与时间性生成相联系。

在《易传》（注：《易传》中“时”字共五十七见。如《彖·睽》：“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彖·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山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中也以“位”、“时”、“中”突出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所谓‘位’、‘时’、‘中’有这样的意义，就是说，若果一事物有所成就，它的发展必需合乎它的空间上的条件（‘位’）及时间上的条件（‘时’），其发展也必须合乎其应有的限度（‘中’）。易传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和时间、地点、限度联系在一起的。[3]《易传》中阐明了宇宙、人事的“穷——变——通——久”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意味着它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永恒地依此循环以至无穷的变化过程，如同四时之永恒的变化。“生生不已”、“生生不息”为《易传》之核心。《易传》对“时”、“时机”的深刻领悟，使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立足于“当下”而追求永恒。

《易传》的时间是经由阴（——）阳（——）相互引发，经处于时机的通、变而开启，并领悟到的“天时”，此“时”之生生不息的流化亦为神。“《易传》所理解的‘时’不是物理自然的时间，也不是外在目的论意义上的历史时间，而是在错综变化的摩荡趋势中所构成或媾合而成的原发时间。……原发时间或‘易时’绝非线性的，也不只是形式上循环的，而是氤氲醇化而生的时境、时气。”[4]《易传》之时间是流动和化生并神妙莫测，依当下之时机“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系辞下》）。这种时间是一种“时间境域”，并依自身领悟其变化趋势而显出“时机的开放性”。

《易传》讲时，体现一种有限性意识和忧患意识，“《易传》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事邪？是故其词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系辞下》）正因为这种时间意识，有限性意识和忧患意识，才生发出永恒不殆追求无限的刚健气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彖传》）“不息”则意味着永恒时间中追求永恒。此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深远意义，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审美意识的根本内涵。

庄书中言“时”达七十多处。“庄子颇能从宇宙的广度来审视‘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的境遇，以为‘时有始终，有变化’，世事是‘无时而不移’的（《秋水》），因而唤醒人们‘面观四方’、‘与时消息’。面对死亡问题时，要能培养‘安时处顺’的态度。在应世方面，庄子学派提出了‘应时而变’的主张”。[5]事物依其常势而自然而然，即自身因其本性而成其为自己。这种顺应自然，即为应时，也即是在变化中，即为“通”，（《庄子》中“通”字共出现五十多次）而成其“道”。“道”的属性之一即体现往复、回复，即源始性时间状态。“周行而不殆”的“道”在源始性时间自成、自化。

儒家从孔子的“天命观”到“中庸”的“时中”同样包含有对时间的深刻领悟。对于孔子，中庸的终极含义就是“时中”，即“随时以处中”。中庸乃指平常的行为，即随时随地为每一人所应实践，所能实现的行为[6]。而此实践行为，在时间过程中，因时因地而不偏、不易，因此，仅言中而不言庸，则中仅悬空而成为一种观念或一种绝对之标准。庸而中则是一种时机化、原生性的境域——时中，在实践（用）的过程中，随时随地，因“时”而中。没有绝对的善和作为“标准”的“中”，而只有在“庸”的过程中，而趋向（时间性生成）——趋时而动、因时而变——一种善的（仁、礼）的境界（时中、中和）。

二

如此看来，在中国古典思想中，天地万物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构成源始性时间意识的内在维度，是人的活动的内在构成性维度。源始性时间意识（非物理的时间意识）是一种意义、价值开显的境域。此境域非线性时间构成状态，而是因此时间性的化生，而使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被显现的一种时间境域。它非现成的存在状态，而是沟通过去、现在与未来并永远以未来（趋时）而彰显现在的一种时间性境域，即它指向未来的意义的无限性生成并对当下时刻具有意义，同时又不断超越当下时刻的一种开放性构成。

对于审美意识的生成而言，中国思想中这种源发性时间（原发时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有限性、忧患意识的彰显。从现在时刻而言，任何存在只能是在现在这一特定时空中的存在，因而也必须受到制约、束缚，甚至与时相背。此种有限性意识不单纯是物理时空中的生命自身的有限性，更主要地是指对某种存在或行为的必然无知，因为，你只局限于现时而没有对事态的发展趋向作出超前的判断（意识）。人对这种时间局限性的意识更甚于对生命自身自然性存在的局限性的意识。正是这种有限性、忧患意识，人才不断地进行谋划，并力求使这种谋划更能“与时偕行”，并在与“时”契合的谋划中体验到神性（神机妙算）——实践的合目的性与实践过程的合规律性趋向统一。

二是指未来时间意识的超越性生成。正因为现在时刻（当下时候）的有限性，人总是力求超越于当下时刻，而从未来时间的角度来进行谋划。谋划不是站在现在时刻远观未来，而是站在未来、超越性的时刻来近观现在，它是属于未来的、理想性的，而非现在、现实性的。

审美时间意识正是敞开未来的时间意识而使有限个体意识到未来的超越性生成，意识到无限性境界的发生，以未来的美好、理想性生成来消弥现实现在时刻的悲剧性。换言之，审美时间意识是永远趋向于、发生于未来的时间境域中。此种超越可谓是时间上在先的，但此种“时间上在先”的超越并不是指“在时间之先”或在物之前，在物的时间性存在之先；而是指以未来时间来观照现在，是一种价值性的设定或可称为体验性的超越、意识的、时间性的超越。就超越的本身或超越主体而言，“中国传统重天人合一，重生存、生活，人作为知、情、意之整体生存于天地万物之中，与万物融合为一体，人在这种‘一体’中所体验到的，不可能是外在于人和外在于物的东西，而只能是内在于人和万物之中的东西，因此，人通过体验所寻求到的本根，虽然是超越的，但它仍在具体事物之中。”[7]但“人不能老停滞在有限的个体事物之上或有限的个人之上，也就是说，不能执着于事物的有限性或个人的有限性，而应该从流变的宇宙整体以观物、观入”，由此，则是从未来时间维度上对现存的、现实的人或事物进行谋划，使之“站出自身”而从未来时间、超越性时空中去寻求今天的现实与过往的历史和未来的期待融合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境域、一种境界达到无限。

方东美曾言：“时间之变易乃是趋于永恒之一步骤耳。永恒者，绵绵悠长，亘古长存；逝者未去，而继者已至，为永恒故。性体实有，连绵无已，发用显体，达乎永恒。”[8]

时间既为生命的局限，但同时它更是生命超越的敞开境域，换言之，唯有时间的永恒流变，才使生命无限性地趋于无限境界，时间意识是生命觉醒和审美意识的重要体现，也是审美追求的重要体现。

审美追求的是在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中生命存在的一种价值性追求。人因这种追求而从有限性存在中超越出来，一方面消除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另一方面，对人自身进行一种价值提升，使生命本身因事实性的沉沦而遭遇的生命悲剧性转化成生命追求无限的一种价值行为。无疑地，审美追求本身是一种无限性的过程，并只有在意识到的无限性中去追求无限才是生命的真正的自觉。盲目的、本能式的“量”的无限性的动作或行为本身是非审美性的坏的无限。意识到的无限性就主体意识行为本身而言，体现为审美的无限性时间意识，它是审美的时间意识的真正体现。生命活动本身和实践活动的无限发生是审美无限性时间意识的本源。

审美的无限性时间意识是对生命活动和劳动实践活动的无限性的意识，即主体能够感悟到生命活动和劳动实践活动的无限性，并使主体的心理时间在生命感悟中从一般知觉经验的时间意识上升为审美的时间意识，并经由心理境界与心境中的对象无限性地契合、圆融，从而成为无限性的时间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