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道德修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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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孔子孟子道德修养
〔论文摘要〕中国儒家伦理文化非常重视个体的道德修养，并将之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基础。孔子、孟子开创了儒家文化发展之先河，在他们那里有着非常丰富而精辟的道德修养思想。在如何通过道德修养铸造自我品性方面，孔子和孟子既具有认知上的共同性和传承性，同时又具有各自的思想特色，对之进行比较研究，挖掘和开发其中之思想精髓和理论精华，对于开启我们今日之心智无疑大有裨益。
“修养”一词本为“修身养性”之意。《孟子•尽心上》中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宋代程颐后来将“修身”与“养性”结合起来，提出了“修养”这一概念。其主要含义是指一个人在思想、道德、学识、技艺等方面，自觉地进行学习、磨炼、陶冶和提高的实践活动，以及经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所最终实现的程度和达到的境界。因此，修养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思想修养、文化修养、艺术修养、理论修养、技艺修养等等。道德修养主要是指社会个体在个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等方面，根据一定的道德价值标准所进行的自我锻炼、自我改造、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行为活动，以及经过这种努力所形成的相应的道德情操和所达到的道德境界。中国儒家伦理文化非常重视个体的道德修养，并将其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基础。孔子、孟子开创了儒家文化发展之先河，在他们那里有着非常丰富而精辟的道德修养思想。在如何通过道德修养铸造自我品性方面，孔子和孟子既具有认知上的共同性和传承性，同时又具有自身的思想特色。
一、孔子的道德修养思想
一个人之所以要进行自我的道德修养，其目的在于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人格。在孔子那里，最理想的人格境界是“圣人”，其次是“君子”。在孔子看来，只有尧舜这样的圣德明君才算得上是圣人，一般人是很难达到圣人之境的。所以，在个体的道德人格追求上，孔子充分认识到如果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圣人事实上是很不现实的。于是，孔子从现实可能性的角度指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可见，孔子在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上非常务实，主张“圣人若不可求，可求君子”，一个人若能达到君子之境亦可也。那么，圣人之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呢？它与君子之境的差异又在哪里呢？孔子认为，圣人之为圣人，其关键在于他能够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的统一，从而对现世乃至后世以积极的影响，所以圣人能够做到不朽，即所谓“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而君子则不同，孔子认为君子的人格应当是“智、仁、勇”的统一。所谓“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能够知仁愿为而不惑，知仁善为而无忧，知仁勇为、知仁敢为而不惧，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做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话，就算是君子了。孔子的期望是：“圣人之境”要追求，“君子之德”是基础。那么，一个人应当如何努力才能培养自己的“君子之德”，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圣人之境”呢？孔子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即欲成德，先修身，强调只有通过自我的道德修养才有可能铸大德、成大器。孔子将如何进行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称作“为仁之方”，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欲仁得仁”。即在道德修养问题上，个体自身首先要有这方面的内在欲求，孔子认为道德修养是主体自己的事情，自己都没有对“仁”的追求，那怎么能够“成仁”呢？自己首先要“欲仁”，没有这个前提，什么也实现不了。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同时，在成就自我的道德人格方面，孔子一直主张“道不远人”，即道德的追求并非遥不可及，“仁”就在我们身边，只要自己有这个欲求，有这个决心，那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我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二是“善学知仁”。孔子认为要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就必须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学习，只有通过学习才能知善恶、辨是非、别美丑、明事理，故“唯善学者方能知仁也”。孔子非常强调“学”与“思”的统一，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善不善“学”，关键看会不会“思”，只学不思枉学也！在学与思的过程中，孔子特别强调应该多在实践中学习和思考，在社会生活中“多见”、“多闻”，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另外，还要善于在生活中向有德性的人学习，时刻注意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与他们相对比，主动地“见贤思齐”。他特别指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有通过这样的学习和思考，才能真正感知“仁”的存在，真正把握“仁”的本质。
三是要“克己为仁”。孔子认为，道德修养的过程并不是一条坦途，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要能够战胜自我，排除各种杂念，克制各种欲望，抵御各种诱惑，即必须“克己”才能“为仁”。为了让自己的身心少受外界的侵扰，孔子主张人们应当主动地以“礼”克己，最好能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外在的诱惑小了，内在的杂念少了，一个人就更能把持住自己。所以，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
四是要“内省思仁”。孔子认为道德修养必须不断地反省自我，他将这种反省称之为“自讼”，主张每个人都应当“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在“自讼”的过程中应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多从自身找原因，严格要求自己。要能够通过“自讼”以“仁”的标准来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以“内省思仁”的方式寻找自身的不足。自我道德的完善以“知不足”为前提，只有“知不足”方能“思过而改之”。所以，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只有内省吾身，改之为贵，方能成就自我。孔子说在自我道德修养方面，自己最大的担心就是唯恐“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如果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
五是要“力行近仁”。在个体加强自我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孔子非常重视道德实践活动。在他看来，道德修养必须身体力行地去努力，才能越来越接近乃至达到“仁”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力行近乎仁”。所以，孔子认为道德修养切忌“空谈”，“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一定要身体力行地去做，方能成气候。他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做任何事情都应当笃实躬行，言行一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只要身体力行地去做了，那么“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
六是要“磨炼成仁”。孔子认为道德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修身乃人终身之事。他称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此，道德修养需要终身的反复磨炼才能成大器。在这方面必须态度诚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必须按照《诗经》所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方式追求自我在道德上的至善；必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永不放弃。在孔子看来道德修养“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住也”（《论语•子罕》），所以必须持之以恒。
二、孟子的道德修养思想
在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人格境界上，孟子的认识与孔子不同，孟子认为圣人之境并非高不可攀，每一个凡夫俗子都具有成为圣人的资质，关键在于愿不愿意去追求，去实践。所以，孟子指出：“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孟子•公孙丑上》）只要愿意并付诸努力，那么“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孟子的认识与他的人性论密不可分，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四个“善端”，据此，人人都能够成善达仁，成为圣人。所以，成就圣人之境关键要“存心保善”，“寡欲养心”，通过“反求诸己”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孟子看来，现实社会中之所以很多人不能成为圣人，关键就在于他们为外在的名利所惑，不注重心性修养，从而使得四心皆失，而不能成为圣人。
孟子从其性善论的思想出发，认为道德修养的“成仁之道”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存心保善”。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任何人都具有成圣达仁的潜能，因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既然每个人都先天地具有“仁义礼智”四个善端，那么，人人就都应当具有成圣达仁的可能性。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道德修养的首要任务是要“存心”，即保持自己“善端”的本性不变。在孟子看来人人都可以成尧舜，其关键就在于能否做到“存心保善”。他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所以，圣人“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
二是“寡欲养心”。孟子认为许多人之所以不能保持自己的“善端”，就是因为受到各种欲望的引诱，因此，要做到“存心养心”保持本色就必须寡欲，尽可能地减少乃至杜绝各种杂念、欲望、诱惑对自己心灵的侵扰，所以，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唯有清心寡欲才能做到操守自洁，不为物役。在孟子看来，社会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缺德不善之人关键就在于他们没有将自己的“心”养好。不能“养心”，怎能“存心”？不能“存心”，又如何能够“保善”呢？所以对于善者和恶人，孟子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后来的李翱和杨简继承了孟子的这一思想，李翱认为要“养心”就要去思绝虑，以此来保护“本心”，他说：“弗虑弗思，情则不生，乃为正思。”（李翱《复性书》）杨简则提出“不起意”的主张，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凡事不起意念，善之本心就不会失落。他说：“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则此心明矣。”（《绝四记》，《慈湖先生遗书》卷二）
三是“反求诸己”。孟子认为既然人性本善，那么道德修养就只须切己自反，发明本心即可。“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所以，成仁之道关键在于个体自己的主观努力。只有意识到了自己所具有的善知良能，并有意识地去努力“求”之，才能够“得”之。而这种“得”并非获得了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它不过是将自己本身的“善端”开发光明出来了而已。可见，孟子所主张的道德追求是一种“内求”，而不是一种“外求”；是一种“内得”，而不是一种“外得”。
四是“尽心知性”。孟子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指出，“反求诸己”的关键是要“尽心”，只有“尽心”才能使自己的善端得以最大限度地开发，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也，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只有“尽心”方能“知性”，若“知性”则能“安身”；同时只有“知性”方能“知天”，若“知天”则能“事天”，能“事天”方能“立命”。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唯有如此才能将自己的“心性”与“天性”统一起来，从而寻求到“安身立命”之根本。孟子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着一种“浩然之气”，一个人若能将“心性”与“天性”统一起来，那么就能使“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常存于胸中，从而为自己培养起一种“至大至刚”的天地之性。
五是“动心忍性”。孟子认为，要达到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就必须经受得住磨难，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谓“动心忍性”就是指要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不怕艰难困苦，无论外界怎样动摇其心，都应该以坚强的意志力坚忍其性。所以，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一个人要想成大器大德绝非易事，必须经得住外界的各种考验和诱惑，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要坚忍其性、坚守其志，只有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才能称之为大丈夫！
六是“以义求仁”。道德修养是自我“求仁以成仁”的过程，如何“求仁”？如何“成仁”？孟子主张“以义求仁”、“以义成仁”。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只有以“义”为路径，才能寻求到自己“仁”之本心和“善”之本性。既然如此，“义”就应当成为为人处事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始终坚守这一“做人”的准则：以义取利，以义谋名，以义畅欲，以义成德。正因为如此，所以孟子主张：“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由上观之，可见孔孟思想之异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孔孟在道德修养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定位上存在着较大差异。相对而言，孔子“圣人若不可求，可求君子”的主张比较务实一些，孔子对人们的道德期望是希望大家“做人”最起码要做君子，不做小人，更倾向于对如何“做人”的一种低维度方向的要求。而孟子的“人皆可为尧舜”的道德理想则将“圣人”平民化，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够意识到只要愿意，只要努力，就能够成就自我，所以，孟子的主张更有利于增强人们的道德信心，更有利于调动人们内在的进取欲求。因此，孔子的“圣人”高不可及，远不可达，而孟子的“圣人”不仅可敬，而且可亲，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其次，在如何进行自我道德修养的路径上，孔子更倾向于“外”的实践锻炼，孟子更倾向于“内”的心性修养。孔子一直主张与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道德修养必须笃实躬行，言行一致。君子应当是“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要“听其言”，但更要“观其行”。必须能近取譬，近处着手。孔子认为道德修养要求虽然极高，但却并非高不可攀。只要从近处着手，一步步地去做，就一定能达到“仁”的境界。必须态度诚实，反复磨炼。在实践中不断地琢磨领会，不断地切磋提高。必须强力而行，力行近仁。只有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地去做才是通往至高境界的真实路径，等等。这些都足以显见孔子对道德实践活动的重视。孟子则从他的人性论出发，建构了一条与孔子不同的道德修养路径。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善”与生俱来，不假外求。所以，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加强自我的心性修养。因此孟子才提出要尽心以知善性，要反求以开善端，要寡欲以养善心，要忍性以保善根。唯有如此，方能避免自己的“善端”丢失，以成尧舜之德。
再次，在道德修养的人格追求上，孔孟都特别强调“修身在己、成德在我”。他们认为道德修养的本质乃是个体在一定的道德理想的支配下，为了完善自身所进行的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选择活动。它应当完全由个体自由的意志所支配，没有丝毫的外在强制性。所以，孔子提出的道德修养“为仁由己”与孟子提出的“反求诸己”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均对“修身在己”的道理予以了非常清晰的说明。不仅如此，孔孟还认为个体人格境界的高低从根本上讲也是自我成就的结果，为什么有的人其人格境界让人景仰，而有的人其人格境界遭人鄙视？关键就在于个人的欲求不同，既然道德修养是通过“为仁由己”、“反求诸己”的方式实现的，那么一个人对自身“理想的我”的设定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理想的我”是做一个圣人，那么也许你真的就可能成为圣人；如果你“理想的我”是做一个君子，那么也许你真的就能够成为君子。相反，对于一个自甘平庸的人，我们是很难想象他会成就多高的人格境界的，这就是孔孟所言的“成德在我”。
最后，孔孟都主张要弘扬道德修养的主体性精神，以塑造自我的道德人格。孔孟都意识到道德理想的实现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而道德修养的过程将不会是顺利的坦途。个人意志力的强弱对于道德修养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道德修养过程中的苦累与付出对于意志薄弱者来说是永远无法跨越的屏障，只有意志坚强者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弘扬个体的主体性精神，靠“内求”的方式来实现对自我的超越。孔子强调为仁要“克己”就是主张要充分发挥行为主体的自我自制力，以超常的恒心和毅力来战胜自我；强调“近仁”须“力行”就是主张要充分发挥个体的自我意志力，靠坚强的意志持之以恒。孟子指出“知性”须“尽心”就是强调个体主观努力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要“动心”、“忍性”，就是说我们的意志力必须经受得住外界的各种考验。道德修养的过程漫长而艰辛，任何人如果不弘扬自身的主体精神，没有强大的“内求力”作支撑，是根本不可能修得正果，成就大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