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道德和理性生态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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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球是我们所知道的宇宙中能够维持人类生命的唯一星球，但人类的活动却逐步使得地球很难适合人类继续生活下去。”尽管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生态道德的缺失却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根本性的方面。因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类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问题。所以，要根本扭转这种局面，除了有经济、技术、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努力外，还必须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培养理性生态人，启动人类心灵深处的道德资源。
上篇生态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新话题
当你打开电视机或是翻开报刊杂志，一大堆烦恼的事情就会涌到眼前：空气污染指数上升、淡水资源短缺、沙尘暴袭击、污水横流、废弃物泛滥、人口剧增、森林锐减、农药化肥危害加剧、酸性物质沉降、臭氧层变薄、温室效应明显……我们的环境怎么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这样想、这样问。然而，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环境。这需要从生态与环境谈起。
一、从生态与环境谈起
生态是指各种生物有机体（包括人类）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环境是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的，与某一中心事物有关的周围事物，就是该事物的环境。我国政府1989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的环境则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因此，生态包含了环境的所有内容，环境是生态的必不可少的内涵。对此，首创“生态环境”一词的黄秉维院士也坦然承认，“生态环境”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同义反复，尽管该词一经创立就被人们普遍接受和广泛应用。但是，严格地说，在生态哲学中，生态与环境是两个有着本质差别的概念。一方面，“生态”一词具有把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含义，包含着人类是自然中的一个普通物种的观念；“环境”则是一个以人类为主体的客体概念，以人与自然的分离为前提，表达的是主客二元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另一方面，“生态”是一个关系范畴，包括人类与其环境双向的交互作用的两个方面；“环境”则表达人类主体对环境客体的单方面的征服与改造作用。本文选择“生态”，恰恰是基于对这些差别的认识，并想借此表达人类与自然密不可分、休戚与共、交互作用的思想和信念，也想说明必须将人置于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两个关系序列中进行价值判断和意义思考，从自然与社会有机统一的角度建立一种崭新的生态道德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一般有两个解释维度，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所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人之所共由”体现的是道德的外部规定性，指个人在社会中生存所要遵守的社会规范的总和；“人之所自得”体现的是道德的内部规定性，指外在的规范内化为个人品德和情感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个人在道德操守上具有自觉性或自持力。基于此，生态道德不仅指个人在自然界中生存所应遵守的生态规律及由此制定的生态规范的总和，更指个人根据自然的承受能力，以最优的方式解决人类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生态情感和生态自觉性。而生态道德教育则是通过传授生态知识、生态规律和生态规范，提高受教育者的生态道德觉悟和水平，培养既能协调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又能协调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性生态人的道德教育活动。其中，作为生态道德教育目标的理性生态人是指依据生态规律进行活动的主体，它的涵盖范围包括个人、企业、政府和各种社团组织，而不仅指单个的人。理性生态人既是理性的，又是生态的。此处的理性，是生态理性，指不仅要实现对有限的生态事实和问题的正确认识，而且能够把握生态事实和问题背后隐藏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摆脱单纯的表面的生态现象的迷惑和控制。此处的生态，是理性生态，指符合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而非仅仅听命于表面的生态现象的摆布。因此，理性生态人不仅应具有丰富的生态科学知识，更应具有较高的生态道德素质，能够自觉承担保护生态系统的责任，在对待生态问题上具有责任感和公正信念。这样，他既能对一切与生态有关的事实和问题做出符合生态学的认识和评价，也能运用自己充分的生态道德知识和智慧制定出符合生态要求的行为策略，并以此指导各种实践活动。
本文提出生态道德，倡导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培养理性生态人，既可以在理论上找到依据，也可以从现实中听到呼唤。
二、理论的依据
现代生态学的发展启示人们用整体性的眼光看待自然，而现代系统学的功能异化理论和混沌学的系统混沌性演化特征则向人类统治自然的神话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一）生态学的启示
生态学，创建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的协调发展”。生态系统是现代生态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它是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的综合体系。整体性是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特征。自然界（在此主要是指地球）作为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是由不同的层带、成分和过程交织构成的，其整体性并不在于它是各种层带、成分和过程的机械叠加与拼凑，而是它们的有机整合，其中每一层带、成分和过程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层带、成分和过程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系统的整体结构、整体功能和整体运演规律，而这些系统整体方面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它的每一层带、成分和过程的变化。所以，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存在任何孤立的事件，各种层带、成分和过程之间呈现出极其复杂的非线性的因果关联、因果制约的网链，从而导致生态问题具有全球性、跨区域存在和发展的鲜明特点。
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外在表现就是生态系统的平衡，简称生态平衡。生态平衡是指生态系统在一定时间内结构和功能的相对稳定状态，其时，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的输入与输出接近相等。一般说来，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可以自我修复因遭受外来干扰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从而尽可能保持系统状态的稳定。但是，生态系统奉行的是一种脆弱的有机整体主义。如果外来干扰超过生态系统的承受阈限，干扰作用过于强烈，破坏范围太大，导致的变化速度太快，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就会丧失。然而，由于人口的增长、技术的发展、欲望的升级，特别是由于生态道德的缺失，人类极大地改变和干扰了自己的生命支撑系统，致使人类的生命集体有失去支撑基础的危险。因此，必须尽快在生态系统危险的滑坡周围用人类的生态道德良知构筑一道安全防线。
（二）系统学和混沌学的发难
现代系统学认为，任何一个有着确定结构的系统整体都存在着功能异化。这种异化表现在两个方面：旧结构的破坏和异化了的子系统可能产生新的结构与功能。如果异化的子系统能够通过功能耦合形成新的维生结构，就会有新的组织形态诞生；否则，异化就会成为一种无组织的力量，促使旧的结构瓦解，其后果极具破坏性。而且，这种过程具有不可逆性。当外部条件对新组织形态维生功能的要求十分苛刻，特别是新组织形态只有形成高度复杂的和多层次的维生结构才能生存时，由异化生成新组织形态就十分困难，这时的异化差不多都会导致无组织力量的生长，因为，异化只是一种盲目的创造力量。
目前人类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人为因素高度渗透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使系统功能异化的，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为因素。并且，由于生态污染、土地荒漠化而产生的新的生态系统，是一种不利于人类生存的退化性系统，因此，要求功能异化的子系统自动耦合的新组织形态还应该具有对人类有益的功能。这种要求加上日益加剧的人为的盲目性破坏作用，使具有维生结构的进化性组织形态的产生异常困难，导致功能异化极容易表现为无组织力量，加速自然生态系统的瓦解。要阻止这种结局发生，就必须不断对无组织力量进行清除，如治理污染、防治荒漠化等。但即使如此，也只能使自然生态系统维系在一个比较脆弱的水平上。而通过加强生态道德教育，促进理性生态人的普遍成长，则一方面有利于减少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另一方面有利于通过大力开展生态保护活动，创造具有维生功能的新组织形态诞生所需的必要条件，从而阻止自然生态系统的瓦解。
同时，现代混沌学认为，混沌性是作为整体的系统的演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混沌性是指系统的演化具有内在随机性和不可确定性，存在着朝有序的方向进化和无序的方向退化的两种可能。目前看来，由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人类活动的长期影响和破坏，自然生态系统朝无序方向退化的可能性很大。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一方面要阻止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继续进行盲目且贪婪的掠夺，另一方面要减少人类向自然生态系统的熵输出，把废弃物的排放控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范围内。要做好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必须通过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增强人们的生态道德责任感，从而为人类掠夺自然、无视自然存在的观念和行为的根本转变提供持久的内在动力源泉。
可见，现代系统学和混沌学都要求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培养理性生态人，从而使人类活动有助于创造具有维生功能的新组织形态诞生所需的必要条件，提高自然生态系统朝有序的方向进化的可能性。
如果说现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加强生态道德教育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指明了道德教育的发展方向，那么，现实存在的生物多样性危机和道德与道德教育发展的趋势则表现了对加强生态道德教育的热情期盼。
三、现实的期盼
（一）生物多样性的危机
“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除其它外包括陆地、海洋和其它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简而言之，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所有生命及其生存环境的总和。目前，大多数专家公认，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一般说来，一个生态系统中的物种的品类越多，生态系统的异质性就越强，物质、能量、信息输出和输入的渠道就越密集，网络化程度就越高，同化异化的代谢功能就越健全，补偿功能也就越强，即使受到损坏，自我修复也较快，从而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性便可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这就是生态科学关于多样性导致稳定性和有序性的规律。地球生物圈就是由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组成的，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物圈稳定有序的保证，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它不仅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直接的原材料，而且还具有医疗保健、娱乐审美及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维持进化等重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物质利益方面的巨大进步和发展，使得人类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道路上一路凯歌，几乎没有羁绊，从而助长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气焰，认为自然除了为人类谋利益（实际上是单纯的经济利益）、满足人的需要（实际上是片面的物质需要）之外，没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其实，“我们错读了我们的生命支撑系统”，而对人类的生存及意义也只是浅层次的、庸俗化的一知半解。知之浅薄必然行之懵懂，进而导致生物多样性遭受着令人触目惊心的破坏。
生物多样性破坏的集中表现是物种多样性的急剧萎缩。目前由于人类的干预，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速度快了1000多倍。物种的每次人为灭绝，都是对生命的一次集体性的“超级屠杀”，“它不仅毁灭生命的‘存在’，而且毁灭生命的‘本质’；不仅毁灭生命的‘肉体’，而且毁灭生命的‘灵魂’”。因此，“终止生命之流可能是一种最具破坏性的事件”。而且，当一个物种的局部灭绝大大改变和影响其他物种的种群大小时，就会潜在性、连锁性地导致其他物种接二连三地灭绝，从而将灾难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多样性带来稳定性，丧失了生物多样性的地球生态系统异常脆弱，从而必将大大削弱人类适应自然变化的能力。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玛雅文明毁灭的历史已经证明，“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或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今天，我们是否应该为避免“文明人跨越地球表面，在他们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的现象的重现做些什么?
美国1973年颁布的《濒危物种法案》就“把对物种的伤害不仅理解为对该物种的成员的杀害，而且理解为对他们所依赖的环境的破坏”，并从此“把‘重要的栖息地’一词引入野生生物保护法中”。我国也先后制定、颁布、修改和完善了一系列有关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管理人对待自然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法律是以他律的方式给人们制定纲纪、划定大体的行为空间。外在的约束并不能保证没有人为了一定的目的明知故犯，而且法律惩罚是在造成了既成事实的严重危害之后，况且法网亦有疏漏。因此，在世界各国有关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之时，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和逆转。目前，我国15%至20%的动植物种类濒临绝迹，高于世界10%至15%的水平；在国际公认的640个濒危野生物种中，我国占了156个。应该说，在生态保护方面，我们现在并不是缺乏法律，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归之于法律不健全，因为，没有人们普遍的生态道德的内在信念和外在舆论支持的法律往往势孤力单。所以，通过加强生态道德教育，使人们获得关于自然和人自身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并进而拥有生态“德性之知”，是生态保护中的不可缺少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层面，而培养理性生态人，也理所当然地进入我们的思维领域，并要求尽快落实到行为层面。
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培养理性生态人不仅是日益加剧的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客观要求，也是道德和道德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道德和道德教育发展的必然
1．道德进化的趋势
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社会存在历史发展的影响而变化和发展。伴随着人类与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漫长岁月，道德先后摆脱性别歧视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枷锁，关怀对象范围逐渐扩大。对此，达尔文曾指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它的道德事业就越宽广。而且，他还在《人类的世系》中，对人类道德的发展作了颇具预见性的描述：最初，人们都各自关注自己的利益。良知的增长使人的“社会性本能和同情心”的对象不断扩展，首先扩展到家庭和部落，后来越来越顾及到同胞的福利和幸福，再后来扩展到所有种族的人，包括其中的低能者、伤残者及社会上其他无用的成员，最终将扩展到比他低级的动物……纳什则“冒着不可避免的简单化的风险”，绘制了人类伦理观念进化的图表。
伦理观念的进化
这个伦理观念进化的图表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道德进化的必然趋势——动物、植物、生命、岩石、生态系统、宇宙等等最终都将出现在人类道德进化的历史延长线上。
人类道德的发展过程，也是对人类进化过程一定阶段上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反映。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在人类进化史上经历了两次重大飞跃。“人最初的认识飞跃是认识到他与自然界不是同一的”，即认识到自己与自然的区别，从而产生了自我意识，开始脱离动物界，并使人的行动超越自然的必然性的限制获得行为上的自由，进而成为自然的“主人”。今天，“认识到我们行为选择的自由是被‘自然界整体动态结构的生态极限所束缚’，并且‘必须保持在自然系统价值的限度内’，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又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一步。”“直到人类真正认识到他依赖自然界，并把自己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即人类认识到自己与自然的一致，并且把自然作为自己道德关怀的对象，从而自觉地把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和谐统一起来，则完成了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又一次飞跃。这次飞跃促使人类把道德关怀视域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一切自然物都视为人类道德的对象，认为人类有义务尊重他们作为自然生态过程持续存在和繁衍生息的权利。这标志着人类道德观念的巨大进步，也将对道德教育产生重大变革。
道德的一般内涵是人类追求自我完善的自觉意识，正是有了这种意识，道德的进化发展才具备了内在的力量源泉。尽管生态危机主要是人为因素导致的，但是，萌动自己的生态道德良知依然是人类的一次自我完善。达到一种既关心人类又关心自然的道德境界，把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作为内心最高的道德命令，从而自觉为自己的行为划界，使外在生态保护行为获得内在德性的支持与保障，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和可持续发展，既是对理性生态人的基本要求，也是生态道德教育的归宿和出发点。
2．道德教育内涵的拓展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道德范畴则充分体现了人的这一社会性本质，因为，尽管在东西方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关于道德的诠释和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对道德问题的讨论始终是在人与人的关系范围内展开的。这种状况导致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存在着一个道德空白地带，从而使道德发展的历史成为自然被漠视、被冷落的历史。而且，传统的惯性不断强化着这样的道德观念：道德只存在于社会中，它只需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以往道德的最大缺陷。人们对道德范畴这种认识直接规定了道德教育的任务和目标：培养受教育者调节人类社会中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等人际关系的能力是道德教育占主导地位的任务，使受教育者成为协调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等人际关系的社会道德人是道德教育的首要目标。生态道德教育则拓展了道德教育的内涵，它不仅要使受教育者协调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种际关系，也要协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道德教育的目标亦随之增添了新的内容，由培养只关注调节人际关系的社会道德人，转变为培养协调人际关系和种际关系，尤其是协调处理种际关系的理性生态人。
因为，人的存在具有二重性，他不仅是一个社会存在物，而且是一个自然存在物。“从理论方面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部分地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部分地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的自然界；从实践方面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物质上只有依赖于这些自然物——不管是表现在食物、燃料、衣着，还是居室等等——才能生活。……自然界就他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说明，不仅人自身的有机的躯体是自然的，同时还必须把自然界看成自己的“无机的身体”，与之须臾不能分离。特别是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重，人类的利益与其他物种乃至地球生态系统的利益已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维护人类的生存，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维护作为人的生存根基的生态系统的生存。“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把理性生态人作为道德教育的目标，从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给自然以道德上的尊重与关爱，正是基于对当今人类利益的科学分析。
然而，就目前各国生态教育规划的内容而言，仍太注重于理论认识方面，而情感方面如价值观、态度等仍然很少，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更为严重的是，相当多的中国人只以中华民族与这片东方沃土和谐相处了几千年沾沾自喜，却意想不到今天的中国因庞大的人口数量对其生态系统构成的压力比大多数其他国家要大得多，所以，当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执教的美籍教授恩德勒吃惊地发现，他的中国学生几乎全部赞成在美国早已受到广泛批判的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它的利润时；当东方刚刚富裕了的人们带着对现代化的高度崇拜迫不急待地投入到消费主义大潮中时；当中国的野生动物贸易占有世界同类贸易的相当巨大的份额但屡禁不止时；当只是因为“对农民来说，让美国人和日本人摆脱他们不想要的东西（指电脑废弃物，如废旧电脑、打印机、传真机、调制解调器等——笔者注）在经济上有意思多了（指收入增加——笔者注）”，却使10年前曾以出产优质大米闻名的贵屿由于打印墨水和铅垃圾渗入地下水而使当地地下水的含铅量是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最高含铅量的190倍，从而导致当地居民几年来拿水桶到15公里以外的地方打水喝时；当今天半个地球警觉的舆论对轿车冲击持悲观态度，西方学者以公允的态度、悯人的胸怀奉劝“南部世界”不要涉入轿车迷途，并有1400个欧洲城市“向私车亮红灯”，共度“无车日”、“无车周”，而另外半个地球的人们则认为他们被残酷地剥夺了享用轿车带来的好处的机会，鼓吹轿车是跨进现代生活门坎的通行证，正不遗余力地促使轿车进入家庭时，笔者切实感受到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培养理性生态人的重要意义，也深刻感受到生态道德教育任重而道远。
中篇理性生态人的基本素养——生态道德教育的努力方向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受教育者预期具备或达到的素质决定教育所应采取的途径和方式。所以，必须对理性生态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作详细分析，以明确生态道德教育工作的努力方向。理性生态人作为生态道德的践行者，努力追求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自我超越。为实现对传统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转变和飞跃，理性生态人应树立敬畏生命的思想信念。只有如此，人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态道德教育的归宿和出发点，理所当然应成为理性生态人的行为理念。
一、敬畏生命的思想信念
敬畏生命是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提出的，他曾被爱因斯坦称为是二十世纪“理想地集善和美的渴望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人”之一。在此，我想借用他的这一名言作为理性生态人所应该具备的思想信念。
生命是一个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神奇现象，每个存在物都装备精良，是其生长之地的完美的适应者，值得我们尊重。“尊重虽然是一种情感，不过不是由外因作用而引起的情感，而是通过理性概念自己产生出来的情感。这种尊重只是一种使人的意志服从于规律的意识。……尊重是一种使利己之心无地自容的价值觉察，所以既不是对对象的爱好，也不是对对象的惧怕，或者爱之畏之兼而有之。”这要求我们对大自然中自发地发生的一切抱有几分敬意，培养一种对生命负责任的理念和关爱的精神。
敬畏生命承诺的是一种无限的责任和义务，强调充分发挥义务主体的内在同情心，对生命保持敏锐的感受性，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那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满怀同情地对待生存于自己之外的所有生命，避免随意地、粗心大意地、麻木不仁地伤害和毁灭其他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来自其他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是相互关联、休戚与共的。通过敬畏生命，人把自己对待世界的自然关系提升为一种有教养的精神关系，从而赋予自己的存在以更加恢宏的意义，过一种真正的道德生活。通过对其他生命的体验，我们感受到整个世界的存在，使我们之外的生命的生存涌入我们的生存之中，从而结束个别的存在，使我们自己的存在获得一种比其他所有生命都更宽广的纬度。
要具备理性生态人的敬畏生命的思想信念，必须通过加强生态道德教育改变人们内心的道德观念，增强生态道德责任意识和义务感，从而追求人与其他生命的和谐进化和可持续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理念
（一）确立的原因
可持续发展指的是一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其鲜明特色。
生态危机的出现，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是一个转折的契机。因为，它可以逼迫人类反思：发展有无极限？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人类对发展的理解和求取发展的方式。现代社会的发展遵循的是“一味追求增长的逻辑”，即“更多的生产、更多的消费、更多的就业”。整个工业文明世界都被这种“更多”的逻辑所支配，而体现这一逻辑的根本性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对国家来说，国民生产总值既是国家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的标志，也是国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标志，因而会直接影响国民信心和国家凝聚力，甚至影响国家的国际地位。所以，不仅发展中国家如饥似渴地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发达国家也力求把国民生产总值的蛋糕做大。由于我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生产总值更是格外重视。然而，一种只有通过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才能维持生存的文明，如果不是一种病态的文明，但至少不能算是一种健康的文明。
因为，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的国际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是用货币计量的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所有部门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只是一种加法”，“它并不区分福利的真正增加还是实际上可能减少，却都看成增长的情况”。换言之，国民生产总值没有反映出生态资源的价值，无法显示出经济增长所付出的巨大的久远的生态代价。只知道计算人造财富，对于自然的财富却视而不见，是国民生产总值的重大缺陷。这直接导致我们陷入下面的怪圈：资源消耗越快，生态破坏越严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却越快。对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的国际性追逐更加助长了对生态资源的掠夺、滥用和浪费。
然而，发展的目的不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应服务于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存状态的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存状态的改善，不仅需要有丰富的物质财富，还需要有和谐生态关系表现出的鸟语花香、白云蓝天、绿水青山……可见，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更为恢宏的能够整合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体现生态道德精神的新核算指标和体系。因此，必须通过加强生态道德教育使人类转变发展观念，放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毁灭性发展道路，而致力于对人类与自然和谐进化的可持续发展的追求。
追求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理性生态人的行为理念。可持续发展奉行的是一种整体发展观，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体。由于地球生态系统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人类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所以，追求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首先关注生态可持续发展，这要求理性生态人更新发展观念，确立发展是经济、社会、生态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概念。
（二）发展新概念
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共同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求作为生产经营者的理性生态人选择清洁生产，从而切断生态污染和破坏的根源；其次要求作为消费者的理性生态人进行绿色消费，以从外部引导甚至迫使单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产经营者做出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转变，进而从源头上阻止生态污染和破坏。同时，在今天的并不公正的世界里，作为地球居民特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球居民的理性生态人还要求具备公正信念，这有利于抵制和反对国际生态侵略行为，维护自身的生态利益不受侵犯，也有利于建立一个公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社会，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1．清洁生产
所谓清洁生产，根据联合国规划署提出的定义，是指对生产过程与产品采取整体预防性的策略，以减少其对生态的可能的危害。对生产过程而言，清洁生产包括节约原材料与能源、尽可能不用或少用有毒原材料，并在全部排放物和废物离开生产过程以前减少它们的数量和毒性；对产品而言，则是通过产品生命周期分析，使得从原材料获取至产品最终处置的全部过程都尽可能地将对生态的影响减至最低。
企业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常常按照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生产发展战略。这一原则把自身利益的实现作为评价企业绩效的最根本的标准。但是，当利益的追求被抬升到压倒一切的地位时，获得利益的目的就成为至上的追求，至于采取什么方式和手段却很少有人再去理会，于是，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就会蜕变成为一种狭隘的利己主义原则。特别是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生态价值被忽视和否认的情况下，极易导致对生态资源的粗放性、甚至掠夺性开发，造成“公用地悲剧”的发生。
要避免“公用地悲剧”的发生或者扼制正在发生的“公用地悲剧”的发展势头，必须对生产者加强生态道德教育，使企业能够用理性生态人的长远的生态道德眼光，从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公共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出发，把绿色作为最基本的企业底色，把减少生态污染作为企业行为的道德底线，义无反顾地选择清洁生产，自觉承担起企业的生态保护责任。清洁生产着重于对生态污染物的全程控制和预防，是污染控制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过去，污染控制的着重点放在了污染物的末端控制和处理，即在污染已经形成后再对污染物进行处理。但是，正如高质量的产品是通过全面质量管理而不是靠检验生产出来的一样，末端控制方式并不是治理污染的一个好思路，因为，它的经济代价大，治理效果差，而且，治标不治本。同时，清洁生产也因其有助于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真正统一、有助于完成自身跨越和提升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而对企业具有巨大的现实吸引力。
企业可以把生态危机的现实、生态灾难的预言视为天方夜谭，也可以规避生态法律法规的惩治，甚至利用法律法规的漏洞谋取“合法”的利益，但是无论如何，企业的行为最终要听命于市场，听从消费者的召唤。因为，如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企业自身的获利需要将面临不能满足的危险。所以，对消费者加强生态道德教育，使其树立理性生态人的理智的绿色消费观念，从而引导甚至是迫使企业生产做出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转变则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
2．绿色消费
消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有质的规定性，也有量的规定性。从质上看，绿色消费是对绿色产品的消费。所谓绿色产品是对无害或较少有害生态的产品的统称，它有三层涵义：一是指这些产品的生产工艺、生产过程不会造成生态破坏和污染或对生态的破坏和污染较轻；二是指这些产品在使用中或使用后不会造成生态破坏和污染或对生态的破坏和污染较轻；三是指这些产品是没有被污染或污染较轻的产品。从量上看，绿色消费即为适度消费。而适度消费，是指既能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又不超越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的消费。
人类的消费活动是一种永恒的生命现象，只要生命有机体存在，消费活动就必然存在。但人类的消费绝不仅仅是生态学意义上的简单的消费，它与生产、分配、交换一起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有机整体，并对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导致生产经营者必须千方百计地为消费者“制造需要”，并借助广告进行驾驭和操纵，迫使人们去追逐，从而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对接，但却逐渐使得消费者的消费与自己的真实需要相背离，造成消费的异化。
消费的异化容易导致人们把消费（实际上是物质消费）当作满足需求的唯一手段，把不断获得高档、时尚的商品当成人生的最大乐趣，把对物质财富或金钱的追逐作为人生的目标，把物质消费水平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最终造成对高消费和物质财富的崇拜，造成消费主义的蔓延与泛滥。人类消费主义的泛滥对地球生态系统而言，是一场灾难。不仅如此，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消费主义试图用单方面的物质财富来满足实质上是社会的、心理的、精神的需要，是徒劳的，只能把人塑造成物欲贪婪膨胀、精神极度枯萎的“单面人”，把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病态的社会”。因此，必须“通过道德的接纳来降低消费者社会的消费水平，减少其他方面的物质欲望，……，尽管它与几百年的潮流相抵触，然而它可能又是唯一选择”；]必须通过加强生态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生态道德觉悟和水平，从而使其自觉自愿地选择绿色消费方式，争做绿色消费者。
绿色消费首先要求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选择绿色产品，意味着消费者不仅关注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且关注产品的生态价值，从而意味着消费者选择一种对生态负责任的消费方式。世界各国对绿色产品的开发一般首先从绿色食品开始，现已发展至国民经济各部门，并制定了各自的绿色标准，从而促成了系统的国际管理标准（ISO标准）的诞生。ISO标准以消费者的行为作为引导生产、市场发展的根本动力，强调消费者手中的货币“选票”的非凡作用。为此，必须加强生态道德教育，促使理性生态人普遍成长，从而使消费者的生态道德意识普遍提高，并最终促使绿色消费的导向作用超过法律，成为生态保护的第一动因，使经济利益和生态道德随着时间的推移趋向一致，使“经济的”就是“生态的”或者“生态的”就是“经济的”成为生产经营者的基本理念。
绿色消费还要求消费者坚持适度消费。适度消费是消费者充分发挥个人自主性的消费，也是消费者以个人的内在尺度为依据而反对攀比性、炫耀性等盲目追求所谓“声誉”的以外在尺度为依据的消费。而且，通过加强生态道德教育使消费者由于生态道德的接纳逐渐充实内在尺度的内容，进而选择一种重生存而不是重占有的生活方式，达到以简单的手段获得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实质，即手段简朴、目的丰富。倡导一种适度消费的简朴生活方式，绝不是要求人们去禁欲苦行，而是想为人类的幸福与利益展示一种理智的求取方式。因为，通过攀比、炫耀等方式追求物质上绝对平等的人的缺失在于丧失了自我：他不是在自身内部去寻找行为的理由，而是把外在事物作为尺度，将别人理解为自己行为的标准。同时，“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为此，最明智的富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可见，适度消费不仅符合自然的本性，符合生态保护的要求，同时也更符合人的本性，符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因而是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方式。
绿色消费是一场从人的消费开始的革命——从树立生态道德意识、选择绿色消费开始，经由绿色市场，推动清洁生产的发展，形成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经济转变，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目的。这场革命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加强生态道德教育、能否通过加强生态道德教育促进理性生态人的普遍成长。
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理性生态人实行清洁生产、绿色消费，还要求理性生态人树立公正信念。
3．公正信念
公正，是一个古老的道德范畴，其基本内涵是指人们在利益问题上所应该把持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也是社会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上所坚持的一种无偏无私的原则。理性生态人的公正信念是双向的，即不仅包括主动抵制他人对待自己的不公正态度和行为，也包括自己公正对待他人及其他所有生命体的态度和行为。
追求公正，是人类发展史上不变的信念。可持续发展则把公正扩展到了社会——人——自然一体化的广阔空间，并且从时间的维度上关心后代人的发展区间。因此，可持续发展设计的公正问题，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代内公正、代际公正与种际公正。其中，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设计的是人类内部的公正，二者都包括国际公正和国内公正两个维度；种际公正涉及的则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公正。在当今世界，只有在种际公正的关照下，即只有真正承认并重视自然或生态的价值与效益，才能实现代内公正，从而代际公正亦可取得根本支点。但是，国际社会在解决代内公正的问题上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当今国际社会代内不公正的突出表现是贫富差距明显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由于发达或富裕往往是建立在消耗生态资源的基础上的，所以贫富差距反映出了代内不公正的另一个表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享用生态资源上存在巨大差距。在生态资源有限的地球上，发达国家对资源的过度消耗，不仅严重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平等地享有资源的可能性，从而必然大大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且实质上制造了这些国家的生态灾难。因为，发达国家不仅排放了绝大部分的生态污染物，而且还或明或暗地进行了或进行着他们的生态污染转移。
国际公正既是全球一致行动的基本保障，又是一个国家选择适宜的发展道路、制定合理的生态资源管理政策的必要的外部前提。国际上的代内不公正，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巨大的双重生态压力：他们的资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不仅要符合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且要迎合远比国内市场大得多的国际市场的需求；为此，他们的生态资源不得不既要承受大得多的耗用型破坏，又要承受大得多的污染型破坏。并且，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技术、生态治理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更加剧了上述压力。这一切又反过来制造了一个更加不公正的世界。这个恶性循环的症结，在于生态资源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和体现，生态资源丰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反被视作贫困。这是发达国家释放的烟幕弹，如此，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把生态污染和破坏的主要责任转嫁、推卸给发展中国家，并因此而大声呼吁甚至施加压力让发展中国家大力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但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意味着原来的自然生态系统不应被开发，或者应继续维持现有的手工农业方式，从而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必须放弃向现代化发展的权利，并由此不得不承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所有经济成本。显然，现在的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需不需要保护生态”，而是“发展中国家为保护生态是否应该放弃经济发展”。这实际上表明，在代际公正与代内公正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执一端。发达国家更多地关注代际公正问题，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关注代内公正问题。
其实，代内公正与代际公正是国际公正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代内公正的实现，可以为代际公正的实现创造物质的和生态的基础及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条件；有了代际公正的指引，代内公正才能真正有效的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可以通过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找到各自的立足点。由于国家实力的差异和发展程度的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侧重点、追求的目标有所不同。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侧重于生态保护，通过技术创新减少单位产值中生态资源的消耗以及生态污染物的排放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通过改变消费模式、关心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洞等全球问题，追求发展的持续性。而发展中国家则侧重于发展经济，以消除贫困，解决温饱和人口、健康、教育、安全等社会问题，从而提高生态保护能力，追求可持续的发展。否则，若采用发达国家所言的模式，只能导致持续的不发展，造成更大的国际不公正。而在一个不公正的世界里，根本不会有人类发展的持续可言。可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看似截然相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却存在着共同的支点：持续和发展，即体现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实现人类与自然良性互动的心愿，所不同的只是各自强调的侧重点。因此，完全可以求同存异，以真正体现出人类利益的生态道德及其要求作为行动指南，承担各自的生态责任和义务，“着手局部、放眼全球”，共同创造一个公正、和谐的地球家园。
代内公正问题除了有世界性视角之外，也可以放在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区域内部加以审视。一般说来，目前许多国家或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还未完全理顺，即还没有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效应。这个问题在我国表现的异常明显。生态污染输出是发达国家逃避责任的一种常用手段，但我国许多地方在引进外资项目时，并不认真对其生态影响进行审查，有的甚至以虚假论证为公害性项目提供支持。更为可笑的是，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一些企业，居然仿效发达国家的方式向落后地区转移生态污染项目，落后地区竟也乐于接受，甚至主动招揽，活脱脱一个国际不公正现象的翻版。同时，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使国家的生态保护和治理举步维艰，全国一盘棋的要求依然停留在口头上和意识形态层面。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尽快使生态资源的价值在经济核算体系中加以体现。
公正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概念，也是对理性生态人的根本要求。代内公正是对理性生态人提出的一种普遍的道德要求，它以国内代内公正为起点，通过对种际公正的关照，追求国际代内公正，进而达到代际公正的实现。其中，实现种际公正，承认生态价值是实现所有公正的枢纽和转折点。然而，尽管生态问题具有全球性，但这个问题作用在生活水平不同的人身上，其感受程度并不相同，甚至会有很大差异。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由此带来的较高的生活水平，是社会公众认同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前提。贫困不但会造成人们对生态保护的漠不关心，缺乏生态保护的动因和热情，更危险的是会促使人们去进行生态破坏。所以，必须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加强生态道德教育，一方面提升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态消费需求层次，从而使他们把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与保护生态有机统一起来；另一方面拓展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态道德关怀视域，从而使他们把拯救地球、保护生态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结合起来。简而言之，通过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可以使全世界人民树立起全新的理性生态人的公正信念——承认生态的价值并且认可拥有和维持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的人们所做的贡献，同时坚决抵制和反对一切形式的生态侵略行为，只有如此，地球连同居住在其上的人类才会有灿烂的明天。
下篇活动性课程建设——理性生态人的培养策略
理性生态人的敬畏生命的思想信念和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理念的基本素养决定了生态道德教育应该有不同于以往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即要求生态道德教育采用一种崭新的培养理性生态人的策略。课程设计与课程改革是学校教育的核心问题，生态伦理观、主体教育观既是世界课程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我国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培养理性生态人要落实到现实的学校教育层面必须首先根据世界和我国的课程改革趋势完成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的构建工作。
一、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的初步构想
道德教育目标是道德教育课程设计的依据，道德教育课程是实践和实现道德教育目标的载体。生态道德教育实现了道德教育目标的根本变革，构建生态道德教育课程是贯彻落实生态道德教育、培养理性生态人的内在要求。鉴于活动对道德发展和道德教育的意义和世界各国对生态教育课程模式的探索及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德育传统，笔者建议我国的生态道德教育采用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模式。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是以学生自主参加的活动为基本课程形式、以思想政治课（或思想品德课）为依托，通过有目的、有组织的丰富多彩的生态道德教育活动发展受教育者生态道德能力、培养理性生态人的课程。
首先，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模式的提出是因为活动对道德发展和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以受教育者直接参与的丰富多彩的自主性活动为基本呈现形态，寓生态道德教育于活动之中。此处的活动指受教育者自主参与的、以受教育者的兴趣和生态道德需要为基础的、以促进受教育者生态道德发展和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进化为目的的言语交往与行动，包括参观考察、社会调查、样品采集、实验测定、资料收集、讨论交流、情景模拟、角色扮演、景观欣赏等多种形式。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具有自主性特征，而受教育者自主参与的活动是其生态道德形成与发展的根源和动力。生态道德产生于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迫切需要，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只有通过现实的受教育者自主参与的生态道德教育活动才能使其通过亲身体验认识目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的严峻性，从而对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利益的内在联系有深刻的认识，进而培养和发展真正的生态道德责任意识和义务感，为生态道德的真正践履提供坚实的内在支撑基础。同时，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还具有开放性特征。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面向受教育者的整个生活世界，从而使课程内容从教科书扩展到所有对受教育者有兴趣、有意义的生态道德教育题材，课堂则从教室扩展到家庭、社区及受教育者的其他生活空间，教学时间也在与学校其他活动及家庭生活、社区生活和受教育者的其他活动的联结中弹性地延展。这一切使得生态道德教育情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有助于发展受教育者的自我生态道德教育能力，进而有助于生态道德教育达到教育的最高境界。
其次，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模式的提出是基于世界各国生态教育课程模式探索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的理性思考。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生态道德教育课程主要有两种模式：多学科模式和跨学科模式。其中，多学科模式又称为渗透模式，是将生态教育内容渗透到各门学科课程之中，通过各门学科的课程实施，化整为零地实现生态教育的目标与目的。跨学科模式又称单一学科模式是从各学科领域选取有关生态科学的概念、原理等方面的内容，将它们有机地合并为一体，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课程。（二者的模式图见下页）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因其依托于思想政治课（或思想品德课）属于跨学科模式，可以避免由于生态科学知识分门别类地与各门学科融合而导致的生态科学知识内在联系的人为割裂，从而有利于受教育者树立整体的生态道德观念，养成完整的生态道德人格，最终有助于生态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理性生态人健康成长。
最后，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模式的提出也是对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德育传统深刻反思的结果。几十年来，我国的德育逐渐形成了以思想政治课（或思想品德课）为主渠道、各学科多方渗透的传统。然而，由于我国学校教育设置的课程课时多、分量重、难度大（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致使各学科教师为完成既定的教学进度和教学任务只关心自己的所教学科，而德育的渗透任务由于职责不清，常常难以落到实处。这种状况导致德育的重担几乎全部倾卸给了思想政治课（或思想品德课）。我国的思想政治课（或思想品德课）实际上属于学科课程，而且对学生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道德教育，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学校德育教学“书本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模式的盛行。这种模式强调对学生的控制性管理和知识的系统性传输，加之考试的形式至今没有突破泰勒早在六十多年前就批判过的回忆式纸笔测验的模式，最终使德育成为教师思想政治知识的单向传授和灌输，使德育退缩到单纯的认知领域，而把受教育者的道德行为想当然地当作认知发展的必然的逻辑结果。然而，这种理想的预设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就是在思维推理中也无法成立，因为“认知之于道德既非唯一的，亦非最终的因素”。德育的目的归根结底应是行为的改善而非知识的增多。而且，“灌输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学方法”，是我们必须摒弃的。作为跨学科模式的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则既可以避免多学科模式中由于各学科渗而不透、敷衍了事，难以保证生态道德教育质量和效果的弊端，又因为立足我国思想政治课（或思想品德课）的德育主渠道的传统，有助于减轻专门的师资培训的压力和因增设学科而增加的受教育者的学习负担，还可以避免多学科模式的内容零散、不系统的缺点，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引进活动课程模式，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灌输式道德教育的缺陷。
因此，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模式既关注了活动对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的意义，也吸取了国外生态道德教育课程多学科模式和跨学科模式的长处，并避免了各自的缺点，又立足于我国的德育传统和现实，是一种理论上合理、实践中可行的生态道德教育课程模式。
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培养理性生态人是一项全方位的系统工程，构建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只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而这一课程贯彻实施工作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培养理性生态人的生态道德教育目标能否由理想变为现实。
二、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的实施
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就课程性质而言，应属于活动课程，这与传统德育学科课程性质具有根本的区别，因而对实施这一课程的教师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要求。
实施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首先要求教师明确活动对生态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树立“以活动促进道德发展”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传统的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特征的灌输式德育是一种无视主体性的道德教育，事实上反映着社会本位和教师中心，不仅不能促进反而限制了受教育者的道德发展，只能最终生产出成批的犹如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安于习俗、服从权威的“标准件”或“机器人”。而生态道德教育因其道德教育目标——理性生态人的鲜明的主体性生态道德人格特征而与这种灌输式道德教育模式格格不入。同时，生态道德的强烈的实践性本质也内在地规定了生态道德教育只能在活动中通过活动并为了现实生活中的活动进行，除此之外，没有更佳的途径。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由于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活动，因而一方面可以为受教育者学习有关生态和生态道德知识提供有力的情境支持。因为，脑科学的研究发现，在某种关联中进行知识或信息的处理和整合，比起一步步地积累片段知识的学习，更适合脑的工作。活动因为较好地创造了“关联”的情景，有助于受教育者的知识整合。在活动生态道德教育中，受教育者通过自己的自主性活动进行的知识整合过程，不仅可以使已学过的分散的、割裂的生态和生态道德知识变为有价值的、有生命的生态和生态道德知识，而且可以获得新的生态和生态道德知识，从而不断扩充自己的生态和生态道德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还可以通过受教育者亲身参与和体验的活动，增强受教育者的生态危机感受力，从而激发出强烈的生态道德责任感，培养生态道德情结，进而使受教育者的生态道德行为获得持久的动力支持。另外，“中国中小学环境教育研究”课题组对我国10个省市15000多名中小学生所做的问卷调查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推行活动生态道德教育的现实紧迫性。该调查发现，“学生的环境知识水平与预期环境行为及参与意识相比较，知识水平要高于预期的环境行为和参与意识”，换言之，进行相关教育后受教育者预期的生态行为和参与意识低于其知识水平，这不仅是传统的灌输式德育造成的知行脱节的明证，更是道德教育实践对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的急切召唤。因此，为保证生态道德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实现培养理性生态人的预期目标，活动生态道德教育教师必须树立“以活动促进道德发展”的道德教育新观念，并以此指导生态道德教育实践。
实施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还要求教师转变传统的教师观、学生观，建设新型的师生关系。传统灌输式德育模式中，教师是真理的代言人，问题答案的者和发号施令的权威；学生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或“等待灌输的容器”，是课堂上的孤独个体；师生关系是地位悬殊的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和知识或信息的单向传递关系，教师习惯于把“咀嚼”过的知识“喂”给学生，学生也习惯于消化这种“流质”、“半流质”，而自身的“咀嚼”功能却趋于退化。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所要求的教师角色借用威廉姆•多尔（W•Doll）的界定是“平等中的首席”（firstamongequals），即教师从外在于学生情景转向与情景共存，不再是外在的专制者，而成为内在于情景的领导者，成为学生自主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指导者、促进者。学生则成为活动的主体，积极自主地参与各种生态道德教育活动，从中获得丰富的生态道德情感体验，生发出主体性的生态道德需要，从而推动受教育者提升自身的生态道德觉悟和水平。师生关系也随之焕然一新：民主、平等、合作、对话的师生关系得以确立，师生交往互动也获得了实质性的内容，从而有助于为生态道德教育创造良好的背景和条件。因为，生态道德教育要培养人的责任感，首先是对自己的责任感，准确地说是对自己长远利益的责任感，即生态道德责任感，这要求必须培养和发展人的自我控制能力，使个体逐渐超越自我（“小我—self”）的界限，从而在自我的不断开放和更新中，与他人、与社会，并最终与自然达到一种对话、沟通和理解，进而融合为一体，达到自我（“大我—Self”）实现的境界。而师生间民主平等的合作对话关系是发展个体自我控制能力的必要条件。只有在民主、平等、合作、对话的师生关系中，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沟通和理解才成为可能，学生才能学会平等地接纳他人、宽容差异，才能学会尊重和理解他人，克服自我中心，才能进而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与自然对话、沟通和理解的能力，并最终生发出自主自觉的生态道德责任感。
然而，活动生态道德教育强调学生主体的自主活动，强调民主、平等、合作、对话的师生关系，绝不意味着否定和取消教师的作用。因为，否定和取消教师的作用意味着放弃教师的责任，将会使学生的活动陷入随意性和盲目性，使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从专门的生态道德教育活动的高度降低到学生游戏的自发性活动的水平，从而失去生态道德教育活动的根本特性，最终导致生态道德教育活动存在意义的丧失，导致取消生态道德教育的结局。所以，活动生态道德教育格外重视教师的指导作用。重视教师的指导作用不仅意味着生态道德教育是有方向和目标的，而且意味着教师对学生的生态道德发展负有责任。教师只有扮演好指导者的角色，发挥好指导作用，才能既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人格，又肩负起学生在向理性生态人成长过程中的培养责任，从而保证生态道德教育的方向，保证理性生态人的生态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因此，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较之我国传统的灌输式德育实施起来要困难的多，从而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的实施不仅要求活动生态道德教育教师跳出原来的思想政治学科的圈子从整体上和跨学科的层次上认识生态现象、生态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重视自身知识的整合，从而迅速改变原来只掌握思想政治学科的内容所带来的严重的知识缺陷状况；也要求活动生态道德教育教师具有较强的活动组织能力和参与意识以及在各种意外情况下指导、促进活动继续进行从而保证生态道德教育目标实现的能力；还要求活动生态道德教育教师具有较高的研究素质和创新精神，因为，生态道德教育在我国尚处于初创阶段，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供借鉴，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会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活动生态道德教育教师进行探索和创新。
显然，现在的单纯的思想政治课（或思想品德课）教师在素质上离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对教师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而教师的素质是顺利实施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的关键因素，为此，做好活动生态道德教育教师的培训工作对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培养理性生态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已将教师培训列为生态教育的当务之急，作为优先工作来抓。国外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已尝试建立适应生态教育的综合系科，对未来的教师进行职前培训、对现在的教师进行在职培训，且效果显著。基于我国的思想政治课（或思想品德课）教师的培养任务由师范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承担，笔者建议师范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应增设与活动课程、生态学、生态道德及生态道德教育有关的课程，以便对未来的思想政治课（或思想品德课）教师上好活动生态道德教育课程进行必需的知识教育和职业培训。而对广大在职的中小学思想政治课（或思想品德课）教师的培训宜采取短期脱产、组织活动生态道德教育研讨会、下发活动生态道德教育材料、组织活动生态道德教育专题报告会等多种形式灵活进行。
生态道德教育是一项全面的终身教育，要注意学校教育各阶段的连续和衔接。一般说来，学前和小学低年级的生态道德教育应重感性，主要通过室外游玩、观看形象的图片和录相以及参与生动的节目表演等形式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与自然中存在的严重的生态问题，陶冶生态道德情感；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的生态道德教育重在知性，主要通过调查、讨论主要的生态问题，理解自然的运演规则（即生态规律），认识遵守生态道德规范的重要意义；大学的生态道德教育重在生态理性的积淀，通过生态与生态道德文化、生态伦理思想史、生态价值观、可持续发展道德观、美学价值观等多方面的渗透及参与解决生态问题的现实体验，增强生态道德责任感，提高参与生态保护的意愿。另外，中学和大学（特别是大学）的生态道德教育还须有课外实习计划，通过走近或走进大自然（最好通过三类自然：城市文化景观——乡村自然景观（半人工自然）——荒野大自然（天然自然），进行比较体验），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生发出自觉自愿的生态道德意识和保护生态的道德责任感，实现社会道德人向理性生态人的转变。
结束语
生态道德意识的发展是一个从浅层向深层的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类的个体利益、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与地球生态系统要求的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使得生态道德意识的成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扶摇直上，而是会出现波动和反复，有时甚至会出现暂时的倒退，但这一切都不应动摇我们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培养理性生态人的坚定信念。因为，如果不能从内部对人类的道德价值观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能暂时延缓全球生态的恶化势头，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地球生态系统共同体的命运。因此，保护地球生态系统决不应仅仅是一种开明自利的权宜之计，更应是人类必须用生命加以承担的生态道德义务。唯有如此，《森林与人》杂志封面上的那则现代寓言故事才永远不会在现实中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