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发展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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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筑信仰

如今世风日下、道德滑坡，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的内在原因的，即信仰的缺失，信仰是道德的基础，信仰缺失造成了道德溃散。道德是自律，是人内心里自我约束。可人们为什么要约束自己？这其后有着意识根源，即信仰。人因信仰而遵从。

信仰是道德的前提与基础。信仰是人对生活及生命意义的解读，它表现为现有物质利益乃至现实世界以外更高价值的敬畏与追求，由于有了超越于现实功利以外更高尚与长远价值目标的追求，人们才会约束在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欲望，人们才会约束自己本来具有的所谓“理性”，即自私的本性。简而言之，人是因敬畏而克制，道德因信仰而生。没有信仰的人，不信“上帝”的人，其实他自己就“上帝”，这种人是不信“邪”的，任何功利二字以外的东西皆免开尊口。俗话说：“不见兔子不撒鹰”、“无利不早起”，这种人当然不会接受别人制定的规则，当然不会慎独，当然也不会有什么道德。

既然社会道德状况好坏与人民的信仰有关，以德治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精华的基础上，为中国人建立一个新的信仰体系，并大力提倡、实际引导，使我们当代中国社会的功利心有所消退，空灵之气有所上升，使人民的精神有所皈依，为人民建立起一个精神的家园。

二、扬善抑恶

要在中国重构信仰，但中国今天毕竟改革开放了，如今实行的已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理性与属于精神价值领域的信仰、道德一类是绝对不搭界的。因此，以德治国就要处理好一个基本的关系——市场理性与信仰道德，两种相异的基本价值的平衡，必然要实现理性与道德的妥协。现在中国急需找到这种妥协的策略原则。

世情汹涌、恶俗流行，等待经济发展后人民道德高尚，实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况且，如此社会氛围经济发展也难于健康持久。因此，大陆的道德文化建设必须在“二难”之间进行——既要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要改变人民的观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追求物质享乐是人之“本性”，是人之常情，根本用不着鼓励，相反要加以限制与抑制。改革开放之初提出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极其特殊的现象，决非历史的常态。中国历朝历代的常态是“存天理，灭人欲”。如今当然谈不上“灭人欲”，但再也不能火上浇油了，否则真要欲火焚身了。

老子说：“人之道，损不足补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以德治国要行“天道”——扬善抑恶，名利分流。

扬善抑恶，是提倡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反对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商品拜物教形成的货币崇拜，促使人们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只重结果不顾手段，用金钱的光芒装扮自己，可以洗刷一切不道德的罪名。而不择手段的非道德成功，又会进一步产生示范作用，进一步加剧社会非道德化倾向，使后来者变得更加急切和贪婪，从而造成了更大混乱与无序，使社会交往和竞争陷入恶性循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实用主义的价值标准是腐蚀大陆社会道德的一剂毒药。

目前大陆是一个唯“实”的社会，“实”字充塞视听，俗不可耐。殊不知清谈误国，庸俗也会害国。过分的贬“虚”、求“实”，舍“名”、逐“利”对一个社会来说也是一种片面性，是一种浮躁。务虚与务实不是截然对立的。如果务虚是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就应当提倡；如果注重名节是遵守道德规范、讲求原则，就更应当表彰。

社会本应是多种角色的复合体。社会分工使人们在职业、身份等方面有所差别，担任不同的社会角色。各种职业与角色都为社会所需要，都有自身的社会价值，都应得到社会的尊重，也都应当自尊和具有职业的荣誉感和职业道德。多种社会角色、多种社会职能自然形成了价值选择的多样性，社会评价的多重性。从事不同职业、担任不同社会角色、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都应安居乐业、各得其所，这本应是任何一个成熟稳定社会的正常现象。

但遗憾的是：目前大陆社会的角色意识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混乱，过分地向金钱、权势倾斜。大款、权贵成了绝对英雄，这是极其不正常的现象，甚至是危险的。成语道：安分守己。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已注意到社会成员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的重要性。《论语》：“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这里讲的“不均”不是指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而是指人们不能安分守己、各得其所。收入高、权力大本不应是惟一的社会价值，更不能抹杀其他职业和身份的价值，但现在有钱、有权即是一切，社会舆论对金钱、财富、权势阿谀献媚，“中关村”一下出了50个“英雄”。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对普通、平凡的劳动者的疏远、甚至鄙视。一次大陆某地中学生中的职业取向的调查中显示，工人被排列最后，仅占2%左右。高收入、高地位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是稀缺资源，注定与大款、高官无缘的社会大多数成员本应有其他的生活意义，也应自己的人生追求，但目前是社会舆论一边倒，风气对钱、权趋之若骛。有的乡村的农家墙上赫然刷着大标语——“谁致富谁光荣，谁受穷谁无能”。富者为尊、有钱有理、名利双收，贫者为贱、没钱可鄙、名利皆空。如此荒谬的逻辑、如此恶劣的风气，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精英的张狂、浮夸、虚妄；另一方面造成了普遍民众的心理焦虑，结果必然是物欲汹涌、人心惶惶。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照此以往，天下不乱何哉？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如今中国社会也不可能走回以前的老路上去，阻止人们对金钱与物质利益的追求。面对现实，应当采取的是“德利分流”的原则，将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分别引向两个方向，疏导人们欲望。通过建立分别的竞比系统，使不同的社会群体获得各自的生活目标、工作的动力，从中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获取生命的意义。平凡的劳动、无私的奉献、高尚的行为，应当成为社会道德表彰的主要对象。有德者高扬其名，获利者专获其利。少获利者多得名，多获利者少得名。不可让少数人名利双收，让多数人名利皆空。三、达至宽容

治大国若烹小鲜。现在大陆政治多欲、多求，在很多情况下脱离了实际。脱离实际，明明办不到，却层层加码，强制执行，搞出了许多矛盾问题，最后往往还是落实不了。如此乱翻小鲜，造成许多副作用。民谚云：“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

尽管现在我国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内建设、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工作承受着很大压力。但是仍然要实事求是，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在总体上加强了。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达到了“小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初具模样。“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目前的情况下，大陆有条件实行相对宽松、相当宽容的方针和政策。历史上的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所表现出的社会气氛和政治运行的节奏也是相当舒缓的。

实施宽容的德政，最根本地是要对原有的和现有的制度、体制有一个宽容的态度和科学的态度。20多年来改革是我国社会的主旋律。久而久之社会形成了求新、求异心态，社会意识和政策多表现为易动善变。这种社会心理和行为的另一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原有的制度、体制的苛责苛求、在改革中试图尽善尽美。这一倾向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和经济学界的改革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中。改革以来经济学界不断地提出对原有及现有的经济体制存在的各种问题、矛盾以及弊端的批评，要求改正、改革，并设计出大量的针对原有弊端的制度安排和所谓体制创新。应当肯定，这些改革和创新许多是有成效的。但同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也出现了片面性。其实，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许多改革的新措施在改掉旧弊病的同时又到来了新毛病。现在有许多问题并非旧体制固有的问题，反而是对旧体制进行改革本身造成的。

目前农民负担过重是个大问题，减轻农民负担几乎已成全社会共识，政府年年三令五申“减负”，但结果不佳。其实，“减负”之所以处于两难境地，是因为有矛盾性的制约条件。政府及社会管理需要资源以维持其运转。当前，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及附属机构开支愈益增加，各级预算开支能够“吃饭”与“办公”已算充裕，至于“办事”则普遍没钱，而政府“吃饭”、“办公”之目的毕竟是为了“办事”。由此，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必然要在正常税赋之外再行提留。换言之，目前基层政权及附属机构的自行提留并非没有合理原因。但问题是此门一开便同时给了各级官员和机构中饱私囊的机会，而在同一过程、同一行为中，是很难区分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难于扬“善”而止“恶”。这是造成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而屡减不轻的深层原因，或按现在流行说法的“体制原因”。现在众口一词声讨基层官员增加农民负担、中饱私囊。而基层官员也有诸多抱怨，如今农村工作集中在三件大事上：要粮、派款、刮宫流产。其实，这活儿也不好干，上下埋怨，夹板受气。

可见，事物都有两面性。一个制度、体制的弊端，从另一方面看可能就是这个制度的体制的优点，把一个制度、体制的缺点改完了，这个制度、体制优越性也就没有了。企图通过不断的改革，消除一切弊端，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制度或体制，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也是不现实。因此，大陆学界急需改变以往经济学界存在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改革观，祛除片面性、绝对化。要建立起科学的改革观，有问题、有弊病是任何一个制度、体制的常态，有问题和弊病并非意味着制度与体制行将灭亡。要对原有的和现行的制度、体制中的各种问题、弊端进行科学的分析，有个客观的、历史的、宽容的态度。有些问题和弊端是需要解决和消除的，有些是要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逐渐解决的，有些则将是长期存在，无法或难于消除的。应当允许制度与体制中存在问题和弊端。三、达至宽容

如果以德治国能够抑恶扬善，给大陆带来一股空灵清净之气，使政府宽厚、社会宽容，那真是中国之福气，人民之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