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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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志高远，求新求真

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希望自己能“浮舟沧海，立马昆仑”，〔1〕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在看来，青年人立志“当计其大舍其细”。所谓“计其大”，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救国救民，服务社会，而“舍其细”就是抛弃个人私利，不要去追求金钱地位和高官厚禄。而的志向则是挽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使中华民族走上振兴之途，中国人民趋于幸福安康之境。

在中国近代史上，绝大多数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是因为目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而拔剑而起，走上革命道路的。从爱国到革命，是他们共同经历的人生道路。也不例外。他最初的爱国思想是在东北求学期间产生的。从淮安到沈阳，是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不仅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2〕而且开阔了视野，他开始阅读革命书籍，接受革命思想。1917年8月，在赴日留学前来到沈阳，给同学郭思宁写下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3〕

确立了救国救民的理想之后，关键是如何去实现它?认为：要把理想变为现实，必须做到“求真、重行、勤学、求新”。

“求真”就是探索和追求真理。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年轻的决心上下求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引起了的强烈兴趣，他想研究其中的奥秘，因而决定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他写下了那首豪情万丈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4〕在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阅读了《新青年》和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犹如“一线穿云而出的阳光”，使年轻的有豁然开朗之感。他想通过了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真相，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用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在欧洲，他用半年多的时间对各种思潮进行反复“推求比较”，终于在1921年秋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一旦确定自己的信仰，则矢志不移地为之奋斗，“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5〕。信守自己的诺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险恶，斗争形势多么错综复杂，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6〕。即使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仍然对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7〕

“重行”就是将理想付诸实施。说，“我平生最烦恧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8〕，不去脚踏实地的做，不去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再美好的理想也是空中楼阁。因此，一旦看准的事情、认准的目标，就要“拼命去做，不计利害”，而且要有恒心，“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9〕。在看来，只要志向坚定，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够将理想变为现实。

“勤学”就是勤于学习和思考。知识学问既是理想的翅膀，又是实现理想的工具，不学无术，即使有报国的热情，也是不能救国救民、服务社会的。认为：“欲筹一生之计划，舍求学其无从。”而学好知识，前提在于勤奋，一生之计在于勤。“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足矣。”尤其在青年时代更要勤奋，不仅要勤于学习，更要勤于思考。反对在读书时囫囵吞枣，认为那样不仅虚掷光阴，徒劳无益，而且不求甚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求新”就是弃旧图新，使自己的思想跟上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在日本留学时曾在“新中会”发表过一篇演讲，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落后，原因在于不能图新；而西方文明之所以发达，原因在于互相竞争，“一天比一天新”。他希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10〕。他给自己提出了“三新”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11〕在“求新”的思想驱动下，年轻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肩负起“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

二、谦逊淡泊，忍辱负重

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巨大的历史功绩，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却从不居功自傲。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他总是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从来不提自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谦逊品格和崇高风范。1951年9月，京、津两地举行高等学校教师座谈会，邀请作报告，他谦虚地说自己只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12〕。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再次指出：“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13〕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他能上能下、能屈能伸。由于的卓越才能，他在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层工作了近五十年，而且不是没有机会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总是以人民利益为导向，以服务大众为自己的工作目的。不仅如此，他总是甘当人梯，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他有意把瞿秋白推向前台，担任临时中央负责人，而自己则退居幕后，担任助手。在遵义会议恢复了的领导职务后，虽然他被党内委托为最高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为了发挥的军事指挥才能，仍自觉地退居于助手的位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更是心悦诚服地服从的领导，处处维护的领导权威，突出的形象。他不摆资格，不计名利，服从中央的工作安排，协助做好内政外交工作。他夜以继日、不知疲倦的工作，却谦虚地说自己“做的事实在太少了”。每当人们谈到他的功绩时，总是岔开话题，说自己是在领导下做具体工作的。

三、尽忠尽孝，至情至义

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报恩意识非常浓厚。希望在自己长大之后，报答父母和长辈的养育之恩。他在旅日日记中写道：“佛说报恩为无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俗话说得好：‘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14〕在一岁时，就过继给叔父做儿子，虽然养父养母很早就去世了，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为了纪念养母，在旅日留学期间，将养母在少女时写作的诗文带在身边，经常焚香拜读。参加革命后，为革命事业东奔西走，一次也没有回过家乡，为死去的亲人奠祭。对此，十分伤感和自责。1945年，他在重庆对记者说：“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十岁时，到东北投奔伯父，伯父母没有儿子，视为己出。对伯父的“覆荫”之恩，他在一篇作文中给予了深切的记述。1917年秋，在赴日留学前，先到东北探望伯父。在旅日期间，他经常给伯父通信。除夕之夜，他遥想伯父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身边无一亲人，因而无法入睡。

对生父周贻能，更是父子情深、倍加孝敬。1918年暑假，从日本回国探亲，父子俩在北京欢聚。但人间总是聚少散多，在日记中记述了父子分离的痛苦：“最是伤心此日。”“今早生父以四钟行，往南京去。‘昨事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此情此景不知若何难受。孤单单既离吾家，又复远吾爱友，伤心之极不复再有言矣!”〔15〕1938年5月，他将父亲接到身边，以尽孝道。遗憾的是，这种父子天伦之乐的时间仅仅四年，周贻能就因中风而不幸去世。父亲去世时，因病正在医院动手术。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放声大哭，泪如泉涌。他不顾医生的劝阻，执意出院，抱病为父亲守灵，料理后事。

大概是从小失去亲人、四处漂泊的缘故，十分看重友情，喜欢结交朋友。他认为朋友可以激励自己的斗志，“有友为励，益奋吾志”，因而与朋友交往是人生的一件快事。在交友时，主张以心交心，贵在知心，以诚待人，以情动人。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的朋友是最多的，他既有生死与共的战友情，又有情深意挚的同志情，还有因感于的人格魅力，从对手变为朋友的。

与叶挺的友谊体现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1927年，他们共同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患了恶性疟疾，连日高烧不退，是叶挺、聂荣臻冒着生命危险，一直护卫在身边，并将他护送到香港。“皖南事变”中，叶挺被国民党无理扣押，在新华日报发表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积极营救，使叶挺终于重获自由。叶挺夫妇牺牲后，又为抚养烈士遗孤倾注了大量心血，可谓是生死之交。

最让人感动的是给杨立三抬棺送葬的事。长征过草地时，因重病不得不坐担架，当时任兵站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自告奋勇给抬担架。在饥寒交加、随时有可能陷入沼泽的情况下，杨立三深一脚、浅一脚，磨破了双肩，把抬出了草地，而自己却累倒了。19年后杨立三去世，身任国务院总理的不仅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而且坚持要给杨立三抬棺送葬。他深情地对参加追悼会的同志说：“在长征途中，我病了他可以抬我，为什么他临终，不能让我抬他呢?”有恩必报，平等相待，它体现了对同志的至情至义。

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之所以成为矗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道德丰碑，主要是因为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以及“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自我牺牲精神。马来西亚华人领袖庄汉良先生把比喻为蜀汉时期的诸葛亮，“他由学生的时代，就已献身于国家，为人民做事，担任了二十六年的国务总理，公而忘私，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比于西蜀丞相诸葛武侯”〔16〕。

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乐于助人，热心公益事业。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他经常抽出课余时间帮助那些成绩差的同学补课。他认为人生在世，不能像草木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和大家的参与，因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17〕。在毕业时，《同学录》这样评价他：“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青少年时期的乐于助人、热心公益事业，为他以后形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奠定了基础。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公仆意识更加自觉。他认为共产党员对人民应该像“孺子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现在“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象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18〕。一生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关心群众疾苦。特别是在担任总理之后，更是时刻心系人民群众。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第二天，冒着余震的危险到灾区慰问灾民。他穿过一堆堆残垣断壁，挨家挨户地查看，逢人便问：煮米有没有锅?烧柴有没有灶?吃饭有没有碗?他到临时医院看望伤病员，和他们亲切握手，询问伤情。灾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说难以报答总理的恩情，回答说：“为人民服务是应该的。”

一生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在三年困难时期，带头不吃鱼、肉、蛋，每月的粮食定量规定为25斤，而且三分之一是粗粮。即使是招待客人，也是普通的四菜一汤。在穿着方面，注意干净整洁，但从不穿名贵衣料。由于国务和外交活动的需要，在公开场合他一般穿庄重的制服，但在家休息则穿普通的旧衣裤，有的还打了补丁。为政清廉，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没有子女，但对亲属要求非常严格，制定了“十条家规”，主要内容是：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来人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到食堂排队买饭菜；不许请客送礼和动用公家的汽车；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的关系；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谁违反了这些家规，都要受到的批评。对自己和亲属严格要求，近乎苛刻，而对祖国和人民却无限忠诚。为了祖国的繁荣、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奉献和牺牲精神。

建国以后，担任国务院总理。总理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各种行政性、事务性的工作十分繁重。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他是最忙的人，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2至16小时之间。

由于过度劳累和操心，终于积劳成疾，除了心脏病外，他还患有膀胱癌和结肠癌。虽然重病缠身，仍不能休息。根据他的工作日历统计，从1974年1月1日到1974年6月1日的五个月中，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外，他总共抱病工作了139天。其中，工作不足14小时的只有9天，工作在14至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在18至24小时的有44天。这是一个正常人都难以承担的工作负荷。他为党和人民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做人民的孺子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生前没有子女，也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私人财产。然而，他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了一座巍峨的道德丰碑，他的人生精神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放光芒!

〔参考文献〕

〔1〕〔4〕〔8〕〔9〕〔10〕〔11〕〔14〕〔15〕〔17〕早期文集：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297，300，331，328，367，331-332，307，398，47.

〔2〕〔3〕同李勃曼谈个人经历〔J〕.瞭望，1984，(2).

〔5〕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46.

〔6〕〔12〕〔13〕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27，60，125-126.

〔7〕石仲泉，陈登才.的故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372.

〔16〕举世悼念总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3.

〔18〕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1

〔论文关键词〕；人生哲学；公仆意识；自我牺牲精神

〔论文摘要〕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腾飞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奋斗了一生，而且以自己的宽阔胸怀、谦逊品格、尽忠尽孝、至情至义、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两袖清风、无私奉献的道德情操和人格精神在中国人民心中构筑起一座巍峨的道德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