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传播哲学与方法论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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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分异、延搁加深了符号的不确定性。如此一来,符号就不存在所谓恒定性的本源意义,一切符号意义都是在一个巨大的符号网络中被暂时确定,又不断在差异和延宕中出现新的意义。简言之,德里达通过"延异"体现了解构的基本立场: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终极不变的意义;符号只存在不断分延着的符号语境中的流动着的意义,意义选择充满了无穷可能性。

一、播撒(dissemination)

这是对"延异"一词的进一步扩展。在德里达看来,播撒是一切文字固有的功能。由于文字的延异所造成的差异和延缓,意义的传达便不可能是直线传递的,不可能像逻各斯中心主义所宣称的那样由中心向四周散开,而是像种子一样,将不断分延的意义四处播撒,不断地以向四面八方散布所获得的零乱性、松散性来反对中心本源,并拒绝形成任何新的中心。作为解构策略的重要之维,播撒以瓦解一切的主宰姿态,"试图挫败这样一种企图:以一种颇有秩序的方式走向意义或知识"[1]5657。换言之,播撒试图进一步消解那种通过等级秩序而获求明晰的意义去把握真实的可能性,显示出在无始无终的符号延异网络中的文本自主性。播撒揭露了文本的零乱、松散、不完整、非自足性,标志着一种不可还原和生生不息的意义多样性。

二、踪迹(trace)

所指被延搁所造成的符号残缺不全,使其永远成为指涉其他符号的一组踪迹———对德里达来讲,语言一旦以"延异"为基础,符号就变成了"踪迹"。一个符号总是要借助其他符号来界定其意义,在它上面留下它们的"踪迹"。踪迹指向延异,它永远延搁意义。这样一来,文本就不再是一个超验所指的给定结构,不再是一个意义明确的封闭的单元,而是一系列的"踪迹",它没有一个终极的意义,只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四)替补(supplement).一方面替补既是一种补充增加,是存在的增补和积累;另一方面,它虽是附加的、次要的,但在增补过程中又成了取代者。替补因存在的空虚而起,是存在不完善的证明,这样作为替补的东西和被替补之物之间的绝对区别就消失了。"替补"否定了形而上学所信奉的绝对真理的神话,将追问本源、抱持永恒意义的回归之路置换成一条永远走向不确定性、增补性、替代性的敞开之路。

简言之,通过延异、播撒、踪迹、替补等策略,解构主义揭露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所假定的结构的确定性、封闭性、中心性的人为荒谬性,将其还原为敞开的、非中心化的、充满差异的、无限流动的,它产生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意义网络。解构主义进而瓦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所信奉的绝对真理、绝对意义的神话,表明固守绝对意义是一个不可能的、自我毁灭的梦想。在解构运动中,"意义"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再也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多重的、不稳定的和扩张的,它存在于运动的过程中。而意义的运动正是传播学的研究内核。传播学以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和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传播活动是人们相互沟通、传达指令、享受娱乐、展开讨论、获取信息的日常行为。但是,无论我们选择传播现象的任何层面对其进行考察总有一点是我们始终无法回避而必须确认的,那就是在复杂多样的人类传播活动中,相伴始终的是‘意义''''的动态活动过程。"[2]56传播是人类社会的信息交流活动和过程,同时,人类社会的传播也是一种精神交往活动,一个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编码／解码"的"‘意义''''的运行过程"[2]56。信息的流动与意义的运行构成了传播的两种属性。但是,就人的世界的角度来看,就传播学的人学角度来看,信息的流动仅仅是传播的物理形式和载体,它所承载的"意义"更体现了传播的人文价值:意义体现了人对世界的认识、理解和构建,"体现了人与社会、自然、他人、自己的种种复杂交错的文化关系、历史关系、心理关系和实践关系它是人类交往的纽带,文化传播的桥梁,自我理解的媒介。没有意义,人类社会不但无法继续下去,而且也无法存在。因此,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意义的社会"[3]23。意义"具体体现为人类思想传递和交流载体的符号系统"[2]57———意义的构建活动"是由广义的人类传播活动来实现的"[2]57。而人类的传播活动也正是由于意义的构建活动体现了人和世界的关系,才成为人类的基本活动。因此,信息流动只是人类传播活动的表层现象,传播更是人类社会意义构建的活动和过程;传播活动中的意义构建是我们研究传播问题所不可忽视的领域。就此而言,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也就构成了某种传播哲学。这种传播哲学对意义的构建进行了深刻的重新思考,凸显出意义的开放性与多元性:无止境的差异与延缓取消了符号意义的确定性,一切符号意义都只能说是在一个巨大的符号网络中被暂时确定,又不断在差异和延宕中出现新的意义。意义不可终极,它的选择充满了无穷可能性;延异所造成的区分和延搁,使意义的传递不是遵循一定的等级秩序,而是向四面八方播撒开来,零乱、松散,没有中心本源,也不以形成任何新的中心地带为目标;所指被延搁,符号只构成了指涉其他符号的一组踪迹而非提供一个终极的意义。文本不是一个意义明确的封闭的单元,而是成为一系列的"踪迹",它们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这些"踪迹"是非自足性的,它们处于不断的"替补"运动中———本文敞开着,本文外面的东西不断涌入对原有的踪迹进行替代、增补,意义就是这样无限流动、生生不息。

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对意义的深入思考与探索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宏观的传播学研究。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它展现给传播学研究者的是一种新的意义观。在其理论视野中,意义是不可终极的,它敞开着,无限流动,以零乱松散对抗着中心性和等级秩序,并且具有生生不息的多样性。这是一种迥异于形而上学传统的、充满生机的意义观,一种新的传播理论的视野。长期以来,逻各斯中心主义统治着人们的思维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它信奉意义的确定性、封闭性、稳固性、中心性,追求通过等级秩序深入中心而获得某种绝对的真理。相对于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凸显开放性与多元性的宏大而开阔的意义世界,这种追求所谓恒定性的本源意义、终极意义、绝对真理的意义观显得荒谬而狭隘。换句话说,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解放了一直以来为在场形而上学所封闭、僵化和教条化了的意义,复活了意义的广阔自由和无限可能性。因此,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关于意义构建的重新思考不仅已经构成了一种宏观的传播研究,而且是一种富于解放性内涵的传播哲学。

三、方法论启示：建构包容“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的传播情境

传播,是人类社会构建意义的活动和过程;意义的生产与交流,是传播学的内在研究领域。"但是,长期以来,传播学研究领域对传播问题的认识,就具体的传播现象的构成研究较多,而对深层意义构建关注较少。"[2]57在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看来,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是美国自19世纪以来对"传播"的认识的两大主要倾向,而其中传递观的研究又占有明显的主导地位。所谓传播的"传递观",即把传播活动理解为"传递",认为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而就目前传播学界的研究来看,相对而言,较多地展开的也是对传播作为信息传递的基本模式的研究,而对建基于信息流动基础之上的意义生产活动关注较少[2]57。反观德里达解构主义传播哲学,其富于解放性内涵的意义观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开启一种立意高远、视角开阔的意义研究,而这种研究将有助于推动当前传播情境的改善。正如德里达所说,"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4]18,解构主义传播哲学是一种富于建设性的传播学意义研究,它呼唤以一种充满生机的思维方式建设包容"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的多元化、没有压迫的传播情境。

(一)释放意义自由,还原无限

德里达解构主义传播哲学既提示了一种编码方式,也提示了一种解码方式,即释放意义自由、还原意义的无限可能性。换句话说,解构主义启示我们无论是在编码还是在解码运动中都应打破意义的牢笼,避免各种固定的、僵化的思维模式抑制意义自由、思维自由。编码过程亦即文本的书写过程"是一种‘延异'''',即‘产生差异的差异''''。这种‘延异''''在时间和空间上既没有先前和固定的原本作为这种运动的起源性界限和固定标准,也没有此后的确定不移的目的和发展方向,更没有在现时表现中所必须采取的独一无二的内容和形式"[5]。因而在传播活动的编码过程中要正视"延异"的这种特性,避免走入追求固定的界限、固定的标准和固定的绝对化的误区。另一方面,在解码过程即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德里达说:"没有一种自在的、对一切时代都适用的对存在和世界的阐释,阐释并不意味着在事物或文本的外壳下找出一种完整的、固定不变的意义"[6]35。按照传统阐释学的观点,阐释文本就是找到原作者在原文本中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并使之绝对化和标准化,其目的就是要限制文本所表达的意义的歧义性、多意性和不确定性。如此阐释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传播哲学来观照显然带有狭隘的非正义性:阐释文本的重点并非发现原文本所谓的完整、固定的意义,而是使作者及其历史条件获得重生,使文本的书写过程在被阅读和阐释的差异化中复活[5]。解构的原则启发我们改变并且放弃追求一种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意义的自我封闭的做法,复活意义的自由,还原意义的无限可能性,无论在编码还是解码运动中都应避免将无限以某种有限的形式给出,或是将某种有限夸大、抬高成无限。这里必须澄清的是,释放意义自由、还原意义的不可终极性,"并非荒谬地试图否认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特性、意图、历史的连续性这些东西的存在"[7]175,而是要反对意义的僵化,承认并且正视意义处于永恒的运动过程中,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生长的过程:你尽可以说你已经接近了真理,但你却无法声称你已经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这样一种对意义的哲学认知有助于从根本上极大地提升传播活动以及相应的传播学研究的宽容度和开放度:对意义的无限可能性有所了解,我们不仅能够对传播过程中的编码和解码运动所体现出的差异化和多样化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持更宽容的态度,尊重意义的多元化,而且可以使我们不再视意义的不断更新变化(例如时下流行的对经典影视作品的翻拍)如洪水猛兽。因为解构的原则使我们看到了意义天然地是敞开的,处于无限流动和不断的生成中,这是不可抵挡、无法变更的事实。我们需要做的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正视意义的历史性变化,容许意义的重新阐释和重新建构,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和堵截。

(二)复活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

意义是基于对象的解释和思想。在解构主义传播哲学看来,既然没有一个本源性的意义,本文便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东西,阐释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沿着原文本留下的一系列踪迹,在自由游戏过程中创造新文本。或者说,阐释者对原有的踪迹进行主观性的增补,生成属于自己的意义。这种意义始终都是构建性的,打上了他们各自特定的精神性情、主观志趣的烙印,因而是独一无二的。在解构主义的视域中,意义的构建具有个体性、精神性特征。同一个信息或者说同一个踪迹极有可能在不同的个体那里引发不同的主观替补,从而构建出不同的意义。意义的个体性与精神性已经融进了解构主义传播学的基本视野和理论品格中。反观目前正统的传播学领域,主流传播学研究并未充分关注到意义构建的个体性与精神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经验主义研究范式虽然十分重视受众研究,但在其实证研究模式中,受众只是被简单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外在事物,"沦为没有个性差异的可以进行统计测量的存在"[8]。可以说,在迄今为止的主流传播学中,受众是以非个体性、非精神性的形象出现的;受众概念的非个体性与非精神性是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一个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基本视野。虽然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受众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和改观,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研究方法的转换,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并没有在主流传播学那里获得独立的品格。个体性与精神性既是人类个体存在的基础,也是文化科学存在的基础,更是人类的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变化发展的动力学基础[9]。丧失了对个体性、精神性的关切,就不成其为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传播学是一门文化科学,是人的科学,是精神科学,也就应该是一种进行个性探索的科学。这就意味着,传播活动中意义构建的个体性与精神性,应当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基本视野。但是,主流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却将重心置于外在客观性,根本上不理解个体性与精神性的人文价值与学科意义,正在使传播学日益偏离文化科学的轨道。在此语境中,解构主义传播学方法论再次凸现了它的价值,它对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的关注有助于弥补经验主义研究范式片面倚重外在客观性的缺陷,使意义的个体性与精神性融进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视野和理论品格中,从而使传播学真正成为一门进行个性探索的文化科学、一门人的科学。

(三)尊重“他者”的存在和意义,建设包容多元化体验的传播情境

解构主义是一种破除一切中心话语的态度,它要瓦解一切的主宰姿态,还原多元化。德里达认为,支配着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建构了一种非常有害的价值等级体系,在那里,"没有对立双方的和平共处,而只有一种暴力的等级制度。其中,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等等)统治着另一方,占据着支配地位"[1]56。这种二元对立构成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等级制和暴戾统治的理论基础。换句话说,由于没有能力尊重他者的存在和意义,整个哲学传统在意义深处与同一的压迫和集权主义沆瀣一气。解构主义则体现出非凡的气度,因为它是根据他者面孔的绝对先在性而得到把握的。解构主义看重的是差异与多元,而非矛盾与对立,中心主义在解构主义看来只能导致自我毁灭。因为在解构主义的视域中,差异是无止境的;意义零乱、松散,没有中心本源并且拒绝形成任何新的中心;踪迹只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而没有终极的意义;替补更是存在不完善的证明,那些貌似不容置疑的先验假定前提、基本概念和绝对真理其实都是空虚软弱、站不住脚的。因此,通过森严的等级结构以一种颇有秩序的方式走向明晰的意义去把握真实就是不可能的,只能人为地造成某种压迫情境。解构主义的目标就是要介入,瓦解人为的等级结构,消解虚假设定的中心,对不能被还原之物说"是",从而修复正义。以解构的视角观察当前人类的传播活动,我们会发现其中也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二元对立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凸显了某种中心、霸权。最突出的便是男性／女性、西方／东方、大众传媒／受众视角的二元对立,其中隐含着男性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大众传媒中心主义的霸权,对处于他者地位的女性、东方、受众造成了压抑。传播的目的是促进意义在人群中的交流与沟通,而在现实的传播情境中这种交流与沟通却由于没有正确地对待他者而畸变为某种压迫与暴力。霸权挤压差异,传播因此成为非正义的。同时大众传播本身也隐含着大众传媒的暴力。信息单向地由大众传媒流向大众,这种单向传播模式赋予了大众传媒霸权地位。虽然近年来随着新媒介的兴起,传统的单向传播模式受到冲击,受众的传播权得到很大程度的修复,但是总体来说,大众传媒仍然占据着大众传播的中心地位,大众仍然是失语的一方。因此,取消传播场域中的二元对立结构,破除种种导致压迫的中心主义,从而营造一个平等、公正、多元的交流情境,就成为亟待解决的传播学课题。因为只有消解二元对立结构、取消"中心"的暴力,才能实现传播的正义。我们的目标是要使尊重差异成为人们在交流过程中的共识,明确"交流是差异的舞蹈任何交流的成就,都是差异的和谐乐章"[10]60,从而使与他者的关系体现出正义;同时,改善人们的媒介近用权,保障人们的传播权利,或者说,保障人们的话语权。在这个角度上我们说,解构主义传播哲学展现了能够包容"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没有压迫的理想的传播交流情境,它可以引领我们去除目前传播领域中存在的种种霸权,推动传播之正义的实现。

四、结语

解构主义传播哲学的无中心、差异化的多维思路开启了一种开放的、无限界的意义观,这样一种对意义的认识论有助于人们跳出传统的思维体系,从更高的、更广的视角观察和思考意义与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生生不息的多样性,使我们了解人类任何时候的差异化都是在共时和历时的横纵轴上发生的,文化就是在延长和被搁置的过程中成为一种无限发展的可能结构。这就可以启发我们破除那种执著于追求一个权威、一种绝对正确的标准、一个答案的单线式思维,在传播活动中尊重与我们相异的他者,还原"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解构主义传播哲学是一种批评立场,它描画出具有高度兼容性的多元化、没有压迫的传播交流图景。只有当包容"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的传播情境真正建立起来了,才能还原人类文化发展的自由。这也意味着,吸取解构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极大地提升传播学的学科品格,使其成为一门解放性学科。

作者：陈旭红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