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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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同样也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在他看来，哲学是由一些属于纯粹思维形式层面的概念、范畴组成，核心特征就是思辨性，而中国虽然也有类似西方哲学的东西，但不是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来自于生活的实践，是靠人的感性直觉所得。无独有偶，2001年9月，访华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亦认为，哲学来源于古希腊，西方哲学的根基是本体论，目的是要穷究逻各斯，中国没有哲学，中国具有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一种文明［2］。不管是利玛窦的逻辑辩证思维，还是黑格尔的抽象思辨性，亦或是德里达的逻各斯主义，都不足以判定中国没有哲学。因为他们的出发点着眼于西方哲学，把哲学界定为科学理性的思辨性，认为只有西方哲学才具有这种抽象的思辨性，中国文化没有这样的思辨性，所以中国没有哲学。这是一种狭隘的认识，潜意识当中就预设了哲学就是指西方哲学，然后以西方哲学的科学思辨性作为评判标准，来判定其他文化思想是不是哲学。我们知道，科学理性是西方哲学的理论重点，其表达形式是科学思辨性。而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道德实践，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理论重点是实践理性，其表达形式是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科学思辨性，如道家、玄学、理学等，但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所在，也没能发展到西方科学理性思辨的那种高度，因此西方学者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思辨性，因而没有哲学。这种评判中国有无哲学的方法，就是以一个特例来判定另外一个特例，毫无科学性可言。因为科学思辨性只是西方哲学的表达形式，它并不适用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思想。所以，科学思辨性不能作为中国有无哲学的评判标准。西方学者之所以会以这种狭隘的眼光来判定中国没有哲学，归根结底是西方崇尚无限自由的核心价值观所致。西方学者认为，当人类超脱了自然阶段而达到思想自由时，即人类进入了纯形式的理性思辨时，哲学也就产生了，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探讨的是人的自然的生命本真性，还没有到达思想的自由阶段，所以中国还没有产生哲学，即中国还没有哲学。从国内来看，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例如陈春文提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还是西方的哲学，还是沿袭古希腊特定的思想方式以及求证方式。”［3］这显然是黑格尔观点的移植，这种观点同样是缺乏理据的，很快遭到了学者们的反驳。

一、中国有哲学论

在国外学者发表中国无哲学论之后，国内学者纷纷加以辩驳，强调中国有哲学。特别是金岳霖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做的审查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历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的问题，有关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马上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问题。中国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对问题本身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讨论的角度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们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哲学学说的合法性问题，即中国有没有哲学学说的问题。一是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即中国哲学学科有没有独立性的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学者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国有哲学学说。对于后一个问题，学者们认为中国哲学学科一开始就依附在西方哲学学科的框架之下，没有自己的学科独立性。下面逐一进行分析。

持中国存在哲学学说的学者们，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进行分析。俞吾金和韩东晖认为，从古到今，哲学的定义太多(本段的“哲学”指“哲学学说”)，而且哲学的定义太精细，太狭隘，导致定义五花八门，所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它们分别从哲学所涉指的领域和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的角度来给哲学下定义，前者认为，“哲学是介于科学、宗教和艺术之间的领域，在不同的文明中，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领域。”［4］后者认为，“哲学是由许多哲学活动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交织而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5］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之间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之处，他们都是哲学大家族的一员。俞吾金和韩东晖的出发点是先给哲学下一个定义，然后再以这个定义作为评判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标准。他们的定义角度基本一致，不是给哲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给哲学下了一个看似极具包容性的定义，所以这两个定义比较趋同。这样看似达到哲学定义的一致性，确定了评判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标准。但是仔细推敲，却并不是这么回事。不管是俞吾金的“哲学领域”说，还是韩东晖的“家族相似”论，这样的定义本身太过模糊，太过宽泛，不能作为判定中国是否存在哲学学说的标准，因为标准本身都不明确，它又何以能区分和判断某个民族或国度是否存在哲学学说呢?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哲学在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中国肯定有哲学;有的甚至认为，中国哲学应拒绝西方哲学，而应保持中国哲学的“原汁原味”，这显然是一种“闭门造车”的做法;而港台新儒家针对“西方哲学中心论”，提出了“中国哲学优化论”。新儒家主要是通过中西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中西哲学的思维方式的比较，盲目地、不恰当地抬高宋明理学的心性修养境界说，把它作为哲学问题讨论的最高点，认为儒学的直觉体悟才是达到哲学最高境界的唯一途径，这显然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气节。不管是提倡保持中国哲学的“原汁原味”，还是信奉“中国哲学优化论”，都是拒绝“西化”的极端形式，不利于中西方展开有效的交流和对话，是不可取的。当然也有部分的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有哲学学说，如德国哲学家施韦策提出了“世界哲学”的概念，认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是“世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世界哲学”这一概念同样也太过宽泛，模糊，不能说明问题。

学者们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自己的学科独立性，这实质上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困境的反思。这些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照搬西方哲学的框架模式来对中国的哲学材料进行任意的裁剪，从而导致了“削足适履”的现象;二是中西哲学概念、命题之间存在的格义现象，从而引起了中西哲学概念、命题甚至思想方面的误解;三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方法的大量引进，并广泛地被应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当中，出现了极大的不适应，同时也遮蔽了中国哲学传统研究方法的功用。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产生这些困境，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讲，我们都知道，学科本来就是从西方引进的，学科规范都是以西方为准，当然哲学学科也不例外。主观方面的原因，就在于学者个人的学术风格问题。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近现代学者，他们大多都有留学西洋的背景，他们开阔的眼见和渊博的知识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往往又过于偏重西方哲学的科学理性，学科架构，导致对中国哲学自身民族特性的忽视，进而丧失了本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神韵，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二、从学说与学科角度分析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在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哲学”一词加以分析，哲学不同于物理学、生物学等名词，物理学和生物学往往指称的是物理学科和生物学科，而哲学虽然也带了一个“学”字，但这个“学”字既可以指代学说，又可以指代学科。因此哲学既可以指称哲学学说，又可指称哲学学科。下面就分别从哲学学说和哲学学科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当哲学指称哲学学说时，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成了中国有无哲学学说的问题。由上文的论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外学者对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争论焦点，主要是针对中国哲学学说方面。他们之间的争论非但没能达成一致，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彼此的出发点、核心价值观及评判标准所致。中外学者的出发点都是要给哲学(这里是指哲学学说)下一个定义，而哲学作为一种学说，具有很明显的独特性和个体性。哲学学说植根于现实世界，来源于现实生活，是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人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也会不同，不同的地域由于不同的文化、信仰及风俗习惯，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也是千差万别，因而就有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老子哲学、孔子哲学的诞生，也有希腊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的产生。我们不能以某一种哲学学说来代表其他的哲学学说，也不能以一个极具宽泛含义的词来总括所有哲学学说。如果这样的话，哲学学说的独特性就会被掩埋，哲学学说的鲜活的生命力也会被扼杀。试图给哲学下定义的做法，从某种程度来讲，是一种整齐划一，从众的思想。哲学学说应保留自己的独特性，个体性，学术界应该以一种宽容和开放的心态对待哲学学说，允许哲学学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中国有自己的哲学学说。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建构的“智慧”说哲学体系充分阐明了中国自古就有自己独特的哲学学说。中国有哲学学说，那么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就成了中国哲学学科有无独立性的问题。同样，在讨论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之前，我们应先探讨一下“学科”一词。“学科”一词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且学科体系结构也是在西方建立起来的。学科与学说不一样，它自从建立之日起，就有一整套比较规范的学科体系，所以它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稳定性不等于恒定性，不变性，尤其对于哲学学科。因为哲学学科一开始就受到地域和文化的影响，由于地域和文化的不同，它们的关注对象和思维方式也不一样，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都会有所不同，不可能像自然学科能趋向一致性。但由于中国哲学学说的零散性和混乱性，这就给中国哲学学科体系的独立性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五四新文化以后，国人纷纷向西方学习，当然，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也不例外。所以在中国学者借鉴西方哲学的学科体系的过程中，便出现了许多的不适应，其中以学科架构和研究方法两方面最为突出。

首先，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于20世纪初，即从经学史、子学史中走出来，迈进现代学科体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可谓是这一转型的奠基之作。胡适反对将中国哲学禁锢于经学体系之下，一味地寻求古代经典的原意，放弃传统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胡适主张建立中国哲学的现代学科体系，再加上他的留学西洋的经历，对西方哲学有比较系统而深入的了解，所以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借鉴西方哲学的框架模式而完成的。胡适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而人生的切要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6］1胡适把中国哲学分为宇宙论、知识论、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学六个门类，这显然是一种西方哲学的分类标准。蔡培元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充分表达了对胡适先生这种做法的理解，他说:“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当然，胡适作为撰写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可谓第一人。所以“依傍西学”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情有可原。但是，胡适完全按西方哲学的分类板块来任意裁剪中国哲学的史料，这一做法确实有欠妥当，甚至可以说危害不小。因为硬性地把中国哲学史料简单化地套进这几个模块，不但没有充分理解中国哲学史料的精髓和神韵，而且有“削足适履”之嫌，从而将失去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对于这一困境，有学者就想重新回到原来“信古”的老路，但是由于当时学科现代化已成不可阻挡之势，所以这条路肯定是行不通的。后来冯友兰提出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一说，断言“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如谓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则即等于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不成东西，中国无哲学”;“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之”;因此，“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7］10冯友兰目的是要通过寻求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来凸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但在形式系统方面，他又与胡适一样，也照搬西方哲学的分类板块把中国哲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和方法论三个部分。他声称:“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7］3这样，中国哲学的内容先要与西方哲学相似才能被纳入哲学的范围，所以，实质系统是在西方的形式系统之内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这样还是没有解决胡适遇到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独尊的大一统局面，所以，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始终贯彻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原则，中国哲学史被认为是对这个原则的展开和证明。这一简单化、片面化和直线化的认识直到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到来，才得到改善，人们又开始以一种多元化的视角来对待中国哲学的研究。但这种多元化的视角与二三十年代的多元化有所不同，此时的哲学史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广阔的视野，努力挖掘中国哲学的传统思想的精髓，凸显中国传统思想的民族特色和现代价值，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学科体系。

其次，研究方法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研究方法往往能决定一部哲学史的组织结构，甚至整个框架。而研究方法又往往由哲学观决定，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中国哲学史学科自建立起就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所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但在运用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当中却出现了很多的不适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采用的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他认为:“哲学史有三个目的:明变、求因、评判，即哲学史的任务就是找出‘线索’，认清原因，进行价值评判。”［6］1－4当然，这种研究方法有利于理清历史上各哲学流派及各个哲学家的思想的渊源及相互关系，并找出背后的原因。但是，实用主义强调“效果”，如果对其把握不好，就很容易走向功利主义，这样就与中国哲学强调源于本心的“善”的价值观念相违背。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哲学研究方法时，不是仅停留在照搬照抄甚至滥用的阶段。随着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的不断发展，不断成熟，我们在引用西方哲学研究方法时，首先要进行甄别，与中国哲学传统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后再进行综合、贯通，努力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实现研究方法上的“综合创新”。

学者们对中国哲学学科建构历程中出现问题的反思，说明了学者们正在为实现中国哲学学科的独立性而努力。在努力实现中国哲学学科独立性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哲学学科，因为哲学学科并不是一整套恒定的规范，他并不像物理学科、化学学科等自然学科，一旦确定了学科体系，则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基本不变。哲学学科属于人文学科，它受到文化、风俗等人文因素的影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都会因地域和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哲学学科体系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体系，哲学学科应该尊重不同地域和文化的特殊性，并且敢于吸纳不同文化的精华，来丰富和完善哲学学科的体系结构。中国哲学学说拥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也有自己的独特性。只有挖掘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独特性，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建构后，中国哲学学科的独立性才能建立，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才能得以显现。

作者：王向清黄玉兰单位：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