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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生理学是中医学对人体生命活动的认识,是在中国古代科学与哲学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理论体系。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医生理学在中国医学史上没有形成独立学科。魏晋以后,中医学逐渐偏向于研究“病理”和临床,其学术特点也由之前的“形气并重”逐渐衍变为“重气化轻形迹”。清末民国时期,在西医学的影响下,中医界积极建立自己的生理学,但终因无法解决脏腑本质和解剖形体的问题而失败。中医学欲求发展,必须明确形体与气化的关系,完善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进而以形体为基础,在中医气化与西医生理之间探寻中西医结合之路。
关键词:中医生理学;内容;特点;渊源
医学属于实践科学,以生命为其研究目的,中医学也不例外。中医学通过解剖了解人体的基本结构之后,并没有沿着“解剖”的路线发展出与其相对应的生理学,而是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方士”的影响下,与古代“天人哲学”相结合,形成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以“气化学说”为学术特点的理论体系。中医学界曾对中医生理学的学科构建作出努力,但最终因无法对解剖形体作出合理解释而失败,以至民国时期,中医界人士也开始怀疑和批判中医“生理学”的合理性。通过了解中医“生理学”的学术沿革,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医学解剖形体与气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建设和完善中医生理学的理论体系。
1中医学术特点的衍变
目前,有关中医学理论起源的问题,大多认为可远溯夏、商、周三代,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初步建立。战国至秦汉,国家完成了统一,“诸子思想”“百家文化”逐渐融并,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黄帝内经》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成书的,后世医家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该书基础上发展建立的。因此,《黄帝内经》一直被看做中医基础理论建立的标志。
1.1中医生理学的内容生理学是研究生物体的功能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1]。《黄帝内经》中有关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内容,多散见于各个篇章,不成系统,但涉及面非常广泛,内容大体包括:①人体生、长、壮、老、已的变化机制,如以“天癸”为中心的男女七八节律;②人体在不同生长时期的生理特点及其机制,如根据气血的盛衰和形体的变化总结出以“十岁”为基数的“好走”“好趋”“好步”“好卧”等生理特点(《灵枢?天年》);③饮食的消化吸收、物质代谢及呼吸机制;④人体气血运行的日节律(营卫的循行)、月节律(气血与月之阴晴圆缺的关系)、季节律(五脏主时规律)及精神活动与形气盛衰的关系、形体与气化的关系等有关人体生理的多方面内容。因此,有人把《黄帝内经》看作中医生理学的古典巨著[2]。虽然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在民国至建国前后作出了尝试,但由于中医界自唐宋以来对解剖形体的忽视,始终没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医生理学理论体系;而中医藏象学和中医基础理论都没有对脏腑实质等形体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均不能取代中医生理学的意义。
1.2中医生理学的理论特点《黄帝内经》有关人体生理学内容的特点为注重“气化”,即人体生命活动是在“气化”作用下完成的。“气化”的结果,通过颜色、气味、功能、形体变化等形式在“形体”上表现出来,重视“形神并重”或“形气并重”。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保留了汉代遗风,在医学上仍有《黄帝内经》的学术特点,只不过对生理基础的态度,已不能与汉代同日而语。首先,人们对形体解剖的认识逐渐淡化;其次,方剂学的发展也导致对医学理论的探讨从生理转向了病理和临床。受各种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及《伤寒杂病论》的广泛流传,宋代以后医家出现了“重病理”和“重气化,轻形迹”的医学观念。《伤寒论》是历代医家推崇的中医临床著作,其重要内容正如恽铁樵所说:“《伤寒论》第一重要之处为六经,第一难解之处亦为六经。”可以说“六经”是打开《伤寒论》理、法、方、药一体性的钥匙。晋唐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多从运气、病理、方法论等角度立论,从人体生理学角度解读六经的少之又少。试看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一书所参考的书籍———《素问》《九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所研讨的内容———五运脏腑、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等,可以推知张仲景掌握的医学内容涉及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及诊疗等多方面;而其所讲的六经,不会限于多数医家所认为的诸如经络、六气甚或辨证方法等。如果站在人体生理的角度看六经,可以说三阴三阳理论是在“形体”与“气化”基础上,对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即“藏象系统是由五脏结构性器官按六经脏腑经络三级阴阳规律组成,内合脏腑,外应五行阴阳,六气标本是其属性”[3]。宋代以后中医学的变革,除了唐代方书盛行引发“不重辨证”的时代影响以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宋儒的发展和理学的兴起。宋明理学对中医生理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就是“命门学说”。以儒家为中心,旁采佛、道两家融会而成的宋明理学,针对宇宙的本原问题,产生了“理”与“气”的争论;而“命门学说”即是明代医家对生命“本原”或“原始主宰”思考的结果。但是与理学家一样,主张“命门为人身之大主”的医家都是在“有形世界”纠缠,一直没有进入“无形之道”的境界。因此,由《黄帝内经》建立起的中医生理系统,并没有因为“命门学说”有所动摇。此外,北宋张元素的《医学启源》,把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以五脏为单位划为五大系统,开启了后世部分医家著书立说的基本模式。近现代“中医藏象学”“中医基础理论”及部分医家的“中医生理学”等教科书,大都为此模式。但张元素并非首创,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可以看作该模式的雏形。严格说来,这种模式是以“气化”为中心的中医“解剖学”,仍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中医生理学系统,并且忽略了脏腑实质和解剖形体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等问题。其他如李杲的“脾胃论”、朱震亨的“相火论”及其他医家对脾肾关系的论说等,基本都属于对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某个部分或个别单位的功能的发挥。综上所述,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其学术特点也因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差异而有所衍变。中医生理学作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包含了“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对生命的全过程及生命活动的具体机制都有详细的描述,但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唐宋以后,众医家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充实了中医生理学的内容,但对“形体”认识的不足,影响了后世对中医理论的准确理解。直到今天,中医的“形体”仍是阻碍中医学发展的首要问题。
2中医“生理学”的渊源
清代考据之学的兴起,影响了医学界对经典的回顾[4]。部分医家并不满足于仅对理论进行解读,更在日常生活中认真体察阴阳的变化,感悟医学的真谛,对人体的生理基础进行深入思考。明代肖京在《轩岐救正论》中总结了中医学“气化”特点。清代以张志聪为代表的“钱塘医派”,不仅发展了中医学的“气化论”,同时对阴阳的变化、气血的生成与运行之道、经络对“形体”与“气化”的沟通等生理基础性问题均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此后陈修园、唐宗海等多尊崇该学派的“气化”思想。另外,乾隆年间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的前半部分,也可视为以“气化为中心”的生理学内容。此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影响了中医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反思。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西医“生理学”书籍由日本传入中国,更加促进了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
2.1生理学的概念“生理”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但并不具备医学意义。医学上的“生理”在光绪年间已经出现,如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1896年)载有“生理门”,严复在1898年题为“西学门径功用”的演讲中提到“生理之学”,1907年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编著的人体生理学著作《生理学课本》。该时期“生理学”实由日本传入,“斋田氏、高桥氏之《生理学》流传坊肆”。在此之前,“欧美新说东渐,通行之生理学为全体新论、全体阐微、全体通考等”[5]。此后,“生理学”作为学科名称逐渐在中国医学界确立,中医界相关著作也相继问世。西医入华之前,中医学界多用“医理”“理”“道”“医道”等概念来概括包括养生、生理、病理、诊疗、处方、用药等有关人体生命活动的全部内容,与现代医学生理学意义相近的名词是“内景”,但其内容主要介绍各脏器的位置、不同部位的名称及饮食的代谢过程,是人体生理的小部分内容。实际上,中医学对中医生理学的认识,受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影响。
2.2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医生理学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秦汉是诸子思想相互融合与各家学说逐渐统一的时期,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在此背景下日渐完善,《黄帝内经》是其代表作。中国文化向来被认为源于“伏羲画卦”,至黄帝时期进入“初期集成”,中国原始科学文化也在此时建立。尧舜时期,不仅继承了早期的“科学”,同时发展了“人文”,大家所熟知的“天人合一”观念,便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产物,并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熟[6]。因此,属于实践科学范畴的中医学,具备人文哲学属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医学属于生命科学,从考古发现和现有资料记载来看,在其理论建立之初,已经对形体解剖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7];而中医学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解剖学”,除了中医学对“形体”的认识与现代医学不同之外,与其带有人文特点的“气化”思想有关,这并不代表中医学轻视“解剖”。后世医家对“形体”的冷漠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医学的理论包含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而气化理论则与形体解剖并列存在,而非形体的附庸。因此,“形气并重”成为秦汉之前中医学最大的理论特点,这也是中医生理学的重要内容。该时期中医生理学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养生修炼和临床诊疗作理论指导,与后世医界只重临床有很大差别。清末汇通医家,都“主张以中医理论为本位参合中西医学,达到形理或形气兼备的理想目标”[8]。这与中医生理学“形气并重”的特点不无关系。建国以后,伴随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中西医基础理论,即中西医生理学的结合成为中西医结合的基础目标[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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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如青,黄瑛.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生理补正[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8.
[9]陈孟勤.评《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J].中西医结合杂志,1991,11(11):689.
作者:牟德海,朱立鸣,陆建武,葛政 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