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道路问题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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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上，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以“马克思的批评性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题呈现了自己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哲学思考。就如何从哲学上看待和理解现代化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王志强对仰海峰教授进行了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代化一方面是一个工业化的物质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人类知识体系和观念体系改变的精神过程。您怎么看待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思考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问题？
仰海峰：坚持中国特色，是我们党一直坚持的理念，这一理念在政治层面的意义阐释较多，其哲学意蕴讨论得还不够充分，特别是世界历史与全球化时代，当西方文明一度以压倒性优势席卷全球时，坚持中国特色显得尤为重要，对其哲学意义的讨论，也就更能让我们有着更为自觉的理论自识与理论自信。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发言中提到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就是按照英国的模式去发展，但受到了德国哲学家们的理论批判，您可以具体谈谈这种哲学批判的脉络吗？
仰海峰：德国的哲学家都非常强调德国的独特性，比如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面对拿破仑入侵后带来的德国崩溃，强调德国不能失去自我，德国人的解救之道就是形成一个全新的自我，德意志人应该形成一个新的时期，成为其他民族的先驱与典范。到黑格尔那里，其哲学就是在面对英国、法国哲学的基础上批判性的创造物。其实，从康德到黑格尔，他们骨子里都把英国那种理性看作是知性，根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理性层面，这一理性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绝对观念。《精神现象学》的前三章，是对英国的经验论与法国的唯理论的批判，到第四章从自我意识开始的关于理性的讨论，是德国哲学的本土建构。笛卡尔讨论过自我意识，但这种自我意识是从个人出发的，更多强调的是个体意识的自识并以之面对外部世界。黑格尔讲的自我意识指向的是人与人之间内在关系的建构中形成的意识，这是交互主体的意识，这正是哈贝马斯后来讲的交互主体性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同样受到了启发。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对待资本主义文明的态度其实就是对待现代性文明的态度，您怎么看待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哲学批判？
仰海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持一种辩证批判式的态度：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现代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意义，反对浪漫主义的怀旧观念；另一方面，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更高标准，提出在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扬弃资本主义社会，这构成了他的批判式现代化理论的内核。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回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您觉得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中展开了自身的特殊性？
仰海峰：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在探讨中华民族的出路，这种探索开始是以中体西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1900年代左右，中国开始从世界图景和文明层面去重新思考自己的发展道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西方社会的发展现状呈现出一种两难的困局，梁启超先生在《欧游心影录》中描述法国大革命以后百余年欧洲的技术和社会变化太过迅猛，导致社会适应上的措手不及：“聚了无数素不相识的人在一个市场或一个工厂内共同生活，除了物质的利益关系外，绝无情感之可言，此其一。大多数人无恒产，恃工为活，生活拮据，飘摇无着，好像枯蓬断梗，此其二。社会情形太复杂，应接不暇，到处受刺，神经疲劳，此其三。劳作完了想去耍乐，耍乐未完又要劳作，昼夜忙碌，无休养之余裕，此其四。欲望日日加高，百物日日加贵，生活日日加难，竞争日日加烈，此其五。”所以当国人想以自由资本主义的文化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时，西方实际上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新的阶段了，这个阶段用列宁的说法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个阶段暴露出西方文明内部难以解决的问题。当时的中国，需要一种既能解决中国问题，又能反思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新哲学与新文化，只有这种新文化，才可能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建构提供理论支撑。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的条件，也是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历史语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从哲学上推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研究？
仰海峰：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中国特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四个不同阶段的意义，但如何从学理的层面而不是宣传的层面去讨论这一问题，这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难题，这也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原因。如果考虑到佛教从传入中国到成为中国哲学的内在构成部分所经历的过程，就更能理解这一过程的艰难。如果比较这一过程，并面对中国10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我认为有几个方面的问题是需要面对的。
第一，关于“中国特色”的独特性与开放性理解问题。强调中国特色这是我们自觉回归本土的理性前提，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中，我们才能去真实地面对中国。但也需要意识到，在世界历史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可能离开这一进程，中国与世界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体，我们只有在世界视野中才能理解中国，也只有真正地抓住了中国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
第二，要做到上述第一点，我们需要意识到，目前我们在面对中国与世界时，存在着三种话语体系：传统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者之间的对话与沟通仍然是我们在做好专业研究的同时，必须去面对的问题。这种对话与沟通，一方面要理解我们所运用的理论逻辑与话语体系的历史情境，另一方面要去发现渗透在这些话语背后的思想型，以便能够从思想型的高度去实现不同理论逻辑与话语体系的沟通。
13第三，形成本土学术的逻辑自觉。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近代以来，由于我们的学术受到西方的引领，这很容易导致一种情况：当一位学者研究了西方某一大家的思想时，就易以之作为评价学术的标准，并对他人的成果视而不见。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在“无”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学术时，中国的学术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积累，没有这种积累，就不可能真实地推动学术发展。按照我的理解，保持一种开放的视野，去理解和研究最新的思潮，是为了更好地反思我们已有的研究，从而在已有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并学会提出自己的概念，这可能是当前本土学术话语建构中需要自觉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