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中的货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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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货币是价值和财富的体现，是社会财富的集成。货币是交换的媒介，也是商品流通的媒介。货币对社会产生了双重影响：促进人的社会化；推动社会的互动；促成社会的分化；但对货币的过度追求也会引发道德危机；甚至产生货币拜物教。
关键词：货币社会双重影响货币拜物教
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当今的社会也是货币社会。货币充斥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货币是价值和财富的抽象代表，是社会财富的集成。货币是交换的媒介，也是商品流通的媒介。货币的使命是要在流通中充当流通车轮；充当周而复始地进行流通的永动机。外国一学者将货币比作为“风轮”。“风轮”既可以推动社会的前进，又可以碾破社会的道路。货币对社会产生了双重影响。
货币促进人的社会化
人具有社会性，在漫漫的成长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学习社会技能，掌握社会规范，明确社会目标，扮演社会角色，承担社会义务，逐渐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当然，每个人的社会化程度还是有高低之别。有的人社会化程度很低，他不能将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的行为规范很好地内化于自身之中，不能自觉遵循社会的行为准则，不能清楚地进行自我的角色定位。
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需要使用交流的媒介。常用的交流媒介是语言和货币。通过语言，人们可以与他人互通信息，可以与他人产生互动。语言可以促进人精神层面的社会化。通过货币，人们可以互相交换，互通有无，以满足自身的多种需要。货币可以促进人物质生活层面的社会化。物质生活层面的社会化往往是精神层面的社会化的基础。也就是说，物质层面的社会化要有物质基础，精神层面的社会化有时也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比如人们在利用某种文化资源时需交纳一定的费用，这都有赖于货币。居家生活同样也离不开货币。所以，“货币是人走进人类社会大院的门票”。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观点，人的社会化分为三个阶段：“初社会化”、“续社会化”和“复社会化”。在每一个阶段，人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和巨大的代价，其间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货币，并且不仅仅就是本土货币，有的还需使用国际货币。
货币的使用使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因为货币可以购买别人的劳动成果，可以取代自己应尽的义务。这样，人就可以从义务加在他身上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他只须缴纳一定的钱税。这为个性的发展留下了自由的空间，为人更好地社会化准备了条件。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一般购买力，所以任何东西都可以购买，任何东西都可以转化为货币。等价物促进了平等。平等和自由是人社会化的条件，如同飞鸟的两翼。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平等、自由的伴生物的货币又间接地成为社会化条件的条件。货币扩大了人的自由化。人的生活空间得到了扩展，因之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也得到了拓展，这样更有利于提高人的社会化程度和范围。
货币推动社会的互动
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支配个人，个人也会对社会进行选择。这种支配或选择会促成人的地域的流动。一个人拥有的金钱量和他们的活动范围是成正比例的。拥有金钱量的多少决定一个人能够流动的频率。人口流动的动力来自于实现货币增值的机会。
现代社会由于科技发展而成为一种动态的、不定型的、不稳定的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社会流动性很大。有活力的、敢闯敢干的人会流向发展机遇多的，收入会增多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较好的地方。随着地域的变迁，职业的变动，人会归属于不同的团体，可以结识更多的人。社会交往关系受到一定的影响。其间巨大的动力来自于货币。所以，货币是社会互动的引擎。
社会互动种类繁多，有直接式的社会互动和间接式的社会互动，有合作式的社会互动和竞争式的社会互动，有冲突式的社会互动和双赢式的社会互动，有交换式的社会互动和纯粹掠夺式的社会互动。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社会互动，都可以带来资源的流动和资金的转换，都能导致社会财富的增加。姑且拿交换式的社会互动为例。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互动方式。由于生产的分工，每个人所生产的产品只能满足自己一部分需要，满足其他的需要就靠交换。
在刚分工的时候，人们的交换力极不灵敏。随着分工的不断精细化，交换式互动更加频繁。交换的内容更加丰富，不再仅限于物质的层面，精神层面的东西也会处于交换内容之列。“邻居们交换恩惠；儿童们交换玩具；同事们交换帮助；熟人们交换礼貌；政治家们交换让步；讨论者交换观点；家庭主妇们交换烹饪窍门。”这段话所列举的交换活动有两种：一是物质交换，有具体事物参与其中；一种是精神交换，无具体的事物，但交换的背后隐含着一种计量的尺度，那就是货币。
在社会交换和互动中，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它充当了人际关系的粘合剂和计量尺度。借助于货币，一切参与市场交换的东西都可以按照货币的形式加以计算。在货币面前，一切抽象的和具体的，一切劳动的和非劳动的物品都转化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转化为可以计算的抽象的数字。这样，货币作为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失了，这对社会的互动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货币促成社会的分化
在社会互动中，慢慢出现了分化现象。分化的源起也有货币的因素。分化的依据是货币的拥有量。根据货币拥有的多少，社会人可被划分成两大阶层：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
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分类标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主张社会分层要按照财富、地位和权力三个标准。主张财富作为第一分层标准的还有美国社会学家沃纳、威廉•劳埃德等。货币的拥有量可以决定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可以成为人们归属不同社会阶层的依据，所以，在现代社会，有些人为了追求优越的生活条件，挤身富人行列，采用种种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犯罪的手段去获取更大的个人利益，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各个不同的阶层在获取货币的过程和方式也不同。货币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中的分布和占有也有异。
内容摘要：我国前些年通过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于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上的“软着陆”：即不必以经济的大幅度下滑来纠正经济连年超高增长的结构失衡和通货膨胀。而在西方经济学中则有一条铁律：只有扩张性政策才有可能推动经济的增长。因此，有人得出结论说：西方经济学不适合中国国情。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走势，有人认为过热，有人则认为是一轮黄金增长周期的开始。反思软着陆时期我国的货币政策及其效果，有助于央行针对当前的宏观经济走势，执行合理的货币政策。
关键词：货币政策扩张紧缩
西方经济学的中国悖论
从1993年开始，我国经济出现高增长—高通胀并行，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采用了被称之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并且成功地于1996年实现了“软着陆”：即不必以经济的大幅度下滑来纠正经济连年超高速增长的结构失衡和通货膨胀。紧缩的货币政策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适度增长，同时还降低了通货膨胀率，被称为“中国的奇迹”。而在西方经济学中，无论是IS-LM模型，还是AD-AS模型，缺少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的。我国1993年至1998年间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具有浓郁的紧缩意味，有学者得出西方经济学不适合中国的结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
我国货币政策的深层次分析
表1列出了从1992年至2002年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从中不难看出，我国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紧缩政策。所谓“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从来都是“适度从松”，即使从年增长率上来讲，也有1/4的年份中，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是较上年递增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会把所实施的货币政策称之为紧缩的呢？笔者认为：这是人们把政策的方向与力度混淆在一起造成的结果。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时期的货币政策在方向上都是扩张性的，所不同的只是扩张的力度问题。正由于这样，我国已经在其货币政策中默认了扩张这个大前提，在此前提下，才有扩张力度的“适度从紧”。具体说来，1992年以后，全国经济出现过热，因此，中央政府有意适当降低经济的增长率，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现实经济增长率还低于潜在增长率（对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有学者估算大致在8%~10%之间），因此我国事实上没有必要实施严格的紧缩政策。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样的概念，但实际上实施的却是“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简言之，单纯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决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增长。
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扩张与紧缩有两种划分方式。一种是绝对量意义上的扩张与紧缩，是方向性的。另一种划分方式则是相对量意义上的扩张与紧缩，也就是比较各年增长率的变化，如果当年的增长率较去年的增长率低，就称之为紧缩，反之则称为扩张，这也是我国所采用的说法。但就习惯上，西方经济学所说的紧缩与扩张都是指绝对量意义上的，而且这种提法也很符合近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和货币总量上都呈现一个增长的走势。还有，我们在提到GDP或是其它经济指标的时候，通常都是将当年的数值与上年度的数值进行比较，而不是将增长率的变化值当作是增长或是下降的标准。由此，我国的货币政策给人的印象是：始终缺乏方向感，明明一直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却被冠以“适度从紧”，而近些年更是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何谓积极，其含义很不明朗。笔者认为，可以模仿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划分模式，将货币政策首先划分为扩张性的和紧缩性的，然后再按照一定的区间，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划分为温和的（一位数的年增长率）、高速的（二位数的年增长率）和超级的（三位数的年增长率）。
结合我国国情的模型说明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经济在基本达到或接近达到充分就业的基础上运行，因此，经济增长率较低。而对我国而言，经济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当中，这一转轨过程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是相当巨大的，此外，我国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失业人口，现实经济增长率还明显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