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对发展经济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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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利于扩大内需；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利于生产要素组合的优化；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利于增加就业等进行讲述，包括了粗放型发展道路通常称为外延型增长、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逐步演进、优化升级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从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扩大内需、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增加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等方面来论证服务业对于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服务业经济发展作用

200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40.3%，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31.3%，就业人数比2000年提高了3.8%，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我国服务业产值目前离发达国家70%～80%的比重相距甚远，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07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已经明确指出：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实现综合国力整体跃升的有效途径。本文拟就服务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谈一点看法。

一、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利于扩大内需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0—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4.3%，仅次于美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可否认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与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数据接踵而至的是，2007年以来，我国出口需求的拉动力继续提高，但过度依赖进出口贸易，将使国民经济面临国内国际市场双重需求的波动以及政治、安全等因素的影响而潜伏较大的风险，当前的流动性过剩难题就是这一问题引发而来的“疑难杂症”，同时出口量过大又会增加贸易摩擦、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消费需求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最积极、最有效、最不易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要从这一“陷阱”中顺利脱身，必须继续着力扭转内需不足的局面。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工业、通信业发展面临的环境日趋严峻，由2007年在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动荡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还在扩大，世界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已成必然趋势，我国工业发展的外部需求继续减弱。在国内，近年来部分行业快速扩张的生产能力与当前需求不足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结构调整、节能减排任务更加艰巨，以及部分企业已经出现的效益下滑将对我国工业、通信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扩大内需就成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最有效手段。

然而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造成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不断缩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持续下降，从1992年的72.5%下降到2005年的55%；其中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1992年的55.1%下降到2005年的40.3%。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仅为37.8%，离美国近年私人消费对GDP60%以上的贡献率差距甚远。促进消费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居民的消费总量。除了完善城乡收入分配政策、改善消费环境并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外，扩大内需的主要思路在于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广大农村市场。我国有7亿多人生活在农村，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却只相当于城市人口的1/3。资料显示，我国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就可以给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农村人口对任何家电产品的需求多增1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238万台（件）的消费需求。2007年上半年农民每百元收入带来的消费增量是79.9元，比2000年提高30.6元，仍比城市居民收入增幅要小得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利用现代服务业特有的提供信息服务的功能能够为农业打破长期以来的信息渠道获得方式单一且不充分的现状，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移，为农民增产增收开辟良好的渠道。在构建和完善包括生产销售、科技、信息、金融和生活服务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中，为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指出了一条捷径，有利于提升农民的消费需求，为内需的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利于生产要素组合的优化

粗放型发展道路通常称为外延型增长，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片面追求社会生产总量的增长，突出产值的增长速度；在经济发展的手段上，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扩张，增加人财物的投入；在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主要依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扩大投资规模；在经济发展的表现状态上，表现为经济周期性波动地增长。

从各国经济发展史来看，任何国家都经历过粗放型经济发展阶段。在我国解放初期，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以大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就初步建立起了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实现了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给人民大众以一定的生活保障，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再也不能认为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我国仍然能以同样的发展方式获得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粗放型增长方式过度消耗资源能源，还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我国每年因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元。现有的约束决定了我们只能遵循新的思路，走出一条高效集约、要素组合优势充分发挥、可持续发展的新路。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相对应，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强调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的效率和效益，充分利用现有基础，着重于更新、改造和挖潜，表现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1979—200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4%，但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却一直低于0.02%，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要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依靠目前我国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程度和管理创新的现状是无法达到的。而现代服务业以其“黏合剂”功能则可以极大地促进生产要素组合的优化，减少生产发展和资源环境的摩擦成本，集中体现现代服务业精髓的生产者服务部门的作用逐渐凸现。在服务业中，生产者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亚产业”（sub-industry）集群。在理论内涵上，生产者服务是指作为其他产品或服务生产的中间投入的服务，即市场化的非最终消费服务，这一投入不断出现在生产的各个阶段。如果服务能够像一般商品那样被区分为资本品和消费品的话，那么生产者服务无疑对应着作为资本品的服务。在外延上，生产者服务是指相关的具体产业（产品）与贸易，它最终物化在为最后使用与出口而提供的商品与服务之中。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分工与专业化逐渐深化。在这一趋势下，经济效率越来越取决于在不同生产活动之间建立起来的互相联系，而不仅仅取决于生产活动本身的生产率状况。生产者服务业是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商品生产部门的“飞轮”。很明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生产者服务业构成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渠道。在生产过程中，它们为劳动与物质资本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并改进了商品与其他服务的质量。通过生产者服务业这一途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不断积累，其日益专业化与迂回生产表现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经济。因此，生产者服务并没有取代制造业而损害经济的增长，它们只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种补充，其效率在于其作为中间投入所发挥的微观积极作用和宏观经济影响，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等生产要素组合的优化推动产业集聚、工业化和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投入产出表明，各主要服务行业作为对农业和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占全部产值的百分比都提高了。其中金融服务、商业性服务等生产者服务所占比例提高最为迅速。由此可以看到，以生产者服务为标志的外部化的服务是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的最重要力量源泉之一，能够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潜力和专业化优势，从而促进资源能源的节约和效率的提高。

三、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利于增加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只有实现了就业权利，其他经济社会权利才有了前提和基础。为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就业机会，是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前提，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仅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需要服务业强有力的支撑，在增加城镇就业上，服务业也大有可为。总理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要继续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花大力气增加就业岗位。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格局不会有根本改变，结构性短缺矛盾日益突出。充分就业也是激活消费、启动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就业率是不计入农村劳动力的，即使这样，2002—2005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4.0%、4.3%和4.2%。2005年虽然和2004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持平，但与当年10.2%的经济高增长率相比较，其对就业的增长效应相对微弱。而若计入农村大量剩余而又未被即时转移的劳动力，和城镇大量存在的隐性失业，这个数据应该更高。2005年与1978年相比，服务业就业人数从4890万人增加到23771万人，新吸纳就业人数18881万人，占非农产业全部新增就业人数的62.89%。数据表明，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在改革开放20多年中总体趋于下降，但在1990年以后，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已经远远超过第二产业，在各个时间段都比第二产业高。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加速发展时期，“九五”期间服务业吸纳了全社会新增就业人员的85%，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主要转移到服务业。研究表明，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每100万元投资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重工业是400个，轻工业是700个，而服务业多达1000个，足以表明大力发展服务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通衢。如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劳动力在服务业就业的人数只占总数的50%，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达到了80%。就业的充分对保持美国国内消费的持续增长起到重要作用，而就业的充分正是通过服务业的强大吸纳能力得以实现。如房地产业，对于改善居民的生存条件、资产保值增值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关人民的福祉、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进步。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房地产业消费潜力巨大，产业关联度高而无技术障碍，可以带动建筑建材等相关几十个行业的发展，能够吸纳相当多的就业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性十分明显。据预测，在我国当前情况下，住宅建设若增加10%，可望带动国民生产总值增加1%，住宅行业每吸纳100人就业，可带动相关行业200人就业。完全有理由预见，今后服务业将继续发挥其容纳就业的巨大作用，提升我国的就业率，调整我国的就业结构，为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蓄水池提供有效的疏导空间。

四、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逐步演进、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因素，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体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重要标志。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是要素投入的增长，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标志，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产业结构升级集中体现在投入的生产要素密集度的变化上。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非熟练劳动力被视为外生性生产要素，物质资本、科学技术以及制度等被看作内生性要素。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路径表现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向以技术知识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显然这种演进过程主要受到内生性要素积累状况的约束。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加速对结构升级产生重要影响的内生性要素的积累。

以我国的发展趋势和潜力，实现经济总量增长和翻番不难，难在增长的质量和结构上。要调整好我国的产业结构，必须认识到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黏合剂”功能，使之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转挡器、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的助推器、经济竞争力提升的牵引力以及经济变革与全球化的催化剂。正如Shelp（1984）指出的，“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砖块，而服务业则是把它们黏合起来的灰泥。”Riddle（1986）也认为，“服务业是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产业……服务业是经济的黏合剂，是便于一切经济交易的产业，是刺激商品生产的推动力。”Riddle还通过构造一个“经济部门相互作用模型”向我们描绘了服务在分工经济中的独特作用：服务不是“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而是位于经济的核心地带。完全可以说，服务业是创新的桥梁，在使用服务业的制造业中尤为明显。

《2007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人均GDP为18980元左右，正处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社会结构转型期，同时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因此，一方面经济发展要求提升服务业的综合实力、拓展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模式，把服务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服务业是现代产业中最具成长力的产业，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依托。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单位产值能耗较小，并可与现代农业和制造业有机融合、协同并进。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不仅可以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费用，而且可以为经济发展找到新的驱动力。据预测，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所占比重就能降低1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则可以降低1个百分点。因此，必须改变地方政府“重工业、轻服务业”的传统思路，加快发展服务业，就可以提高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拉长第三产业这条“短腿”，从而使三次产业比例趋于协调，结构更为合理，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五、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利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向内需主导型转变，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需要对外开放了，而是要在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用更大的力度来开发国内市场，使内需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领航者，以增强抗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里又涉及到服务业发展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问题。

外贸增长方式是指进出口数量增加和效益提高的途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是我国的重大战略方针。服务业发展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直接构成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基于国际服务市场需求的高增长性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产品的高附加价值性，通过服务贸易可赢得更多的国际分工比较利益。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提升货物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的是外生比较优势，即通过生产本国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产品，赢得价格竞争优势；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强调的则是基于要素组合优势的内生竞争优势。例如作为长三角的龙头老大，上海正是以内生性竞争优势为基准、以产业融合发展方针为指导，充分发挥服务业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2007年1—8月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了100亿美元，外贸出口增幅超过40%。该市当前还要重点发展为现代制造业配套的包括服务外包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积极扶持高附加值产品、品牌产品，特别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出口，以努力转变出口增长方式，持续眼下高速增长的态势。这样做不仅提升了上海的城市能级水平，体现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本质要求，而且符合世界产业发展的新潮流，引领了新的产业发展理念及生产组合方式。

总之，为改变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缓慢的现状，必须着力提升服务业的产出质量和水平，充分发挥其在促进提升产业结构、优化要素组合、促进内需增长、扩大就业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中的作用，以国民福祉最大化为终极目标与发展最高准则，才能真正促进经济持续高效地发展。